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先生奥运期间去了趟伦敦，与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谈起了中英关系史，写了些感想。最精彩的一段如下：
我们经常把当时的西方国家称作“列强”，既指他们的强大，也指他们是强盗。确实，中国的大门就是被这些“强盗”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但就我理解，这些列强最初来到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有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完全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但我们拒绝了市场的逻辑，最后被强盗的逻辑征服了。由此，我们有了现在所知道的这200年的中国历史。[1]
让张先生发出这段感想的原因是他接着叙述的两段中英关系史。刘晓明大使告诉他：“1876年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大使郭嵩焘在英国参观了各地的工厂、学校和政府机构，深感震撼，发出‘西洋政教、制造，无不出于学’的惊呼。他把使英途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使西纪程》，向清政府大力介绍外国先进的管理概念和政治措施，建议清政府效仿，改革中国的体制。但上任不过两年，因与保守的副使刘锡鸿发生冲突，后来又受到翰林院编修何金寿的弹劾，指责其‘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郭嵩焘愤然辞职，1879年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
第二段历史中国人耳熟能详：就是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向乾隆要求在京建立使馆、给予殖民地、开放更多通商口岸，但被乾隆皇帝以“使臣驻京既属无益，且与清朝体制不符”为理由拒绝的事情。
在叙述这两段历史以后，张先生对历史做了这样的假设：
设想一下：如果清朝政府当年能以平等的主权国而非“藩属”对待英国，认真研究一下马戛尔尼的要求，与其谈判达成一个对等的协议，同意英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放几个口岸，同时也要求在伦敦设立一个中国办事处(而不是等到1876年)，鼓励中国商人去英国做生意，鸦片战争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之后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接着就是本文开头张先生那段精彩论述了。
按照张先生的意思，如果乾隆皇帝在十八世纪末就开始“改革开放”，到1840年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早就与西方经济政治军事水平相当。鸦片战争可能打不起来，打起来也不见得中国失败。
说实话，张维迎先生的引用的“史料”和得出的结论在当今中国并不出格，甚至已经是相当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自“五四”以来，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中国人的自虐心理达到了顶峰。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到大清帝国时期的经济已经远落后与西方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抵不过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而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与西方相比已经显得陈腐落后，统治集团盲目自大，拒绝任何先进的东西。这才导致最后被西方人打败。当然，像张维迎先生把这一时期的中西方关系史说成是清朝皇帝把西方人原本正常的“市场逻辑”逼成“强盗逻辑”的说法，倒真的有点创新。
乾隆皇帝因为代表英皇的马噶尔尼勋爵不肯下跪就拒绝与英国建立“合理”的现代外交关系和商业关系，拒绝英国送给清政府的先进科技产品，于是导致中国不能熟悉正常市场逻辑和现代外交关系，失去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机会——这种说法并不真实。关于马噶尔尼出使中国的真实背景和过程，在马噶尔尼的《日记》出版后，美、法和中国台湾学者已经进行了纠正，只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宁可相信“谣诼”罢了。
这些研究注意到几个问题：第一，马噶尔尼勋爵并不是已经精神错乱的英王乔治三世钦派大使;第二，乾隆皇帝并不是因为礼仪问题和自大傲慢冷淡了马噶尔尼;第三，马噶尔尼并没有带来“先进科技产品”。
张维迎先生想当然地认为马噶尔尼勋爵是英王的特使，他的“照会”是英王签发的，带来的礼物是英王送的，提出的要求是代表英国政府的。其实，早在1600年伊丽莎白一世就仿照荷兰赋予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以特权。这个特权包括获取领土、设立军队、铸造钱币和行政管辖。也就是英王把主权“外包”给了一群商人，自己享有收税权利罢了。研究表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亨利三世派勋爵出使中国，所有证据都显示马嘎尔尼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监委会派出的。他从中国回来后没有向英皇汇报，只是向东印度公司进行了汇报。虽然乾隆皇帝并不清楚其中奥妙，但这确实不属于政府间的“外交”事项。张先生由此发出关于乾隆拒绝现代外交规范的一通感想实际上驴唇不对马嘴。
那么，中国皇帝是不是因为盲目自大，因循旧制就拒绝了马噶尔尼的要求呢?
