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辩证法的三个认识维度
——马克思思维的发生学研究
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
值此《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问世150周年之际，谨撰此文，以志纪念，并以此特殊方式向马克思的工作致敬！
摘要：对《资本论》的研究需要“多学科”并举并用，但不能将《资本论》限制为历史事件本身或局限于诠释学的“显现”。“再现《资本论》”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但仍应注重工作内涵：正确的路径是立足“再现”的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既面向学科对象，又极富民族特征，从而提升到方法论建设的高度上来。在当代更加需要的不是“回到马克思”，而是还原马克思的“工作本相”，求取“今日的文本”与“马克思的文本”的精神实质的一致性。以此观之，《资本论》的辩证法是“实践态的”，具有内在的三个认识维度：发生学工作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劳动二重性的学说原理。全部的工作重心聚焦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最终以学科方法的规定完成了对《资本论》副标题“身份”的锁定。马克思作为“平凡人”的非凡工作，为思维学科提供了一种丰富的素材，同时也是对思维辩证法的另一种意义的注解。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辩证法;叙述;思维
“卢卡奇认为，在历史科学中，辩证法是用来理解历史的唯一的科学方法。他说：‘如果摈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使得不可能把历史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参阅张康之：《总体性与乌托邦——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页〕围绕辩证法的争执，客观存在于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进程中，人们一直试图追询“什么是辩证法”。本文以“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为研究选题和直接的对象，以“超学科”的工作精神探索马克思理论主张的背后实质规定，期望给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准确的学科思维定位。
一、马克思对“辩证法架构”的奠基
有生之年，马克思一再承诺的《辩证法》著作被说成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由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力图充分地将这份宝贵的遗产吸收过来，他甚至还自称是黑格尔的弟子。另一方面，如所周知，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头脚倒立的，必须将它重新倒置过来。将这种辩证方法再倒置过来的，正是《资本论》中被应用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参阅见田石介：《<资本论>的方法研究》，张小金等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第219页〕反面的意见是，“说到底，如果问题的确仅仅是把颠倒了的东西颠倒过来，那么事物的颠倒显然并不会因简单的位置移动而改变本质和内容!(毕竟)用头着地的人，转过来用脚走路，总是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颠倒无非是位置的颠倒，是一种理论比喻：事实上，哲学的结构、问题以及问题的意义，始终由同一个总问题贯穿着。”〔参阅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1页〕列宁一再强调：虽然马克思没有遗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但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是超越文本的一种力量。“今天对《资本论》的任何创造性解读都是一个翻译过程。这个过程把为维多利亚社会第一个工业时代创造的语言和概念在忠实于原初构建的状态下转换成另一种代码，还通过对初次再现的抱负维度和精巧结构的坚持，保证了它在当代的可再现性。”〔参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增订本)，胡志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页〕但是，这种辩证法——指的是对“辩证法”的整理——仍然缺少工作座架，而一旦失去理解中的“座架(规定)”，认识上的辩证联系也就失去了，导致“马克思的工作”在这里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
一般说来，《资本论》不是什么知识论意义的“资本理论”，而是“论资本”;资本，这是马克思确立的一个大写字母的工作规定：既是“对象”，亦是社会主体性规定;既是“范畴”，同时亦是工作逻辑和背后的“方法(规定)”。至为重要的一点：它们首先作为“历史”的规定性来考察。这以突出的方式告诉我们：作为“工作条目”设想的六册计划安排确实已然放弃①，并更新以“作为原理的论资本”加以辩证考察和叙述。这样可以理解：马克思在二版跋文中，同时性地提出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方法论区分以及首次公开了自己的辩证法认识观。因为，单单是“叙述”，具体思维的“形式冲突性”问题，难以彻底根除;必须全盘提出方法的“发生学”考察问题，即用黑格尔的术语说，必须确定它们的“内容”与“形式”的工作统一关系。在这里——在工作优先性上，发生学(工作规定)构成了辩证法的第一命题;相应，政治经济学批判退居为“第二命题”，作为了《资本论》的副标题;最后，“总体思维”(劳动二重性原理)亦必须形式化地表现出来(由“具体思维形式”的呈现工作来完成)：“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参阅《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通过这些工作，《资本论》“实践态”的辩证法概念得以具象化，从而使得《商品》逻辑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高点”，一句话，“由于艺术再现主客观批判的工作统一，真正回答了‘什么是生产关系’问题，首章《商品》逻辑始终代表着历史唯物主义作品的最高水准，完结《资本论》结构的艺术高度。”〔参阅拙文《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秘密》，《东南学术》2017年第2期〕
