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是应同志的邀请为纪念伟大领袖120周年而创作的文章。考虑到国内的实际情况，该文发表前对若干字句、论点做了调整。
李民骐(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自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的各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中，不断壮大、不断觉醒，并取得越来越大胜利的过程。这种胜利，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顶点。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现在的大约四十年，是反动和复辟的四十年，是世界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扑的四十年。这种反扑，可能还会持续一个时期。然而，资产阶级的这种反动和复辟，已经造成了新的历史条件，已经为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各劳动阶级的壮大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也就为资产阶级自己的灭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历史条件。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毛主席用其毕生的精力，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今天，当着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即将进入新的高潮的时候，回顾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历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实际认识今天革命斗争的新的规律，尤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号称亚洲最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至此，自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以后，满清王朝与汉族地主阶级苦心经营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在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年的东亚贡赋贸易体系全面瓦解，中国彻底沦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自鸦片战争、中国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来，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始终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经济剩余，启动现代资本积累、实现国家工业化，将中国建设为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
洋务运动失败以后，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近代知识分子对满清王朝彻底绝望，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即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将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暴露无遗。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了改造，一度成为中国各革命与进步阶级的联盟，并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然而，自1927年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就彻底丧失了革命性，堕落为代表城市买办资产阶级与农村地主阶级利益的反革命政党。这个反动的党及其政府和军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腐败无能、丧师失地，致使大片国土沦丧、数以亿计人民被侵略者的铁蹄蹂躏。自那时起，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旧的统治阶级，实际上就已经丧失了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资格。
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为中国革命指引了方向。
自从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以后，沙皇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就每况愈下。在1905-1906年日俄战争以后，沙皇俄国更面临四分五裂并沦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危险。旧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无能将俄国工人阶级推到了历史舞台的最前面。依靠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依靠“土地法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事实上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并取得了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
在德国革命失败以后，苏联就不得不在事实上面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就在事实上由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激进派别演变为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这种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实际历史条件就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一定阶段，在若干的外围或半外围的国家，无论是旧的统治阶级(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还是新兴的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包括买办的和“民族的”)都无力解决充分动员经济剩余进行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问题，因而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并面临分化瓦解的危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全面发动广大的社会底层(农民和城市工人)，彻底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并改造国家机器，并通过国家的强力手段集中经济剩余、实行快速工业化，才能挽救“民族危机”，从而稳定并提高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
在这样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工业化为历史任务的新的国家，在如下的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这样的国家是依靠发动整个的社会底层并彻底推翻旧的统治阶级而建立起来的，因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充分觉醒并起来革命以后的历史产物。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新兴的、革命后的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承认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性愿望及要求，新兴的、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统治集团也必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广大人民群众做出相当的让步，从而为劳动人民提供与一般的外围或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劳动人民相比更加有利的物质和文化发展条件。
这样的历史条件也就决定了二十世纪各社会主义国家所不能不面对的基本矛盾。
三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就是：一方面，这些国家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政治觉醒并起来革命的历史产物，因而这些国家必须承认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性愿望和要求，并且为劳动人民提供最有利的物质和文化发展条件。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因而不得不遵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必须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与外围、半外围以及核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为此就要尽最大力量加速资本积累。
