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思想(下)

　　参考阅读：论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思想(上)

　　原载《改革与战》2013年第11期

　　[摘要]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思想。(1)对工业发展的前程充满信心和期待。认为，建立起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才可能发展工业，中国一定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一定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根本在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子，要对自己的党、国家、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充满自信。(3)发展工业，推进工业化，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学习善于学习，精于借鉴借力发展，勇于探索敢于创新。(4)坚持群众性、政治性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管理大原则，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宏观上做好统筹兼顾、计划调节，以期达到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微观上要大力提倡计划性和勤俭原则，充分调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思想，不仅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指导中国发展工业，推进工业化，发挥过重大作用，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总结、学习、借鉴和创新

　　毛泽东一生十分注重和善于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他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这样的多次反复，是包括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的。正确的继续坚持，错误的要抛弃，才会有正确的结论。否则，你就是重复百遍、千遍，还不知道失误在何处，怎么会有正确的认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是战争、整党、土改、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等五项工作同时抓的，对于搞工商业，由于解放和占领了某些城市，城市工商业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新鲜事。可是只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原则性错误，就要归于失败。事实上，当时某些地方的党组织就违反了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48年2月2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指出：“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小。”(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年2月27日)中央指示，使工商业受破坏的问题得到了及时有效地纠正。在当时情况下，做革命工作的同志，即使是领导同志，能有几个人能做到经常注意明白地划清允许做和不允许做的事情的界限呢?尤其是在对待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要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的问题上。然而，毛泽东认识了。怎么教育人们不再犯原则错误?当然是通过总结经验，让大家经过总结经验把问题分清了。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工商业。毛泽东在他一生对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中，在总结经验的问题上，有一段至理名言：“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产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之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转摘自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毛泽东在他的对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实践中的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都是通过总结经验得来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对蒋介石集团对苏区的多次围剿的危机，毛泽东就是通过总结历史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及其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经验，提出了如何动员战争和支持战争，获取战争胜利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需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22日—2月1日)他还指出，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同上)。显然，毛泽东不经过总结经验，提不出这样的政策和策略。假如提出以发展工业为第一位，那是绝对不行的。又假如以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为第一位，根据地以什么东西作物资保障呢?

　　抗日战争的1941年和1942年，是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解放区的财政发生了极大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有的同志提出了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要向人民更多地征收，要求在根据地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这显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不符合人民利益要求。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的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同时，他指出：“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同上)事实证明，正是毛泽东对多年来的战争历程、结果和发展形势，进行了科学的经验总结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和提出如此正确的应对策略。

　　解放战争中，正是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中发展经济的经验和汲取了血的教训，正是基于“我们已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掌握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成了我党的重要任务”(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945年11月7日)，和“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的现实，才作出减租和发展生产，政府发放农贷、工贷，要对民族资产阶级给予坚决地毫不犹豫地保护，也要对小工商业者给予坚决地保护等一系列决定，同时要求国民经济要紧紧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目标去推进发展。

　　发展工业对于共产党人，客观来说，一直都是比较陌生的事。主要是由于新中国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长期革命战争建立起来的。长期以来，我们从事的主要是革命战争的事，面对的主要就是农村农民，是深山野岭，做的工作无非是与革命战争有关，是农业农民工作，是部分手工业、商业工作，当然也有近代工业，但这些工业层次不高，规模都不会很大。因此，对发展工业，尤其是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工业，就不熟悉了。而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得到了一些大中城市，而且得到的大中城市在不断增多，从而也就掌握和控制了一些工业，一些较有规模的现代工业。不懂就是不懂。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是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的。面对城市、面对已经到手的现代工业，怎么办?党中央又已经说得很明白，要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要城市领导农村。国营工业、私营工业、民族资本家、工厂、工人……一个个陌生而又吸引人、鼓励人的问题在拷问共产党人的智慧。为了过好关，顺利地实现工作转移，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在当时，尤其是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广大共产党人确实放下了胜利者的姿态和架子，认认真真地读书学习，向工人、向知识分子、向民族资产阶级，也向一些大资产阶级(只不过是间接学习他们)学习理论和办法。共产党人就是通过学习，使自己在发展工业方面从不懂逐渐到懂再到内行的，而后才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火朝天的局面出现。为了很好地发展工业，推进工业化，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了进一步获得促进发展的主动权，1956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转摘自1956年1月30日《人民日报》)“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转摘自1965年5月26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告诫全党：“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毛泽东深深知道，工业相对于传统农业，是个先进的生产力，要发展好先进生产力，更需要有丰富多彩的深刻的知识，而要有知识，就得学习，刻苦努力学习。学习是搞好工业的基础和前提。

