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经济学总说

(写在前面)

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

　　此文纪念《资本论》首版150周年

　　摘  要：《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是一部献给中国经济学建构行动及教科书体系建设的综合类学术著作。研究要旨在于提出“历史之经济学”论说，盖因该著的思想价值锁定于“资本主义批判”与“社会主义批判”之工作统一，并致力于“全史+整史”贯通意义的理论发掘工作。毫无疑问，这需要以“当代批判”之方法论规定予以导引，换言之，为了开创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路径，《资本论》必须基于创造性转化语境予以考察。其铺设的理论架构是“大象无形”的，方法论线索则至为明确：以特别之工作体例，以“保卫《资本论》”之切实行动，成其为具有特别意蕴之历史形态经济学“研究导论”。该著认为，凡此种种研究目的，皆为尽最大可能扫除观念之尘雾和行动之障碍而设置。由此达成这样的工作效果：作为以“中国人的资格”之经济学人身份完成的一部作品、作为遵照中国人阅读和用语习惯写就的经济理论巨制，以及照顾了国人书写历史的惯常做法且与中国人思维体式契合。总而言之，此“方法论长卷”极大地书写了中华版本的“历史”“思维”“语言”，从继承发展和中西贯通的角度实现了理论原创与学术创新的原则性结合。

　　关键词：《资本论》;保卫;经济学;历史;经济形态;理论;方法;批判

　　【按语】《资本论》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块基石。2017年适逢《资本论》首版150周年，在国内业已掀起一股“热研《资本论》”的浪潮。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点恐怕就是，通过还原马克思的学术精神，以达到“为我所用”之研究目的，又由于中国方法、中国智慧、中国学科，这些“中国元素”最大程度地集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原创性工作内涵，可以深切感受到此项工作所实现者“经济学的回家，回历史，回中国”也!研究时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取向域内的“《资本论》新思想”，因而具有极其强烈的时代感召力。并且，惟其强有力，必能推动理论研究向深处进军。为顺应形势发展需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是年5月份适时推出《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此作品提出的“学术保卫”工作理念对《资本论》而言具有的核心价值有三条：(1)以中国语境重新诠释“继承”与“发展”的新型工作关系;(2)以创造性转化工作路径演绎时代版的“中西贯通”;(3)再以此为地基，以高度的社会主义建设使命感和责任感，深度把握学术原创性与研究工作创新的辩证关系。这些都是方法论研究意义的。为进一步推动日益潮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夯实中国经济学的文明基础，寻求更多的智力源泉支持，以下对《保卫》的工作理念与研究主旨予以特别地推荐，以就教方家，并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学术态度认真做好“中国化的《资本论》”研究探索工作，整理蕴含其内的方法论规定，力求呈现“中国人资格”之经济学的全部学术规范，全方位地呈现学科工作逻辑，以飨读者。是为中国经济学建构当前亟需之“行动主义逻辑”。

　　本书历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重要条目，全面检阅这些条目的工作逻辑，以之为“史眼”，管窥诸种经济形态之“得失成败”。以马克思主义工作精神之布道看，此乃《资本论》之重写和续写，理论意义不足道也。以中华历史和世界史规定的贯通看，此则为中国工作用语之方法论著作。

　　——寄语

　　本书的工作口号是：以保卫《资本论》之行动，作为中国经济学之切实的“研究导论”。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似乎总是一本“看不懂”的书，忝为方法论著作。因为它确实没有通常那些作品惯有的体式(“款式”“体例”“形式”“格式”)，不仅书名中明显缺乏“方法”字眼，而且内容也全不由有关于方法论的“知识”所组装。于是乎，本书难免要作此“预前题录”，权作“画蛇”。

　　勒石之功：研究问题从历史分析开始

　　历史和关于真实生活的构境始终是研究的根据，授人无水之鱼，不若授人有水之鱼。凡一国之经济落后必导致一国经济思想之长久落后，亦非必然之事实，至少是缺乏历史眼光的看法。马克思以19世纪的德国作为比证，说明历史学派不足以和当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匹敌，是就资产阶级内部工作体系而言的。德国社会特殊的发展排除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任何独创之可能。相反的情况则出现在东方世界。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中，东方社会发掘出本民族历史的特殊规定，遂在发展上反超资本主义社会。此为《资本论》思想在东方世界的横空出世。例如，《国富论》迟至20世纪初始为国人注意，但当其被注意时，《资本论》旋即为国人所注意。①要之，说明当日中国并不欲照搬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相反，欲图走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劳工发展道路。

