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无法医治新自由主义导致的金融危机

　　迪米萃斯P.索提罗波罗斯：卡莱茨基揭示的凯恩斯主义困境

　　——凯恩斯主义无法医治新自由主义导致的金融危机

　　张建刚译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在战后是没有先例的，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承认这一点。人们在需要对经济的更多方面进行管制上已达成共识，但对未来的管制经济应是个什么样子?甚至是否应要宣告里根时代的结束?还存在巨大的争论。所有这些讨论都很重要，但这并没有揭示事物的实质。金融不稳定和收入再分配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关键问题，但他们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美国市场上的次贷危机逐渐演化为全球经济衰退，这是由于放松管制而引发市场制度的制度性机能失调所导致的。它的根源并不在于某种“非理性的繁荣或活跃”。那些赶上经济繁荣时期的人们也应该理性地行为，至少应根据新自由主义范式来引导自己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危机是制度性的，因为它产生于构成新自由主义范式核心的多种因素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制度中有一些令人苦恼的重要“结点”，这些结点决定着全球的资本流动。最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中最强有力的中心领域爆发，这也是具有系统性的。美国的市场主体和金融机构是整个市场组织和金融创新制度的核心。

　　危机已经对那些按照新自由主义规则的运行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管理经济的能力提出了质疑。即使债券评级机构对于某些公司发行的债券的评价有些问题，但假定世界经济还像现在被称之为“大调整”混乱的状况出现之前那样，仍然一片繁荣，继续高速增长的话，危机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不是那些SPVs(特殊功能的公司)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进行了风险隔离，在这样一个房价泡沫不断上涨的背景下，房产公司会冒着这么高的风险而去增加投资吗?如果不是处于过度负债的困境中，美国家庭会为了维持家庭消费而求助于房屋抵押融资吗?如果不是为了弥补他们收入的减小，很多工薪阶层会利用这些信用卡进行透支消费吗?如果不是这些金融大集团进一步提高杠杆率，债券发行量会超过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边界吗?次贷市场会停止发放贷款吗?资本会在信用产品市场上不再追逐高回报吗?当有坏消息出现时，公司会不顾收缩业务的本能，而相反扩大业务吗?而当有利好消息出现后，企业赢利性大大提高，政府开始放松监管，这将不会导致再一次低估风险吗(lapatsioras et al. 2009)?

　　虽然，以上讨论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并没给我们揭示出新自由主义的实质。不稳定性和过度负债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现代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应付危机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把经济压力转嫁到劳动者身上。那么，这一金融制度过度膨胀背后更深的逻辑是什么呢?为什么金融市场会出现明显的非理性的过度膨胀呢?

　　就像David Ruccio(2003,85)很中肯地指出的那样，那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传统中所进行关于管制与反管制的争论，虽然可能很重要，但这并不是我们要进行的“战斗”。现在左派政治经济学被限定在对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之间进行选择。是要更多还是更少的管制?是要更多还是更少的国家干预?是要更多还是更少的控制?是要所谓的利润主导型的增长还是工资主导型的增长?我所要做的就是要突破这种限定，当然本文所采用的理论观点，是和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坚持的理论传统相一致的。

　　接下来，我将尝试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同时主要关注资本市场中的金融化问题。首先，我将列出讨论的主要问题和凯恩斯主义分析的局限性，同时也追溯一下凯恩斯自己为凯恩斯理论体系所做的一些工作，这一理论方法被广泛应用在最近非正统的分析中。这样进行安排不仅不会构成我达到目标的障碍，反而更方便我接受与凯恩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为了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的金融化，我将要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作的分析。我的意图是不要低估金融化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事实。(见lapatsioras et al. 2009;Milios and sotiropoulos 2009,第九章Martin 2002).。我的推理可能会帮助我们增强对市场金融化其它方面的理解，不过这需要更加进一步的研究。

　　按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变异形态，它带来收入分配“不公平”、经济波动加大、经济发展停滞。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收入减少，投机活动到处泛滥。因此，在新自由主义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流通领域就成为利润最主要的来源地。下面分析的重点将要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因为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是一个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米哈尔•卡莱茨基的工作对于我们揭露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性是非常有用的，他提出了一个已经部分地暗含在凯恩斯理论体系内的理论困境。核心观点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没能理解资本实质，他们也就没有能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要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卡莱茨基所揭示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关于新自由主义论述的来源和其理论断点

