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今天，所有已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的国家，经济的根本问题都是需求的问题，而非其他问题。
计划经济国家的问题是脱节，即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供给与需求被掌握在不同的决策者手中，需求由个人决定，供给却由国家的计划决定，二者之间缺少了市场的价格信号这样一个中介环节，所以不能以需求引导供给，而是完全由计划者的主观决定左右着供给。这种脱节，导致生产者并不真正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也往往导致生产的东西没人要(过多)，有人要的东西没人生产(过少)。所谓计划经济的短缺特征，不是因生产能力导致的，而是因需求信号被遮蔽导致的。
而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则是截流。在缺少国家强力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自然走向是贫富高度分化，且长期而言愈演愈烈。目前，美欧诸国正在上演这一过程。由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著、最近名声大噪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详细叙述了这方面的情况;其他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论述了这一过程：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富有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是30:1;到21世纪初，这个差距已扩大到1000:1。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2005年，美国总收入流向占人口0.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增加了2倍多，从3.2%增加到10.9%;流向占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翻了一翻，从10.2%到21.8%。到2007年，美国社会最上层0.1%家庭所平均拥有的年收入，是90%社会中底层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可以说，美欧各国当下发生的主要问题、多种矛盾，都与收入分配的这种状况密切相关。
而现在的中国，贫富分化正在赶超美欧，至少与之相比已毫不逊色：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明显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而美国密歇根大学2014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则称，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美国，基尼系数高达0.55，位居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胡润研究院2011年9月17日公布的2011胡润百富榜介绍，“1000名上榜企业家，平均财富59亿元，相比两年前上涨51%。”2011年4月12日，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联合发布的《群邑智库•2011胡润财富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十亿富豪大约有4000人，全国百亿富豪大约有200人。”据马钟成推算，中国4千富豪一年的收入，等于10亿农民加1.4亿城市在岗职工的总收入之和。
在市场机制发育的初期，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规模效应，赢得竞争，需要一个资本集中的原始过程。但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尤其是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已经彻底终结了经济发展对于资本集中度的需要。今天，在各主要国家发生的财富集中，已经与经济发展的要求毫不相干，反倒是背道而驰。由于收入的很大部分被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而这极少数人手中财富的相当大部分又不会再进入生产过程，既不会产生消费，也不会用于实业投资，因此不能有益于有效需求的增加。这样一来，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很大一部分资源就被截流走了。消费越少，实体经济的收益率越低，有钱人就越不愿意投资于实业，而只愿投机于金融;而虚拟经济越膨胀，实体经济就越衰弱。当每一轮社会再生产循环所创造的财富都被截去很大一部分时，经济增长的源泉就越来越枯竭，而只能依靠出口竞争、金融泡沫或者是由政府支撑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但是，这三者都是不能长久持续的，所以经济危机必然周而复始，并且随着经济规模的增长，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事实、是现象，在马克思时代即已存在，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对于这一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和寻找原因。马克思找到了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所以他开出了公有制的激进药方，同时却也留下了“公有制经济如何以需求引导供给?”的难题，单纯的计划经济，已经被实践所证明存在缺陷。而从经济本身的角度看，危机的周期性是由于再生产过程被周期性地截流，有效需求不断枯萎所致——症结在于分配，即1%人口占有90%财富的市场分配机制。
因此也可以说，市场经济的根本症结在分配，其他都只是枝节。分配问题不解决，经济的下行症候与危机的周而复始不可能真正治愈，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甚至走向愈演愈烈;而分配问题如果解决好了，每一轮生产过程所创造的财富，都将成为下一轮再生产增长的源泉。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只要对实体经济的需求充足，经济的增长根本不是问题。如此一来，经济体有了“源头活水”，将可以实现真正可以持续的、没有危机和障碍的增长。
反之，分配问题如果不解决，以其他方式增进需求，不管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经济体制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哪怕是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只能见效于一时，最好结果，也无非是将危机转嫁给其他经济体，自己苟延残喘而已。该来的，终究还是会再来。资本主义体制能够从马克思时代延续到今天，甚至还显得越来越繁荣，不是它已经找到了根治危机的方法，而是市场机制从欧洲中心地带向着全球的秩序扩展，为消化危机提供了广阔空间。当市场机制扩展到全球主要经济体之日，就是周期性危机不可遏制之时。显然，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这个临界点。
因此，一定要将解决分配问题、让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放到决定经济兴衰、国家安危的至高位置。相比于这个问题而言，其他问题都只是次枝末节，其他手段也都只是隔靴搔痒。不触及症结的根本，只在细枝末节上下工夫，不可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那样一来，即使花费重大代价看似解决了问题，结果矛盾可能很快又以其他方式卷土重来——很少有国家能够不被这种周而复始的反复折腾所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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