　　推广开来看，所谓劳工自主，也需要进行本土化的宗原论道。且不论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实则是“中国式固有社会主义”(大同主义)思想范畴，今人复鼓吹劳动主义，自然是时代弘扬了劳动者身份和社会财产共占的理念;劳动主义者，或者就是劳动社会主义，它强调：“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主体。”(参阅刘永佶：《劳动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劳动哲学》序，第3页)这些论说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原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历史发展实际看，劳工关系涵养于族民关系。中国漫长古代社会恰好是利用的此关系体式，以安排广泛性的社会生产和对劳工进行剥削。此处的“族民”，究其实质，乃是对马克思所说“人的依赖关系”(族民②的总身份关系)之主体人格范畴的限定。要之，中国族民关系不仅限制了市民社会意涵之劳工概念成长，更为主要的是限制市民关系主体的社会成长的独立性，由此，可能根本取消了社会经济主体的独立规定。中国社会劳工成长路径是：族民→市民暨资本关系下劳工渐进成长→现代劳工。内蕴的“市民·资本”是工作复合体规定，指认中华商品生产体系的特殊性(例如有限资本主义之发展规定);而族民→市民特别线索，则是对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特殊主体特征的一个极其生动的刻画。③

　　作为预先的交代，本书第十九章讨论的社会要素模型指示发生在“族民”“市民”“资本”“社会劳工”诸异质主体范畴间的历史发展关系转化(母体性质的工作关系当然是人的物质个性的发展对劳工自主的发展的指向性的规定)，而以“横通方式”说明它们是一相生相克的历史构成总体。如一种社会要素模型说的是生产要素“所有权条件”的单一类型，是“市民”与族民关系相伴生发展的阶段。在此阶段，复杂劳动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身份”。它和价值规律的领导范畴以及与之对峙的古代产品社会的领导范畴皆是连通的，因此，此劳动实体关系同时是财产生产条件。即，它强化“基于所有的劳动”概念。再就两种社会要素模型而言，其不过指示市民→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④此刻，“所有权条件”已经分化，并于生产领域内社会对立化。“资本”专指剩余价值规律之领导范畴。这是一特殊的社会经济规定，可视为与独立发展关系上的生产者(和小生产者对立的大生产者)有关的人格范畴锁定。⑤三种社会要素模型乃是阐明资本→社会主义劳工(社会人力资本范畴)的发展转化关系。从“所有权条件”重新趋向社会一统的角度看，“社会劳工”可视为现代产品社会之领导范畴。这是对联合发展关系的一个社会确认，是生产劳动者重回社会人格范畴之工作过程。

　　吾道悠悠，忧心悄悄。上述过程是孙中山先生所言的对中国来讲的“知难行易”的转折时代。一方面是“舶来品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要之，它兼顾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背景。而中国之无纯粹市民社会的发展特点，也写就“中国政治经济学”之独有内涵，要求塑造并不断更新理论与实践工作环境。另一方面是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中国经济学”新议题，是含意特定的;盖言“新”，一是指实践追溯性，二是指工作批判锁定了经济学发展成熟时期的理论建构特点。从而，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转回“知易行难”高度(所谓行动高于理论)的再创业行程：以原创把脉创新，多学科并举并用，开创广义而总体、打通文史哲并沟通传统与现代之意蕴的历史知识研究的新路径。⑥

　　居高而思，我们须得承认：迄今为止，人类对自身历史结构的内在了解，全靠《资本论》给其打下基础。⑦一次次的理论对接及其与实践的结合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一个道理：“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参阅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541页)决定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认真“消化”《资本论》，如在王亚南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彻底消除“四分主义法式”和“三位一体公式的模本”⑧积淀良久的病疴与沉重影响，创出完全新的理论生长道路来。

　　华夏一统，是历史、思维、语言、文化养成了的大一统国度。

　　扼要而言：

　　l 这是以“中国人的资格”之经济学人身份完成的一部作品;

　　l 这是遵照中国人阅读之习惯和用语之习惯写就的经济理论巨制;

　　l 这是照顾国人书写历史的习惯、与中国人思维体式契合的方法论长卷;

　　l 总括起来说，本书献给中国经济学建构!