　　凯恩斯与李嘉图思想的联结点：寄生的第三阶级

　　我们认为按照mattick(1980,20)的看法，凯恩斯对新古典分析的理论背叛可以更好地看做是对古典理论的回归，尽管凯恩斯自己是反对古典理论的。这一自相矛盾的结论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通过这一公式化的表述，Mattick突出了凯恩斯批判中的主要方面。为了对新古典主义的教条进行批判，他不得不重新思考社会阶级的收入分配方式。由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他就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了。斯密(关注程度要比李嘉图小)主要把注意力放在分析决定收入分配相关的制度因素的问题上(见sotiropoulos and economakis 2008)。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后凯恩斯主义的文献中也开始流行起来。(Garegnani 1979)。

　　但还有一点值得仔细研究，就是凯恩斯和李嘉图理论观点的相似性，虽然这一点并不明显。李嘉图对在他那个时代的土地所有者所采用的理论和政治方法，同样得到凯恩斯的认可，并应用于对食利者的分析中。食利者是一群“职业投资者”，不需要付出真正的代价就可获得收入。按凯恩斯自己的话说，“由于资本是稀缺的，所以资本的所有者就要得到利息，就像由于土地是稀缺的，所以土地所有者要得到地租一样。”(376)

　　我们先扼要总结一下李嘉图的论点。在他的理论架构中，有三个社会阶级：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在生产中唯一珍贵的生产要素就是最后提到的并被保留下来的财产——土地。由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不断下降，土地所有者成为唯一的资本积累进程中的受益者，有限土地的不断增加的用途使的土地越来越昂贵。土地所有者可以没有相应的生产贡献而享有一个很高的收入。他们不断增长的利润来源于流通领域，即来自于收入再分配，这是以牺牲劳动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恰恰是这一点给了李嘉图以启迪，促使他提出了生产阶级(工人和资本家)和非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之间根本的差别，这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含义的(Rubin 1989)。

　　在《货币改革论》的小册子(1971，4)(以及后来的《货币通论》)中，凯恩斯也相似地构造了三个阶级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中，一个阶级是独立的不生产的社会阶级-食利者(投资阶级或叫金融资本家)，另外两个被划为一类的生产阶级就是企业家或高级经理(商人阶级)，和工人(工薪阶级)。食利阶级是那些在生产中没有什么职能的投资者，但手中却持有利用流动资本价值的稀缺性来进行积累的能力。(凯恩斯，1976，376)。就像李嘉图所讲土地所有者一样，食利阶级利获得的收入，但并没有在实际生产中作出相应的贡献。而且，他被大多数人相信只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新兴的阶级。按照凯恩斯的说法，由于食利阶级的出现，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一般说来，在一些大的企业集团，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和生产过程的管理权之间保持完全独立，这样一种企业治理结构安排为食利者和金融机构找到了一个新的角色。(147-50)。

　　上面的这些讨论可能对于那些或多或少不太熟悉凯恩斯对货币分析理论的人有点陌生，凯恩斯认为，货币的数量由需求决定，投资来源于资本家自己的储蓄(Lavoie 1996)。如果情况就是这样，食利阶层怎么才能和李嘉图分析中的土地所有者一样仿佛是稀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呢?土地的稀缺性可以被看做是给定的，但金融资本并不像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除非金融资本所有人能在收入分配领域能获得非常高的回报。最后，假定这些典型的食利者既是金融资产的所有者也是金融机构的管理者，并亲自管理这些资产，如果政策的优先目标是保持资产价格和回报的稳定的话，那么，“昂贵”的货币和低通货膨胀率的货币主义者政策看起来是非常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凯恩斯关于食利者的论述的两个部分

　　凯恩斯对金融和实际经济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食利者的非生产性(甚至为寄生性)上。他在《货币通论》中的论点可分成基本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收入再分配的，另一部分是关于无效性和投机性的。

　　首先，高的金融回报率和高利率，即金融资本有一个高收益率，会导致有效需求的缩减，当然这种缩减主要是通过投资的途径。从上面的论点中，可直接得出这个结论。按凯恩斯所说，其它条件不变，如果利率足够高，资本的边际效率在充分就业达到之前就会和利率相等，这必然导致失业。另外，在企业中，食利阶级的高收入就意味着债券的高回报率和股东的高收益率，也就意味着低工资和企业投资的低利润率。

