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走百年路：再读西方重看自己
——“经典与解释”丛书出版15年研讨会观点分享
原编者按：昨天的主旨发言中，我们感受了两位主编的气场，刘小枫希望“经典与解释”丛书的出版能够带动哲学教育的进步和古典文艺的复兴，甘阳则再次呼吁中国的大学早日建立古典学系，以此来提升对中国文明的重视和研究，带动整个社会人文素养的提高。
今天我们要一起谈谈马克思了。中国的学生，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从小就如雷贯耳。张志扬主持的“马克思与古典传统”的讨论中，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取得了晚清诸子时代之后的经学地位;来自复旦大学的丁耘教授认为从中国的当下语境来看，虽然马克思主义在学院中的地位逐渐被其他西方哲学学派取代，但仍然占据了“政-教”体系的主导，并在实践中充分发挥着它的生命力;南开大学陈建洪教授把马克思主义放置在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中，分析了它和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关系，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内在的因素。
这些看法和童鞋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一样吗?不一样，就要去“啃啃”经典了。
汪晖：马学如何变成我们思考历史的脉络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清华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研究方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流变，中国现代思想与中国古典和西方古典的渊源
看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在逐渐取得了晚清诸子时代之后的经学地位;而重读经典是重返经典的契机，“活学活用”的意义在于原创，不能用总体否定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时代。
非西方世界只有中国对人文学科的投入在增长
我去年年初应邀出席达沃斯论坛，和哈佛大学校长、芝加哥大学的主席、《经济学人》的主编一起参加“数码时代的人文学科”主题讨论，我最后一个发言。一个比较戏剧性的状况是，除了哈佛大学校长说我们国家的人文学科还可以，其他发言者都在说我们人文学科不行了。我们也经常听到国内学者对人文学科在大学体制当中所占位置和投入不够的抱怨。其实一比较才知道，中国的人文学科项目投入规模之大，世界罕见。那个会上，我只是简单介绍了古典学和中国传统的“中学”教育重新兴起的过程。主持人说：“让你最后一个说，就是让你做一个观察，我们很害怕，觉得中国变成经济的中心，会不会变成另外的(文化的)中心，现在听完仍是担忧。”我举这个事例是想说明，在人文学科领域，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抱怨学术浮躁、教育投入不如人意等负面因素，因而忽视了一些积极的因素，比如中国的诸多出版社对人文学术出版的投入，以及相关领域的规模，这些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
去年春天，我在印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组织的非西方世界人文学科的总评估，结果是，非西方世界的阿拉伯国家和南亚国家的人文学科都非常衰落，这些国家的经济资源无法向这个领域倾斜，只有中国和台湾地区是增长的，而台湾地区也面临着内部的危机：大学太多和生源不足造成了大学资源的过剩，表现之一就是大学质量下降。从规模和投入而言，可能世界上唯一在持续增长的地方就是中国。事情往往具有两面性，现在我们更多关注到了坏的方面，好的方面也很重要，但被忽视，今天我们看到的如“经典与解释丛书”等类似大规模的出版在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得到，因此，我觉得，正因为拥有这样的条件和可能性，我们不必要过分妄自菲薄。
近代中国几个重回经(古)典的重要时期
讲到经典，从晚清以后的近代中国有几波浪潮，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是晚清时期。晚清时期，很多学派开始重新评估诸子学，诸子学的复兴从经学的内部斗争开始。这个过程，除了学术上的贡献之外，和做思想史的学者得出的结论一样——最重要的是发现我们需要回到古典，回到诸子并破除经学的教条。而其中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回到原初问题，并从原初问题对当代(也就是晚清时代)进行解读。无论是儒学、佛学、道家，以及关于老子学说的再解释，宇宙本体论认识与人的起源，社会形态，社会组织，这些都是要探究人类到底从哪儿起源。胡适曾抱怨在章太炎门下听中国哲学史，章太炎讲了一年还没有讲到诸子时刻。这是因为要讲原初，那些问题把近代科学发明都放到对古代的夏、商、周三代以及更早的历史之内解释。“回到原初问题”具有非常强大的动力，能够重构一个世界观。重回经典也为20世纪奠定了在现代历史条件下重新介入经典的契机。今天干春松教授重返康有为，还有一些学者重返章太炎，都是要通过他们返回经典，再对当代问题介入，也是一种重新构造新世界观的意识，这个过程像一个新的诸子时代那样，显示出“百家争鸣”的态势。
第二个时期，我觉得是1920年代开始的“整理国故”时期，对经典解释上的贡献，看起来似乎原创性不高，比不上今天很多科学领域的技术，但是整理国故意义深远，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各类书籍的不同版本和各种古籍的整理。这种精神到了1950年代以后真正得到发扬光大，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中断，到了1970年代末，得到陈云等领导人的重新重视，再次主持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同时成立了一大批的古籍出版社，省一级的古籍出版社均成立于那一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功劳是不得了的。而且，当时更是奠定了古典整理的基本原则——标点、校刊、版本，把除了原来的经典以外的诸子学的部分和传的部分进行大量的重印，也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
如果不按时期来分，另外一个经典化的时期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从古籍整理，整理国故到1950年代倡导结合“继承过去”的分析方法来进行古籍整理，这契合了历史唯物论方法中的“古典历史化”的方面。现在，我们对所有的“经”都要追问，这个追问是对历史脉络的追溯，无论是在台湾地区、还是中国大陆，近代史都是受到高度重视的，这和马克思主义解释经典的脉络相关，这个经典脉络不是从“子”的角度，而是从“史”的角度去解释经典，这种诠释的维度很重要。
马克思主义“活学活用”的意义在于原创