　　让我们回到上面的主题：中西方学术工作关系。诸如中西共通、中西分殊、差别高低之辩或古今之异，最难以一语统之，而唯有发微阐幽，一事一议乃至学术关系上的“一点一论”。不过，至为关键所在仍然是以历史的贯通为要，促进中西方的学术对话和沟通的深化。《资本论》来到中国，委实与东方经济学不断深化之历史步伐同步。这以后，国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华语境中读懂和如何运用好这一伟大著作，尤其恰当领略埋藏其中的深邃性语言。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伴随了思想直接撞击的一次历史阅读，是一次气势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维对接。以新中国建设实践和改革开放经济实践为底蕴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理论实践的晚近的一个工作外显。在这一历史高地与思想制高点之下，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要保卫《资本论》，问题在于保卫什么以及怎样保卫。

　　中西方历史发展关系在学术上的深入交流，已然开显中国经济学理论出场的必要性。乃是因为：中国经济学不独对中国历史和经济行程进行理论反映⑨，同时是对于世界历史和经济之过去、现在、未来(它们是通透的)从民族工作语言角度采取的一个深刻性书写。例如，中国社会国家⑩的经济细胞是“家”(狭义的家庭和广义的家庭，后一种意义或可理解为“家庭式的单位”)，亦不独是商品单元，乃是商品和产品的合成规定，从而具有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两重生长张力。据此，所谓中国经济的内在特质(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说到底，还在于反映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的“同”与“不同”，理论彰显的是经济形态社会的发展总体(规定)。⑾从这种意义上说，“走中国人的路，让美国人去说”，决不是一句毫无内容的虚妄之语。

　　摩崖之恙：经济学书架尚有几本书刊可看

　　思维、语言者，逻辑工作体例也。“名者言语文字也。言语文字，思之器也;以之穷理，以之喻人，莫能外焉。于是乎有界说之用，亦于是乎有分类之学。”(参阅《穆勒名学》，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部首，第10页)可如今，在计量和数学的大潮之下，历史思想本位的位置逐渐被移除，历史和数学难以贯通，经济语言皆由数学逻辑生产。以至于经济学书架之上所摆放的时新读物之中，尚有几本书刊可供青年学生读看?里面的语言文字和数理逻辑，萎靡不振，又有几位看家解得其中味?

　　如果说《资本论》时下备受人们关注、追捧，那一定是自欺欺人之语。这里可以旋即举出时下误读误解《资本论》的三种态度或工作现象：一是不能准确理解其作为历史之学，二是使批判之学=批评之学，三是将之庸俗化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之学。前者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力提升历史之学为方法之学，而妄自陷入一域之学的历史经验主义;中者的问题在于一味教条地对待批判，工作堕落为单一语义的思想批判;后者的问题则在于把研究话语当行动，以文本尺度历史，结果，既脱离《资本论》文献群⑿，亦塞入了空想者⒀的种种论调，试图通过“死文本”藉以主观地制造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对立。⒁中国逻辑所求者“方法”也，实质规定乃是语言生产。中国人当中，近代新学运动巨擘严复率先说明了语言生产的此种规定和性质：“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如斐洛逻支之为字学，唆休逻支之为群学，什可逻支之为心学，拜诃逻支之为生学是已……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参阅《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第1027-1028页)西学先驱严复的话至今读来震人耳目。名不正，则言不顺。经济学的语言如果皆由数学生产，经济学隶属于理科或自然学科意义的硬科学，那么其事将不成，其行将不正。