二、马克思“思之维”过程演变及启示
马克思思维的客观性锁定于“社会历史性”与“物质客观性”的统一，这就是马克思孜孜不倦的学科寻求，它具体化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工作探索之中。对马克思而言，这是一极其艰苦的研究过程，一般说来，时间跨度约在十五年左右。马克思的说法是：“它是我十五年的、即我的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37页〕按这一说法，可以推算出来的研究区间是：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两年，至1857年秋，后者正是马克思奋力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时间。马克思得出的总结论是：“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根据马克思的研究，“现在，我们把物质生产确认为互系双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确认为互系性的‘社会客观批判’”，即生产对象作为“存在者(规定)”：生产力作为“物质生产系统”和“物质交往关系”，同时，生产力则作为“所有制结构系统”和“社会交往关系”。〔参阅拙文《生产力研究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兼析“客体批判”的研究性质》，《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总的任务是：“我要破坏，我也要建设。”〔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97页〕
关于马克思的学科基础搜寻，有一个公允的说法：“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一切批判中，马克思没有忘记指出由于自然科学在生产技术中的应用而带来的对自然的统治这样一种动力的进步特征。‘自然界生成为人的发展’是‘通过劳动’，通过自然科学和技术而产生的‘自然的人化’，劳动使自然科学和技术为人服务。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历史属于近代人的发展，属于‘人的科学’，与人的科学同一。”〔参阅伊林·费彻尔：《马克思：思想传记》，黄文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3页〕另一种说法是：“这种动态的社会学说，(应)看作社会发展学说。(而)马克思的学说就是一种社会发展学说。”所以，“他的考察涉及理想学说、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许多领域，而狭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只把发展限制在社会学的范围内。”并且拓展地看，“社会发展学说在古代就出现了，古希腊学者希里阿德的黄金、白银、青铜、英雄和黑铁的历史划分，中国儒家学派的‘克己复礼’，都是某种历史发展理论。但自欧洲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社会发展理论获得空前的发展，马克思正是在这种历史前提下才创立了自己的历史发展学说的。”〔参阅郝敬之：《整体马克思》(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页〕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是隶属于“士农工商”的主体性的发展，在欧洲则贯串于“市民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历史崛起后，知识分子作为了资本家社会统治策略的一个组成内容，即或者作为专业科技人员，或者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和宣传者。因此仔细分析，“理论家作为人，事实上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他是一个个人，是一个家庭成员，是一个团体的成员、一个阶级的成员，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一个国家的公民，是全人类的一个代表。但在不同的学者那里，这不同的角色对于他的理论建构占有不同的地位，起到不同的作用，一般总有一种特殊的角色占有支配地位。”而“人格规定性最充分地体现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盖因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学说和人类历史进程的方向具有内在的同一性，马克思作为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相统一，乃是马克思“研究人格”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所在，这正是行动主张的“理想与科学的统一”。〔同上，第26-30页〕