为了达到后一个目的，就必须将劳动人民所生产的经济剩余集中在国家手中。为了进行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还必须要依靠现有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而这些技术和管理人员往往来自于旧的地主和资本家阶级。原来的革命领导集团(“共产党”，其核心成分既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被剥削的劳动农民，而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后者，就其阶级属性来说，属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夺取了政权以后便逐步演变为一个特权官僚集团。这个特权官僚集团与主要是来自旧剥削阶级的技术官僚集团一起，掌握着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管理的权力。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初期，这个新兴统治集团的权力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建立起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后，在社会主义的党和国家以及广大劳动群众之间就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契约。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主要内容就是：一方面，广大劳动群众(包括城市工人阶级以及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的劳动农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大的贡献，确保国家获得最大数量的经济剩余，用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国家保障广大劳动群众的基本需要并保证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基本权利(“铁饭碗”、“鞍钢宪法”);同时，国家保证，劳动群众所贡献的经济剩余将被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而不是被统治集团挥霍掉。为此，就必须严格限制特权官僚集团和技术官僚集团的物质特权。此外，党和国家还保证，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将要逐步取消现有的各种特权(消灭“三大差别”)，并最终实现不仅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而且没有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
正是依靠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新中国完成了基本工业化并在满足劳动人民基本需要(特别是在普及基本教育和卫生方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然而，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赖以维持和发展的前提是，掌握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特权和技术官僚集团自愿限制自身的物质特权并且不滥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然而，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特权和技术官僚集团的物质特权不断增长的情况。“大跃进”的失败进一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上层领导集团正在迅速地腐化堕落，正在失去与广大劳动群众的血肉联系。
面对“党变修、国变色”的严重危险，不得已，毛主席只有依靠其个人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巨大声望以及劳动人民对他的信仰，直接号召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起来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历史的实际进程证明，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革命力量虽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尚未超过反革命力量。在经历了一场世界范围的阶级大搏斗以后，反革命力量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世界资产阶级于是发动了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反攻倒算。
四
正如在一般的资本主义市场上，资本家之间要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一样;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同样进行着经常的、激烈的乃至你死我活的竞争。这种竞争主要采用战争和争夺世界市场的形式，二者又相辅相成。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基本运动规律，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赖以存在的一个主要条件。
然而，这种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来都不是平衡的。自十六世纪以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就形成了核心、半外围和外围三个结构层次。自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后，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这三个结构层次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核心地区包括北美、西欧、澳大利亚(日本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成为核心地区的一部分)，总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半外围包括苏联(原沙皇俄国)、东欧诸国、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中东石油出口国、南非和日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南朝鲜加入半外围，日本上升为核心国家)，总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外围包括亚洲大部分国家、非洲大部分国家和中美洲、加勒比海诸国，总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三个结构层次，一般来说，是稳定的。但是每隔大约四、五十年的时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遭遇一次严重的、持久的危机，也就是世界资本主义长波的下降阶段。在长波的下降阶段，核心国家的利润率会急剧下降。为了恢复利润率，核心国家需要将其原有产业的一部分乃至全部转移到外围或半外围地区。这种产业转移会给一些外围国家提供上升至半外围的机会或者给一些半外围国家提供暂时改善自身地位、缩小与核心国家差距的机会。
比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廉价转让当时一些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这就为苏联在短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机遇。但是，苏联并没有摆脱半外围的地位，从沙皇俄国时代遗留下来的、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并没有完全消除。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广大的亚洲、非洲和美洲进行了长期的、毁灭性的掠夺。到了二十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已经依靠历史上的掠夺在科学研究和核心工业技术方面确立了巨大的优势，并且通过不平等交换和资本输出继续掠夺广大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资源。在不改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运动规律的前提下，仅仅靠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竞赛”，是不可能赶超西方的。
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完成。新一代城市工人阶级要求有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知识分子(即城市小资产阶级)要求向西方的生活水平看齐。由于修正主义集团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一般党员干部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只知道谋取个人升官发财，对于工人和知识分子来说，也就唯有用“物质刺激”的方法勉强维持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在战后二十多年的时间中，美国逐渐将其先进的工业技术转移到西欧和日本，加上这些国家原有的工业基础，西欧、日本的工业技术水平逐渐接近、赶上并在某些领域超过了美国。这样，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面临劳动成本和资源成本迅速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工业技术水平方面又无法同美国、西欧、日本竞争，陷入了严重困境。