　　我们呼吁废止这些“论文游戏行为”：理性主义废话连篇，逻辑演绎离离草长，歧义犹如僧俗辩语，庸俗性绵绵不绝如缕，内中却无半点“批判”韵味。但如果据此悲观沉沦，对《资本论》的向前发展了无希望，那又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我们主张对“新八股文”予以工作走出，重建史学传统，重振以“记述”为主的艺术能动说明和议论。⒂最终目的是使人们看清其“逃避《资本论》”的实质所在：因为一味地“解读”和“捍卫”，已使《资本论》的精神失去颜色，空留下科学形式皮囊。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些阐说恐怕已无须一一挑明，读者于字里行间已然可以尽情领略到道理的所在。试想，一个不懂《道德经》⒃、《史记》⒄以及《红楼梦》⒅的中国人，称其熟谙《资本论》，如果不是专指对16-19世纪欧洲史，特别是西欧发展及英国经济史的了解这一点而言，那一定充分暴露出对于历史作品和科学作品的工作统一性及其结合方式的高度无知。对其而言，《资本论》从来就是死的文本，——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上述被提到的这些著作本质上都是“史书”。

　　鉴于此种情形，我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把本书处理成纯科学作品。因为，按照“文献综述+计量模型+政策建议”的新八股文实证演绎思想，编排的是“废料进、废料出”之学术投入和产出，此种机制固然无可厚非，但成为主流的学术熵的负能量示范性效应巨大。⒆本书遵循史书工作规范，以贯通之法应对循环解释，从而赋予理解行动实效。⒇要之，本书是以“中高级政治经济学”读本身份介入《资本论》研究，以贯通中学和西学的姿态作为《资本论》之提高读本以及作为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导航;写作特点：反思辩驳式、回溯与前瞻结合、多学科进路的工作发掘，以回答“学术疑问”为谋篇布局，以解决“时代问题”为设计宗旨。从而，因应了国人的百年遗憾：尽管焚膏继晷，前仆后继，但在探索《资本论》逻辑方面其实并未获得预想的真正中国化的结果。这或许并不能全部归结于实践的不成熟性，对“民族原创”之忽略，足以掩杀对一切批判工作的正确认识，最终堕入科学盲目王国。

　　相反，在中国语境下重整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工作组成，则需要在历史和实践基础上真正恢复它的大写化的规定——方法和批判，以睿智的语言生产支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行动，审视之，使之重新达成工作统一性。于是：

　　l 本书选题基于此时代潮流，以探求中国经济学工作逻辑为宗旨和目标，以切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为工作决心，通过赋以中国历史蕴涵和方法论规定的工作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终成为涵容“全史+整史”规定的一块理论整钢;

　　l 本书的思想价值锁定于“资本主义批判”“社会主义批判”的工作统一，并以当代批判导引“全史+整史”贯通意义之中华社会主义理论史的发掘工作。

　　总之，奢望单纯通过文本和马克思交流，此路从来不通!回看和书写历史，乃是为了检视理论盲点，通过逾越知识障碍与现实困境，更好地指示未来发展。因此，对于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来说，《资本论》的批判的宝贵财富乃是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化的圆融贯通性，乃是永不停息的前进性。

　　击剑之势：破除“现代唯识论”

　　我们摒除知识主义主张，因此，以历史为工作本位。意义是：“吾人看历史，须将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把个人生命与历史生命通于一起，是在一条流里面承续着;又须从实践的观点看历史，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民族的实践过程史。把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是表示：不可把历史推出去，作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一个自然对象看;从实践看历史，是表示：历史根本是人的实践过程所形成的，不是摆在外面的一个既成物，而为我们的‘知性’所要去理解的一个外在体。归于实践，所以区别‘理解’;置身历史，所以区别置身度外。”(参阅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页)若认可经济学是历史之学科分支，是由始源意义史地学科中转化和独立出来，则上述话语需要遵守。盖因事的科学源于物的科学，而高于物的科学。