　　毛泽东一生，并非封建迷信，也非顽固保守，而是善于坚持。他为人虚心谦逊，善于学习。他是个“拿来主义”者。他从不盲从，从不妄自菲薄，从不盲目媚外。他赞同的和所做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态度相结合。在领导革命实践中是这样，搞经济建设也是这样，对于发展中国工业，推进中国工业化，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方法，所坚持的立场，也是这样。

　　抗日战争前，革命根据地建立在穷乡僻壤的农村，党没有搞工业的知识和经验，没有力量过多顾及工业发展，只是采取恢复和发展一些必要和可能的手工业和小工业，以供给战争，解决人民生活难题。这种做法适合当时形势和环境的要求。抗日时期，为克服严重困难，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没有一点工业基础的困难条件下，创建了自己的自给工业，包括军工业。然而，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盲目乐观，他考虑到更深更远的前景，考虑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选择。他认为，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不能像资本主义工业化那样，靠对外掠夺和对内剥削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只能是靠自己积累筹集工业化建设资金。但是，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单靠国家和个人都解决不了这个大问题。怎么办?当时毛泽东曾经考虑，必须制定适当的优惠的工业投资政策，吸引各个方面的资金投到工业建设上来。第一，用暂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做法，这样有利于使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第二，吸引工商业资本家投资发展民族工业;第三，利用合作社可以吸收群众(包括农民)的闲散资金的功能，集中投资于工业;第四，政府直接投资兴办工业。在这同时，毛泽东认为，到我国有条件发展自己的工业时，完全可以，也应当利用外资帮助我们实现国家工业化。应当说，毛泽东这些设想符合我国实际，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与当时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等人的交谈中，就多次谈到了利用外资的设想。毛泽东指出：“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是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中国的生活水平这么低，不能采用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来筹措所需要的资金。”(摘自《党史通讯》1983年20期第15页)因此，毛泽东认为，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是帮助我国搞工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为了提高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交往中的信誉，有利于同国际打交道，毛泽东把国民党政府的借款分为合法和不合法两类，对合法的外债(即用于建设和民生方面的)予以承认，也将如数归还，宣布“凡是为建设目的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认为是合法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还指出，引进外资将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中国引进外资用以发展经济，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兴旺了，就能为外商提供更大的市场，外资的正当盈利就会更有保障。毛泽东主张利用外资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大原则。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话中，就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指出，让外国资本投资或我们借取外债，都必须以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为前提。毛泽东坚持中国共产党人不拿原则做交易的准则，将引进外资用于经济建设与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进行严格的区别。他在与谢伟思谈话时指出：“我们对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不感兴趣，因为这种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使官僚们发财致富。”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建设的和生产的方面上，使国家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党史通讯》，1983年第21期第11页)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对我国的敌对和封锁政策，及其国际风云变幻，毛泽东的这些设想并未能较好地实施，这就不是他的主观愿望了。