马克思主张知识分子的独立运动诉求，但更加清醒看到，这是资本的“社会客观批判”的工作结果，从而，知识分子之“独立化”是有条件的，即必须作为阶级行动策略的一部分，以此被赋予“阶级意识性”。无产阶级的科学研究意识就是建立“彻底地批判”工作规定，从而，研究对象必须是革命性的，是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内在表述。研究对象必须作为对象的“辩证法”，即对象的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和认识发生学，——说通俗一点，这就是《资本论》四卷工作体式的形成。〔参阅拙文《我为什么与如何写<保卫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报》2015年第4卷〕马克思于1857-1859年间经研究确定的“研究对象”，依照此种策略和工作线路，就可以归结为“历史对象(规定)”和“社会对象(规定)”，具体的论据是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对这种观点的再强调：“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年)对我的指责……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可见，“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参阅《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这里，我们实际看到了经济学和法学的严格意义的统一：“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在研究-叙述的意义上之所以一分为三，盖因历史生成运动(规定)使然。财产关系I、财产关系II、财产关系III整体反映着生产关系在构造上的不同的生长状态，它们共同形成了存在上的总体性规定。”〔参阅拙文《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有了对象，有了研究对象，也就有了结构的规定，然而这是批判规定的结构，由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统一体的框架下，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中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参阅吴宣恭：《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范畴》，《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由于把“结构”作为思考对象，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和认识发生学的工作逻辑得到整合(初步完成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使得马克思有信心地说：“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绝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6页〕但有论者借机鼓吹“天才论”，如这种论调：“总之，不是把马克思看成天才的独特的理论家、思想家，而是把马克思贬低为各种‘主义’的门徒……因而根本不理解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法”〔参阅罗雄飞：《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思想——以科学实证主义为核心》，经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83页〕，则明显是不合时宜的。其目的在于论证：“马克思是真正的学者，他不断在进行思想实验……马克思钻到他的思想实验室里，转向经济学、金融研究，研究经济危机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在此之前，他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专家，真正进入研究之后，才发现和原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把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打碎的。”〔参阅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财经》2016年第30期(11月7日发刊)〕并且因为，在这种“去主义”的考察路径中，“独特的思维(形成)”乃是先于结构的规定：如认为，“马克思兼收并蓄了那个时代德国的各家思想精华(后来又进一步批判地吸收了国民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同时，对它们实现了超越……(于是)任何依据西方社会当下或曾经流行的具有抽象思辨性的‘主义’，都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著作，更谈不上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参阅罗雄飞：《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思想——以科学实证主义为核心》，经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20-21页〕如此看来，所谓“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法)”论说被凸显出来，好似在于论证“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是马克思刻意地自觉发动起来的“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犹如见田石介的沿着“科学的方向性”(单维度)的前进。〔参阅拙文《〈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研究述评——基于相关文献的理论演进路线及比较视角》，《社会科学动态》2017年第3期〕于是，结论固然有些匪夷所思：“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只要遵照这种科学方法的一般原则，那么，它即使与曾被视作科学的资产阶级古典派经济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相一致，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参阅见田石介：《<资本论>的方法研究》，张小金等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第6页〕由于强调的是“叙述上的科学”，所谓的由“独特思维”所制订的结构不过就是“运用科学实证主义方法把握人类社会这一生命机体，揭示它的一般发展趋势”;故此，“外在于它自身的一切‘细胞’的有机体是不存在的，由此抽象理解的关于它的必然规律是不存在的。”由此推论出：“马克思所要阐明的，仅仅是无数个人作为主体如何以细胞新陈代谢的方式决定着社会整体作为生命机体的发育程度，而社会整体的内在机理和一般趋势对单个细胞的存在状态有一种反作用。”〔参阅罗雄飞：《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思想——以科学实证主义为核心》，经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16页〕