　　自然科学的低的层级的研究是物的科学，旨在确认“物的客观”。但社会科学对其应用的结果是突出了知识理论的“绝对的建构性”(所谓的成体系说——凡理论皆成体系)以及强调“知识逻辑优先”。在中国，此种不良的理论倾向性可称之为“现代唯识论”。例如，“至于帝国主义问题，中国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两个模式当然都强调帝国主义的破坏性作用。”但是，“‘封建主义’学派强调帝国主义如何使封建剥削关系进一步恶化，而‘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突出了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参阅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62-63页)同样的事实，可以演绎出截然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的认识规范。要之，“事实是，西方现代文明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强烈的二元对立倾向，一再把认识推向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完全信赖‘理性’演绎逻辑，要么完全信赖经验归纳，要么完全依赖形式主义理论，要么完全依赖实证主义经验积累。而那样的(同是科学主义的)倾向则引发了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的反应，走到相反的虚无主义极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同样(如此)。要么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完全信赖客观性，以为事实绝对客观，要么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完全信赖主观性，怀疑所有经验证据。”这些自然是与应用紧随那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入而当作“完成的舶来品体系”的经济学的思维与话语的结果(或作为“正面”，或作为“反面”，总之是“食洋不化”)，但与之不同，“西方本身的实践的历史并不像其理论倾向那么偏激，所体现的是客观与主观的双向互动。”(参阅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

　　科学的内容是事实和历史，而指向了批判。自然科学高级别的研究实际上是承认事的科学的，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规定)”在于确认物的客观规定和事的客观规定的统一。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规定性上予以混同了，在对象上把“物理之物”混为“事理之事”，又进一步在研究对象上把“事理之理”歪曲为“物理之理”，主张物的科学意义的解释学。现在到了重提事的科学的时候了。这不过是强调，学术研究要摆脱“知识论意识形态”，以为：人文社会科学完全可拥有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普适性知识和绝对性理论。这样的话，如按照GDP增长的绝对性的理论知识观察中国历史，则中国古代时期在发展上是迟滞不前的。(21)可事实是，“中国以往由特殊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与封建主义混合统治形态，根本就从本质上、从它内部的相互制约上永远不许由它自身孕育出一个新的社会机能。这个结论是荒谬无稽的。‘迟滞发展’并不可理解为永不前进。中国由秦代到清代两千余年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尽管还是停滞在同一社会史的阶段上，然而，以秦汉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明清的社会经济生活相比较，我们就容易发现后者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向着近代化大大跨进了一步。”(参阅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30页)

　　至此，如果有谁尚不能明白上述道理，这里很愿意用更加扼要简明的语言，指出中国体式之概貌：(1)用老百姓能懂的话说——母子思维工作体例。“母子(规定)”亦历史亦思维;所谓母子相扣，不唯时间，也涵括空间，从而在理解性上，可达及每一位中国人及思想单位。(22)(2)从辩证法成果角度看的“发生学逻辑”。发生学本身可以作为和历史的思维、语言匹配的工作方法。这是弘扬“中华事的科学”需要，也是探索《资本论》结构奥秘之所在。为什么能如此?盖因中华有“修史”伟大传统。生生不息即自然，多重学科合社会，科学的探索活动即包容于和被归结为“巨型史书”的记述、整理与创作过程。发生学逻辑深化母子思维，重视对相生相克的历史生长系统的辩证性把握。又之，发生学和母子“推理”的结合，使得“中国辩证法”别有一番传承方式并拥有特别的语言工作体例。(23)(3)从和马克思成果的对接看，那就是“历史行动理论”及与之契合的行知路径中的实践方法、工作与治学方法。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中国并非知识论建构意义的理论大国，却是毋庸置疑的“行动大国”，无论历史军事行动、经济行动抑或社会政治和文化行动;它们无不体现着矛盾系统的运行特殊性，体现多方因素的协同共进性。以“行动”为理论，正是毫无争议的“中华行动规定”。所谓的行知，所谓的知行，按中华大人文学科口径，均应当归属主体人的“行动主义逻辑”。 (24)