　　毛泽东不仅主张引进和利用外资，而且更重视对引进外资的科学而合理地运用。他反对将引进外资用于进口高级的生活消费品，并认为这是浪费在愚蠢的行动上。他认为，引进的宝贵外资应该用于生产建设和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毛泽东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指出了中国引进外资的真正目的：“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毛泽东在引进和利用外资上也是光明磊落、毫不含糊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更加重视引进和利用外资，重视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重视向外国学习。然而，由于美国的敌视封锁及意识形态问题，使得中国的引进学习只能主要面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亲自做向苏联引进项目的工作，亲自审定引进计划。同苏联关系恶化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都亲自过问、审查、批准、推动对外引进的项目和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提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百废待兴，发展工业更是急迫和重要。以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向外国学习，得不到外国帮助，要想尽快改变面貌是有一定困难的。当时难以取得国际上的广泛支援和帮助，只能求之一面，当然是很适宜的明智之举。可以学习，能够引进，总比完全没有的要好得多。向外国学习，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因此，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但是，学习外国，向别人学习，并不是盲目模仿，也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一般来讲，学习也是要讲究方法的，采用好的方法学习，才会有真效率。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另一种态度是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们的情况相适合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后一种态度。那么，什么东西与我们的实际情况相适合呢?当时，我们的具体情况就是贫穷落后，就是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科学技术不发达，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因此，毛泽东提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同上)按照毛泽东、党中央的设想，取得了政权以后就要致力于使我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伟大事业了。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人民政府，当然就要着手工业化工作了。然而，当时中国的工业实在太少，科学技术水平太低，这成了工业化进程的大障碍。用什么办法克服困难呢?当然就只有向别人学习一法了，甚至可以适当地照搬即用，目的只有一个，强化我们的基础，使我国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由于制度不同，学习别国，特别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就得有个区别对待，要有个正确的态度和行为，那是不能统而言之的，更不能因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东西，就要拒之门外，把工业技术与社会制度混为一谈。须知，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为此，毛泽东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学习一定是为弥补我们的不足，要同我们的实际紧密结合，走好自己的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都想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可是我们的实际，尤其是工业发展现状又是那样：基础薄、文化低、知识少、科技弱、经验无。因此，就得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广泛地学习，学习别人好的东西，以弥补我们的不足，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水平。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周恩来也多次提出，凡是我们不懂不会的，都要去学。但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我们要向苏联学习，向兄弟国家学习，而且要向世界一切国家学习，包括向和平中立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家学习。就是日本、英国和美国，它也有长处，我们也可以学，除了它们的国家制度我们不学以外，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办法，我们是可以学的”(周恩来：《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1956年)。正是我们的正确的学习态度、学习精神和学习行动，使全党全国人民获得了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之所以顺利和迅速，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所以优异，我国工业从无到有，并逐渐发展壮大，同开展学习是大有关系的。

　　一个开放的民族，才是充满生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人与人之间需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共同进步，从而都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更是如此。自己禁锢自己，关起门来搞建设，便是死水一潭，毫无生气，窒息了自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被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下，我们想更多地获得国际上的支持和帮助，那是不可能的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独立思考，才使我们的建设具有特色。事实上，我国是通过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的同时，不断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技术、文化的交流，才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相对发达的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思想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我们一定要牢记，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原则的基础上，向外国学习，适当引进和合理利用外资，大量进口先进适用的技术装备，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工业基础，大力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把我国建成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并逐步向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迈进，这是毛泽东独立自主建设我们国家的思想中的有机构成部分。毛泽东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又大力倡导向外国学习和利用外援力量帮助发展，这种战略思维，有利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的自主发展和健康发展，有利于保持和发展中国特色，有利于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路子。这就是毛泽东的思想，是毛泽东指导我国工业、农业和一切事业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指导中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起到主导的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今后工作，对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既不能闭关锁国，在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发达国家实行围堵封锁时，要想方设法冲破他们设置的锁链，不要因它们的貌似强大而被吓倒，千万不可盲目地崇洋媚外，要坚定我们的自信，也要谦逊地积极地学习外国的好东西，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正确态度。

　　在学习和探索自己发展的道路方面，毛泽东有他的战略性思维特点，也有一系列的具体的办法和经验，完全贯穿于他长期以来领导和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的实践中。这是毛泽东的探索，我们也当进行新的学习和探索。学习毛泽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毛泽东：《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1939年3月)“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转引自《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0月)“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转引自1966年8月1日《解放军报》)“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讲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转引自《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0月)“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毛泽东1958年6月的重要指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情况是在不断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2月)“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在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方面，毛泽东也多有说辞。“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的这些话，有的是在战争时期，针对战争情况讲的;有的是在战争时期，针对当时经济形势讲的;有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经济建设讲的;有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其他方面的事业讲的。但是，我们对于毛泽东思想，只是学习运用它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们面临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和解决。如1936年，毛泽东把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的距离，看得很近，也容易解决，他的办法就是“把二者总合起来，用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这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所进行的探索和结论。在当时，当然是适用于指导战争的。然而，到了发展工业，推进中国工业化时期，这种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完全可以结合着灵活运用的。我们对于从农业到工业，对于发展工业，对于工业化不是也有一定距离吗?不也是从不懂到懂，再到能将之较快地推进吗?依靠的就是努力学习和善于学习，主要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党全国人民的创造力。毛泽东不是神，也不是算命先生，他只不过是对中国问题敢于探索，善于探索罢。我们学习他，学习毛泽东思想，正是、也只能是学习和运用他的基本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然而，这些基本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蕴藏于毛泽东的大量的著作、书信、题词和讲话里面的。我们学习、运用他的话，并不是教条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话过时了，这才是另一种迷信。其实，我国许许多多的先哲、先贤、帝王将相、领袖，虽然他们的时代过去了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但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话，不少仍熠熠生辉，仍可作我们的指导和参考，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只不过是我们要善于学习罢。对毛泽东也是如此。

