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性是创造理性。“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所谓创造理性，就是创新、创造、创业思维。中国传统文化中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就是主体价值观、劳动价值观、创业价值观、自由自觉的劳动价值观。在知识经济时代，所谓创造理性，就是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通过强化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就是用创造的、再生的眼光看待经济现象，而不是用选择、配置的眼光看待经济现象;就是用创造理性带动选择理性，用资源再生带动资源配置，用再生经济学范式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配置型经济与再生型经济，是GDP增长观与对称经济发展观的本质区别。在对称经济发展观看来，只有再生经济学范式与再生经济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怎样开发国内市场、怎样提高老百姓消费能力、怎样藏富于民等问题。而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最根本的，也就是变配置型经营环境为再生型经营环境。但从郎咸平的科学观可以看出，郎咸平的理性属于选择理性而非创造理性。郎咸平：“在西方理念中，所谓科研就是积累和传递……所谓科研就要遵守规律……所谓科研就是加强对错误的测试和验证……失败就是控制和管理的失误。”⑧郎咸平把“我们的文化崇尚的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相信奇迹，而且崇拜奇迹”看成是“浮躁文化”的例证，把“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高目标，喊出‘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的口号，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作为“非科学”的思维僵化的例证。科学的发展过程既是继承的过程，也是创新的过程;既是“积累”的过程，也是范式转换的过程;既是遵守旧规律的过程，也是创造新规律的过程;既是对错误的测试和验证的过程，也是对内在因果必然性的逻辑分析过程。因此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突破都不是线性“传递”的过程，而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通过自身努力 “首创”、“填补世界空白” 实现后来居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郎咸平只看到科学技术发展的积累和传递看不到范式转换和后来居上，说明郎咸平的科学观属于选择理性，而他经济学的选择理性正是源于他科学观的选择理性。经济学的选择理性使郎咸平局限于配置经济学范式，范式的局限限制了郎咸平观察中国经济问题的视角与视野。
文化理性是主体理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创造理性以人为中心、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选择理性以物为中心、以资本为中心。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就是用创造性的资源再生来带动资源配置，用直接投融资带动间接投融资，用创业带就业;以资本为中心，就是用纯资源配置的眼光来解决投融资问题，解决就业问题，为就业而就业。“为什么这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中国经济缺乏对大学生的就业消化能力，因为中国缺乏足够数量的高水准制造业。只有高水准的制造业，升级后的制造业，才能消化掉大量的高素质大学生……如果哪天中国出现一个10万人的保姆企业，哪天中国通过我们餐饮业、连锁业的快速发展，出现一家像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10万员工的餐饮企业，那时，解决低端就业问题就找到捷径了。”⑨在这里，郎咸平认为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就业而不是创业。实践证明：当今时代用就业来解决就业问题是舍本求末，只有用创业解决就业问题才是根本;创业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的社会系统工程，而不仅仅是现有产业的提升和扩大。产业升级不仅仅是制造业的提升;制造业的提升、现有模式低端服务业的发展确实对解决就业问题有利，但远远不够。这说明郎咸平所属的配置经济学范式的时代局限性，只有再生经济学范式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指导、推动经济更快发展。要使中国经济足以消化大学生就业，首先需要足以消化中国经济的再生经济——创业经济学范式。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先进还是落后、发达还是发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过程中能否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能坚持自身的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趋利避害;如果不能坚持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场灾难。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性，以知识主体性为主导、以金融主体性为核心、以资产主体性为途径、以产品主体性为归宿。使我国制造业处于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产业链低端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主体性问题，是能否在坚持民族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本国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统一问题，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本国发展模式问题，而不是郎咸平的什么“产业链阴谋”。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开放不等于放任，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分工、市场国际化中不能把中国发展战略定位于“世界工厂”、原料产地与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转轨的基础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提升、产品技术升级，核心是经济主体性的转移。经济主体性包括自主创新、内需导向、民族资本为主。经济主体性中，内需导向是自主创新的基础，自主创新是内需导向的主导，民族资本为主是把这两个环节统一起来的核心，内需导向、自主创新、民族资本为主共同构成了经济民族主体性的三个基本环节,坚持经济民族主体性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民族主体性又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本国产品技术升级、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保障，是使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统一起来的纽带。郎咸平虽然在不少著述中也提到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但都没有放在对外开放必须坚持民族主体性的框架中定位。他所谓只要“透过精英政府以严刑峻法建立一套法治化游戏规则来规范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的“中间路线”、“挖沟渠”就可以“绝对欢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大举进入中国” ⑩与自主创新、扩大内需也同样是不兼容的，与民族主体性的系统工程是冲突的。民族与国家的主体性是金融安全性的前提，金融安全性是民族与国家主体性的保证。金融的虚拟性、流动性、综合性特点，使之具有承上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所以，当我国讲经济主体性，强调要树立自有品牌、拥有自己核心知识产权、控制重要资源时，不要忘了金融安全。