　　其次，对于凯恩斯来说，在现代经济中，大公司的所有权是和经营权相分离的，金融市场的作用是复杂的，有时使投资变得非常方便，但有时却带来很大的制度的不确定性(1973，150-51)。凯恩斯认为，假定期望食利者的投资决定在新古典主义意义上讲是有效率的，这一点是完全不现实的。他们的决定主要依赖于“动物精神”，而不是利润数量乘以它的概率的权重平均数的结果。(161)。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金融玩家意识到遥远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结果，那些“职业投资者”事实上优先考虑的主要不是对整个投资期的可能产出做一个长期的预测，而主要考虑的是预测公司上市后在短期内在发行价格基础上的价值变化。(157，154)。换言之，食利者不由自主地被投机活动所吸引，而不考虑固执已见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155)。

　　概述：新自由主义——食利者的复仇

　　20世纪30年代中期，凯恩斯就预言食利阶级将在一两代时间内绝迹(安乐死)。(1973，377)。很多当代的凯恩斯主义者把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描绘成食利者在30年后又重新掌控经济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被称为食利阶级的复仇者(Smithin 1996,84)，据说他们已规划好现代政治经济的发展日程，以符合他们的既得利益。

　　遵循凯恩斯的分析精神，最近的准凯恩斯主义教程认为有必要加强食利者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并不是没有差别)提升金融行业的经济重要性，来对抗经济中的实际工业部门。收入从后者向前者的转移将提高经济的不平等和压制有效需求(凯恩斯争辨的第一个方面)。金融不稳定性的增加，将传导给现代资本主义的中心部门(凯恩斯争辨的第二个方面)。这里争辨的实质是，现代金融自由化过程，应被看作是一个由金融精英和金融中介(如现代食利者)要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中的更大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就是金融化的实质。上述争辨的主要思想，实际上相当简单，也就是说，债券持有者和金融中介要强行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可概括为：低估劳动力的价值，提升投机的力量。如果这成为真的，我们将看到新自由主义完全就是非生产性食利阶级力量的显示，他们可以决定收入再分配，并将获得商业上的回报率。

　　为了为这些概念进行辩护，最近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和制度分析家争辩道，金融化已导致公司的行为发生巨大改变，并促使一些公司进行了根本性重组。他们认为，工业企业已不再像凯恩斯和熊比特在过去所描绘的那样，是经济的发动机。工业企业要优先考虑的是食利者的利益(如大股东和代表他们的金融机构的利益)，也就是说要提高主要股东的报酬，提高他们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力，而这一切是以牺牲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包括公证人、工人、消费者和经理人等)。现在股份公司的股东的流动性很强，公司的高级管理者要调整他们的行为以满足股东的需要，就必须不断重组以最大化每一时点上股票的价格(Crotty 2005)。

　　卡莱茨基所揭示的困境：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断点

　　如果新自由主义者在寡头统治国家中的寄生性阶级的教唆下，和他们共谋来反对生产阶级(凯恩斯所讲的企业家和工人阶级)是事实的话，那么这个共谋主要是集中在流通领域。现在，我建议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一问题已被证明对于凯恩斯主义者来讲是很难回答的。接下来，我主要介绍一下卡莱茨基所做工作。

　　卡莱茨基是一个真正凯恩斯主义者，他承认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会比自由放任的情况下会有一个更高的利润。他也相当愿意承认即使由于工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而导致工资上涨，之后的结果极有可能是导致价格上涨，而不是利润减少。无疑，这将只会对食利者有一个负面影响。(141)。但是，工人阶级将要拥有更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将会增强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动力。因此维持一个充分就业的状态将会导致社会和政治方面发生变化，而这将是反对企业领导的新的动力。老板的社会地位将会被削弱，而工人阶级的自信和阶级意识将会增长(140-1;在一开始就强调)。卡莱茨基因此就得出结论，工业资本家和管理者会同意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因为他们认为让工人服从于他们，比增加他们的利润更重要。

　　工厂中的纪律和政治稳定对企业领导者来说比利润更重要。他们的阶级本能告诉他们从他们的立场来看，维持充分就业并不明智，而失业却是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种情形下，大企业主和食利者就会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联盟，他们可能会发现不止一个经济学家会宣称充分就业的状态显然是不健康的。(141,144)。