　　四、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抓好科学管理

　　毛泽东认为，经济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就是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抓好科学管理。至于如何抓改革，如何抓管理，确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方法。毛泽东有着他的特点。他在晚年曾说过“管理也是社教”(1965年1月29日对×××蹲点的批示)的话。这表明，在毛泽东的思维里，在社会主义国家内，要把管理当成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对待。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观，到后来他一直支持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中鞍山市的做法：群众参与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以至他所提倡的“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1958年视察安徽钢铁工业时的谈话)，可以知道，毛泽东经济管理和经济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坚持群众性、政治性。毛泽东相信，群众的力量是无敌的，用政治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更是无坚不摧。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靠群策群力就能解决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的事业，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把事业的大厦支撑住。发展工业，强盛国家，同样是人民大众的事，要靠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努力。无论是改革，还是进行科学管理，都需要人民群众一齐起来，共同参与，才能把事情办好。毛泽东把管理当成向人民群众进行的一场社会主义教育，目的在通过人人参加管理，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能够极大地增强主人翁意识，尽可能地发挥好积极性和创造性，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好。

　　毛泽东在宏观管理上坚持统筹兼顾，计划调节，以期达到综合平衡发展的目的。这是一种协调发展的思维。毛泽东认为，发展应当是方方面面的、系统的，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方方面面就要有个轻重缓急的侧重秩序的问题。革命时期，需要有经济力支持战争。而当时没有取得政权，正在进行革命战争以夺取政权，是不能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只能以动员和组织战争，争取战争大发展，得胜利为中心。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支持革命战争，做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这样的目标下，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为组织管理好经济发展，毛泽东提出了一条原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要“军民兼顾，公私兼顾”(毛泽东：《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这虽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时期明确提出来的，但却是毛泽东一贯坚持和经过分析总结多年抓工作的经验得出来的结论。在中央苏区革命战争激烈发展时期，在事实上就已经“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了(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20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同上)。这样一抓，抓出了成绩，“今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超出了增加两成秋收的预计。手工业方面，农具和石灰的生产在恢复过程中，钨砂的生产开始恢复，烟、纸和木头的生产也开始有了点生气。粮食调剂今年有了不少的成绩。食盐入口也开始有部分的工作了”(同上)。这样的效果，没有在经营管理上方法的正确，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同上)采用什么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呢?就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不仅是要自己立即动手去做许多工作，而且要指导许多工作人员一道去做。尤其是要求乡和市这一级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粮食局、贸易局、采办处这些机关里的同志，要完成好亲手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调剂和运输粮食、管理出入口贸易的责任和任务。采用什么正确有效的方法呢?那就是，采用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从组织上动员群众;就是大量地组织培训工作干部;就是一方面用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广大农民迅速地走到经济建设的战线上来。一方面坚决地实行劳动法，改善工人群众生活，使工人群众积极地迅速地参加经济建设事业，而加强他们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

　　正是由于采取了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根据地的工农商经济建设工作有了大的发展。时隔不到半年，1934年1月23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已经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管理经济建设的观点：“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需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23日)具体上都要做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呢?“很多的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组织了犁牛合作社，以解决耕牛缺乏的问题。同时，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了生产工作。这种情形，在国民党时代是决然做不到的……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面，对于某些重要农产作出相当的生产计划，动员农民为着这样的计划而努力……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需要的……工业的进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但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是我们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同上)。毛泽东这些关于工作的经验总结和政策的导向，今天看来似乎都比较平常，然而我们应当想到的是，这是在当时异常的困难和残酷斗争时期，是在以战争为中心的求生存时期，这样的任何一项工作，在旧中国都是“第一”，是首创，是通过改革变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才会有的行动，它的意义与作用是非凡的。其中对农业的政策方向，就已经是用办工业的办法促进农业发展的现代农业雏形了，而搞工业已经触及了现代管理的领域，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是毛泽东首先认识到：“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同上)

