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最近指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用国家文化软实力来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说明，科学兴国和文化兴国是统一的。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由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规律组成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对象是客观规律，内容是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科学规律和语言组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也即理论体系。在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组成部分，客观性是一切科学科学性的标准。在人类二次创业时期，自然科学只是社会科学的环节，真善美的统一才是一切科学追求的目标。不能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善”和“美”本身就是“真”的一个环节。这种真善美统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统一的科学只能是文化。只有文化的才是科学的，只有文化的哲学才是科学的哲学，只有文化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只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就是因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来源。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文明。从要素来看是文明;从系统来看是文化。还原论是文明，整体论是文化。 “天人相分”是文明，“天人合一”是文化。西医是文明，中医是文化。线性思维方式是文明，对称思维方式是文化。牛顿力学是文明，量子力学是文化。西方原子论哲学是文明，中国道论哲学是文化。西方经济学是文明，中国经济学是文化。矛盾辩证法是文明，对称辩证法是文化。文明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所谓文化中的糟粕只是随时空条件变化而被淘汰的“文明”。而文化则是文明中的深层结构。在大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舍己救人的行为，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会因为经济转型、制度更替而变化。在这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是文明，民族精神是文化。文明是名词，文化是动词。从静态来看，是文明;从动态来看，是文化。从客体来看，是文明;从主体来看，是文化。从主体活动成果来看，是文明;从这些成果中渗透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来看，是文化。能在人类世代更替中传承下来的是文化，不断被新陈代谢的是文明。金钱是文明，道德是文化;价格是文明，价值是文化。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是文明的市场经济，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是文化的市场经济，只有文化的市场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主流经济学家所谓“大地震后灾区重建可以带来GDP增长”的理论来看，GDP增长与财产增长、经济增长是两个概念。GDP增长以及把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是文明经济学，提倡增产节约、把财产增长看成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是文化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是文明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文化经济学。“世界工厂论”是文明经济学，“重新洗牌论”、“后来居上论”是文化经济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文明经济学，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文化经济学。货币GDP是文明经济学，财富GDP、绿色GDP、社会GDP是文化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文明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文化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文明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是文化经济学。建立在文明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建立在文化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之王，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社会科学的王宫。在社会主义国民核算体系中，要用文化GDP代替货币GDP;而所谓战争、大灾难可以带来GDP增长的经济学是文明经济学不是文化经济学。我们不否认传统GDP理论的抽象合理性与线性科学性，但要指导一国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绝不能仅靠货币经济学、GDP经济学等文明经济学，而要靠文化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方法也说明：边际分析方法本质上是价值分析方法，它同价格经济学不兼容。在价格经济学中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是价格经济学的悖论。这个悖论说明：不管经济学家们是否自觉，经济学本身严格来讲只能是一种文化;而以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的数理经济学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以价格经济学为框架容不下福利经济学，也就难以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统一完整的解释，价格经济学不能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作为文化的经济学同道德是统一的，作为文明的经济学同道德是对立的。经济学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效率与公平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线性思维方式。对称经济学之所以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规范式与实证性的统一，就在于它是一种文化。经济学是定位于文化还是定位于文明，是对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一切差别的根源。只有建立在对称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社会主义。
量子力学与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后者的人为不仅是自发的，而且可以通过自觉性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所以妄想离开量子力学与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用经典力学的线性思维方式去追求经济学科学性、实证性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系统论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这可以从量子力学、复杂系统论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也可以从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正因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有序与无序、自由与法制相统一的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由于它的系统性、整体性、跨学科性质，只能用文化来定位，才能解决在具体经济问题上的各种各样的纷争。只有文化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科学的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主体性、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部环节，工程方法是科学的经济学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脚点。因此，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对称逻辑，就是经济学的逻辑----研究的逻辑与叙述的逻辑。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科学的经济学是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是以主体性为中心同科学性的统一。科学的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规范性的。在本体论领域，实证性包含了规范性。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规范性则包含了实证性。由于本体论包含了历史观，所以总体上仍然是实证性包含了规范性。本体论中的实证性包含规范性，就是通过社会科学领域中规范性包含实证性表现出来，后者是前者的环节。因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关系，虽然在经济学中属于规范的范畴，但同它们在本体领域属于实证的范畴并不矛盾。把道德看成是规范的，把经济学不讲道德看成是实证的;把合作看成是非理性的，把不择手段竞争看成是理性的，没有科学依据。把价值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到人与人的关系，把道德关系从人与人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与道德、经济学与伦理学就是重合的。只有经济与道德、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得到统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才能得到统一，经济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发展只能是对称的而非线性的。人类经济活动是系统工程，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社会系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斗争是相对的、同一是绝对的;矛盾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实际上就是对称运动规律。以对称辩证法为哲学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是以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化、经济经营化为背景，以提高企业和国家生产力和竞争力为目标，以建构和谐社会为归宿建立起来的完整有序的经济理论体系。因此，对称辩证法不等于矛盾辩证法，对称经济学性质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科学的经济理性是文化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把握生产力的发展规律需要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根据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走的实证道路并不代表着经济学的科学化道路。现代经济理论产生于西方，但经济学本身并不以西方经济学为源头。西方经济学是以西方特有的线性思维方式为背景，其本质与当代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线性科学精神以还原论为特征，从事物最小的单位——本原出发，逐渐演绎出其整体。