选举实质上也是个优化配置资源的问题，普选之所以是民粹的游戏，症结在且只在于：自由竞争只能是限定系统内的自由竞争，如系统无限开放，没有具体的范畴与范围，连信息对称都不可能，何有均衡？自由绝非毫无边际的为自由而自由，而是向着均衡的自由，向着在限定系统内最优化配置资源的自由。要超越西方话语体系，当务之急是理论研究在技术上必须返本归源，回归基础研究。
——题记
西方话语体系的漏洞
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2013年第11期刊发题为《走出民主政治研究的困局》的文章，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提出质疑甚至否定。这是非常需要学术勇气的，因为西方民主在国际舆论场已形成话语霸权，不容置疑，充其量也只是所谓“最不坏”的“否定之肯定”。该文对西方民主政治提出了诸多有现实感的质疑及有启发性的批评，如“政客不负责任的承诺”、“不断降低的投票率”，“德性被排挤出政治生活”、“制造对立和分裂”。但西方民主政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种恶果，它陷入了什么困局，如何走出困局，似乎仍需要更深的分析。
西方话语体系包含非常好的要素，典型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概念，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另一点也毫无疑问，那就是：虽然也经西方学人一代接一代的完善，西方话语体系仍存在严重的矛盾甚至明显的漏洞，典型亦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概念，平等、民主和自由的确是人的重要追求，但人并不追求抽象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人性的指向首先在于人比人的优越感，《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一句话点破：“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颇有影响的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曾提出“逃避自由”的论述，也可谓一针见血，绝大多数人确实在逃避自由。被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曾明确写道：“尽管这会产生一种约束力，使他随之失去自由，然而，人们认为，这使大人物变成众人羡慕的客观物件，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取得它，宁可永远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如果肯定人性的指向在于人比人的优越感，整个西方话语体系可能都得推倒重来。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列宁曾评论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普选是民粹的游戏
正因为概念与理念存在明显漏洞，西方民主在工具和操作上也陷入误区。这一点最集中而鲜明地表现在“普选”上，所谓普选，即公民普遍参加国家代表机关的选举，不仅是当前的世界潮流，而且还成了自由民主的标签：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自由民主，只需要看一条，即是否实行了全民普选。但实质上，普选不过是民粹的游戏！这看起来冒天下之大不韪，但道理再简单不过。
可从一个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谈起，时下几乎人手一台手机，随时联络每一位亲朋好友，但查阅通信记录能轻易发现：每个姓名及号码的往来次数大不一样，有的频繁互动，有的偶尔互动;有的稀落互动。决定因素首先是亲情与利益，但存在亲情与利益关系的人也不一定经常互动，原因可能更在于“我”本有限，时间极其有限，精力极其有限，“我”也只能进行极其有限的真诚互动，其次只能一般交往，再次只能应付甚至客套乃至“忽悠”。即便最纯粹的真诚待人者，也不可能做到一视同仁。真诚互动之所以有限，是因为真诚互动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及消耗，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存在交易费用。
这正是普选不靠谱的原因!毫无疑问，选举活动属于交易，是投票人与候选人之间的交易，候选人要获得投票人的认同乃至选票，就需要展示自己的理念及能力，更需要让候选人理解自己的理念及能力，即克服候选人与自己之间存在的认识差距，这就是交易。既然是交易，由于“我”本有限，像别的任何理性交易一样，理性选举也必定有限，只能在一定范畴和范围内进行，绝对不能一窝蜂。如果一窝蜂，投票人或许想理性地投票，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难以对候选人作出认真研究，甚至对候选人的信息也难辨真假，很容易作出非理性投票;候选人或许也理性地拉票，但更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难以对投票人作出细致的解释，而且还必须考虑及应对竞争对手的作为，更容易作出非理性拉票。两相迭加和激荡，一窝蜂的选举几乎不可能理性，而极其可能沦为一场煞是热闹、充满做作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民粹游戏!这并非危言耸听，在以货币作为选票的纯经济市场选举中，屡见不鲜。
