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微博转发一位微博，占豪评论说：与体制毫不相干，但已深深感受到中国体制正成世界新的体制标杆。中国制度再向前发展10年，所体现出的优势，是西方脱了鞋追都追不上的。不信?咱们拭目以待!
关于中国已开始取得政治、经济制度对西方优势的判断，是占豪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出的。占豪曾写过一篇评论，确立了一个观点，即：当《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获得通过后，中国在制度改革创新方面已取得决定性突破。由此突破，中国奠定了对西方的制度优势。
由于近些年受西方思想影响，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制度是落后于西方的，更有甚者认为中国应全盘西化，如此就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些看法，本质上都是缺乏实践和研究的肤浅看法，是一种盲目的崇洋媚外、缺乏制度自信的表现。
不说别的，纵观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中哪个国家制度西化后取得了如中国这样的成就?事实上，大多数国家都是一团乱麻。无论是西方强行推行西化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或者是早早西化的印度、泰国等，都只能以糟糕来形容。西化，不但缺乏成功案例，反面案例倒随处可见。当然，这篇文章不是讨论该议题，而是关于中国制度凭什么建立对西方优势的讨论。
当前西方制度存在的重大缺陷
我们知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次从西方内部爆发的经济危机，其本质是一场信誉危机，是制度的体系危机。危机爆发后，西方在解决这场危机中的成绩乏善可陈。
美国，作为领导世界的国家，却不断通过不负责任的量化宽松将危机向他国转移危机，并未体现出一个大国责任。在其内部，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制度改革，有的只是两党的争吵与推诿;在国际范围内，美国更是难以拿出让人信服的发展策略，当然也起不到引导世界经济复苏作用。作为世界的领导者，既未体现出责任，也未体现出能力。
欧盟，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内部问题一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迄今仍在通过不断地量化宽松来掩盖问题和转移矛盾，既未能体现出与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相匹配的身份，也未能在世界范围内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改革意见。其内部，困于政治和经济整合进程中;国际范围内，和美国一样起不到任何对世界经济体制改革的引导和引领作用。
美国、欧盟，这些代表着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群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困局，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体现出的是无奈、无能和自私，他们既无内部改革，也无外部引导，莫说制度优势，嫣然已成世界经济陷入麻烦的罪魁。
正所谓内决定外，在当今世界内外矛盾趋于激化的时代，一个国家若要引领世界，前提是其内政必须取得一致合力，内部矛盾必须找到调和的方法，必须在制度上取得优势，方能实现。如今的西方呢?内部政治经济改革完全裹足不前，内部矛盾根本无法根本调和。体现在国际外交上，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越来越缺乏领导力。
那么，为何西方会这样呢?占豪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两点：
一、西方政府缺乏内部资源平衡的能力。
我们知道，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生产资料都掌握在资本财阀手中，资本财阀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在不能顺利展开对外经济掠夺的情况下，让资本财阀内部向中下层让利以取得内部的向心力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政府的救助利益大部分都跑到了华尔街的资本财阀手中，美国的贫富差距不但没有改观，反而拉大了。
二、西方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利益的不可调和性。
西方政治是多党制，这被看作是制度“先进”的象征。但是，也正是因为多党制，他们将党派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甚至会损害国家利益。掌握权力的政党和在野正当之间，时常出现不利于国家发展的严重分歧。
以美国为例，虽然民主、共和两党轮流执政，他们的议员也是选民选出来的，但他们本质上都并不代表中下层大众的利益。譬如，11月初美国进行了议会的中期选举，36席位的的参院议席和435位众院议席要进行改选、补选，结果仅这次选举费据估计就花费了36.7亿美元，平均每位议员花费779.2万美元(合人民币4765万 )。这些选举费用从哪里来呢?大多是这些议员们从资本财阀那里募集来的。试问，这样的竞选制度，普通百姓除了贡献一张选票之外，如何参与政治建议和政治决策?而拿了金主们的议员们，又会代表谁的利益?这种格局下，又能多大程度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议会争来争去，争的是两党的主导权，争的是资本家的利益。至于普通百姓的利益，倒是很少有人关注。奥巴马推动的医改法案本来是对普通百姓有利的事情，可在国会不但被议员们砍得面目全非，未来还很可能被再次废除。面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中下层民众呼声，美国政府祭出的是催泪瓦斯、橡皮弹，但对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做任何改变。
鉴于美国政府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太少，鉴于美国的的议员们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鉴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法律体系非常完备，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根本就没办法进行升级改革，根本没办法进一步根据当前世界的演变而进行升级。这就是西方当前制度当前存在难以进步的重大缺陷现实。
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趋势
我们知道，制度优势最终能奠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优势。近代以前，中国的中央集权郡县制领先世界，故迄今世界上没有灭亡的古文明国家只有中国。近代，西方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并最终统治近代世界。这些，就是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给国家民族带来的领先优势。未来，显然是哪个国家最先构建出领先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谁就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那么，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呢?