在苏联和东欧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即特权官僚集团)看来，这种经济困境，为他们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天赐良机。从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以及国际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要解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经济危机，就必须彻底撕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苏联和东欧确立下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通过私有化剥夺劳动人民的各项社会主义权利，从而大幅度降低劳动力成本，并恢复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五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大规模技术援助，帮助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但是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社会主义中国已经面临着与当时苏联、东欧类似的困境。虽然新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想要在短时间内全面赶超西方则是不现实的。到了七十年代，大规模向美国、西欧、日本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进口技术和机器设备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于是受到了政治上、经济上两方面的限制。政治上，中国必须设法改善与西方帝国主义各国的关系。从后来的实践看，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在客观上破坏了世界外围和半外围反对西方核心国家的统一战线，是对世界资产阶级有利的。经济上，中国必须设法迅速增加出口，成为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国家。后一个问题，是通过中国国内的长期阶级斗争，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式基本上解决了。
1976年10月事变以后，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华国锋集团以及党内的“改革派”共同掌握政权。但是到了1979年，华国锋集团就被改革派一脚踢开。在掌握了政权的改革派中，其中一部分很快演变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成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改派”。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就主要是在改革派内部的斗争(其中包括以陈云为代表的左翼、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右翼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主流实力派)。
资改派首先向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薄弱环节——农村——发起进攻。在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大量农村劳动者流入城市、出卖劳动力为生，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动力。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在经济领域尚有一定的力量。资改派还不敢向工人阶级全面进攻。在整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福利体制基本完整。然而，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迷茫的、无所作为的，许多工人群众丧失了社会主义理想。另一方面，当时国营企业还是中国工业生产的主要力量;而在国营企业内部，工人阶级还受到社会主义福利体制的保护，因而资改派不得不依靠奖金、福利等“物质刺激”的办法来维持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成本上升比较快。这一方面导致了国内市场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导致了严重的贸易逆差。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十分地向往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给他们自己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出国生活和就业、向跨国公司出卖自己的有比较高价值的劳动力、在收入水平方面拉开与工人阶级的差距等)。他们还幻想，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己可以染指政治权力。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为本阶级的政治私利而奔波。
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资改派中的胡耀邦、赵紫阳集团准备听从美国的反动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总策划师、世界无产阶级的公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建议，对国营企业和工人阶级实行“休克疗法”，“一跳过河，实现价格自由化”。那个时候，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领衔人物，一曰吴敬琏，二曰厉以宁。吴氏主张先搞市场化，再搞私有化，故名“吴市场”;厉氏主张先搞私有化，再搞市场化，故名“厉股份”。为此吵吵嚷嚷，喋喋不休。
在政治方面，胡耀邦、赵紫阳集团认为要向自由派知识分子做大的让步，以换取他们对“激进市场化改革”的支持。
与胡耀邦、赵紫阳相比，中国改革派的领袖邓小平在政治上更加老练，手法更加娴熟。邓小平认识到，过早地向工人阶级发起全面进攻，没有胜算，改革派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会丢失政权。另一方面，邓小平看透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本质。他们虽然要价很高，实际上没有多少底牌。只要教训他们一顿，他们就会乖乖地跟在改革派屁股后面，充当向工人阶级进攻的吹鼓手。
至于陈云集团，自从他们追随其他集团反对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起，就已经走上了不归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云集团仍然幻想中国可以走国家资本主导的道路。但是，他们早已经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生活上、思想感情上都失去了联系。所谓“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在1989年前后的政治决战中，邓小平集团首先利用了陈云集团，抛弃了政治上幼稚的胡耀邦、赵紫阳集团，一举打垮了自由派知识分子裹挟一些思想混乱的工人群众发起的进攻。然后，在经过了三年的准备以后，邓小平集团又一举打垮了陈云集团。
在经过了这些政治准备以后，一个由资改派领导，包括资改派、私人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的私有制复辟的联盟就形成了。这个联盟并且得到了国际资产阶级的一致支持。另一方面，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外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羽翼丰满，在中国工业产值中已经占到大多数。国营企业工人阶级完全陷于孤立，政治上又处于迷茫和混乱的状态。
这样，资改派向工人阶级全面进攻的条件就完全具备了。在几年的时间里，大部分国营企业被私有化。剩余的国营企业改称国有企业，实际上也已经改造为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企业。至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的私有制复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已经全面完成。
六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出口工厂的时代到来。自2002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连续十年以9%以上的速度增长，其中200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4.2%。
中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首先是建立在对广大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基础上，其次是得益于出口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对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出口的快速增长)，另外还有赖于对煤炭、石油、铁矿石等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
然而，在经历了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以后，过去曾经有利于中国私有制经济扩张的各个因素都正在走向其反面。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私有制经济所赖以存在、又不断反复制造的各种矛盾(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矛盾)必将全面激化，从而导致中国私有制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原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反私有化斗争，给资改派以极大的震撼。这种斗争，在2009年通钢工人大罢工时达到最高潮，此后相对沉寂下来。在原国有企业工人的斗争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积极分子。这些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经历了社会主义时期和私有制复辟时期，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普遍怀念毛主席、向往社会主义。他们与当地劳动群众往往有着普遍的、密切的联系，在群众中有威信、有号召力，是劳动群众组织和领导的核心。虽然原国有企业工人的斗争目前暂时沉寂了，但是在国有企业工人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先进分子必然在未来的政治大搏斗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国私有制经济的基础是对广大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这种剥削，一方面养肥了中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创造了条件。中国的现代无产阶级队伍(含城镇职工和农民工)从2003年的3亿3000万人增加到现在的4亿9000万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6%)，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从2003年的44%增加到2012年的64%。