　　毛泽东统筹兼顾，计划调节，以期达到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大手笔运筹管理经济建设的思路和做法，是有他的道理的。毛泽东作为一个大国、穷国的领袖，他想得更多的当然是普遍性、整体性问题，在经济发展上体现的就是人民性和国家整体性，这是基本点。有了人民性和国家整体性这个大方向大目标，多想办法，就可以得到迅速而有秩序地发展。因此，毛泽东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意思：统筹兼顾，是对于全国人民和全国各个方面的统筹兼顾。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以我国有多少人口出发，从我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范围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实际。就是要求我们这样的国家，要从人口多的大国国情出发去思考经济建设和发展问题，而绝不能仅从一部分人的利益和部分地区利益出发，去考虑经济发展。毛泽东是主张计划经济的，他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但他对计划经济的态度又是灵活的。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可以在计划经济的大原则和基础条件下，允许部分生产在国家总体计划和政策范围内，按市场需要组织生产。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大国，只有搞计划经济，统筹兼顾，同时限制自由生产，才能实现国家的综合平衡。只有考虑和照顾方方面面，从而合理分配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正确安排社会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使社会再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各个地区之间相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才有可能得到协调和持续发展。在这同时，毛泽东强调，“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

　　毛泽东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思想，是一个关于发展的方向性的大原则，并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也不是包罗万象的宝葫芦，什么都装进去完事。而是根据发展的趋势，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有所修改、补充。这就是扬弃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并不是教条主义的。毛泽东为了解除人们对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教条主义式的理解，对这一方针原则作了清楚的解释：“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的好办法来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认为，即使是社会团体，或群众自己直接想办法，也属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范畴。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之下，由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指导下所进行的活动，当然属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毛泽东还意识到，要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实现真正的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目标，并不是想做就能做到，也不是想做就可以做好的，困难和阻碍的因素会很多。怎么做才好呢?毛泽东主张，一方面以计划指导和计划安排；一方面制定具体、细致的政策，用政策来规范。在计划统筹原则和政策规范之下，社会经济一定能够有序地快速发展。为什么要在我国实现计划经济，以国家计划去统筹和指导、约束社会和人们的经济生活行为，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见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长远计划，人们看一看它的内容就知道了。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貌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5年)。我国的发展验证了毛泽东这一论述的正确性。有计划地发展，这本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但前提条件是计划符合科学性。至于发生的某些领导个人脑袋发热，拍胸脯得出的所谓计划，按这类计划去做，当然不属于计划经济的范畴。事实上，时至今日，我国就是通过坚定地实施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按已定的方向目标前进，才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相信人们不会否定。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正是在毛泽东这种强调必须保证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做到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的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中央和中央有关领导都再三强调统一和计划的重要性，要求全国都要有“一盘棋”思想，要执行好计划，完成计划任务，以确保国民经济整体的快速健康发展。周恩来提出：“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周恩来：《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1949年12月22、23日)“统一计划，分工合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计划是要统一的，但要有分工，有了分工还要有合作。”(周恩来：《关于体制问题》)刘少奇也谈了很多关于计划经济的问题，强调我国要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路子，他说：“力求走上计划经济——要资本家服从国家控制，小生产者受国家控制，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今后必须在国家统一的领导和计划之下发展经济，不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直至我国遇到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期，1962年，刘少奇又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统一性要结合起来……地方计划要纳入国家计划，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地方利益必须服从全国利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应当强调统一领导、中央集权，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会议上的报告》)陈云也多次阐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陈云认为，在一个大国内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没有计划比例是不可想象的。他说：“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看看是否平衡。”(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他还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建设是有计划的建设，全国各地企业的生产和建设工作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决不可违反国家的统一计划。”(陈云：《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陈云还认为，有计划按比例的论点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就提出的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主要领导在讲述计划经济或计划调节、计划发展时，都强调“必须”、“应当”，可见当时中央领导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看法是高度一致的，决心也很大，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大原则这一点上都毫不含糊。