　　食利者、资本家和管理者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联合起来，就是为了取得对劳动的霸权，甚至不惜以牺牲利润和扩大生产为代价。把这种联合与凯恩斯理论联系起来，明显是困难的，但这种理论的可能性出现了。在一定意义上讲，权力的关系已经超过分配关系占了上风，而这一洞见对凯恩斯主义来说是陌生的。换句话说，看起来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维持对劳动的政治统治上，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概言之，可以认定，新自由主义不是被看作为食利者谋取商业利益的一个过程，而是被看作能确保劳动纪律，因而能为投资者和企业家服务的一个经济制度。

　　这里，我不想对卡莱茨基的观点提出质疑。而只是想指出我们遭遇了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断点。面对困境，卡莱茨基(也许无意识)改变了思路，通过这样做，他找到一个新的解释方向，也意味着找到了不可能在凯恩斯的思想体系中找到的问题的回答。凯恩斯主义者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他们接受卡莱茨基论点，并转向其它对资本主义的诠释理论(例如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另一个选择就是无视卡莱茨基所揭示的困境并为由凯恩斯自己所倡导的改革战略进行辩护。

　　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对新自由主义的不同诠释

　　一段时间前，最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鲍尔••克鲁格曼提出了下面的相关问题：为什么金融界变得如此狂热?(1997，155)。我们尝试用下面观点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拒绝凯恩斯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反映的是食利者的霸权观点，而回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分析那里，我们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别有利于资本获取更多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那就是说，这种模式对于资产阶级整个阶级加强资本对劳动进行残酷的剥削是非常适合的。凯恩斯主义传统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这些主张的所有方面都应该随意抛弃。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他们对今天的资本主义所进行分析，他们把新自由主义下的资本赢利性，理解为是一个基本上内生于流通领域的收入再分配问题，而不是剩余价值生产的问题思想。换言之，新自由主义不能被解释为是非生产性阶级的复仇，而应解释为是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重组。

　　马克思分析中的金融行业的结构

　　一个综合介绍性的资本的定义如下：资本是一种历史性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它以自身为目的的货币或能创造更多货币的货币的形式表现自己，这是和公式M-C-M’相一致的(M表示货币，C表示商品)。(Milios, Dimoulis,和Economakis2002)。马克思已说明，货币流通公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表达式，就像在实际生产过程所展示的那样，生产现在是为了交换和获取利润。于是，一种历史性的具体的剥削方式出现了：资本家对劳动阶级的剥削。货币已经成为价值和资本最通用的表现形式。

　　图一：金融资本循环体系

　　一般来说，资本家占据了一个特有的位置，并发挥着特有的作用。资本家以及他的行为是价值自发运动的体现，体现了资本的自我运动M-C…P…C‘-M‘(P表示生产)。资本的理论不是对资本家活动的分析，也不是对自封闭运动的回应。相反，资本的力量是客观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规律的，就是竞争铁律，因此每个资本家都有这样的竞争意识，从而迫使他具有不断向前的动力。(MARX 1990，92;cf.Balibar 1984)。

　　为了进行更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承认资本可以具有不止一种形态。可以既有货币资本家，也可以有职能资本家。这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栩栩如生的描述是不能忽视生息资本的流通，因为它描绘了金融制度体系运转的整个过程。马克思的思想可以由图1表示，在借贷的过程中，货币资本家A成为债券S的接受者和所有者。那就是说，这是来自职能资本家B的支付书面承诺(具有或然性)。这一承诺认可A依然是货币M的所有者。他不把他的资本所有权转给B，但他授权B在一个规定的时期内可以使用这个货币。我们将区分两种证券：一种是债券SB，另一种是股票Ss。在前一种的情形下，企业不管运营的好坏，都要向债券所有人支付事前设定好的固定金额;而在后一种的情形下，企业要首先向银行担保，(一旦破产)出售它的部分资产来偿还银行的贷款，并且承诺向股东支付与利润成比例的股息。如果公司已经进行股权融资，就会涉及到股票发行，那么资本家B就相当于经理，而资本家A就相当于法律上的所有者。

　　总之，在资本家B手中的这笔钱就会执行资本职能。那么，这笔钱被看作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它使流动资本B能购买到为组织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必要的生产工具Mp和劳动力Lp。在一个特定的生产关系制度下(构成一个特定的历史的剥削关系)，上述这个生产过程就发生了，并且这个过程就转化为一个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B所预付的货币现在他的控制下就变成他的社会力量的物质表现，这些货币能使生产过程能够运行，并控制生产过程。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四个基本结论：