金融安全首先是国内经济增长方式和国际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称。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其国内生产方式同国际经济增长方式不对称或落后于人类总体增长方式转变的脚步，必然隐含着巨大的危险;即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也会造成国内泡沫经济。如果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由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对称引起，那么国内经济危机则主要是国内低端制造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不对称使然。郎咸平一方面主张只要国内低端制造业的高端整合，另一方面把国内的泡沫经济、经济危机归结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的结果，是本末倒置。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建立经济危机的防火墙，就必须做到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对称、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称、国内生产方式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称。而在郎咸平的头脑中恰恰没有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概念。金融安全其次是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郎咸平把国际金融危机看成国际金融炒家阴谋制造出来的“谁也逃不掉的”“金融超限战”。郎咸平：“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超限战争的年代。……要在这一场战斗中取胜，只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你必须有最充沛的国际资本;第二必须有世界顶级金融操作高手。” ⑾在郎咸平对付国际金融炒家阴谋的全部两个必要条件(因为郎咸平在“两个重要原则”前加了“只有”两个字作限定词，所以在他看来这两个必要条件加起来就是充分条件)中，唯独缺少了阻击国际金融阴谋、避免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冲击的最重要的一环——建立国内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对付国际金融炒家的唯一的办法，既不是最充沛的国际资本，也不是世界顶级金融操作高手，而是建立国内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而建立国内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就必须正确定位金融发展的逻辑、金融体制的发展方向。金融发展的逻辑、当前金融体制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如果说，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然而非全球化的，那么此次美国的由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则不但是全球性的而且是全球化的——美国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机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实际意义——美国的金融危机将通过其世界性的广泛而紧密的联系波及全球。这将标志着国际旧金融体系——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苛延残喘十年后已走向全面崩溃;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中国政府应该自觉顺应这一趋势，用扶持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代替扶持圈钱型“直接投融资”，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银行的政策资源，转为扶持再生性创业工程。必须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禁止私人、民间、外资在中国开办或参股银行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应全部国有国营，不得上市融资，并限定金融衍生品的使用范围，使其不致成为投机的工具;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除了可以购买国库券外，严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参与直接投融资业务;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投行与银行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投行通过直接投融资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严禁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必须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也并不必然以其它国家的金融安全为前提。如果以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为名，自作多情地把建立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捆绑在某些大国身上，对于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自觉地担负起救火队员的角色，而不是筑起一道自身金融危机的防火墙，那么其结果，就是使危机变成机会，只不过是权贵阶层把我国金融资产拱手送人、中饱私囊的机会。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也不仅是靠揭露国际金融炒家阴谋、外汇管制、人民币不可完全自由兑换、汇利率高低、人民币升贬、巨额外汇储备等来调控，不仅是靠“理性预期”的调整、“危机预警”的掌控。“政策调控”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仅仅着眼于金融政策与监控措施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将捉襟见肘、左支右绌，难以抵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应该淡化银行功能、强化财政功能，并把提高财政能力作为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只有(要)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就)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引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看成是以国家和民族主体性为中心，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对称、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对称、国内生产方式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对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既是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国内冲击的必要条件，又是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国内冲击的充分条件。只要坚持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主体性，金融危机是可以有效防范的，⑿并不存在郎咸平所说的“谁也逃不掉的金融危机”。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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