　　1956年，毛泽东在强调“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它的供产销为什么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手工业这样大，应当纳入国家计划”(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3月5日)。同时，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工业生产，满足社会需要，毛泽东又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小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毛泽东：《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思想宝库》)毛泽东把这个“新经济政策”，置于有原料、有销路的前提条件之下，并一再强调“公私合营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仍然是有计划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体现。在当时独树一帜，是难能可贵的。毛泽东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是为满足社会需求提出来的，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保护、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存在着同社会主义经济相矛盾的一面。在发展过程中，二者的矛盾在不断出现，不断得到解决，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产生矛盾，解决矛盾的斗争中前进的。这种矛盾的“产生——解决——再产生——再解决”，其结果就是追求和达到平衡和协调。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变成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在毛泽东看来，矛盾是绝对的，平衡统一是暂时的。我们搞经济建设，搞工业化，不希望出现矛盾，总希望达到平衡。然而，事实不可能如此，不可能回避矛盾，绕过矛盾求平衡。我们又不能让经济建设放任自由，盲目发展，使矛盾不断扩大和加剧。因此，必须找到一种良好的解决矛盾、实现平衡的办法。毛泽东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最先提出的搞计划经济的办法。在毛泽东的思维里，计划并不是、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东西，不要讲长期的计划只是一种方向性、指导性的努力规划，可以不断地进行修改、补充，就是较短期的计划，也是可以调整的。但是，这种对长期计划的修改、补充，对短期计划的调整，必须符合客观情况，不能是盲目的、放任的、自流的、随便的。计划经济的内涵和实质，就在于此。

　　毛泽东在管理思维上提出的平衡，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重点有秩序地发展。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按照根据地解放区的具体情况，在发展经济上，不能以发展工业为首位，而一直是把农业当作重点，而又不忘掉同时尽可能地发展工业手工业。这完全是从战争的基本需要去决定问题所作出的抉择。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两个根本的重点转移。一是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这当然包括、而且主要是经济工作在内;二是具体工作也要抓住重点。这个抓重点主要表现在，由过去重点发展农业，即把农业放在第一位，转到发展工业，搞工业化之上;国家的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工业发展重点又放在大力发展内地工业之上，如此等等。第一个重点转移，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已经明确地提了出来。这个重点转移是方向性的、根本性的转移。而第二个重点转移是具体工作上的安排。关于这个具体工作的转移，1956年以后，毛泽东讲得比较多，比较具体。这表明，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是对中国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并将其结合在一起进行认真、深入地分析研究了的。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毛泽东提出了重工业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同时又强调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提出做到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方面，又要求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老底子。事实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毛泽东逝世，发展的重点确实是放在内地，广阔的内地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一批批工业基地和重点企业，这些新基地和重点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旧中国工业极其落后，而绝大部分现代工业又集中在沿海，使内地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发展严重滞后，那里群众的生活很苦，使民族矛盾相当突出。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决策，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生产力的畸形布局，使广大内地，特别是民族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增强了民族团结。而在这同时，沿海工业也是得到了极大发展的。

　　从我国具体情况来看，毛泽东强调统筹兼顾、计划调节，强调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突出抓重点，同时用政策来保证上述工作方式方法得到实施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艺术，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减少盲目性和浪费，根绝两极分化的危险土壤，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毛泽东这些思想精神，事实上都成为党和全国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实施政策。然而他希望的是，“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7日)，要求让“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他还认为，计划不是领导者的计划，不是少数人的计划，而是全党全国人民进行工作的计划，计划要实事求是，计划目标要量力而行。因此，再三要求“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余地”(转引自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现实中的毛泽东，十分注重微观企业的管理。在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在中国革命节节胜利，解放区越来越多，甚至占领了一些城市之际，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出现的破坏工商业的问题，针对不注重争取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的思想状况，他指出：“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各解放区过去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积极的方面，又要“节制资本”，采取恰如其分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限制资本主义对社会产生消极作用的方面。在坚持发展国营经济，坚持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基础上，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进，即不仅是让分散的个体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存在和发展，而且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和改造，帮助它们同国营经济齐头并进，得到更好发展。改造的方式方法就是用合作经营方式把它们组织起来，实行合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通过办好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形式，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把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六百多万分散的手工业者的私人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这同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和“赎买”，把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我国社会转变成为真正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