　　以上三点，是从处于实际工作状态的“中华元素”角度做出的归类，可称之为“发生学的批判方法和工作逻辑”。概言之，马克思《资本论》在中国的“运用”有两种基本状态：一是“中华资本论”意蕴的，这是历史、逻辑直接对接意义的方法论应用与理论应用，从而指导分析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经济;二是“中国化的《资本论》”意蕴的，这是历史建构高度上的方法论意义的逻辑应用，其实质是寻求“两个原创”的对接，并以中国原创之规定丰富、补充、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原创”的方法规定性与理论规定性。所以在这两重意蕴上，《资本论》必须被视为“特殊史书”。故而，“这一研究为以‘开放的历史’作为导向的多学科对话提供可能，驱使我们必然依据民族历史之内涵和‘史书意蕴’的研究方法，以具体化对象和研究对象规定性。”(参阅拙作《<资本论>在何种意蕴上是“史书”——兼析<21世纪资本论>的历史书性质》，《江汉论坛》2016年第5期)归根结底，这种方法即为统一之历史科学的工作方法(自然史和人类史的方法)，即是指历史的实践方法——发生学的和批判的方法，包括了对历史本身及其生成运动予以表达的方式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合的处于实践逻辑状态的诸般文本表现形式。毫不夸张地说，此种方式在传承性和系统性上为中华文明体系所特有。“中华科学”从行动语境中生发出来，消除了知识生产上的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形而上性。(25)同时，这亦是消除“辩证法神秘化”之中国用语，在工作取向上，其要求去除认识论至上主义(26)，彻底走历史理解之路。(27)

　　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整体工作语境中，这些方法和思维形式仍应作为“实践态的理论”，特别是行动方法的规定来归结。(28)其经历数千年文明演化和养成之后，在现、当代思维体式熏陶之下，于当代中国境遇下重又激活，绽放出瑰丽和独特性的工作魅力来。中国化的理解与工作体系标识出：本书所充分展示之中华传统及其方法规定的历史沉淀，已然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之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产生了时代性融合;《资本论》藉此成为“中国化的《资本论》”的特别的理论与行动规定。据之，本书写给正在思索着并愿意思考历史的当代学人，此乃历史为根、马克思主义为本、国情为鉴基础上的学科建设的“体用说”，是为“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9)

　　从一味着眼于“解读”的文本学路径的毅然走出，亟待破除抽象呓语，尤其是破除旨在制造“个体理性神话”的种种抽象说辞。以历史为据，而不主要以文化或方法为据，是彻底摒除了“抽象本体学说”。这需要大写化的理论行动与之对应，并于经济领域内认真做好这些工作。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整体观。(30)而推广开来，即在于需要以历史为“一以贯之”的工作线索，且在于纽结个体的政治单元与集体的政治单位，复以此方式查明社会历史的经济行动。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31)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具有强大文化养成性，故而，需要从发展的多面性特质上进行科学语言和认识的生产。 (32)要之，全书宣扬以下书写主题：

　　l 所谓“回家”——国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结合;

　　l 所谓“回历史”——回到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坚持马克思传统的历史生产认识;

　　l 所谓“回中国”——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接合中的生产科学语言和理论认识。

　　故而一方面，我们承认现代经济科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化发展——属于西方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之产物，相较而言，中国古代社会诸学科尚未分化且统合于“大人文学科”，属于前资本主义的形态范畴，或处于“非资本主义”的科学发展阶段上。(33)另一方面，又须站立中国历史之甲板，以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及“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历史襟怀，勇于眺看西方科学之海洋。(34)要之，在新时代下，是亟待推出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别具一格、工作针对性强的本土原创作品(35)，以开放姿态践行崭新内涵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36)

　　总之，以实践化的逻辑生成为纽带，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以“主体批判”“客体批判”为双重架构)为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一个全面而极富广义特征的经济形态批判研究体系，一定很快驰入人们的眼帘。它是建设性的。我们的目的则是使“中国元素”(青年学生读之怦然心动、神思遐想和心有戚戚的阅读与写作元素)及早进入中国经济学教科书，同时，还要使中国元素成为“中国行动元素”。《保卫资本论》的最终旨趣毋宁说在于书写历史、呼吁行动!本书谨以这一工作献给中国经济学教科书的任重道远的建设!

