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大卫.哈维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凡是认真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人，最后总会以写作有关《资本论》的研究著作而告终。哈维自己就是这样的学者。哈维的本行是地理学，可是他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研究兴趣很浓，1982年就出版过《资本的限度》一书，1985年出版《资本的城市化》，2001年再出版《资本的空间》，2006年又出了《资本的限度》新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马克思的《资本论》再一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哈维就是在同年利用网络开设解读马克思《资本论》的公开课，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众多听众(哈维《资本论》公开课的地址为http://davidharvey.org/)。2010年，哈维一下子就出版了两本相关著作，一本是《马克思<资本论>指南》，另一本是《资本之谜与资本主义的危机》。2013年哈维还要在著名的Verso出版公司出版《马克思<资本论>指南》的第二卷。2011年，另外一位学术大家，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出版了他的人生谢幕之作《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故事》，去年8月，霍布斯鲍姆带着他的这本著作去朝见马克思本人了。这使人不由想起，当年的德勒兹在谢世之前，也计划过撰写一本题为《马克思的伟大》的书，谈谈马克思“对这个时代的激愤”以及他不断挑战的勇气，可惜他自杀了。2011年还有一本由文化名人撰写的有关资本主义的名著，这就是特里伊格尔顿的《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此书同年引进国内出版以来，据我所知，在各大高校的青年学子中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哈维、霍布斯鲍姆、伊格尔顿之外，近来致力于重新解读《资本论》的理论大家，还包括我们的弗雷德里克瀠姆逊。2011年，杰姆逊出版了《表征资本/<资本论>：对第一卷的解读》(Representing Capital: A Reading of Volume One)。杰姆逊一向作为文化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的面目出现，此前从未出版过直接处理马克思原典的研究专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杰姆逊这本以政治经济学研究面貌出现的新书，和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伊格尔顿的《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一样，可以说都是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作品。或许更出乎读者意外的是，杰姆逊似乎是把《资本论》第一卷(注：本文省称为《资本论》，不一一注明为第一卷)当做一部侦探小说，或者是一部宏大乐谱来读的。在这本书中，杰姆逊以福尔摩斯式的冷静和敏锐，瓦格纳式的繁复和绵密，出之以缜密、曲折、辩证的行文，往往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发人所未能发，启人所未能启。他不仅对《资本论》的特质做出了一些“惊世骇俗的断言”(scandalous assertions)，而且依托于其对《资本论》的独特阐释和“表征”，对当今的抵抗政治和大众民主的努力方向，做出了严厉而切中肯綮的批评。
那么，在杰姆逊看来，《资本论》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他所自称的“惊世骇俗的断言”又是如何“令人愤慨”的呢?众所周知，《资本论》一般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是非常政治性的。可是在《表征资本/<资本论>》一书的导言部分，杰姆逊开宗明义地断言，《资本论》并不是一本（《共产党宣言》那样的）政治著作；在该书的结语部分，杰姆逊又断言《资本论》并未给出政治结论。那么杰姆逊如此断言的理路和目的何在呢?这就与杰姆逊对“政治”概念的重新界定密切相关。在他看来，要说清楚政治(political)是什么，首先要对政治学(politics)和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做一个区分。政治学旨在政治行动，指向政治实践、政治策略和战略，从此意义上说，马基雅维利、克劳塞维茨、索雷尔、列宁和毛泽东的代表性论述可以归之于政治学；政治理论则总是指向某种宪法的建构，实际上是一种宪政理论。而宪法从其本质上而言，又是一种反对革命，反对变化的政治建构。在政治理论的框架下，内格里(Negri)将制宪力量(constituent power，constituting power)和宪定力量(constituted power)做了明晰的区分，认为前者是一种生成性力量，而后者是一种控制性力量。杰姆逊认为，随着资本的历史性登场，国家不再是一种自律性的实体，它被资本渗透得百孔千疮。在资本的全方位渗透之下，传统的宪政思维以及公民权、代议、民主等宪政概念，只不过是一些现代性的幻像而已。在资本肆虐的时代，自治性的政治理论已不再可能。既然资本使得政治理论不再可能，以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的资本运作规律为宗旨的《资本论》，也就不可能是一本政治理论书籍。杰姆逊断言说：“无论如何，《资本论》第一卷极少鼓励人们去寻求一种更完美的政治体系，更不用说在书中找到这种政治体系的理论化踪迹了：确实，它甚至没有勾勒出任何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图景。”