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一个最核心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学派、托派、自由主义学派，这些学派在论争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都是由现在我们所说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范畴提供的，甚至连自由主义都一样。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中国的历史运动中跟中国历史相互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经学时代。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晚晴的新诸子时代之后的新经学时代，它具有“经”的地位，它变成我们思考历史的脉络。后来我们冲击它，那是因为它变的教条化，当我们要重新解放思想时就必须要打开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构造了一个真正的现代经学时代。这个时代，我认为现在仍有意义。
在当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比较多，而有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却被忽略了。法国当代学者——阿兰▪巴迪欧，作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多年前赴美国演讲，在演讲中，他引用“学哲学，用哲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这一说法，他说：“‘活学活用’在任何一个时期，作为一个政治行为来看都是幼稚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整个欧洲哲学的历史传统中来看，这其中解放的意义是巨大的，哲学也不应该只是成为本学科专业人才的事情。”“让每一个人成为哲学家”是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界从未实现的梦想。“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是有点幼稚，但是世界上的事情第一次都是幼稚的，不要忘了在我们自己历史经验当中，那些幼稚的可以批判，但在这个经验里面，有着极为原创性的因素存在，这些因素同时也是我们重读经典，重返经典的重要契机。
丁耘：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身体”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学术》执行编辑
研究方向：德国古典哲学，希腊哲学
看点：从政-教-学的体系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学”的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正面临被边缘化，但是从古典传统的角度来看，来源于西方古典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恰恰在我们的“政-教”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为何高于卢梭和尼采
在“经典与解释”丛书中，其实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论著并不多，有八九本的样子，显得有些边缘化。但是，其实马克思的学说往往是以和其他学说相结合的方式出现的。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是古典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后就出现了伊壁鸠鲁的快乐哲学，这是代表实体哲学之后的自我意识的哲学，马克思以伊壁鸠鲁突破亚里士多德的方式突破黑格尔，回到自我意识的哲学。马克思还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的题词上引用过普罗米修斯的经典名句——“我厌恶所有的神”。“经典与解释”丛书中也有几篇论文把马克思和普罗米修斯联系在一起。
从古典哲学的背景再来看马克思的思想，其中更重要还是要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去看，马克思主义中那些最基本的概念都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相互联系，比如我们熟知的时间的概念、劳动的概念。今天，有些人觉得马克思主义不太行了，那么，究竟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不行，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行了呢?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不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在的学院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不够，聪明才智都转移到西方哲学研究中去了，这才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发挥不出来。
以前普遍认为马克思比马克思主义更加重要，但是在今天的语境下，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要比马克思重要。马克思主义现在主要不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而是存在于现实中。放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来看，马克思主义体现在政-教-学三个层面上。这就像佛学初兴时候的儒学那样，那时的聪明才智被高僧的思想吸引过去了，但是，社会上的秩序仍然是以儒学建立起来的。而今天，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身体，如果没有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可能就只是西方的一个学派，和卢梭、尼采拥有差不多的地位。但是有了这几个国家，尤其是有了现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就远远高于尼采，因为我们的政教秩序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
要理顺马克思主义在政-教-学体系中的地位和关系
再看马克思主义和古典传统的关系，在这里并不是用马克思为主的方式来评价古典传统，更不是用古典传统为主的方式来评价马克思主义，而是要用中国的语境去评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生根，能够在三四十年代被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接受，是因为它有效，它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并渐渐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政教秩序。马克思主义变成了“经”，而中国民众自古以来是讨厌“经学”的，他们习惯把经典简易化，例如：佛教众多的经典就被简化为一句“阿弥陀佛”。今天，政教秩序上的担当者其实不是大学，而是社会上的精英，社会上的精英按照学院派来衡量，可能只是二三流人才。