为什么“劣币”能够“自由”驱逐“良币”
张三在杏花村开酒店，由于酒好味醇，生意热火朝天，远近闻名，牧童遥指。李四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也到杏花村开酒店，虽没有好酒，也根本不知道弄酒，纯粹是眼红张三大把赚钱。但李四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不仅选定一个交通更加便利的位置，而且把自己的酒店装修得十分排场。张三一开始没在意，认为自己的酒是真家伙，对方都没弄过酒，还想叫板不成?更何况自己在这里经营多年，有稳定的客户。但客流量不客气，马上就有了下降。这正常不过，李四的酒店新开张，多了一重信息干扰。尽管不知道李四的酒怎么样，一部分本地客人肯定要去尝尝鲜，外地客人可能更要一睹为快，因为这里的装修更排场。甚至村口的牧童也受到信息干扰，由于没喝过，不知道哪家的酒更好,不能随便指了。张三还算精明，立即作出调整，也大搞装修。但心里还是有些别扭，觉得这是做表面文章，甚至时不时一声叹息：这世道怎么啦?李四则另一种心态，虽也重视把酒弄得醇正些，但拿手好戏是做表面文章，看到张三也大搞装修，他更在包装上狠下功夫，在村口树起广告牌，标榜“杏花村正宗”，还贿赂牧童一些好处，以至牧童再也不指了，有客人问起，就眼神往广告牌上一飞。张三得知，晕倒……
事情就这样越搅越复杂，一个仿冒做酒的搅得一个真做酒的没法子安心做酒了!原本一个酒的竞争，却导致包装、装修、广告乃至贿赂的竞争。谁是受益者呢?毫无疑问，仿冒做酒的李四!谁是受害者呢?张三当然深受其害，原本有真家伙，现在却不得不随李四起舞，大搞歪门邪道。但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张三，而就是广大消费者，包装、装修和广告是需要成本的，贿赂更是需要银子，资源已发生严重错配，这一切最后都摊给了消费者。甚至整个社会的风气受到毒化，一个个学习李四好榜样，都不务正业了。
政治普选为什么“横行”
可谁能说李四的不是呢?尽管干的是仿冒做酒的勾当，但他并没有强买强卖，而是市场普选出来的王者。但毫无疑问，李四是个不折不扣的投机分子，如没有张三的祖传好酒在先，李四会开酒店吗?不仅不会开酒店，李四甚至都不会到杏花村来。说白了，李四就是张三的寄生虫!有人辩解：李四刺激张三搞装修和广告，带动了服务业，不也是贡献?有人声张：不要恐惧李四，经过一定的时间检验，市场会作出公正的判断，真酒就是真酒，仿冒就是仿冒。这都有一定的道理，如允许相应时长的博弈，真的一定战胜假的，正如有名言提到，最高明的骗子也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但在特定的时间区域，假的完全可能战胜真的。由于现实情势的复杂和残酷，所允许的时长往往极其有限，假的更有可能战胜真的——张三不就被李四“逐”得都睡不好觉了么?
就像当前风靡全球的市场经济是一窝蜂的自由竞争一样，当前风行全球的全民普选也是一窝蜂的自由竞争，其实都是伪自由主义，区别是在于：全民普选大多关于政治，结果难以检验，公说公的好，婆说婆的好。但货币投票的市场选举中，不仅结果容易检验，更重要的是，再选举无时无刻都在进行，不像政治普选多年一遇。拿杏花村开酒店来说，李四大肆投机，一时间“驱逐”张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注目”，信息逐步得到对称，顾客会重新发现真金，通过再选举把形势扳过来，张三重新为王。
选举实质上也是个优化配置资源的问题，普选之所以是民粹的游戏，症结在且只在于：自由竞争只能是限定系统内的自由竞争，如系统无限开放，没有具体的范畴与范围，连信息对称都不可能，何有均衡？自由绝非毫无边际的为自由而自由，而是向着均衡的自由，向着在限定系统内最优化配置资源的自由。
凭什么横蹈沧海
“沧海横蹈，方显英雄本色。”问题是凭什么横蹈沧海，事实已经表明，一般意义上的物议不仅“蹈”不了海，更没法纵“横”，反倒招致更大的非议，甚至贻笑大方。要避免掉入西方的“话语陷阱”，甚至希望实现对西方话语体系的超越，当务之急是理论研究在技术上必须返本归源，回归基础研究，正如刘奇葆同志所呼吁的：“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关键是要加强基础研究，打牢学术根基。没有扎实深入的基础研究作支撑，学术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就难以持久。纵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基础领域的重大发现和突破往往孕育着新的学术变革，不仅能催生新的研究领域、思想观点，而且会极大改变学术的概念范畴、话语系统。”如真的能够返本开新，超越西方话语体系也并非不可能，诚如毛泽东青年时谈到的：“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本文系外交和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注目礼理论体系创建人，主体论证来自运用注目礼理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篇论述《“党制”红旗迎风飘扬——返本归源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普世价值》，以上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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