自近代以来，什么样的国家能代表发展趋势?谁能掌控资本，谁就能代表发展趋势。什么样的国家才能掌控资本?只有能给资本提供发展机遇的国家，才能真正吸引世界资本。当年大英帝国如此，20世纪的美国也是如此。那么，问题来了，未来什么样的制度能吸引世界资本呢?在占豪(wx号：zhanhao668)看来，未来吸引国际资本的制度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一、制度有足够的包容性。
这个包容性有两个层面：一是对资本的包容性，二是对国家的包容性。
对资本的包容性，意思是无论什么样的资本，都可以进入相关国家内进行投资。西方在这方面已经开始落后，他们不但对诸如中国的国有资本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对中国的民营资本投资都有很强的戒备心理。譬如华为、三一这样的中国优秀企业，都难以在美国进行投资，更别说在美国看来更加核心的银行业了。
对国家的包容性，意思是无论什么样的国家，只要愿意发展，就应该给其提供发展机遇，帮助其发展，与其合作进行共赢性发展。在这方面，西方同样也已落伍。在国际事务处理中，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大的发展潜力，只要不合西方的意，西方国家就会武断地采取经济制裁，甚至是经济封锁，这伤及的不仅仅是相关国家，也是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因为，这回让彼此都失去了发展机会。
而且，相比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西方发达国家经常附加各种政治、经济条件，这时常导致相关国家在合作中无利可图，或在合作后竹篮打水。这种排他性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合时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脚步。
二、制度有足够的创新性。
穷则变，变则通。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显然世界发展格局已经到了一个趋势的尽头。然而，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穷不思变。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过去近7年，世界经济仍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方向性突破，西方并未进行主动性变革。莫说进行深层次变革，哪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权益，都不能根据经济发展作出合理调整，这种墨守成规的做派又如何能够引领世界呢?制度创新不够，已是西方制度的死穴。
反观中国，不但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在国际层面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改造。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及应急基金、亚投行等都是现实案例。
三、制度下的国家有足够的市场潜力和工业能力。
过去很多年，西方国家已发展成“过福利”、“过消费”和“去工业化”的社会。在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其市场潜力已基本到顶，基本失去了增长空间。在去工业化后，其大多数中低端的工业已无法恢复。
事实上，在缺乏市场增长空间和进一步工业化的能力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投资机会已非常少。为了维持投资活力，只能不断地通过释放流动性来推动资本市场的价格以获得对资本的吸引力。但是，仅仅靠这种虚拟市场的空转，终归不是办法，也难以维持对资本的长期吸引力。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无法在制度上进行创新，又哪里有新的发展机会?没有新的发展机会，又怎能长期留住资本和吸引新的国际资本?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不但市场潜力大，工业能力更强。哪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产业升级，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依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内部制度改革。这就是中国和西方的区别。
四、制度下的经济发展能真正带动世界经济增长。
过去，西方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领者，资本在这些国家可以自由驰骋，通过成熟的资本市场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大提高了经济发展效率。如今，西方国家的资本更喜欢在虚拟的资本市场赚取后来资本的高利润，赚取资本市场的溢价，他们并没有主观愿望去投资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兴致不高，特别是他们对投资新兴市场的基础建设没什么大的兴趣。如此结果是，西方资本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新兴市场因为基础设施投入不够，后续发展潜力不够，这导致了在发达国家市场消费能力遇到瓶颈后，新兴市场就没有了可持续的资本投入来维持其经济可持续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毫无建树，他们的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发达国家经济体自身的问题上，这使得原本领导时机的国家缺乏世界一盘棋的全局考虑，自然也就没办法真正带动全世界的经济增长。
这一切症结的根源在哪里?在西方的制度本身。因为，不可能有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的国民，会愿意放着过清闲、富足的生活不过，去给新兴市场搞基础建设;也不会有任何西方国家的国民，会允许他们的国家拿他们国家的钱去帮助新兴市场搞基础建设，因为早已去工业化的他们已没有给新兴市场国家搞低成本基础建设的能力。而这些现实下，又没有制度的变革，哪里能带动世界经济增长?
