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叛逆的城市
副标题: 从拥有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
: [美]戴维·哈维
简介：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年出生于英国肯特郡，1957年获剑桥大学地理系文学学士，1961年以《论肯特郡1815-1900年农业和乡村的变迁》一文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先后在牛津大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机构任教，目前是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杰出教授。
哈维不仅仅是一位地理学家，更是一位社会理论大家。他是人文学科中被引用率位居前20名的学者，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尤具声誉，其论点也曾经引起过广泛的争论。其学术工作的主要特征，就是以恢复和延伸"社会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严肃认真地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工具。他的重要著作包括《地理学中的解释》(1969)、《社会公正与城市》(1973)、《资本的极限》(1982)、《资本的城市化》(1985)、《后现代的状况》(1989)、《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1996)、《希望的空间》(2000)、《资本的空间》(2001)、《新帝国主义》(2003)、《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2003)、《新自由主义简史》(2005)、《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2006)、《资本之谜与资本主义危机》(2010)。
作为一个长期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哈维还一直在经营着一个网上阅读群和公开课"和大卫·哈维一起读马克思的《资本论》(Reading Marx's Capital with David Harvey)"(davidharvey.org)。可以说，在全球学术界，大卫·哈维已经建立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批评家的声誉，同时，他用他坚持不懈的写作、教学、研究、演讲和实际行动，改变着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在部分地改变着这个世界。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叶齐茂
出版年: 2014-6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积极稳妥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制度、文化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生态文明制度等五个领域的改革总任务。在这个重要时刻，翻译出版美国著名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戴维.哈维教授的《叛逆的城市——从对城市的权力到城市革命》，可能对我们认识“城镇化”的一般属性，认识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超过50%之后的城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认识“中国城镇化的特色”，尤其是高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所展开的城镇化，有所帮助。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我们国家日益成为发达国家方方面面关注的中心，而我们的城市、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常常成为国外学术界的聚焦点。如果不是夸张的话，现在国外有关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学术著作中，总会有关于中国城市的章节，如本书。毫无疑问，他们对中国城市问题的认识不可能完全正确，所以，他们的见解常常有些偏颇。当然，兼听则明，不妨虚心读一读，利大于弊。
其实，我们对自己城市问题的认识也有不准确的时候。例如，我们谈及北京市区和近郊最近出现的“雾霾”时，就笼统地说“北京的雾霾”。珍珠泉，古北口、栖霞、张房也是北京，可是，那里并没有什么雾霾，更谈不上P2.5，倒是要谈谈P250的问题。所以，说“北京的雾霾”(16800平方公里)，很不准确，说北京市区(1379平方公里)的雾霾相对准确些，因为海淀的山后地区也没有多大的空气污染。个别大使馆在三里屯测出的污染数据怎么可以代表北京(16800平方公里)?不可理解的是，我们自己也说“北京的污染指数”。我们一些学者到了国外，常常以“中国通”或“北京通”自居，而传达给人家的信息并非“中国的”或“北京的”。所以，人家对中国城市及问题的误解也与我们有关。
实际上，中国城市的行政辖区面积之大，尤其是北京、重庆，欧洲人，甚至美国人，难以想象。最近，我们谈到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又出来了。苏南地区、浙南地区的城镇化能与中原地区或重庆的城镇化同日而语?更不用说格尔木呢。关于这一点，外国人恐怕从未想到过。只有等我们自己认识到了，讲清楚了，他们才有可能明白。所以，不要笼统地“言中国”，谈“中国的城镇化”。“顶层设计”是必要的，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不可少。苏南、浙南、深圳甚至北京远郊的人还要什么“城镇户口”?城里有工作，郊区还有一块宅基地，甚至还有几亩承包的果园，有什么不好?究竟谁在为城镇户口苦恼?恐怕只有土地部门，因为转了户口，就要把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交出来了。关于这个中国特有的问题，外国人几乎不可能理解。
当然，看看外国学者如何看我们的问题或我们关心的问题，还是会有收益的，因为他们毕竟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市场机制的弊端刻骨铭心，志在改良。在《叛逆的城市》一书中，戴维.哈维以《资本论》为基础，采用他所认定的，甚至他认为他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尤其是目前在西方国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城镇化做了一系列批判。这本书也许会对我们认识目前亟待解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问题有所启迪，至少敦促我们重新学习《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特别是其中有关资本积累、资本流通、信用制度及其虚拟资本、地租以及垄断地租的论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进而探索如何以社会公正和生态友好的方式，把城镇化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起来。
戴维在本书第二章“资本主义危机的城市根源”中提出了这样的判断，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城镇化从来都是吸收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手段，城镇化凭借不断变更空间和场所的使用功能，实现空间垄断及其垄断地租(第四章)，进一步推动资本积累。所以，城镇化对资本积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资本积累过程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一对资本主义城镇化的判断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吗?在这本书里，戴维还用历史证明，创造和建设空间和场所的活动最初是用来消除过分积累状态的，然而，从长时期角度看，它常常会面临重复出现极度的过度积累的风险。所以，城市和其他形式的基础设施投资都具有易发危机的特征。这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教训是否可以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中避免呢?