　　花草虫鱼：研究内容·工作体例·结构安排

　　吾道悠悠，文心忡忡。中国人果真能正确地阅读与运用好《资本论》吗?作为一种努力方向，本当知难而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愈进愈阻，愈阻愈进，永无止息。按照王亚南先生指示：既有的作为舶来品的经济学如果不加以改造，对民族国家委实当作一种文化侵略或思想麻醉的武器，以阻止该国之社会经济改造按照自己民族意愿进行。因此，尽管科学无国界，“但如果把我们所要求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为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那又当别论了……在这里所规定的供中国人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实际无非就是一个比较更切实用的政治经济学读本。”(参阅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586-587页)

　　凡此种种研究目的，皆为尽最大可能扫除观念之尘雾和行动之障碍而设置。主观的对象即思维活动，方法论则是伴随主观世界成熟之后而有的工作规定，是“思维科学”开始形成之际对于历史对象的能动反映的理论形式。概言之，这不是一般的逻辑知识体系，乃“学科方法”的工作集成。本书作为方法论作品，择其要者，于经济领域内行贯通之法也。其铺设的理论架构是“大象无形”的，方法论线索则至为明确——转化史I、转化史II、资本生产史、运动史I、运动史II、资本流通史、范畴史I、范畴史II、资本认识史一十二部白描之历史路径鲜明而层叠渐进，传神刻画了商品经济形态的各个历史发展侧面(这同时是对“经济形态个性特征”之工作逻辑的艺术总写)。显然，这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认识论)同样作为“方法论的工作规定”来看待了。故在研究内容上可做四点条列：

　　(1)历史经济形态的贯通——分为产品社会的经济形态和商品社会的经济形态，以此导出“与史贯通的《资本论》逻辑”规定。人类经济形态之始，而有“产品规定”和“商品规定”的对立。始源规定是共同体。共同体的“分解态”引出商品的独立发展问题。共同体的“未分解态”(核心内容是“身份关系”的历史贯通、沿承持续)则引出产品社会相关发展问题，——此特别持续于中华国度。西欧社会具有产品社会的文化基因，但更加具有商品社会长足发展之强烈动力。以相生相克的贯通观思虑之，可获得整体发展图景之认识图像。从价值规律的全部历史发生作用的考察入手，马克思最终获得它的整史。启发我们：所谓价值规律的全史意义的考察，就在于寻求价值规律的发生根据、条件及其必然呈现的历史形态。一言以蔽之，基于产品经济形态的作用背景，而有资本的商品经济形态之“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分析与逻辑综合，是为《资本论》之逻辑规定。《资本论》的与史贯通规定为之创设“12部史”的肖像，《保卫资本论》尽其所能地摹其神、画其要、述其精。

　　(2)实践逻辑形态的贯通——辩证法与发生学“一语二用”，以此导出“行动主义逻辑”议题。辩证法和发生学逻辑的贯通产生两个工作序列：历史生产思想及反过来的行程——思想引领历史。《资本论》坚持“历史”生产“思想”，由此，体系能照耀历史进程，成为引人瞩目的“为政之书”。盖因马克思对辩证法的运用是以“实践逻辑”为切入，以“批判”为规定。中国人向来以实践态的“发生学”阐说和运用辩证法，就成为“行动主义逻辑”意义上的辩证法建构者。不了解这种贯通，就不能知晓基于客体的客观批判体系固然说明了生产发展的客观逻辑，说明了生产的社会逻辑和技术逻辑，但仍不能真正区分开二者。(37)注重实践逻辑的《资本论》没有脱开主体身份的历史过渡来抽象谈论财产关系，是这部作品的一个伟大之处。例如马克思说：“从资本向土地所有制的过渡同时又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形式的土地所有制是资本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其他土地所有制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从土地所有制向雇佣劳动的过渡不仅是辩证的过渡，而且也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土地所有制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确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8页)做此阶级主体身份规定过渡的说明，显然突出了所有制的行动内涵与规定，而使不同时代的经济规定得以“行动逻辑”贯通;马克思以如椽大笔进行历史纪事，又力求展现事物发展本末，这是《资本论》照耀并通透人类经济形态史的秘诀之处。

　　(3)理论形态或理论工作形态的贯通——广义、狭义而总体，以此导出“中国经济学建构”历史实践议题。狭义的唯物主义指的是把客观世界作为“科学元素”来建构，此是现代意义科学始航;广义的唯物主义是指同样把主观世界作为一门科学予以对待，此为辩证法的现代意义。大写规划的理论是将主客观世界作为“连体对象”，并着眼于统一的研究对象规划，由此越出单纯理论建构，揭开社会主义批判运动的纱幕。(38)历史科学首次作为完整意义形态驰入人们的行动。要之，把行动作为“理论”，虽则为中国人所系统首创，但从世界文明体系看，为马克思主义所支持。在一点上，“以史贯通”逾越了特定历史时空，将工作触角延展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生史，对广袤“前史”和整个发展脉络进行批判性分析。这样看，《资本论》不仅是“狭义的经济学体系”，同样属于“广义经济学”范畴，这迫使我们必须在《反杜林论》基础上继续前进。并且整体看，这就是“以史贯通的经济学发展”。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是理解一切时代经济的锁钥。