既然拒绝的理由是“与天朝体制不符”，问题就来了。马噶尔尼在中国浙江、广东中国岛屿“居住和收存货物”的要求，已有旧例。早在马嘎尔尼到中国200多年前的葡萄牙人就以“晾晒货物”为理由赖在澳门不走，并最终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乾隆干嘛专门拒绝马噶尔尼呢?其次，在北京建立“商馆”(注意：不是张维迎先生说的“英国驻北京办事处”，甚至不是“英国驻北京商务代办处”，严格讲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已经有俄国、葡萄牙等国，干嘛单单对英国不友好呢?
至于跪拜问题这时已经解决，而且根据各方面资料研究，马噶尔尼最后还是双膝跪拜了，只是没磕头而已。[2]乾隆皇帝和清廷这时真的拒绝与西方接触吗?也不是，马噶尔尼到热河后发现，钦差大臣徵瑞再次拜访时，随同竟有六名“留有络腮胡子的欧洲传教士，他们的衣着都像中国官员——他们已是中国官员。”不过他们不是英国人而是葡萄牙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歧视马噶尔尼勋爵呢?问题很简单，中国政府这时已经怀疑英国有“强盗逻辑”了。
这事儿还要从藏羚羊说起。直至今天，藏羚羊毛披肩还是天价奢侈品。1791-1792年，廓尔喀人(今蒙古人种，很强悍，现居住尼泊尔)入侵西藏图谋藏羚羊资源。乾隆派福康安率大军击溃廓尔喀军队，并翻过喜马拉雅山兵临廓尔喀都城。最后廓尔喀人降服，福康安撤军。获得1997年美国汉学列文森奖“最佳著作奖”的《清代的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一书，美国北卡罗纳大学历史系教授James L.Hevia在书中提到：东印度公司和孟加拉的英国当局既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尼泊尔廓尔喀人与清军在西藏的战争”，同时又策划、资助并参与了1792年9月出发之马嘎尔尼使团在华的全部行程和议题。而且马噶尔尼的《日记》中也记载了中国官员说“西藏前线发现了欧洲人亲临指挥，也在许多包头布中看到了类似英军的军帽”。
根据史料记载，福康安在刚进藏时曾致信英国总督要求其出兵制止廓尔喀人侵略，英方一直没有回复。直至福康安大军兵临廓尔喀都城城下，他们才来“劝架”。
廓尔喀人入侵西藏事件是英国人对中国的一次军事试探，而且中国人已经察觉。马噶尔尼在《日记》里也记载了在热河期间福康安对他的冷淡。乾隆皇帝待福康安如同己出，乾隆对马噶尔尼的来访显示出警惕之心是必然的。
也就是说，如果英国没有刚刚对中国显示出他们的“强盗逻辑”，乾隆皇帝一定会像对待其他西方国家那样，按照“市场逻辑”准予设立“英国商馆”并按照近代外交习惯处理与英国的关系。
对于马噶尔尼那次来究竟给乾隆皇帝带了些什么礼品，现在说什么的都有。电视剧《乾隆王朝》中有这样的场面：马噶尔尼给乾隆皇帝展示了他带来的火车模型和精致的钟表。乾隆指着火车模型问做什么用。马噶尔尼说这东西拉得多跑得快。虽然二月河先生清史研究得不错，但科技史学得不怎么样：能跑的火车是勋爵走后的第9年，真正能使用的火车是1814年才有。有的文章甚至说马嘎尔尼的“礼品介绍中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榴弹、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英国在1792年真有这些自动武器，用不着9年前承认华盛顿的独立!哎——现在的小孩儿连瞎话都编不好。
马嘎尔尼确实把钟表带来了，还有几辆精美的马车。但模型不是火车而是大型战舰模型——这东西是吓唬人的。实际上，早在英国人来中国前，葡萄牙人、荷兰人早就把西方当时最精致的技术产品带到中国了，钟表和火枪、火炮确实有点技术含量。但是中国人仿制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制造业产品的能力，去一趟温州就知道了。早在康熙年间中国人已经能够自己制造钟表。[3]稍晚的嘉庆年间甚至已经形成分工生产的产业链。顾禄《桐桥倚棹录》记载：“影戏洋画，其法皆传自西洋欧罗巴诸国，今虎丘人皆能为之……自走洋人，机轴如自鸣钟，不过一发条为关键。其店俱在山塘。腹中铜轴，皆附近乡人为之，转售于店者。”其实顾禄先生并不清楚：钟表机械的核心技术是“擒纵调速系统”。这是中国人发明并传到西方的。
至于西式马车也无非精巧而已。西方缧着马脖子的“颈带式系驾法”(马脖子受力)马车与中国马肩胛受力的“轭靷式系驾法”(马肩胛骨)的马车相比，确实华而不实。
这样看，乾隆皇帝回复说这些东西“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务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并非全是无知自大。
至于乾隆和福康安不稀罕马噶尔尼的火炮和操演，是因为他们会认为这是“炫耀武力”。因此其他西方国家的军演会看，刚刚策划对华侵略的人的军演不会去看。