　　第一，货币资本和职能资本都构成资本(根源于生产关系结构的力量化身)。换言之，资本的地方被企业内部的代理人(管理者)和企业的外部代理人(证券持有人)所占据。马克思总的思想是废除了凯恩斯在企业内部的生产性阶级和外部的寄生阶级之间所划的界线。按他自己的话说，在生产过程中，职能资本作为其它人的财产的代表来对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进行剥削，同时，货币资本也由职能资本代表参与到对劳动的剥削中来。(Marx 1991，504)。虽然，在管理者和大的投资者之间也一定存在一些小矛盾，但很明显这一点并不主要。(一个相似的论述，见Poulantzas 1975.)。

　　第二，纯形式上的资本所有权(对于货币或生产资本来说是否是个问题)就是金融证券，也就是说是想像中的货币财富。所有者权益就是债券所有者让渡使用权的货币资本或股东所拥有的“实物”资本的“一个纸制的复制品”。然而，证券的价格仍然取决于可获得的货币的价值或真实资本的价值。证券所有者的权益是以它能为持有人所带来的(未来)收入为基础来进行定价的(收入资本化中的折现率就是体现风险高低的利息率)，当然这部分收入是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证券就是这样一个被设计出来的独特商品，具有自已所独有的特点。

　　第三，资本主义金融财产的存在方式，就是一个对未来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具有一定比例的索取权的承诺。这样一种存在方式就开辟了一个更大的赚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每一个收入流可以被看作是对资本的回报，这就为二级市场的虚拟资本找到一个新的赚钱机会。(597-9)。因此，我们观察到，与马克思的论点一致，资本证券化的潜力是内生于资本运动的。无论什么情况，就像Minsky(1987)巧妙地指出的，“任何对资本证券化进行连贯分析的尝试都需要从19世纪早期在英国的银行商业票据开始研究，应认识到接受或有债务是一个银行的基本金融业务。而现代的贡献只是，在没有收到或有债务或纯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的情况下，发展了提高信用的技术。”

　　第四，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国家和企业信用等非银行信用的提升。上述及下面的结论表明，金融市场的核心就是风险管理：也就是说，考虑影响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因素(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大量的各种力量影响着赢利能力)。因为，剩余价值生产的特征以及获得多少利润是不确定的，因此风险管理就有机地和资本运动联系在一起。由于企业内部的工作就是一场政治战役，而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主战场，这里经常会遭遇抵制，而剩余价值的生产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我在下面所指出的，风险管理的技术，结果成了劳工抵制管理的关节点(在当前资本市场的运行模式内进行组织，并服务于资本市场。)(Lapatsioras and Sotiropoulos 2009)。

　　新自由主义剥削策略的实质是市场规则还是资本的规则？

　　上面总的理论框架对分析今天的资本主义有很多看不见但很关键的结论。金融市场是二级市场(流动市场)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这里有两个基本结论：一是它促进了个人资本的竞争和流动(加强了统一利润率的形成的趋势);二是不同于银行的贷款，他们为未来生产的剩余价值提供了可以重新就债务要求进行谈判和定价(带有明显的缺陷)的场所，并可对个人资本运营的效果进行监督。我们将用如下三点，来详细说明这一思路。

　　(1)资本主义公司到处充满了阶级斗争。职能资本家(无论他是一个小企业主还是大集团的高级管理者)是资本运动中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之间的关节点。一方面，他被号召在工厂内部为获取高效率的剩余价值生产组织而努力。这一过程使得有必要不断使用更加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以节约固定资本，降低劳动在净产品中的份额(Marx 1991,170-240;Milios，Dimoulis，and Economakis 2002)。没有一个过程是仅仅技术可以决定的。他们都是阶级斗争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是各种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在存在的前提下，就构成了精英人物的政治舞台(Balibar 1984)。这带有阶级斗争的明显印迹，这一现实是和带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思想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2)有组织的金融市场方便了资本的流动，强化了资本的竞争。他们以这种方式促进了统一利润率的形成，同时，为个人资本进行剥削活动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Marx 1990，第22章;1991，295-300;Hilferding 1985, 130-50)。就你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凯恩斯相信，一个完全不流动的市场在主流意识中被认为是有效率的，因为，一旦投资完成，无论在整个工厂或设备的生命期内出现什么样的不可预见的情况,所有者将会有动力以最好的方式来利用现有的机器设备。但这样一个观点和事实相差太远。缺乏流动性的市场(高度管制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不能容易地在不同的部门流动，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必和生产剩余价值(赢利性)的效率联系起来，因此资本只能以特定的车间和装备的形式而存在。或者，换种方式来说明，假定很少生产性的资本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后还能存活下来，资本的不可流动为劳动力进行阶级斗争提供了更多有利条件。