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把这个经典推到人民当中去的呢?马克思主义在这里起的作用并不是人文学院和党校搞马克思哲学的教授们发挥的作用，而是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方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建构了现代的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存在于中国现代史的政治主体自我建构的活动中，这一点不管是学西方哲学还是古典哲学的学院派都史非常难做到，但是学和政-教体系的关系仍然要重新理顺，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看透马克思主义与古典传统的关系。
陈建洪：西方思想传统中诞生出了马克思主义
南开大学哲学教授
研究方向：宗教理论与方法研究，施密特学派研究
看点：马克思的思想是整个西方思想传统里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有其交集;马克思思想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内在的因素。
放到西方传统思想体系中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
现在说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比较的是政教体系本身对马克思和他的延续精神的贡献，另外一个方面，现在我们的讨论是和马克思主义曾对我们历史产生的意义有关的。从正面来讲，马克思帮助我们的民族摆脱了苦难，当然，负面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也造就了我们社会的苦难。回到“经典与解释”的思路上来，马克思还是一个欧洲人，是一个西方人，我们要把他的思想放到西方传统思想体系里面去理解。
尤其从思想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根本上是欧洲社会理论的主流产品，这就将马克思主义跟整个欧洲传统官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传统联系起来。尤其是从对人类社会远景的构想来说，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包含了对人类社会的美好展望，承认一个完美的、完善的社会必须由个体所组成。从马克思思想的来源来看，以前更多提到马克思的思想主要由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构成)，“经典与解释”这套丛书则将这种来源的梳理更提前了一些，把马克思主义跟传统、宽泛的自由主义伦理接连起来。总而言之，这其中代表着一个我们现在的解说方向：他(马克思)是一个德国人，是一个欧洲人，是一个西方人，是一个犹太人，他的思想是嵌在整个西方的思想传统里面的，无论他又是如何反西方传统的。
说回古典传统上来，汉娜•阿伦特(20世纪德国思想家)的研究值得重视，她把马克思放在西方政治哲学史的终点来考虑，把柏拉图看成西方政治哲学的起点。她更多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希腊古典传统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从对劳动的理解，从解放劳动的这个层面去证实。劳动在希腊的哲学领域主要观点是：哲学的兴起要有闲暇，闲暇不只是从日常生活劳作解放出来的，更关键的是从政治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强调的是劳动这一层面对哲学史的反转作用。劳动是我们所有特殊性的来源，是创造，是规定人根本的概念。这个在我们的传统中也是如此，现在的中国历史基本认同劳动的光荣。从整个劳动的观念逐步过渡到一个制度下面，在劳动的体系内，关于未来的社会，劳动终将会被完全废除，那是对于美好社会的构想，这一点其实仍是西方古典的传统，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我想接下来纠正一个这些年来讨论比较多的问题——《施米特文集》系列，有人指出施米特在著作中强调的是恢复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观念，也就是“整个斗争要复苏”——这其实完全是个误解。施米特在文集中所探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从他们的政治地位来讲，施米特是在把政治用以进行敌我的区分。
我要纠正的是：施米特的“敌我”观点和毛泽东思想中的“敌我”观点不一样。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一方面，毛泽东思想讲的敌我存在于整个的阶级斗争阶段，而施米特强调区分敌我，针对的是主权国家，敌和我各形成一个主体。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是要把阶级作为一个敌我划分的主题，这个划分界线是跨越国家而存在。另外一个彻底的不同，就是他们对于政治是不是始终伴随着人类生活这个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回答，根据毛泽东思想的纲领：政治是可以克服的，因为阶级斗争只存在于有阶级的社会。与此完全不同，施米特完全否认政治是可以克服的，(他认为)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政治，就会有斗争，从施米特的思路来讲，无论是黄金时代、伊甸园、桃花源，还有天下大同，人类生活没有得救的希望，毛泽东则认为人类有得救的希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传统可以接续西方的自由主义，这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和这个目标不一样的，恰恰是施米特这条路子：强调主权国家，强调主权国家之间的军事，包括这种依靠军事的国际秩序的组成。
马克思主义成为现在中国内在的因素
我最后想讲的是无论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是他们共同的理想。这也是为什么带有明显德国思想色彩的海德格尔会认为，美国和苏联在形而上学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朝向同样的目标。施特劳斯也认同这一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关于人类社会的未来的管理探讨与欧洲传统的自由理论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施特劳斯的取向是一个回到与超越古典的角度。
总而言之，第一，马克思拥有的思想是一个欧洲、西方的思想，这一思想背负着整个西方哲学的意识;第二，我们不必承认现在的中国理论就有西方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实际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西方的思想理论，而成为了现在中国的内在因素，马克思本身是犹太人，犹太因素也属于西方思想中的东方因素;第三，马克思主义是从建立政教体制上实现内在化的，类似于我们刚才提到的佛教，过去也是外围的因素，现在也同样被内化;第四，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持续的革命和批判的学说，并非保守的，和我们现在政教体制上的理解并不完全一样。
文字编辑整理 赵燕磊
(据研讨会现场速记和部分录音，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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