很多人一点不去了解科技史和工业发展史，把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西方科技和工业水平当做十八世纪的西方。实际上到十八世纪中后期西方依旧是作坊生产，主要依靠畜力和水力，其大部分产业的技术水平远低于当时的中国。蒸汽机用于纺织是1790年前后，用于船舶和火车到十九世纪了。马噶尔尼勋爵为乾隆祝寿带来了钟表、马车和火炮，但不会带来最先进技术蒸汽机。一是他们自己才刚有几年;二是他也带不来——1810年前后，英国颁布了一个法令，凡是蒸汽机和机器出口的，处以死刑。
东印度公司为什么这时要派马噶尔尼勋爵来中国呢?这要从当时东印度公司面临的问题说起。
1765—1766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商品金额是其对华出口额的3倍多。虽然银子可以从美洲抢来，但照这样下去，再多的银子也不够花的。东印度公司1784 年在广州还有几十万两白银的盈余，结果第二年就出现二十多万两的赤字。此后亏损额每年翻好几番。再这样按照“市场逻辑”下去，东印度在华公司只有一条路——破产退出。
但是英国人不缺少“商业智慧”。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就是后来著名的华生上校)通过对中国市场的调查发现，出口中国货物中只有鸦片盈利。本来还为公司亏损而愁眉不展的董事会终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们专门成立了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的生产和出口，并授意英属印度政府将鸦片批发给有经营权的小商户，通过他们让大烟出现在广州市场上流通，所得收入全部交给公司的广州财库，后者再以伦敦汇票的形式支付这些鸦片贩子，汇票可在英国金融机构兑出现金。
英国印度总督号令当地人留出大片土地种植罂粟。东印度公司对罂粟种植和收购加工实行垄断经营。东印度公司在当地收购价格为每箱160卢比，在广州售价为3500卢比，利润率惊人(当时3.88卢比折合1个银元)。当时鸦片销售利润高达900%，每箱鸦片能净赚700多两白银。[4] 英属东印度公司再用毒品赚来的白银从中国收购茶叶回英国卖。到十八世纪最后十几年，英国向中国出口鸦片每年已经达到2000箱，折合近二百万两白银。正是这个关口，1793年马噶尔尼勋爵被东印度公司派到了中国。
如果还仅仅依靠“正常”商品贸易，让开放更多口岸，那么双边贸易额越大，东印度公司亏损只能更加严重。如果没有看到鸦片贸易的光辉前景，马噶尔尼勋爵干嘛不早点来中国?如果张维迎先生认为“毒品交易”属于“市场逻辑”范畴，这件事儿还可以讨论，不过估计张先生不会愿意在这个前提下与贫道讨论的。
到1838年，英国对华鸦片出口已经达到4万箱，年均增长8.2%。
张维迎先生的这番议论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的。句式是“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中国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完全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经历所显示的那样”，“如果清朝政府当年能……鸦片战争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之后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张先生在文章中说：“人们通常认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如果不做假设，我们很难理解历史”。
其实张先生不用假设，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双方确实建立了“市场逻辑”，甚至比一般市场逻辑还“市场逻辑”。但是并没有出现中国“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也没有出现“鸦片战争也许根本不会发生”。而是几个列强继续轮番对中国实行“强盗逻辑”，而且又持续了100多年，甚至一直到共产党上台后还没完。哪里有什么“之后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不说，这个条约中“五口通商”，比勋爵的要求开放的多多了;在“市场逻辑”方面比马戛尔尼勋爵向乾隆提出的要求更是“宽松”多了。典型的是第十条的“协定关税”：中国向英国商人征收进出口货物税，必须同英国政府商议(这好像不符合现代国际贸易的市场逻辑规则)。
按照一般人的推测(估计笃信自由经济的张先生也是)，应该出现1840年后英国对华贸易会很快由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而且中国将迅速出现白银大量外流的局面。