　　毛泽东对宏观经济管理的统制思想

　　很明显，也很坚定，似乎毫无松动的余地。然而，他对微观经济的企业层面管理的灵活性，即统一下的独立性也特别明显，似乎也让人感到意外。革命战争时期，提倡分散经营，放手让私人企业发展，不能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都是人们所熟知的。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十分重视管理微观企业层面的灵活性。他认为，对于经济建设，用计划、动员的办法，用法律、规章和政策进行了约束的办法管住全局大的方面，而让局部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一定能把经济建设搞好。1956年，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明确了他对微观经济层面的充分独立和自由发展的思想。他说：“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的。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毛泽东意犹未尽，接着又强调：“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可以说，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倡建立生动活泼的丰富多彩的和谐局面。而要造成这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和谐局面，就必须营造各个局部、各个环节都能独立自由、生动活泼，而独立自由不是脱离统一，是在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的同时，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毛泽东在微观管理上大力提倡计划性和勤俭原则。他认为，每个部门、每个地区、每个单位、每个企业，没有计划，就没有努力的目标，就不能有效地发展，就可能造成社会性大浪费。毛泽东强调，在努力奋斗的同时，要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每个工厂，每个农村，机关单位都要做到“勤俭经营……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年)，“要严格地节约，反对浪费。现在城市里头大反浪费乡村里头也反浪费。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要勤俭办社，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格节约，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毛泽东：《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搞工业、企业、事业，没有远大志向不行，没有计划性不好，没有勤俭节约的原则也难。毛泽东要求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即计划性和坚持勤俭节约原则，是我们搞好微观经济的关键环节，切莫等闲轻视之。

　　毛泽东注重改善微观管理是一贯的。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首先应该改革的是工厂机关化的不合理现象。目前我们有许多工厂在组织上非常不合理，人员众多，组织庞大，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人员的分配不适当，以及将管理大工厂的制度应用到我们的小工厂上面，这些现象必须迅速改变，使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强调“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各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为此必须：第一，每一工厂单位应有相当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经常因资金困难，妨碍生产。第二，每一工厂单位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结束收支不清、手续不备的糊涂现象。第三，依照各厂具体情况，使有些采取成本会计制，有些则暂不采取，但一切工厂必须有成本的计算。第四，每一个工厂的生产，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度，不得听其自流，很久不去检查。第五，每一工厂应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制度，养成节省原料与爱护工具的习惯。所有这些就是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有了严格的核算制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利的”(同上)。“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帮助群众总结经验……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改善微观管理更为注重，他指出：“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一定所有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党的领导，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笔记》”)。“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随着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发展，必然要引起企业管理上一系列的革命。一些旧的口号，旧的指标已经过时了，要用新的口号，新的指标来代替;现行的管理制度(比如工资制度、劳动组织、管理机构，等等)，凡是不适应新的情况的，都要作适当的改革。所有这些问题，在一切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企业，都会遇到，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经验，以便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转引自《中央批转×××的蹲点报告的批语》，1964年12月19日)“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泽东：《对×××蹲点报告的批示》，1965年1月29日)我们不能不钦佩毛泽东在管理上的远见卓识和细心周到。仔细品味毛泽东这些讲话的内容，人们就会感觉，这些讲话精神已然具体到几乎是管理上操作层面的东西了。人们还可以认为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上是外行吗？

　　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抓好科学管理方面，毛泽东非常善于运用他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创造总结积累起来的法宝——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随时随地，毛泽东总是不断强调和要求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把革命利益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牢固树立一切为人民群众的立场观点，把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他要求全党都要清楚，搞经济建设，搞活企业，搞好科学管理，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离开这一点，是不行的。

　　如何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呢?毛泽东提倡，要从关心群众生活、反对绝对平均主义，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原则入手，领导干部不搞特殊化。要求领导干部要时刻注意关心群众生活，注意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重视人民的利益，尤其重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问题。尽管工人和知识分子以及农民，生活普遍有了改善，但毛泽东仍然强调，要继续不断地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同时注重引导他们正确认识社会。毛泽东指出：“应当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认为：“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毛泽东就是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情况，运用不用的方式方法，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既要让人民群众得到当前利益，又要有更美好的前景，更大的利益在前面吸引，有更远大的美好的理想在支配、激励，怎么会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保持高涨的劳动热情?

　　随着发展和进步，毛泽东又看到人民群众已经不仅仅是在一些物质利益上去思考问题，而是有了更大更高的抱负和需要。因此，毛泽东想到了让群众参加管理，进一步保持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现实问题，于是提出：“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命。”(转引自《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1960年)毛泽东不但意识到要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抓好科学管理，必须依靠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他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力性的方式、方法及其高超艺术，也是可圈可点的。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军事家和理论家。毛泽东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我们要重视挖掘毛泽东思想的宝贵财富以为今用。笔者对毛泽东工业化战略的研究，不过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皮毛认识，即使是对毛泽东发展工业，推进工业化的思想的认识，也还是万不得一。相信后来者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