(Jameson,2011, pp.139-141)杰姆逊预料到读者会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建议工人组织起来，“剥夺剥夺者”的段落来证明该书的政治性。对此，杰姆逊解释说，一方面这样的论述在第一卷中非常罕见，也并非重点，另一方面，“工人自组织起来”这一策略，在马克思的时代，不过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常识，谈不上是马克思的创见;至于“剥夺剥夺者”这一号召，确实预言了一种革命性的决裂，但是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并未告诉大家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并未给人们提供任何具体的政治方案和政治策略，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本谈论无产阶级政治的书，不是一本谈论政治行动的书。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说，《资本论》第一卷既不是政治理论著作，也不是政治学著作。
后面我们要说到，杰姆逊不将《资本论》视为政治著作，是有他的深意的。但是将此论断绝对化，完全抹杀《资本论》的政治性，不一定令人信服。杰姆逊自己也承认，《资本论》中的《工作日》这一章的结语部分，对他的前述“惊世骇俗的断言”构成了一种“无法回答的辩驳”。这一部分的《资本论》原文是这样的：“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资本论》第一卷，第349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下同)。这无疑是一种政治号召，是《资本论》的政治性时刻。那么，杰姆逊是如何解释这一与自己的断言完全相悖的政治论述呢?他求助于马克思的后续论述：马克思在紧接下来的《资本论》第四篇中说明，即便通过了这样的国家法律和社会保障，资本依然可以以种种方式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杰姆逊在此虽然承认了工人通过阶级斗争使得有利于自己的国家法律获得通过是一种政治斗争，但由于其政治效用的暂时性，这种政治不过就是一种“工联主义的策略”，而不是一种革命策略。这似乎在说，杰姆逊本人心目中的政治不是改良，而是革命，政治只是革命政治。但是杰姆逊自己在一个补充说明中也承认：“从一种辩证的而非逻辑互斥的方式来说，这两种策略(指改良和革命)既不同，又相同。”(Jameson, 2011, p.51)据此来看，在本书中，杰姆逊的“政治”概念稍欠前后一致的逻辑严密性。相比较而言，法国思想家雅克朗西埃的“政治”概念更加明晰些，逻辑上也更为自洽些：政治(politics)是对治安秩序(police)的不谐和扰动，是异见性的。“政治不是治理共同体的艺术，它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纷争性的形式，对于集合与领导人类群体所依据的那些规则来说，它是个例外。”(朗西埃：《政治的边缘》，上海译文2007，前言 4。)
杰姆逊另一个“惊世骇俗的断言”，是他坚持认为《资本论》也不是一本关于（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的著作。工人阶级的圣经无关劳动?杰姆逊承认，这确实也是一个悖论。对他来说，经典的关于劳动的著作，是像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考察泰勒化现象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这样的书籍。据杰姆逊的考察，《资本论》第一卷几乎不处理劳动问题。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辩证地提出一系列的对立统一范畴：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质和量、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身体和精神、空间和时间等等，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处理的重点的是这一系列对立中的后者。在对资本进行考察时，马克思自己明确地把使用价值加上了括号(bracketing)，对商品的使用价值予以现象学的悬搁。《资本论》处理的核心议题是资本，所以杰姆逊另外一个“惊世骇俗的”提议是，把《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篇，也就是《商品和货币》的部分加上括号。毕竟，商品和货币只是资本的“前史”。在《资本论》中，资本为王，而工人的存在性经验无法被复制，也无法超越资本王国。资本对工人的生活质量也根本不感兴趣，它只对从劳动中榨取以数量计算的剩余价值感兴趣(Jameson, 2011, p.112)。在《工作日》这一章中，马克思提及工厂主以狼一样的贪婪，对剩余劳动进行无限度的压榨，比起西班牙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资本“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象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资本论》第一卷，第306页)。《工作日》一章虽然标题中有“工作”一词，但是杰姆逊认为，这一章并不是关于工作的，而是关于过度工作的不可能性，是关于濒于衰竭的身体。其深层主题并非具体劳动，而是阶级斗争(Jameson, 2011, p.113)。总之，《资本论》第一卷不是一本关于真正的劳动(labor proper)，而是关于以非人的漫长劳动时间为特点的过度劳动（overwork）的著作，当阶级斗争使得统治者不得不立法限制工作日的长度之时，这种过度劳动又会以更为狰狞的面目，也就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沃尔特布洛克（Walter Block）、格里高利曼昆这样的“经济学家”为之辩护的童工的形式合法或者非法地出现。