确实，五口通商，协定关税让英国人兴奋异常，“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始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地，他们勇往直前地开始想象中的‘全人类三分之一人口’做起生意来”。“人们告诉公众说只消中国每人每年需用一定棉织睡帽，不须更多，那么英格兰现有工厂已经供应不上了”。似乎只要中国政府放弃反毒政策，英国人仅靠正常贸易就能扭转贸易逆差局面。
可结果让英国资本家大失所望。战后头几年英国对华贸易确实增长了，但依然主要是鸦片而不是棉织睡帽。1843年英国对华出口鸦片增长到4.3万箱，1858年达到7.5万箱。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英国对华出口一半以上是鸦片。但尽管如此，英国对华贸易还是不能按照市场经济逻辑扩大贸易额和获得盈利。1845年后对华出口连年下降，贸易公司亏损严重(一度达30-40%)。1858年虽然鸦片出口接近翻番，但对华出口总额比1842-1845年下降了50%(鸦片价格大幅下降。原因很简单：只要不准中国政府禁毒，中国老百姓不仅会吸鸦片，也会种鸦片，而且水平不会比印度农民低)。同期中国出口激增，茶叶出口翻番，丝和丝织品出口增长10倍。整个50年代，西方国家净流入中国白银达到15000万两以上，依然维持比鸦片战争前的情况还严重!
这时想在中国推销棉睡帽的英国人才醒悟：“完全没有想到，早在英国人知道有棉织物的许多世纪以前，这三万万居民的祖先就不稀罕这种东西了。” [5]
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让人想到当年葡萄牙人在印度的遭遇。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这样描写了葡萄牙人第一次带着他们的商品千辛万苦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时面临的问题：
达•伽马在卡利库特……葡萄牙的贸易货物多半为零碎小物件和羊毛织物，不适合印度市场。事实上，葡萄牙人完全低估了印度文明的水平和高级程度。这从达•伽马奉献给卡利库特统治者的礼物的品种——羊毛织物、帽子、成串的珊瑚珠子、脸盆以及罐装的油和蜂蜜——上可清楚地看出来；这类礼物肯定不会给人以好印象。因此，达•伽马与卡利库特通商之所以有困难，不仅因为当地阿拉伯商人的敌视，更重要的是，还因为葡萄牙（和整个欧洲）当时生产不出什么能使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东西。欧洲制造品通常比东方产品质量差、价格高。达•伽马的一位同伴说：“我们没能……使这些货物按我们希望的价格出售……因为在葡萄牙能卖得300里尔的一件很漂亮的衬衫，在这里仅值……30里尔，而30里尔在这国家是一笔巨款”。
也就是说，按照“市场经济逻辑”，英国人鸦片战争后在中国面临的问题与300年前达伽马在印度面临的问题一样：英国人的棉织品运到中国后，发现生产成本加上运输成本高于中国本地棉织品成本价格，以至于只能亏损销售，最终导致对华出口萎缩。这起码能给出两点启示：第一，没有显示出英国人当时应用蒸汽机的纺纱机比中国人在淞沪地区大量水力纺纱机的生产力高到哪里。第二，即使依靠“强盗逻辑”的协定关税，英国人也没能扭转对华贸易入超的局面。
“之后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与此前三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完全一样，英国并没有选择“按照市场的逻辑”解决他们的困境，而是“按照强盗的逻辑”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再往后，法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军队不断光顾中国并且签下各种条约，这些条约让中国基本实现了“半殖民地”状态。外国列强(还是要用一下这个词)强迫中国割地赔款，签订了一大堆丝毫没有张先生说的那种“市场逻辑”的贸易协定。列强费了那么大气力，他们的对华贸易逆差也无非是到1870年以后才发生逆转，中国由出超变成入超。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列强先后通过武力威胁签订了《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中法和约》《烟台条约》《藏印条约》《马关条约》，西方对华出口才比1864年增长3倍。但同期中国出口也激增(主要是原材料)，因此中国白银流出速度依然不高，白银拥有量依旧是世界第一。
许多文章都说，到了近代，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通货储备枯竭，造成经济衰败。那么是不是中国被西方人用“强盗逻辑”逼着“融入全球化大家庭”后，被西方物美价廉的工业品打败，才陷入这种窘境了呢?