　　资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必局限于雇佣某一特定的就业群体。假定金融市场具有流动性，资本总是要求处于一个很容量重新转换为货币形式的状态，并且总是在寻找新的更有效的增殖领域。它总是在寻找赚取利润的机会，这一机会不来源于保持一个有效需求，而必定来自于不断加强的阶级剥削。资本害怕的不是需求的匮乏，而是剩余价值的匮乏。资本没有义务为劳动者提供就业。相反，一个失业储备大军的存在到是雇主所乐见的。这为保持实际工资下降和服从资本的剥削要求铺平了道路。再者，劳动的弹性就业不仅是资本流动的前提条件，而且资本还发现它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进行调节的最合适的方法。

　　(3)金融市场还产生了一个对个人资本的有效性进行监视的问题，即资本运动的监管。一笔生意如果没能对劳动进行更残酷的剥削而得到更多的利润的话，它将很快发现市场对它失去了信心，也就是对资本赚钱的信心消失了。这些生意要么满足资本赚钱的需要，要么不久发现它开始走下坡路了。资本市场总是尽力(并不总是可靠)把发生在企业内部的政治事件转化成数量(价格)信号。体现在证券价格中的预测和预言不需要都是对的。而真正重要的是这些政治事件的数量(价格)化。这个过程应看作是一个战略：在一个市场机制内运行，个人资本要遵守规则，否则就要被迫进行永久性重组。(使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更加方便)。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内容，我们必须回到资本并非只有一种形式的情形。一方面，管理者假定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中介作用，成为工厂的“统治者”(他必须不断地迫使自己去赢利)和市场纪律(对他来说永远是一个主体)之间的一个关节点。另一方面，处于公司外部的货币资本家不但要接受由金融市场状况所限定的资产收益状况，而且很大程度上要监督生产中的每一个时刻重要的积累条件和资本所分配利润的变化。以这种方式，高度组织化的金融市场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就是奖励具有高利润和竞争力强的公司，而同时惩罚那些无效率赢利能力差的公司。

　　在国际市场对公司证券(债券和股票)的价值进行评价时，评价的决定性准则就是看是否实现了这些证券的价值最大化。这一价值最大化假定被看作个人资本必须遵循的一个准则，但不是市场有效率的一个证明。股东和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基本上是和企业的赢利性相一致的。高金融价值的追求迫使个人资本为获取更大的利润对劳动者进行强度更大的和更有效的剥削。这样的压力是通过多个不同的渠道传导过来的。例如，当一个大公司依靠金融市场来为它融资，每一项影响资本获取利润的担忧都会提高融资的成本，减少获取资金的可能性，压低股票和债券的价格。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企业环境被政治化,这迫使劳动力陷入这样一种困境：要么接受所提供的并不优厚的工资条件，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自己讨价还价能力的丧失;要么毫不让步，坚持到企业被要求关闭(资本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或转移到其它国家)。这样一个困境很明显不仅是假想出来的，而且是事先设定好的：要么接受资本的法则，要么生活在不稳定和失业中。

　　这种压力影响了整个生产过程的组织、工人特定的就业形式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关系。这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重组成为必要，更多的下岗工人被“生产”出来，工人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资。企业重组就意味着要按照提高剥削率的要求来重新调整社会关系制度。这样一个过程预先已经设定好，一方面，要提高资产阶级对生产过程的掌控力，另一方面，缩减那些没有充分增殖的资本(缩小规模，转做他用)，并且节约固定资本的使用(这一点被接管者确保)。因此，增强管理者对劳动者的统治，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造成高失业率，这些都是事先就设定好了的。(Milios1999，196)。