中国工人阶级所蒙受的剥削在世界上是最深重的，在劳动过程中要忍受非人的压迫，在政治上是无权的，并经常遭到官吏、警察和黑社会的凌辱。然而，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客观上造成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造成了工人阶级在城市和劳动场所的集中，又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准备了越来越迅捷的交通和通讯手段。中国工人阶级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这种光荣传统，不仅在原国有企业工人(老工人)身上保留下来了，而且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影响到新一代工人阶级(新工人)的斗争。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还得益于世界上各国工人阶级已有的斗争经验和教训。
近年来，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展了频繁的、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可以预期，在未来的一定阶段，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潮必然爆发。中国工人将不仅普遍地开展罢工和其它方式的斗争，而且还将把这种斗争发展到私有制经济的关键部门，从而从根本上威胁到资改路线的统治。
中国私有制经济的基本特点，就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分工地位来说，是以剥削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制造业。这个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像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做的那样，通过所谓“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以及“福利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来缓解国内阶级矛盾。如果实行了这些制度，因而中国工人阶级获得了相当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势必大大提高劳动力成本，从而使在中国投资的中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失去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动摇整个中国私有制经济的基础。
与俄罗斯、拉丁美洲、中东等半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经济在自然资源方面也没有优势。恰恰相反，为了维持高速资本积累，中国经济必须从上述这些国家进口数量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昂贵的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失去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中国的私有制积累模式就会陷入全面危机。
可以预料的是，在不久的将来(距今十年或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在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将爆发一场决战。一方面，中国工人阶级将全面组织起来，要求基本民主权利和有尊严生活的权利。在实际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将或迟或早地认识到，这些权利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内是不可能得到的;因而中国工人阶级只有效法他们自己的先辈，突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狭隘界限，将自己的斗争上升为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争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斗争，才能为自己的阶级争得前途，才能实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
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出于其阶级本性，也由于中国私有制经济的基本特点，决不可能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对资产阶级来说伤筋动骨的让步。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的前途只能是，或者打败中国工人阶级的进攻，使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陷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永世不得翻身，或者就是本阶级的死亡!
未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较量，孰胜孰负，取决于二者的力量对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各阶级的立场和态度。
七
在私有制复辟初期，农业私有化曾经在相当程度上迎合了劳动农民中间长期存在的、落后的小私有者意识，因而在推行过程中没有遭遇太大的阻力(但是，仍然有一些地方，已经初步具备了社会主义觉悟的、集体化的劳动农民坚决抵制了农村的私有制复辟势力)。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农村的广大劳动农民已经演变为农村的半无产阶级，为中国的私有制资本积累提供劳动后备军，或者为私有制经济的劳动后备军提供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条件。
近年来，由于中国私有制资本积累的疯狂扩张，原来的城市和城市周围的土地已经无法满足私有制工商业以及城市人口居住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疯狂地抢夺靠近人口中心的农村土地已经成为中国私有制资本积累进一步扩张的必要条件。这就与农村半无产阶级的生存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越来越多的农村半无产阶级正在团结起来，用集体主义甚至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在全国各个地方与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背后的资改派展开争夺土地的斗争。这就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工农联盟奠定了基础。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城市小资产阶级是资改派可以依赖的进行私有制复辟的可靠的社会基础，是资改派进攻工人阶级的重要帮手。但是，到了本世纪初，城市小资产阶级已经日益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对象。
一般来说，私有制的经济和社会要正常运转，通常要给城市小资产阶级提供与工人阶级相比更加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更多的政治与社会权利。但是，中国的私有制经济，由于既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拥有对技术、市场和金融的垄断，又不像有些半外围国家那样拥有对关键自然资源的垄断，因而主要靠节约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和税收成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
为了节约税收成本，就要大幅度减少原来由国家承担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乃至维护公共安全等基本职能。这也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在国际金融资本的压力下，世界各国都不得不屈从的一种趋势，即所谓的“向底线竞赛”。由于城市小资产阶级主要从事大学教授、科学研究、工程师、医生、律师、经理等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作，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比较高，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职能私有化以后，小资产阶级直接承担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于是就陷入了绝对或相对的无产阶级化。
不仅如此，国家为了节约税收成本，已经无法为资产阶级以外的绝大多数人口提供基本的公共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从城市到乡村，黑社会已经泛滥，在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成为“影子政权”。广大劳动人民乃至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