相比西方，中国不但进行改革，还要改革得更加利于资本和工业输出，能够更顺利抵帮助新兴市场发展。这，就是制度的优势和区别。
中国的制度优势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中国深化体制改革获得突破，这种制度上的突破确立了中国对西方的制度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呢?
三中全会《决定》中最重要的体质改革有三点：
一、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地位。
中国的这一改革，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政府将会在市场上有更少的干预，在资源配置方面将更多的主导权交还给市场。这里边更深层次的含义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将会和西方的市场经济一样自由，给足资本的发展空间，给足市场的创新空间，有多大劲尽管使多大劲，政府不会遏制。未来，政府也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无论国有资本还是私有资本，在产权上、市场竞争地位上都一样。
二、混合所有制。
混合所有制是只有中国可以实现的制度创新，也是中国制度创新的最大突破，它对提升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混合所有制为什么这么牛?因为混合所有制建立后，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会逐渐被纳入到中国这个国家平台上。考虑到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中国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这意味着中国将会更有效率地通过国家平台调动全世界的资源，对世界经济进行整合。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整个世界经济就能够盘活，这些被混合在中国国家平台上的资本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本回报。
以最近中国构建的“一路一带”战略，领导和参与构建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及应急基金、上合开发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投融资平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做到对地区经济的有效引领和疏导。在国际层面上构成了有效的资本投资循环，再在国内层面实现混合所有制这种有容乃大的资产、资本结构，可以想象这会对整个世界的资本有多大的吸引力。
三、围绕上述两点，在三中全会决定中海油产权保护、政府职能调整、企业制度改革、金融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完善等一系列制度改革配套。
其中，四中全会的决定，就是要将上述围绕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进行配套制度建设。如此一来，中国可以构建一个法治透明的公平市场，这样的市场对国际资本和世界各国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上述，就是中国对西方正在形成的经济制度优势。
中国经济的制度优势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优势。
中国是一党制国家，有严格党章和执政目标的一党制，可以很好地起到引导国家走向的作用。但是，相比一些一党专权的国家，中国又有非常伟大的民主创造，即“民主集中”制度。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体制，才有了上述经济体制的改革基础，通过充分民主听取各个利益层面的意见，再最终把意见进行集中，通过人大、政协的充分沟通协商，最终形成公平合理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社会制度。
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制度形式，像西方两党制那样，政党的争吵和博弈还来不及，哪里会有这么快的制度创新和重大决策?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制度，我国政府才能够对腐败的权贵阶层、对违反市场公平原则的一些权贵资本进行打击，才能通过打破局部利益来统筹全局利益。否则，不能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又怎么能进一步升级更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社会制度呢?
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对依法治国进行全方位升级，未来将会依法规范政府、市场的行为，不但要依法行政，还要依法监管市场。相比西方政党、议员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中国的政治决策更多地代表了全民共同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市场利益分配自然会比西方更公平一些。
当然，一党制也存在弊端，譬如腐败问题。但多党制就没有腐败了吗?以印度为例，完全西化的模式比中国腐败得多。哪怕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国会议员代表的大多是资本的权力，如此在进行利益分配时，更多地会进行利益的合法输送。虽然不腐败，但利益被合法输送到少数人手里了，这和普通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
相比中国，如今严厉治腐，“打老虎拍苍蝇”，并将依法治国进行升级，将行政权力更加透明，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这一系列改革会让官员腐败的成本更高、腐败的机会更少，甚至通过国际追逃机制，让贪官逃都没地方逃。这就是制度优势。
虽然腐败不能完全杜绝，但经过改革，我国还是有希望实现对腐败的有效控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格局下，不会形成如西方般的合法利益输送机制。只要合法利益机制不形成，社会的可控、良性竞争就会持续，中国经济就能保持活力。一旦出现腐败集团，就能依法进行打击，那么社会就能进行重新修正，而不是以歪就歪。
中国这种政治制度上的优势，也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
若按当前制度创新形成的趋势发展十年，中国必然在制度上取得压倒性优势。占豪所说的“中国制度再向前发展10年，所体现出的优势，是西方脱了鞋追都追不上”的说法是否有说服力?看官自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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