就象固体物理需要建立在分子物理学的基础上一样，对社会总体的解释建立在个体人的基础之上，原本存在于市场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一定要从个体的偏好中寻求答案。这不是某一个西方先哲拍脑门子的产物，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是历史的必经阶段。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来考察，当今世界三大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是在横向的配置或生产关系上做文章，而从来不把着眼点放在纵向——通过主体创新—创造—创业而形成的资源再生上。在他们看来，后者只是技术工艺学，而不是属于经济学。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体系构成以明确的学科分类封闭起来，另一方面又试图解释社会复杂经济有机体时，就不免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个模型，要么脱离实际，要么互相矛盾;实际运用的结果，就是从悖论转为悖境。中国人的对称思维方式是整体论和还原论的统一。虽然作为中国国粹的中医理论中充满了气血、阴阳这些无法量化的概念，很难找到它的微观基础，但没有人能否定中医的有效性，虽然它在西方人眼里不符合科学精神。所以建立一个符合中华民族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的经济理论体系才是经济学通往科学之路。根据对称方法、五度空间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复杂系统论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是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过程。由于《资本论》对市场经济的定位错误，所以它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程与市场经济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不一致。《资本论》描述的客观经济过程与主观政治目标不对称。就客观的经济过程来讲，需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物资要素与人的要素的对称;而在政治目标上，则要突出劳动者在价值增值上唯一的地位和作用。这种不对称是造成社会主义运动左右摇摆的根本原因：右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然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左符合马克思主义，然而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建国以来左右摇摆的悖境是《资本论》悖论在实践中的展开，也是中国生产力发展不快的宏观方面的原因。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共同要害，是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划等号，把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划等号，因而都没有把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因此，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实践的证实。传统计划体制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说明，《资本论》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唯一的理论来源，甚至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思想来源。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科学社会主义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对民主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的旧计划体制社会主义、马克思《资本论》的扬弃和融合，因此不能归结为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只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未能提出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工业经济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那么发生在知识经济时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揭示了社会主义具体模式。必须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契机，根据中国范儿从对象、内容、方法、性质、宗旨方面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即对称经济学范式，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即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以“道”为核心的方法论、以规律为对象的科学观、对称的文化范式、功利主义价值观、平等理念、中庸之道的行为方式、人的主体性意识、对策理性、道德与法制相统一的礼制的社会管理模式、民主集中制的社会组织形式，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勤劳节简、小富即安的生活方式，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天和人、官和民、个人和社会的对称关系构成贯穿中国几千年奴隶与封建社会的主线，中国从未出现过西方贵族官僚宗教单向度的历史时期。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形成中国传统一以贯之的理性非宗教的人文思想文化体系，强大的理性力量最终征服了最初用武力征服中国的一切征服者，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当今时代知识经济创意经济创新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而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则产生了对称逻辑，对称逻辑是通过典型分析认识本质、发现规律、消解悖论、提出对策、推动量子时代科学与经济发展的比形式逻辑更高级的科学方法，是把握复杂经济现象建立科学经济学必要的科学方法，也是建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必要的科学方法。根据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资本主义完全竞争理论、马克思《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而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只能建立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论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平等是贯穿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无论是平等还是均衡都是一种平衡，但作为平等的平衡与作为均衡的平衡有本质的区别：后者只是客体和客体的平衡，前者是主体和客体的平衡;后者的平衡是消极的、静态的，前者的平衡是积极的、动态的;后者的平衡是自发的，前者的平衡是自觉的，是通过公有制为主导的政府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的统一来实现的。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对称论而非均衡论，中华传统对称文化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来源。如果说博弈论以均衡论为逻辑前提，那么对策论则是对称规律论的逻辑结论，中国传统认识规律以智取胜不打无把握之战的对策行为方式奠定了比西方“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盲目博弈行为方式更具主体性的通过创造机会来把握机会的行为方式基础。中国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传统道德理念在推动中国社会有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说明，市场经济的规范性与实证性是一致的，合作与竞争是统一的，所以必须用道德理性取代西方“经济人”的自私经济理性、诚信原则取代狼性法则、蓝海战略取代丛林法则作为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用和气生财、双赢竞争、共同发展的经营方式作为市场经济的经营方式。中国勤劳节简、小富即安、高储蓄率的生活方式和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为创新精神、创业经济、创业工程奠定了个人主体性基础。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反剥削的思想基础，但同时中国固有的系统论思想也说明，经济系统是一有机整体，按包括资本在内的要素分配不等于剥削，只有一切向前看、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官商勾结投机操纵市场强取豪夺盘剥百姓才是剥削。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说明，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不是价格机制，发展经济是创造财富不是创造GDP,经济学是经世致用的实用科学不是堆砌公式的符号数学。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利益高于绝对利益的个人权利诉求、心理平衡方式与社会分配方式虽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有可能导致平均主义，但其中所包含的要求平等的内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被扬弃，成为效率与公平相一致、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核心价值，而平等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法律本来要以道德为基础，司法审判离不开道德审判。在一个人情大于天的社会里，也必然更加讲究面子与道德。重人情也许不利于抽象的、纯理性的法制建设，但却为建设具体的、人情与法治相协调、道德与法理相一致的法制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中国历来人治主导法治、法治承载人治，人治、法治同法制建设之间从来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国道德与法制相统一的礼制的社会管理模式使长期困扰西方市场经济的道德与法律的悖论得以化解，使市场经济法治与德治得以统一。在中国礼制传统中，道德是无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强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凝固，法律与道德从来没有截然分开。市场经济本来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是宏观方面的德治与法治交替运用、儒家与法家各领风骚的结果，那么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微观方面法律与道德的相辅相成。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市场自由与竞争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只有“三纲五常”才能保证市场的有序运作、规范运作。中央集权，在小商品经济时代固然会限制经济自由化的发挥，但在经济宏观化时期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倒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买官卖官”更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的“经济理性”，那么“学而优则仕”由于相对来讲更有利于人的主体性成长，因而也更具有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理性。