一方面，国家税收能力有限，因而不可能真正为各级官僚实行所谓“高薪养廉”;另一方面，在私有制社会中，各级官僚又不可避免地要追求与资产阶级一样的腐朽生活。这就势必导致政府各级机关中腐败泛滥，而腐败又削弱了国家维护上层整体利益的能力。
在这种形势下，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对私有制经济的幻想在破灭，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思想激进化、革命化。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认识到，他们所向往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廉价住房、清洁环境、人身安全和有尊严的养老，如果不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改变私有制的经济秩序，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当代的中国资产阶级是在私有制复辟的过程中，依靠大量掠夺社会主义建设多年积累的财富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暴富的特点以及财产来源非法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在表面上十分凶恶、在内心里十分恐惧。
作为一个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政治理想，对自己的前途十分缺乏信心。他们唯一的信心来自于他们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迷信以及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大批资本家和官僚将他们的亲属和财产转移到国外，作为自己的退路。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维护上层整体利益的能力。上层的各个集团，仅仅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尚能达成一致;甚至于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时也要讨价还价，武警、警察、城管要根据“酬劳”多少才决定是否出动。但是，如果涉及到要牺牲某些资本家的个别利益，以促进上层的整体利益，那么很快就会遭到整个资产阶级的反对。重庆改良的失败，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上层已经丧失了起码的自我约束、自我革新的能力。恰恰相反，鼠目寸光的中国资产阶级目前正企图通过将仅剩的公共资源(土地、公用事业、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办法来捞取最后一笔短期利润。
综上所述，经过一、二十年的私有制经济发展，中国的各个阶级以及他们各自的阶级利益和政治主张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人阶级的队伍空前壮大了，并且势必成为中国未来政治舞台上一支最主要的力量。农村半无产阶级曾经被资产阶级所利用;城市小资产阶级曾经是私有制复辟的可靠的社会基础。但是，随着私有制经济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严重地侵犯到这两个阶级的利益，这两个阶级正在演变为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可靠的同盟军。这就为在未来形成由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广泛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变革联盟奠定了基础。
在上层方面，国家目前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维护整个上层的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能力。各个资产阶级集团、各个资本家自行其是。这势必导致各种阶级矛盾、经济矛盾和环境矛盾加速恶化。一旦危机来临，在初期的强硬手段失败以后，已经准备好退路的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和官僚们，势必各自四散逃命，没有什么人会为上层的整体利益去“抛头颅、洒热血”。
八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革命高潮曾经席卷亚洲、欧洲和美洲。世界资产阶级侥幸战胜了无产阶级，并随后发动了反攻倒算，除了各种政治上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以外，更深刻的历史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空前的大繁荣，持续二十多年快速增长。在世界资本主义大繁荣期间，各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导致改良主义泛滥。多数国家的工人运动领导权掌握在改良主义者手里;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修正主义者手里。这就使得各国工人阶级在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面前，缺乏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长期享受改良的成果，而没有与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决裂的决心。
其次，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美帝国主义开始出现了相对衰落的迹象，但是尚未完全衰落，仍然有力量领导世界资产阶级进行反扑。
第三，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化尚未结束。为了挽救利润率下降的危机，核心国家的资本家仍然可以将大量制造业生产转移到中国等亚洲国家。中国的私有制复辟，特别是中国的数以亿计的廉价劳动力加入世界劳动力市场，对削弱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加强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时过境迁，当下一次世界革命高潮来临的时候，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将与二十世纪有着根本的不同。
首先，美帝国主义已经严重衰落，它的彻底衰落也只是个时间问题。美帝国主义已经丧失了领导世界资产阶级、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实行有效重组的能力。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半外围强国之间，四分五裂，矛盾重重。这就为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其次，世界无产阶级化虽然尚未彻底完成，但是与二十世纪相比，世界无产阶级化的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事实证明，即使是为西欧、北美等少数地区的工人阶级提供充足的社会福利，就已经足以威胁到世界资本积累。如果要为除西欧、北美以外的亚洲各国几十亿人口提供缓和阶级矛盾的社会福利，势必导致世界范围利润率的大幅度下降，并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
最后，二十一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在二十一世纪，世界范围的环境空间已经使用到极限，整个世界的生态系统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由于资源枯竭、环境崩溃，世界经济增长势必放缓并在本世纪中叶以后陷入完全的停滞乃至逆转。
在这种形势下，各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再是在已经濒于灭亡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继续争夺资本积累优胜的奖杯，而是挽救濒于崩溃的世界生态系统并为所有人提供有尊严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劳动权、受教育权、医疗权、住房权、养老权等)。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旧统治阶级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承担当时那个历史时代所提出的任务——建设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因而只有充分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彻底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机器，才得以挽救中国人民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并为现代中国的崛起奠定基础。
在二十一世纪，目前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私有制经济也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承担当前这个历史时代所提出的任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有尊严的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条件并建设真正可持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私有制经济的失败，必然在可预见的将来，导致中国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环境危机全面爆发。只有充分发动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各劳动阶级，对私有制经济实行彻底改造，才能够挽救中国与世界面临的危机，并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新生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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