确实，鸦片的流入造成中西方贸易处于畸形状态。半殖民地经济让西方工业品冲击了中国企业，造成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成为西方制成品的销售地和原材料供应地。但是，中国毕竟是个经济大国，虽然自1870年后由出超变为入超，贸易赤字并没严重到不可挽回的地步。1870年中国出口48655千关两，进口46210千关两，净出口依然有2445千关两。一直到1936年，中国货物出口452979千关两，进口604329千关两，入超151350千关两。贸易赤字占进出口额的14%。[6]这个比例高吗?是有点高。但这个数字低于2008年英国贸易赤字占货物进出口总额的16%的比例，更低于西班牙同年占比20%的数字，远低于同年美国占比25.5%的水平。要知道，中国到1870年前后依旧是世界白银储备第一大国，中国白银储量(包括民间)占除美洲殖民地外全球白银储量的一半左右!而且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非常低，如果不是二战，没多少货物进出口。按理说，在只认硬通货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列强仅靠“市场逻辑”不可能让中国到20世纪初就突然变得叫花子似得!
如果看看1500年后全球白银储备的游走轨迹就会发现，中国白银储备的大头并不是被“市场逻辑”拿走的。
中国不是白银生产大国(明朝官府银矿年产仅6000公斤，折合19万两)，那时期白银主要出产在美洲，16-18世纪美洲总计出产约13.3万吨白银(折合40亿两)。这些金银究竟是怎“旅行”的呢?显然与西方推动的“全球化”有关。电视片《大国崛起》曾经给出这样一个资料：“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有一点恐怕张维迎先生不会否认，这些白银不是通过“市场逻辑”流到西班牙的的，而是西班牙人用“强盗逻辑”从印第安人哪里抢走的。
西方学者对这13.3万吨白银的去向做了研究。认为有3.3万吨留在了美洲殖民地。据《剑桥中国明代史》一书估计，其余白银从十七世纪开始，有1/3-2/3流入了中国。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描绘了白银走向，认为十六到十八世纪有不少于4.2万吨(13亿两)美洲白银经马尼拉或从欧洲转流至中国。[7]
而中国人获得这些白银的手段与“强盗逻辑”不搭边。它们显然是中国人按照“市场逻辑”通过出口大量丝织品、茶叶和瓷器等，靠贸易顺差获取的。
到20世纪初，这些白银的大部分又回到了西方。前面的数字告诉我们：西方人并没有能够通过“市场逻辑”，用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从中国换走的(把鸦片算进去也行!)。
事实是，这些白银是西方列强依靠完完全全、彻头彻尾、如假包换的“强盗逻辑”让拿走的!
清政府从1842年开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开始赔款，到清朝灭亡前的60多年里，连本带息一共向众列强赔付白银8.6亿两。这个数字恰好占中国人用“市场逻辑”赚来的13亿两白银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即使把毒品贸易、协定关税等因素算进去，西方人用“市场逻辑”从中国拿走的东西并不多。如果扣除占贸易额一半以上，利润占绝对比例的的毒品贸易扣除掉，西方人用面纱睡帽换走的白银甚至可能是负数!