那么，《资本论》究竟是一部什么书呢？杰姆逊认为，《资本论》关注的不是人，不是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而是一部关于体系(system)，也即资本主义体系的著作(Jameson, 2011, p.53)。从不以人类行动主体而以体系、结构为主要关注点这个意义上讲，《资本论》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而非意识形态研究。从这点来看，也证实了《资本论》的非政治性。《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表征(representation，马克思用的德文原文是Darstellung)。那么，“表征”是什么意思呢?杰姆逊本书的书名Representing Capital就用到了“表征”的动词形式。这个书名不太好翻译，因为这里的Capital可以做多重的理解，首先，Representing Capital可以理解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表征资本的努力，但是Capital本身被杰姆逊做了斜体处理，应该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所以它可以被翻译成《表征<资本论>》、《描述<资本论>》、《阐释<资本论>》等等。但是本书也可以被视为杰姆逊在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刻，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力图表征资本，表征第三期也即晚期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努力。所以本文将其试译为“表征资本/《资本论》：对第一卷的解读》”。杰姆逊将表征理解为“在认知测绘(cognitive mapping)和(就其积极意义而言的)意识形态建构中的一种关键性行动(operation)”，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和意识形态则是表征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在他看来，成熟的理论分析都是对表征的研究，欧美学界近些年对真理、总体性(totality)、实在界等的质询，都离不开对表征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在今天，表征问题正如病毒一样蚕食着所有既存的学科：在文学理论领域，它挑战语言、指涉和表达;在哲学领域，它挑战思想;在经济学领域，金融资本这种不可见实体和衍生债券那种无法被理论化的独异性(singularities)，呼唤着表征;在政治领域，传统的务实的“什么是国家”的问题现在被务虚的、呼唤着表征的“国家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所取代。甚至历史本身也变成了表征问题(Jameson, 2011, pp.4-5)。
杰姆逊认为，资产阶级学者们往往不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总体性，不把这种总体性进行理论化；他们能看到局部的问题，能对资本主义体系和市场内部的危机比如通胀或滞胀、经济增长或经济放缓等，提出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具体对策，但是他们无法把握资本主义机制运行的总体性特点。马克思则正好相反，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系统性(systematicity)视为总体性(Jameson, 2011, p.106)。但是问题随之就来了：没有人曾经看见过这一总体性，作为总体性的资本主义也不是那么明显可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仅从其症候可见。因此，任何表征资本主义，也即建构资本主义模式的努力，总是成败参半的：资本主义的一些特点被突出，而另一些特点被忽略甚或被错误地表征。杰姆逊因而强调，任何表征都是部分表征，每一种可能的表征都是不同和异质的建构或表达模式的结合，它们互相之间还是不可通约的。这种不可通约性正是辩证法存在的理由。唯有辩证法才能协调种种互不相容的思想模式，才不至于让思维堕入马尔库塞所讲的单面性，唯有辩证法才能很好地表征资本主义这一复杂无比的总体性。那么，是不是说既然资本主义无法被(完全)表征，那么资本主义就是一种无以言表的神秘的东西呢?杰姆逊不这么看，他认为，正因为它难以被表征，我们才需要加倍努力去表达这不可表达者;在这方面，马克思是我们杰出的榜样，马克思以其理论勇气和辩证努力，确实成功表征了资本主义(Jameson, 2011, pp.6-7)。
马克思成功表征资本主义，或者说建构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关键，在杰姆逊看来，是马克思发现了“资本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有了这个规律，资本主义体系的其余部分得以清晰可见(Jameson, 2011, p.127)。关于这个规律，马克思本人是这么表述的：“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资本论》第一卷，第742页)。简言之，资本主义一方面激发起高度的生产力，生产出巨大的资本和财富，另一方面却制造出人数不断上升的、日益贫困化的“劳动常备军”，也就是失业人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制造出真正的不幸，财富引发了无以言表的穷困(Jameson, 2011, p.56)。杰姆逊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表征的是一种特殊的恶魔机器(infernal machine)，这种以资本主义之名出现的恶魔机器具有一体两面的辩证特性：其进化与停顿辩证一体，其扩张与机能失灵辩证一体，其发展与崩溃辩证一体(Jameson, 2011, p.142)。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资本主义这台恶魔机器一方面迫使现役劳动军过度工作，精疲力竭，另一方面使得全球性的“被迫闲置”(enforced idleness)的产业后备军也即失业人群的队伍日益壮大。在这个“贫民窟星球”(Planet of Slums, Mike Davis2006年著作名)之上，栖居的不都是诗意的人们，可以说，更多的是因失业等导致的食不果腹、寒不蔽体、受苦受难的人们。