“官本位”曾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成为人的主体性发挥发展的桎梏，并限制了小商品经济、平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在市场经济的立体化时期则是对“钱本位”的一种制衡，只有这种制衡才能使市场经济的价值多元化，使市场经济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职能与服务职能是统一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宏观调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封建官本位的扬弃。官商勾结固然是“官本位”和小商品经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但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也只有在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才能解决的现象，是经济形态、经济模式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在文化层面，中华民族历来“官”和“商”的界限还是分得清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过程也就是官商分离规范政府行为消除权力寻租土壤的过程。因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对于人与人是狼的小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许是先天劣势;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先天优势。
根据中华民族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经济主体化是对称的。新自由主义右派经济学的要害：西方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导致时空错位——用近代定位当代，用西方统驭东方，用客体吞并主体，用洋人代替祖宗，用“科学”消解人性。他们不理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也不懂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他们不懂历史。他们不懂中国的过去，不懂中国的现在，更不懂中国的未来。他们否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可以把民族文化的传统优势转化为后发优势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建立比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先进更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已经步入人性化管理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的右派经济学却主张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西方近代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阶段，再经历一次血和泪的洗礼;他们认为，中国要重演近代史，要重头再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要成为西方资本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他们有一副典型的洋奴嘴脸。他们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从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学到宗教到历史到文学到中医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来代替“非法”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在全盘西化过程中，他们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取得领导权与话语霸权。他们不懂对称辩证法，因而也不懂对称经济学。实践证明：隐藏在右派经济学家话语霸权后面的“科学观”就是线性观，他们的经济发展观就是线性发展观。在他们那里，腐败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中国之所以只能做世界工厂，大量国有资产之所以可以容许流入少数人的腰包，是因为这是科学，是趋势，是提高效率的需要，是帕累托改进的需要，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而公平?只是效率的补充，小菜一碟不值一提。他们之所以把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把中国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源于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准模本，在理论上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当旧计划体制失败、作为旧计划体制的理论基础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出现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时，中国出现了理论真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却有着一套相对完整的市场理论体系，并有着似乎在西方成功的经验，这就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得以乘虚而入，并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此间虽有过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但由于缺乏抵挡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使论战仅停留在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层面。当后者给前者扣上反对改革、想走回头路的帽子时，前者要还手还真的底气不足。但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监管、主体与客体、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对称的两极，任何一方失去了对方，自己这一方也就不复存在。这有点像对立统一，但不等于对立统一——作为“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双方，其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对称，其双方的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驱动力即双方的同一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左派经济学的矛盾辩证法离对称辩证法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右派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非对称思维则与对称辩证法风马牛不相及。所谓左右派经济学实际上只不过是对称经济学的不对称展开;扬弃它们，才能实现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经济学与经济发展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是把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理论基础，是抵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使改革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正确方向的理论武器。
根据中华民族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于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于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因此只有懂得对称辩证法，才会懂得对称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政治与经济是对称的;政治与经济的对称集中体现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经济与经济危机。如果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微观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同宏观调控手段的不对称，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与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并未消除所有经济危机的根源。相反由于在制造新的不对称，因而形成新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与泡沫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社会形态。因此，根据中国范儿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是对称经济学与价值经济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与一般均衡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主体是劳动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主体是投机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动力机制是合作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动力机制是竞争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价值是平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核心价值是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是充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是完全自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途径是工程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途径是产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经济规模最大化与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主客体对称、五度空间与复杂系统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线性非对称、纯客体均衡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向是国进民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向是国退民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结构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统一、民间自由与政府调控的统一、政府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结构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立、政府属于市场外部性、宏观经济归结于微观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独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是多党轮流执政下的三权分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伴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传统社会主义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扬弃。应该用五度空间的相互转化来理解转型，而不是把转型理解成步西方资本主义的后尘。科学社会主义融合了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点，所以能容纳生产力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发展。