天才论确实是对“马克思的叙述”的故意性抬高，以借机漠视艰苦研究工作的实在性。但是，事实情况恰恰相反，如果说马克思所代表的社会人格是“人类”，那么在这里，人格化规定特别适用于描绘马克思的研究工作，犹如中国人自己知道自己的“中国人资格”(即思想中国)含义，马克思的研究属于“思想人类”的那种。“我们绝对可以相信的是，在面对像柏拉图或马克思这样使问题具有开放性的时，隐讳写作不会有什么意义，因为柏拉图或马克思的整个著作都在激发人们在理解自由中讨论和思考。他们的写作实践表明，写作总是将意义从处隔离，让无法掌控意义，让意义从文本(被文字固定的话语)自身中产生出来。”〔参阅张文喜：《方法与反方法——基于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对话》，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42-343页〕文本在死后之后，才真正成为“文本”。马克思的文本本质上又是“活的”，反对解释(即“理解循环”)，它没有使自身成为“纯语义”，而是关于“行动的构境”。所以实际情况是，“马克思的思维之成”仅仅完成于上述三个过程中，说确切些，乃是“对象之成”、“研究对象之成”和“结构之成”的共同结果。
总之，有了对象，有了研究对象，也才有了结构和思维，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据此统一。但这不属于“经济学家的功劳”，毋宁说也不属于“历史学家的功劳”，而必须归结为历史本身的“功劳”。马克思对思维的客观性的表述是：“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参阅《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学科的肯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象的自为结合——研究对象的行动生成——历史实践的结构和似先验的社会知识结构的统一，马克思使思维成为“被赋予的规定”，即客观批判的自我认识形式;换言之，思维形式同时是事物发展和进行自我批判的客观形式。这种构造打破了“具体思维形式”的自足性，从发生学角度还原了科学的本相——它的生成过程，也就根本解决了总体思维和具体思维的内部工作关系，催生一门新的学科——“社会主观批判”。因此，《资本论》的“手稿完成”(《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以及马克思1866年的一整年的对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修改和润色②，这些均应视作社会客观批判与社会主观批判的统一化的过程，即“马克思思维”的最后完成：从历史形式向思维形式的工作过渡。
三、辩证法对于“哲思”的破除：马克思工作“底座”
研究方法催生了“叙述之成”，并作为“内置规定性”作为叙述形式的组成，因而从工作序列看，叙述必须视为内含于“研究”的规定。这样，整全意义的研究方法应作为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之统一：工作逻辑形式(即叙述方式)向研究活动本体的推进，毋宁说成是工作逻辑的本身向学科方法的推进，导致“第二命题”必然被同时说成是内置于“第一命题”的规定;换言之，第二命题乃是第一命题的“内在要求”。批判的狭义形态(范畴)固然被固定在“学科方法”的规定性上，但它的意义是广义的，即本质上是一个可不断衍生的工作概念，这保证它的学科统一性。就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言，即是说，它将作为“全体的工作方法”统领一切的经济学科：包括商品经济形态以及与之对峙的“产品经济形态”。当这样说的时候，批判和发生学的联结即成为研究和叙述的“内部连通”的需要。从而对经济形态社会的研究而言，工作出发点仍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这一语义与工作路径下，批判只能作为“发展(规定)”来解，它本质上不是一种“哲思”，而宁可直接看成“历史本身的方法”。例如资本的时间这个规定，马克思是从“批判”角度看待它的，即作为“资本的生产过程”;《保卫<资本论>》阐述为“资本的时间与存在”，采用的工作逻辑形式是“历史发生学”，目的即是证明：“对于资本发展的历史界限性而言，整体考察带来了如下规定：资本的特点就在于积累，在历史中完成积累既是资本的基本事项，也是核心发展内容上的特征。孕育于三部历史：商品变货币(实质是产品中变出商品)、货币变资本(实质是价值实体中变出货币实体)以及从原始积累直到资本积累本身，以至于它们能够作为‘一部整史’看待。并且毫无疑问，这是真正工作批评的开始，是否定的开始，意味着把掌握资本主义实践的理论锁钥，作为‘武器’交给善于运用它的那个阶级。”〔参阅拙著《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55页〕相反，由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确证的“《资本论》中的时间(规定)”仅是哲思而已：“《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时间性思想的秘密——或许我更应该说：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资本的时间性的秘密——汇聚、集中在那个小小的动词中，auslöschen，即‘消灭’。从这个动词看，过去和将来是一回事，现在则被视为生产。生产的创造性在于它的否定性，而非任何正面或肯定的内容。”〔参阅《重读<资本论>》(增订本)，胡志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4页〕这就是说资本是“时间性的终结”(规定)，“消灭时间”即资本主义的时间规定。这实际上是宿命论意义的主体的“死亡说”，——这里了无斗争和反抗，或者说，主体反抗已经无助于问题解决;生产启动再生产的行动蜕变为完全消极意义的重复社会进行的再生产的劳动消费行为，从而，“整个再生产问题被证明是理解资本主义悖论的时间性的钥匙”〔同上，第85页〕，但“《资本论》——从现在开始，(可以)省略限定语‘第一卷’——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书，甚至不是一部关于劳动的书。它是一部关于失业的书。”〔同上，第2页〕毫无疑问，这是“作为哲学家阅读《资本论》”和“作为文学家阅读《资本论》”双重的批评性阅读。③