戴维在本书第一章 “对城市的权利” (包括他自己撰写的序言：“亨利.列斐伏尔的愿景”)中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对城市的权利是一种按照我们的愿望改造城市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的权利”。他认为，我们现在所阐述的人权概念大部分是以个人权利和私人物权为基础的，而没有从根本上去挑战霸权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没有从根本上去挑战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和国家行动的模式。所以，戴维在本书中探索了资本主义迄今为止忽略最多的人权之一，“对城市的权利”这一类集体权利。因为，城市人在建设城市中一直都在间接地重新创造着他自己，或者说，强大社会力量所推动的城镇化过程正在改造和不断改造着我们自己。所以，回答我们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里这样一个问题时，我们就必须回答，我们究竟要做什么样的人，我们寻求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我们与我们钟爱的自然处于何种关系，我们希望以何种日常生活方式来生活，我们认为什么样的技术是适当的，我们坚持何种美学价值观念。这样，对城市的权利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说的获得城市资源的个人权利。不仅如此，改变城市不可避免地依赖于集体权利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运用，所以，“对城市的权利”是一种集体的权利，而非个人的权利。对城市的权利即是对城镇化过程的某种控制权，对建设城市和改造城市方式的某种控制权，从根本上和以激进的方式实现对城市的控制权。我认为，戴维的这些观点对我们思考如何改革有关城市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的市民们是不是在争取城市规划管理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呢?例如，能不能不要把汽车停到人行道上，能不能在户外少挂一个空调?
戴维在本书第三章“创造城市共享资源”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尺度”问题。人行道和空气都是城市的共享资源，然而尺度不一样。我们可以有阻止人行道、街头公园、甚至故宫颐和园的私有化的社会管理办法，而管理好北京的空气质量，则需要其他的社会管理办法。同样，管理好一个“圈起来的大院”的办法未必适用于管理胡同。戴维认为，单纯使用“自治”或“非政府”的方式是不可能解决城市共享资源私有化的问题，因为共享资源问题背后是社会和政治利益冲突。在戴维看来，共享资源并不是一种特定的事物、特定的资产甚至特定的社会过程，而是一种不稳定的和可以继续发展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创造共享资源的社会实践。这个实践产生或建立起与一种共享资源的社会关系，这个共享资源的使用或是专属于一个社会集团的，或者部分的或完全的向所有人开放。创造共享资源实践的核心是，社会集团和作为共享资源对待的环境的那些方面之间的关系将是集体的和非商品化的，不受市场交换和市场估价逻辑的限制。也许我们有些不习惯戴维的话语体系，如阶级斗争。他认为，城市生活质量也已经成为了一种有钱人的商品。后现代主义热衷于在城市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和消费习惯上鼓励形成细分的市场，对文化形式和周边环境情有独钟，主张在市场上，只要你有钱，就可以自由选择当代城市生活的氛围。购物中心、购物综合体和量贩商店激增，快餐店、手工艺品市场、精品文化等也是如此，在这个世界里，新自由主义伦理能够成为人格社会化的模板，这种新自由主义伦理采用个人主义的立场，具有强烈的占有欲，与从政治上撤销了对集体行动的支持同源。但是，戴维问的很好，你站在哪一边，你寻求保护哪一种公共利益和依靠什么方式来保护你寻求保护的那种公共利益?难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我们的城市时，就没有这一类问题?
戴维在本书第四章“地租的艺术”中，讨论了使用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获取垄断地租的办法。戴维的基本判断是，寻求垄断地租并不局限于房地产开发、经济目标和政府财政。许多垄断地租是建立在历史的叙述、集体记忆的解释和意义、重要的文化实践等基础之上的。如果独创性、真实性、特殊性和一种特定文化的审美观是获得垄断地租的基础，那么，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特定的建筑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特征，最能获得垄断地租。因此，他并不认为，无差异的与其他国家的建筑环境“接轨”(如武汉打算建设的600米高的摩天大楼)或“迪斯尼化”(前门的改造似乎有这个倾向)的建筑环境，并不一定带来垄断地租。戴维把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和特定的建筑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特征称之为“集体象征资本”。我认为，戴维从获得垄断地租的角度提出城市文化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高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当然也不会允许市场机制的弊端为虎作伥。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市场机制弊端的认识不如西方学者，如本书戴维.哈维，对如何在市场机制下搞城镇化、编制城市规划，控制城市建设，我们毕竟还是新手。《叛逆的城市》涉及到了对城镇化属性的深层次思考。期望读者能够从中收获一些意外，多一些思考角度，弄清究竟何为中国城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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