在号称资本主义样板国的美利坚，按照其农业部2008年的一个调查，“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吃不饱”。随着此后金融危机的加深，吃不饱饭的美国人可能更多。而在所谓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数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每晚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印度每年饿死或因营养不良致死的人口，由于政府的蓄意隐瞒，具体数字难以知晓。无怪乎论者称其为“饥饿共和国”(参看印度尼赫鲁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乌特萨帕特奈克(Utsa Patnaik)《饥饿共和国及其他》(The Republic of Hunger and Other Essays, 2007)一书)。杰姆逊在书中多次借用阿甘本的“裸命”(naked life)概念来指称那些赤贫无望，任由军阀、非政府组织或“慈善”机构摆布的人们。但是杰姆逊和阿甘本对“裸命”的用法是不太相同的。照杰姆逊来看，阿甘本在《牲人》一书中提出的的“裸命”这一伪生物学概念，由于与集中营相关，更多指涉的是支配性权力(domination)。杰姆逊在使用“裸命”概念时，优先考量的是经济现实。在全球化现实条件下，比起权力支配，由失业所导致的赤贫更为根本和具体。形而上学的概念，比如自然或死亡，则只不过是这种更为基本的现实的意识形态衍生物(Jameson, 2011, p.125)。这也可以视为杰姆逊对阿甘本的委婉批评，毕竟，对于一同生活在这个“贫民窟星球”的庞大的失业和赤贫人口，阿甘本似乎基本上缄口不言。
所以，对杰姆逊来说，《资本论》既不是一部政治书，也不是一部关于真正劳动的书，它是一本关于过度劳动(或极度劳动的不可能性)和失业的书。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将失业问题作为解读《资本论》的关键，不仅具有历史和现实相关性，而且具有重要的当下政治意义。大家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失业问题再次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瞩目焦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给出了种种解释，开列了种种药方。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还授给了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Peter A. Diamond)、戴尔莫特森(Dale T. Mortensen)和塞浦路斯裔、英籍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以表彰他们在所谓“失业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这几位先生在人们看到失业问题的地方，看到的只是岗位空缺，认为更高的失业救济金会拉升失业率、拖长市场搜寻时间。他们认为可以甚至应该通过减少政府社会福利投人，减少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制造就业市场的“饥饿感”，从而降低就业者的就业心理预期的办法，令其填补“垃圾职位”。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余斌指出，这些失业理论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被提出来了，从现实来看，这些理论对于解决失业问题基本上毫无帮助。但是国际资产阶级将诺贝尔奖授予这种不能解决问题的失业经济学，是有其政治意义的。这就是，“这些理论虽然解决不了问题，但足以推卸责任。它们可以把制造失业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金融资本家的贪婪的责任推卸给社会大众。同时，这套理论对于那些不顾高失业率和罢工浪潮，还要强行减少社会福利的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来说，也无疑是雪中送炭的打压社会舆论的最好工具。”(余斌《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第100-106页，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退一步说，即便戴蒙德等人的“失业经济学”有其效用，但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总体性来把握，这些所谓解决之道只是一些局部性、暂时性和挖肉补疮式的改良方案，至多只能迟缓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时间而已。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奉者的杰姆逊则不同，他不怕别人指责他搞“宏大叙事”，不怕别人批评他忽略差异，总是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做一种总体性来把握。他认为，全球资本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运动一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可怖的“创造性毁灭”，造成大量的世界人口被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强权有意排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从而“消失于历史”。这些人既包括所谓“失败国家”的子民，也包括环境灾难的牺牲者;既包括“种族仇恨”牺牲者，还包括巨量的饥民，无论这种饥荒是人为还是自然造成的。传统话语往往把这些人群视为支配性权力(domination)的受害者，是由政治性压迫造成的。