但詹姆逊的哲思的真正的答案在于对“《资本论》中的空间(规定)”的解读中：“资本的空间性的秘密也就是空间性自身的秘密，即分离。”〔参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增订本)，胡志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页〕在其看来，这是资本的真正的社会统治：空间消灭时间!而这就是时间的空间规定和空间的时间规定，由两者合成的“交响曲”关注的不是工人的命运，而是资本的利润。时间最终归并在空间中——例如再生产就是“空间的无限复制”，这就是詹姆逊的全部哲思，也是“哲思的秘密性”所在，从而认定：“相较于生产主义(在福特主义或斯达汉诺夫主义的意义上)，(应该)选择将马克思(的时间)理解为生产，并把马克思看作以活动(Tätigkeit)为中心的伟大德国哲学传统的又一高峰，这一传统此前的两次高峰是歌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同上，第86页〕于是在这里，“理解有两种方式：或者是合理的，即逻辑的或数学的;或者是神入的，即对于他们情感关系的重新体验。”但对社会学理论而言，“它以解释的方式理解社会行动，并将据此而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这种活动做出因果解释。”而且，“理解的方式当然并不只适用于社会学，它也适用于历史学和其他涉及人们行动的文化科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参阅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修订译本)，韩水法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汉译本序，第15页〕但是，“在这里一般地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暗特别地对于他的辩证法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内的发挥，最后并对于新的批判运动与黑格尔的关系提示一些意见以帮助对它们的理解和评价，也许是适当的地方。”以至于，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出质疑：“那研究旧世界内容的忙迫活动，那为材料所束缚的近代德国的批判的发展，是如此地强而有力，以致对于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不批判的态度，并完全没有意识到那虽说有一部分是形式的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即我们现在要怎样来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呢?”〔参阅《马克思博士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1页〕
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填补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容空白，目的就是把“哲学态的时间规定”还原为历史生活的实践批判(即对“历史批判”的规定予以客观呈现)，以及相应地，同样把“哲学态的空间规定”予以现实还原，定格为有关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总体批判”。中国人称这两者为“道”和“德”，实则就是本质规定。这显然是实施现象学批判的根据和理论地基，由此可接续下面的工作：“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做的工作，无疑是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意识的体系化’(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批判，也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之照明。”据此，《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作为“内在地批判”，即从本质进到现象的工作线路，可以说定格于这样的研究事件：“马克思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学’与以往的经济学不同，因为他提出的许多独特观点及其论证过程，与其说是从定量的角度对经济关系的实证性表述和解决，毋宁说是批判性和超越性的政治哲学解释。对马克思来说，在处理那些在他看来较为次要的货币、资本和利润等数量方面的问题之前，从新的历史和政治的视角出发，把能够描述资本家和商品生产社会属性的那些原则和预设——特别是那些以‘虚幻’和‘神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简单的事物和关系——叙述出来，似乎是最重要的事。”〔参阅白刚：《作为政治哲学的<资本论>》，《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对于第四卷，我们准备采纳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阅读建议：“莱波维兹(Michael Lebowitz)说，整个四卷《资本论》是一个序列，首先在第一卷中采用有限的生产视角，接着在第二卷中讨论流通视角，再在第三卷中把两个系统重新结合起来(我加一点，可能在第四卷中研究意识形态)。这意味着，除非我们根据其他几卷重读第一卷，(否则)就会错误地把马克思理解为某种狭隘的生产主义。”〔参阅《重读<资本论>》(增订本)，胡志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6页〕因为这里将要实施的是“全面地(认识)批判”，而不可避免地涉及辩证法的所有工作元素，亦正如詹姆逊的及时的提示：“这里的目的不是要捍卫《资本论》的‘真理’，让其免受反马克思的敌人的攻击……相反，无论《资本论》是否站得住脚，它都是对一个系统的再现。”因而必须要阻止一种工作企图：“我们的分析似乎更严峻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辩证法的批判的危害，这些人企图把《资本论》改写成一本完全不同的书。”〔同上，第102页〕