　　公司的经济重组就是资本侵犯劳动的同义词，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市场纪律被看作就是资本纪律的同义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市场的主要作用不仅是为公司提供信用，而金融市场最值得称赞的功能就是对私人资本运行状况的监管，方便公司内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例如，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只是股票从一个股东手中转移到另一个股东手中，而并没有提供新资本。金融市场构建了一个场所(像被私人资本所感觉到的那样)能不断地不仅商品化对未来剩余价值的索取权(资本化)，而且能商品化和后者相联系的具体风险(风险管理)。这样的商品化意味着阶级斗争结果的合法化，以及对劳动的永久和无法逃避的控制和惩戒。在这里，私人资本除了更高效地对劳动进行剥削而别无选择。他们不得不担心会向金融市场传导一些不利信号，而尽力在剩余价值生产中表现的更具有竞争力。自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金融衍生品的巨大增长为对公司的金融总资产进行监管的得以实现提供了很大帮助。这意味着对公司的赢利能力有一个比较好的监管。

　　最后，和凯恩斯所设想的相比较，新自由主义对于资本主义霸权来说是更有效的战略。另外，有效性这个概念的阶级性是无容置疑的。这注定资本具有能力把资本积累的规律强加在劳动者身上，而没有丝毫困难就把劳动者的抵制打败。和理论结果不同，这一发现有着重要的政治含义：假想企业内部的利益群体(劳动者和管理者)会一致起来反对金融市场上的外部人(食利者),只是一个幻想。产生这一幻想的根源就在于,在凯恩斯理论体系中混淆了生产性阶级和非生产性阶级之间的明显的差别(把产业资本家和管理者也划为生产性阶级)。这样一个世界观使工人生活在一个更好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一个好的阶级统治的制度)的愿望变得很渺茫了。凯恩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在社会运动的实践不能突破资产阶级剥削统治这一界线的前提下进行批判的。

　　收场白：害怕矫枉过正

　　在本文中，我们尝试界定当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阶段的某些方面的性质，重点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结构性差别。这些差别也有着重要的政治涵义。在本文中所要传递的思想很简单，也就是说要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我们需要的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而不是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凯恩斯的)。尽管，在凯恩斯的分析中涉及到利益因素，但要想对今天的资本主义的真正理解，我们只有回到马克思那里才能找到答案。

　　金融危机无疑对新自由主义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挫折。但现在就冒然，断定新自由主义已遭到毁灭性打击，还为时尚早。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意识形态正在被清算，但目前，我们仍然还能感知到它曾经的威力。在很多国家，由于难以得到下层阶级的政治允许，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变得更加困难。另外，由于全球经济衰退，可以预期矛盾会变得更加尖锐。

　　今天，问题的关键是社会保险离不开保险基金的赢利能力，同样，教育离不开私人资助的研究项目和学生贷款，工作离不开在世界股票市场交易中对企业赢利能力的国际价值评价，食物离不开期货市场平稳的运营，自治区离不开互助基金和国际证券市场，环境离不开可贸易的污染权，基本社会需要的满足离不开信用卡的透支额度的大小。在目前的条件下，去商品化变得日益紧迫，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能自由满足人们需要的组织，而不是一个被迫进行剥削率计算的社会组织。为了实行这样一个计划，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

　　在制度层面，新自由主义是各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物质结果。对市场的赞誉是过度的，但并不是都是无效的。为了灌输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模式的思想，全世界的政治领袖们(遵循里根主义和撒切尔夫人主义)无疑在这个方向上走的太远了，因此现在为了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可持续性而进行更正性的调节。面对经济危机的现实，需要对经济中的某些方面进行调控的共识已经达成。Fukuyama甚至承认(2008，32)，金融市场不能进行自我调节，认为华尔街的倒塌标志着里根时代的结束。但每一次变革的尝试都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某些事情是否有必要进行变革，不仅取决于是否会招致巨大的失败，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反应的激烈程度，这也就是说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状况。这看起来能解释为什么像Fukuyama这样一些人观察到了这些变化和变革可能会冒矫枉过正的风险。(32)他们认为纠正错误可以，但不必质疑新自由主义的总逻辑架构，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引发这一霸权资本主义模式的分崩离析。因此，他们维持政治权力的策略可以概括为：同意进入后里根时代，但并不放弃新自由主义。我们应清楚认识到没有彻底对支持现存制度的阶级力量关系进行调整，就没有希望从新自由主义的危险制度中解放出来。

　　致谢

　　非常感谢Maliha Safri, David Ruccio, 和David Brennan为本文所提的宝贵意见，这使我的文章有了一个大大的改进。当然，文中的错误和疏漏要由我自己来承担责任。

　　(：迪米萃斯 P. 索提罗波罗斯(Dimitris P. Sotiropoulos)，希腊爱琴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金融制度研究。)

　　(译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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