但杰姆逊认为，如果把这些人群放到失业的框架下来观照，我们就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得出不同的结论，使得我们的努力方向更加明晰和具体。当今所谓的“抵抗”政治尤其是福柯以来的后现代政治，多依托于对支配权力的分析和批判，而比较忽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的揭示和反抗。杰姆逊认为，这是一个方向性的偏差。在对资本社会进行总体性分析时，杰姆逊坚持以马克思和阿尔都塞的阐释框架，围绕生产方式，也就是“剥削结构”组织起来的生产模式来进行表征分析。支配性权力不过是这种“剥削结构”的次生性结果;它不是“剥削结构”的生产模式，而是“剥削结构”的再生产模式。行文至此，杰姆逊为什么要在当下这个“脱节的”历史时刻，揭示《资本论》不是一本有关政治和劳动的书的原因，就很清楚了：杰姆逊是在呼吁大家像马克思那样，对当今的第三期资本主义进行总体性的分析，首先要从经济上揭示出德里达所开列出的当代资本主义不能解决之十大祸害的结构性根源(巧合的是，德里达也把失业作为资本主义十大祸害之首)。杰姆逊认为对支配性权力的强调更多是出于道德和伦理立场，这种立场可以引发起义和反抗，但不会导致生产模式的转变。强调支配性权力，打出的是“自由”或者“民主”的旗帜，这是一种民主主义的纲领，但是杰姆逊观察到，这种片面强调支配的政治往往非常容易被资产阶级国家所收编。杰姆逊认为，比起民主主义纲领，当下更加需要的，是把失业纳入剥削范畴，强调经济剥削的社会主义纲领(Jameson, pp.150-151)。毕竟，比起经济分析而言，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总是附属性的、第二位的，而当今的大众民主努力往往偏离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结构这一中心议题。杰姆逊相信，可能永远也没有让人满意的政治解决方案或者政治体系，但是可以有更好的经济方案或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F. Jameson, “A New Reading of Capital,” Mediations 25.1, Fall 2010. pp.11-12)。
杰姆逊在本书中对当代左翼政治的另外一个批评是：当代的多数左翼政治运动，不管是已经消歇了的，还是正在风行的，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保守的。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杰姆逊认为，当代左翼政治大多出于对资本主义这台恶魔机器的巨大破坏力的震惊和义愤，是一种应激式的被动反应，所以他们本能地要求选择性地持存过去，回到过去的所谓好日子中去。他们复古，他们怀旧，或者试图“保存更为简朴的过去时代留下来的一些飞地”，或者试图“找回以前时代的人性尺度，以及集体或公社形式”。革命，对当代主流左翼而言，不过是本雅明所讲的防止狂奔的资本主义列车出轨的制动器;革命不是排除故障，让火车继续疾驰，而是紧急刹车。与右翼标榜资本主义的高效和“现代”相反，当代左翼虽然满怀义愤，却瞻前顾后，心存犹疑，对未来缺乏信心，缺乏勾画后资本主义时代之良辰美景的勇气。对此，杰姆逊只好再一次地将老马克思的魂灵召唤出来，他语重心长地说：“事实是，马克思寻求将造反政治与“未来诗学”（poetry of the future）相结合，致力于表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现代，更具创造力。今日左翼‘话语斗争’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恢复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种未来主义（futurism）和振奋性(excitement)。”（Jameson, 2011, pp. 89-90)对杰姆逊来说，呼唤未来主义就是呼唤一种乌托邦的精神，准确来说，是召唤一种乌托邦的冲动(Utopian impulse)。杰姆逊毕生钟情于乌托邦研究，近年来对此更有新的见解。比如，他明确区分了乌托邦模式或方案和乌托邦冲动：乌托邦模式或方案包括经典乌托邦文本的各种提议，以及在革命实践中实现乌托邦的各种历史尝试，乌托邦冲动则是指始终存在的对根本变化和转换的经常是无意识的渴望，这种无意识渴望被象征性地铭写进一切事物之中，从文化到日常生活，到正式的政治活动和目标明确的行动。对杰姆逊来说，只要乌托邦模式或方案进入此时此地的实践，它就会变成一种实际的政治纲领，就不再成其为乌托邦了。所以，重要的是时时保持乌托邦的冲动，保持不断革命的青春活力(F. Jameson, “A New Reading of Capital,” Mediations 25.1, Fall 2010. pp.12-13)。
在《表征资本/<资本论>》一书中，杰姆逊是将《资本论》视为由一系列的谜团、神秘和悖论组成的辩证文本来对待的。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杰姆逊，在本书中驾轻就熟地把握着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律动：矛盾的解决都是以辩证的方式出现的，而矛盾的阶段性解决并不意味着原有悖论或对立中的“陌生性”的消散，在辩证解决的新的“陌生性”中，仍然持存着原有问题的陌生性(Jameson, p.14)。一如松风，又如怒涛，前波平复，后波涌起。《资本论》就是杰姆逊的辩证法实验室，其《资本论》新解是他辩证思维的最好体现。他不仅紧紧把握住《资本论》的辩证神髓，而且以严正而优美的辩证律动行文。无怪乎伊格尔顿对杰姆逊的文字有着高度的评价，以至于当伊格尔顿要享受文学之美时，从放置诗歌或小说的书架上抽出了杰姆逊的理论著作(Eagleton, Terry, Against the Grain. 1986, p.66. London: Verso)。不管是从文字上，还是从思想性上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表征资本/<资本论>》一书是杰姆逊继其《政治无意识》(1981)、《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之后的又一座创作高峰。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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