四、“辩证法之思”：宏大叙事与具体细审
从认识角度看，《资本论》建立的劳动二重性是“双重性统一”的规定：一重是建立对于商品生产交换史的客观反映与描述，另一重则对应为该总史的“客观思维形式”。因此，马克思《资本论》最后决定以“劳动二重性”为总体的“思之维”，并作为思考对象驾驭对各种材料的论述，目的在于突出“财产劳动”的存在性。但在詹姆逊看来，这样一部宏大叙事的作品恰好是完全忽略了“劳动”：毕竟，“至于《资本论》本身，我们必须说，它的存在是要再现一架特殊的机器，这机器的演进和故障、扩张和失灵、发展和崩溃是(辩证地)交织在一起的。这一独特的历史运动的秘密隐藏在著名的‘利润率趋于下降’中。”〔参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增订本)，胡志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3页〕但这种宏观把握忘记了具体的细审：“表面上看，《资本论》中存在着两种主体即资本主体与劳动主体，因而探讨的是资本统治下政治主体如何生成的问题。深层次看，实际上只有一种自我扬弃的主体，那就是资本主体不断生成出的革命主体。作为客观规律的资本逻辑与作为能动主体的无产阶级，在社会存在层面具有自在的统一性，但又具有一种自为的差异性。问题的关键是，无产阶级如何从资本支配下的价值创造主体发展为革命主体、解放主体。”因为，“《资本论》对社会的再现，其核心是对现代性的历史主体的再现。(而)这种再现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揭示出主体自我扬弃的规律。”“说到底，还是在于资本逻辑的二重性。劳动主体深套于资本逻辑并构成其内在方面，但又创造着自我解放之可能性。”〔参阅郗戈：《作为“大写”政治哲学的<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30日〕
以上分析从另一个侧面显示：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工作脱离了《资本论》，并在学术理路上整体脱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规定。由于这一工作规定的缺失，社会客观批判和社会主观批判不再互为犄角、互为呼应和相互支持，反而相互“诋毁”。例如，下来这个仍旧由詹姆逊提供出的质疑：“的确，卡尔·科尔施很久以前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在效果上拥有两套基本语言，它们可以互相转化、互相替代，或互相翻译。这两套语言或编码是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或价值规律)……(但)价值编码可以‘转码’为阶级斗争编码，这一点在《资本论》中只能断断续续地看出来……正是在这种局面下，我提供的对《资本论》的解读大约是有用的，因为这个解读坚决主张《资本论》是一部一心想揭示资本主义系统性的著作，即是说，这个解读重申了对资本主义系统进行总体化分析的优势(这里使用的总体性和系统两个词可以互换)。”〔参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增订本)，胡志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3-116页〕“这种论调认为，劳动二重性是对于拜物教的指认，而非批判，——在批判方面，劳动二重性实际什么也没做;相反，商品二重性、资本二重性倒是从中升华出来的有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批判和理论批判实践。”〔参阅拙著《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2页〕但这个论断明显地忽略了这一点：“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包含资本逻辑批判、物象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这‘三重批判’的总体。其中，资本逻辑批判是根基，意识形态批判是结果，而物象化批判是沟通上述二者的中介。由此，马克思切入政治哲学的特殊方式，也就具体体现在这三重批判之中。”〔参阅郗戈：《作为“大写”政治哲学的<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30日〕意味着在这里，劳动二重性必须向批判的发生学的研究方法(规定)工作回归。劳动二重性批判内置于资本逻辑中，主导了“物象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可见，《资本论》中二重性学说是实践化构造，并非仓促理论构造，也决不会是什么二重性知识(理论)体系。其辩证法工作内涵在于把握‘一定生产’的生成规定，提升对象为研究对象，确立历史实践逻辑。因而在开放的批判结构上，也并不是‘逻辑一致性’意义的工作逻辑，仿佛封装了‘抽象思维方式批判’。”“因此，所谓马克思二重性语言，并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依循历史发展情势批判世界、改变世界，在于历史实践本身。”〔参阅拙著《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63-566页〕
劳动二重性作为“客观思维结构(形式)”在于执行社会主观批判，充当这个功能中心的“社会标准”。这是“辩证法之思”。“归根结底，二重性学说的逻辑实质就在于揭示发生学的‘阐释’，杜绝解释学。”〔参阅拙文《〈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研究述评——基于相关文献的理论演进路线及比较视角》，《社会科学动态》2017年第3期〕“这样一来，劳动二重性不过就是方法论的‘劳动价值论’”，相应，“商品批判是关于大写字母的劳动二重性的规定，同时也是大写字母的历史辩证法的‘逻辑’。它不仅塑造了‘理论’，也生产出大写字母意义的‘方法论’。”〔参阅拙文《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秘密》，《东南学术》2017年第2期〕“商品-资本批判”构成了行动图型：既是历史支架，亦是认识支架，它们统一于“劳动二重性”，从而通透了思维形式的生成，使之成为具有丰富具体性规定的系统。一言以蔽之，劳动二重性既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方法，又作为“发生学”的学科工作逻辑，这就提升了“抽象劳动”的事实在场性;从力量的回归看，然则可以说，劳动到处都处于社会存在的中心位置。