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表面是空间地域上的，本质是层次与时间上的。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这样评价中国：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中国人认为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现在的西方人正好相反，认为技术上的功效最可贵而道德毫无用处。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温文而雅，他们所要求的是正义和自由，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中国人的文化比起我们的文化更能使人类快乐。罗素认为中国人应找到自己独特的路，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连结起来，并贡献于世界文化。罗素预言：中国将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也预言：中国文化将统一世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统一世界，根本在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之所以只有文化的才是科学的，是因为人类进入量子时代只有文化的思维方式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所谓文化的思维方式，就是中华民族整体的、综合的、全方位的思维方式，就是中华民族自然和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统一的思维方式，就是中华民族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就是思维方式的区别;相对来讲西方线性思维方式为特征的文化只是文明，中华对称非线性思维方式为特征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如果说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对称文化，那么中华文化的精粹就是对称的思维方式。根据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历史的规律性就在历史的主体性之中，历史的实证性就在历史的规范性之中;历史虽然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但历史的必然性确实渗透在历史的主客体相互关系、英雄和时势的双向互动中。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脉络，由各民族文化、东西方文化组成的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主体与客体相统一，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过程。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人类文化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人类文化发展的逻辑过程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既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扬弃，也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展开，是遵循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螺旋式上升、波澜式前进的过程，是环环相扣、大圆圈套着中圆圈、中圆圈套着小圆圈的人类文化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通过空间交替展开时间之矢的自然历史过程。从东方文化中心到西方文化中心再到东方文化中心，是文化上的时间连续关系。中西方文化的关系不是横向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关系，而是纵向的扬弃、综合、升华，应从时间和层次的差别来理解中西方文化的空间差别。只有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而没有独立的并行不悖的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只能从属于人类文化整体的发展规律;在一般、整体规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特殊、部分规律，受一般、整体规律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的空间差别正体现了两种文化发展的层次上的不同与时间上的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萌芽运用到现代成熟的经济学中，形成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中国经济学范式体现出来的人类一般经济学的范式。作为对称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正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经济学整体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作为对称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就是国际化的经济学，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只不过是西方本土化的经济学。包括马克思《资本论》在内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范式缺陷说明，西方线性非对称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建立科学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在科学的经济学基础上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只有对称、非线性的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建立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通过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华文化对包括《资本论》和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时间上的超越和层次上的升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不是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之所以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成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因为没有真正搞清楚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把马克思《资本论》看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思想来源，把斯大林模式看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当斯大林模式失败、马克思《资本论》从整体上被实践证伪、实行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进行市场化改革与开放时，无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找到理论依据，就只好先是把改革开放本身当做方向“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自圆其说。这说明：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一起来，必须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重新定位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范儿。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逻辑必然性是一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逻辑必然性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是一致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要到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创造出来的文化中、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必然性中寻找。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化作为人类最鼎盛的文化，中华文化都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人类文化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文明独占鳌头。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是一个巨型系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根基就没有自己的经济主体性，就不能使自己处于同全球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实现能量、信息、物质的交流与再生;有了以自己文化为根基的主体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使自己处于同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在全球经济重新洗牌中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而实现跳跃式且可持续发展。国际化视野、全球性眼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族主体性是一致的，民族主体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形态，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形态与更高级的文化、更先进的理论、更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对称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力量应该成为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道路、制度、发展模式的文化优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将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展开绚丽多彩的画卷。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为自己的催化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将充分展示自己的深厚底蕴使自己重放光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通过建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而再次展示自己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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