这样看，历史与张维迎先生描绘的恰好相反：西方人先用“强盗逻辑”在美洲掠夺了数十亿两白银。然后用抢来的白银按“市场逻辑”在中国换取商品。由于西方人不能通过生产能力在与中国交易中实现贸易平衡，这种“强盗加市场”的三角贸易就成为“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于是他们就回到得心应手的“强盗逻辑”老路上。一方面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贩毒活动，更多的靠他们在美洲的那一套“标准强盗手段”——不断发动侵略，然后索要巨额赔款——又把白银拿回去了。
贫道讲的这些是《全球通史》的基本历史叙述。说实在的，从斯塔夫理阿诺斯的这本书里，贫道看到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到二战时的西方列强，主线是强盗经济，辅助线是市场经济。
这就给张维迎先生出了个难题：历史不断在证明，西方人本来就疏于“市场逻辑”，而是“强盗逻辑”的行家里手。他们用市场逻辑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从来都是失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是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还是这样。几百年前是这样，最近这几十年依旧这样。中国人这二三十年把“市场逻辑”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大部分西方国家有严重贸易赤字，不得不靠印钱和举债生活，眼看又进入了“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起个“新常态”的概念是安慰自己：印钱多造成的危机靠印更多的钱摆脱危机?)。今天的列强丢了“强盗逻辑”?美国通过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军事力量维持一个货币霸权体系，寄生在新兴市场国家身上吮吸养分。(中国购买“两房”3000多亿美元，如果打水漂了，按现在价格也就是8亿多两白银，与整个大清帝国赔付的钱一样多!)
中国现在的局面与1840年前后差不多——拥有3.3万亿美元，还在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而整个西方都缺钱。甚至更糟，因为那时的13亿两白银货真价实，现在的3.3万亿是美国人印的纸。
稍微有点历史观，而且属于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中国人，读完贫道前面叙述的历史，再抬头看看今天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恐怕没有一个后背不出点冷汗：
又是西方人逼着、哄着中国按照市场逻辑“融入世界大家庭”，一如200年前;
中国人又在市场逻辑中把G8(≈当年的八国联军)搞得年年贸易逆差(前几年还剩下德国和日本，这几年连日本也逆差了!)，一如200年前;
中国又靠市场逻辑把自己搞成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又是除了“外汇产地”(美国)外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一半左右，一如200年前;
……
可人家张维迎先生就不这样，就在这档口还在告诉中国人：早在二百年前西方人就是“来到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的，今天大家也别怕。
读完张维迎先生的“感想”也有点感想：张维迎先生和刘晓明大使还真有点像郭嵩焘大使——“有二心于英国”。
【注释】：
[1] 黑体字为本文标注
[2] 很多中国人认为马噶尔尼最后没有行跪拜礼。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在200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一篇《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引用大量中英史料做了折中总结“……遂协议先在入觐时行略加修改的中式礼节：双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深鞠躬，但不叩头”，同时也没能按照英国理解吻皇帝的手。实际上，如果未达成协议皇帝根本不可能接见。这样的例子此前很多。现在很多中国人对清廷坚持外国使臣跪拜皇帝大加嘲弄。这些人的认识比拿破仑就差一截子。1816年英使阿美士德因拒绝跪拜未获清帝召见。回程路过圣赫勒那岛访问在这里被监禁的拿破仑并说了他在中国的遭遇。拿破仑后来说：“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入乡随俗就不算丢脸。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他对奥米拉(盟军指派的爱尔兰医生)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
[3] 康熙刻本《旷园杂志》称：“(杭州人)黄履庄所作自鸣钟、千里镜之类，精巧出群……自动戏，内音乐具备，不烦人力，而节奏自然。真画、人物鸟兽，皆能自动，与真无二。灯衢，作小屋一间，内悬灯数盏，人入其中，如至通衢大市，人烟稠杂，灯火连绵，一望数里。自行驱暑扇，不烦人力，而一室皆风。”
[4] 见邢广丛 王学红《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起因、扩展与衰落》《安徽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8月
[5] 引文来自郭予庆等《河南经济发展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89-190页
[6] 《近代中国出口贸易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1870-1936)》《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1期
[7] 韩琦《美洲白银与早期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zhongguojingji/201004/3560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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