这意味着：劳动-商品-资本，商品仅仅作为“发展中介”，资本批判最终向“劳动批判”历史回归。在这里，具体劳动始终是“抽象力”思维的物质基础和实践基础;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连体性规定则表明：一旦资本批判启动，抽象劳动将会加速生成，并形成巨大的自我否定性，外化的力量就具象为一个巨型矛盾体系，批判和发展的意义对接就变得更加地直接，——乃至于由字面上都可以看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思维形式才将会得到最大程度地改造，马克思的方法不仅成为叙述范畴运动的方法，而且成为对它们进行批判的方法。“第三命题”(思维辩证法)在这里得以呈现：不仅肯定既成范畴的有社会效力性，而且指示它的真理的“有界性”，以期寻求“科学的过渡”。瓦解逻辑和建构逻辑是同时带有时间性规定的社会知识系统。这样，一个批判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就将成为一个新逻辑的生成基础，适合使劳动从财产关系及一切束缚劳动的物质关系和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那些具体思维形式，就将诞生;它们重新聚集，乃至驱使“总体思维的变革”。“而《资本论》则是具体历史实践的‘奥德赛’。它从基本劳动产品出发，经过人在生产中的实践-精神活动对象化、固定化的一系列现实形态，最后不是在关于它自身是什么的认识中，而是在基于这种认识的革命实践活动中，结束自己的旅程。”〔参阅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傅小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39页〕这一切的背后规定是对象的变革和新的研究对象的生成，顺推下去，结构将化为一场场的瓦解或重建的运动……
据此，劳动二重性的原理从史的规定中独立化为“科学的发现”(逻辑)，并成为行动科学的支点，使劳动不断得到“再定义”(通过内涵的不断“再赋予”)。这是抽象劳动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化的行为过程，同时也是抽象劳动批判理论的创生与解构的行为过程，也是防止认识自足性的社会与认识的行动;因为，抽象劳动本质上并不由任何一个孤立的生产系统所产生。对劳动本身的研究，则更多地要求“非理论化的模式”予以匹配，一句话，它是永恒性规定的主体，只有它最终“显现了历史”，消除了系统的封闭性和历史的绝对性。
五、结语：《资本论》如何让“历史”显现
对于试图直接显现历史的理论企图来说，其忽略了“历史”(作为对象规定)往往既是宏大、整体的，也是细微、具体的。这一点之所以显得重要，是由于《资本论》按其本性来说，决不是各种思维形式兼容其内、相安无事并交织一体的一个“具体性思维总体”的体系。商品-资本批判的行动路径说明：既然商品执行的是“批判资本”的任务，“商品-资本”就不能被说明为单一线路的演绎或推理;同样的道理，商品同时是一个自我批判的体系(批判的动力源来自劳动)，然则，商品的体系是“矛盾的”，各种规则或法则必然彼此抵牾、互不协调，这使得商品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局部环节都很难提供一个统一性的认知图像。这些情形因应了上面提到的“主体冲突”问题。例如，“在科西克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系统，所展现的正是主体的‘奥德赛式漂泊历程’。”即是说，“关于这一主体，科西克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价值看作这一过程的主体，然而在1879-1880年与瓦格纳的论战中，马克思明确认识到应该是商品而不是价值。其实两者是不矛盾的，无论是商品，还是价值，抑或是‘资本’，都是主体在其漂泊历程中的表现形式而已。”同时，“由于《资本论》不是一个精神的奥德赛，所以不能从意识出发。正因为它是实践的具体历史形式的奥德赛，所以，它要从商品开始。”说到底，“商品是人的社会劳动的一个历史形式……马克思《资本论》不仅仅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且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参阅王庆丰：《<资本论>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27-28页〕
以“批判”为经济学的《资本论》，其研究与叙述没有试图展示历史的“生活”和全部细节，而只是试图展示历史的“发展和细节”;从而，辩证法的任务不是唯一地锁定于呈现“事件的历史”或“绝对的历史”(社会统治系统)，即任务的主要方面不是提供“系统的病理学”或问题经济学语义上的“事件分析”，而在于有效力地实施“政治经济学批判”，——它的整全意义如上所归纳，将涉及彼此关联和逐步推进的四个工作方面：“实践地批判”、“总体地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以及“全面地认识批判”，目的是完成“改变世界”意义的“历史地批判”和“辩证地批判”。实践行动观的意蕴在于以理论践行“实践”，反过来又以实践落实“理论”。这种实践与理论的互系性(规定)写就了“大写的理论实践”。从而，马克思呈现“历史”的方式就是对“抽象力”的理论生产，即是对“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前者一般由历史学家提供、后者则由逻辑学家提供)的生产和工作对接。“抽象力”，自然不是指一般意义的自然形式或社会形式，更不是指示人类个体“所特有的思维能力”或“禀赋”之类的概念，而是指人类总体思维能力和指示总体的思维方式或方法(如中国的天人合一与阴阳之说，言其“抽象”，盖因它不会是具体形态的世说)。
以上论述表明马克思思维的“非独创”的特点，它是对历史进行“代言”的结果(马克思晚年的“重新研究历史”更深切表明了这一题旨)——某种程度上，特别类似“中国史书”的工作方式;从中亦可看出，目前马克思学研究领域的鼓吹“马克思思维天才论”，确实属于别有用心，是把平凡人的非凡工作庸俗化了。同时，马克思《资本论》的“如何练成”说明了马克思思维在来源上的客观性④，乃至于澄明“抽象力”之历史客观本质。这种历史规定的“总体抽象观”超越了詹姆逊的一厢情愿的设想：“这种具体性或独特性，这种不能抽象、不可普遍化、独一无二但又具体的思想于是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描绘，那就是历史方法。只有历史是以这种辩证的方式，它既独特、又具有意义。(然则)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历史现象(具有结构和事件两幅孪生面孔);(同时)《资本论》自身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这构成了《资本论》的辩证法。”〔参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增订本)，胡志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3-116页〕
注释：
①所谓“放弃”，采用了通常的说法，其实是保留了工作内容， 转向了“形式创设”。
②詹姆逊认为：“第一卷不是未完成的作品，它已经以我们期望的圆满形式提出了去世后出版的《资本论》各卷的所有要点(利润率趋于下降、地租、多重时间性)。”〔参阅《重读<资本论>》，胡志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
③关于这种品读方式，这里可再举一例：“按照中文系的说法，《资本论》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它比《红楼梦》更宏大，胡适曾经批评《红楼梦》尽管写得很精彩，但是却没结构，平心而论，曹雪芹何来胡适那样的功利之心呢?曹雪芹并不是要教诲人们什么，他只是要向读者展示他无与伦比的文学才华而已。《资本论》也是这样，马克思的真理就深深融化在他的哲学-经济学叙述中，且只有通过如此独特的叙述方式才能展示出来，在没有文学修养的人那里，《红楼梦》是不忍卒读的，而对没有哲学-经济学修养的人来说，《资本论》自然也不忍卒读，它无非等同于几个干瘪的教条而已。”〔参阅韩毓海：《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85页〕
④客观生成路径可概括为：学科搜寻——辩证法架构体系与路线设计——研究方法及其实施——具体思维系统的生成;并且，此路径尤其针对了“马克思的具体思维形式”的发生学解读。因而“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在当下的“概念化”理解语境中，应注意到“回到某某”的解释张力多半是响应了解释者本人的学术意图，委实与“某某的意图”无关。所以，撤除解释学的解释主义立场，还原“工作本相”重于还原“的意图”，也许，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马克思究竟是如何工作的以及我们今日的工作处于怎样的状况中，一句话，最为关切的应当是“如何回到”。
(责任编辑：杜磊)
注：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实践创新研究”(编号：15YJA790073)的研究成果。
来源：《经济纵横》2017年第8期
Three Cognitive Dimensions of Dialectics of Das Kapital
——The analysis of genesis of Marx's thinking
Xu Guang_wei
(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Abstract: The study of Das Kapital needs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and use of multi subjects, so we can not limit it to historical events itself or to hermeneutics. “Representing of Das Kapital” has the great epoch significance, but the work connotation still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which means correct path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representation” that not only faces the subject but is very rich in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ascend to the height of methodology construction. What is needed in the contemporary age is not “back to Marx”, but the consistency of original appearance of Marx's works which seeks the spiritual essence between “today's text” and “Marx's text”. In view of this, the dialectics of Das Kapital stays in the practical state, and has three internal cognitive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working logic of genesi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wo-fold character of labor. All the work focuses o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finally, it completes the locking of “identity” of the subtitle of Das Kapital by discipline method. Marx's extraordinary work provides a rich source of material for the subject of thinking, as well as an annotation of another meaning of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Key word: Marx; Das Kapital; Dialectics; Narr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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