　　(4)批判形态的贯通——存在(论)批判→本质(论)批判→概念(论)批判→精神现象(学)批判(39)，以此导出思想与历史的主客观批判的连体工作规定。狭义的客观批判是“历史批判”：马克思面对整体的人类经济形态，而要以相对独立的商品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但这势必需要优先解决对批判的“批判”，从而引出狭义域的主观批判问题——可界定为“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后来逐渐上升为资产阶级思想史批判问题。可见，马克思通过综合运用“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遂能做到辩证划开产品经济形态与商品经济形态，并能兼顾对“产品经济形态社会”的剖析，因为，联结二者的不过就是“总体形态的批判(规定)”。同时，这种批判形态的贯通统合了人类思想运动与历史运动行程。从终极意义上看，这些贯通指向了对“全部庸俗事件”的澄清这一批判行动，彻明了对事实的全部理解。而马克思最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总工作命名，目的在于激发历史行动。尽管《资本论》的工作还主要限于“客体批判”类型，但通过创造性转化，还是可以使之较大程度地适合“主体批判”创制要求。这样从更高理论意义上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特殊学科分类应该就是“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

　　在以上的创设中，人类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分类——产品经济形态和商品经济形态，显得格外重要，它具有工作领衔性。此首通本质上是“历史之通”，次通为“逻辑之通”。因此，实质又是基于东西方全体关系的“历史”与“逻辑”之间的一次特别“对话”。基于此创设，实践被界说为“活历史(规定)”，从而产生出方法论的基本形态：历史规定性的方法和逻辑规定性的方法，历史成为方法的本体，方法则成为逻辑的本体(构造)。有了“首通”和“次通”，“再通”的规定就是理论工作本身的贯通，这是确立最为广义的“思想史的批判”的条件，也是广义经济学存在性的条件。“首通”、“次通”、“再通”导向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大通”——主客观乃至主客体批判形态的内在贯通性：马克思据此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学科方法”，以批判的发生学为工作逻辑，将二者的统一具象为“实践地历史批判”、“总体地系统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以及“全面地认识批判”，并以实践态的研究方法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学、劳动二重性三者的统一规定”赋予辩证法;对象有了，研究对象有了，结构和思维也就有了，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最终得以工作统一(此所谓“马克思的思维之成”)。

　　因此，这是人类史上最为宏大的一次认识贯通。“大通”不是终极之通，是大用之通，是由行动主义逻辑与理论生发出来的社会主义批判行动，是唯物主义与劳动主义“贯通意义”的时代运用。但这不是“经济学家的功劳”，毋宁说也不是“历史学家的功劳”，而必须归结为历史本身的“功劳”。欧亚分流，各有不同，人类亘古文明结出的“历史之果”，原来就是相生相克的经济形态与随之而来的同样是“相生相克意义的”批判行动。这些研究显然越出了16-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产生与壮大发展的历史时空，并且也同样越出了其后续的变迁发展过程，而必然要求“中国元素”的介入，并且，也必然要求记录“中国历史”。要之，中华几千年经济形态文明的发展经由《资本论》折射，所累积了的遗产是异常丰富的。这是一工作宝库，急欲我们拾贝其中。

　　归纳起来看，这是“整史+全史”意义的文献整理，同样是“全史+整史”意义的全新追溯，从而需要中国史书的方法与之对应，那就是条目体的记述与论说结合的体例。要之，《保卫资本论》除开居首的两章因执行直接的特殊任务(此两章相当于本书主题的“总引子”)，而采用了通常样式的章节构造以外，余者50个条目(其中“尾论”只相当1个实体条目)，皆是记载与讨论主客观批判的实体内容的，而“尾论”的另一个任务是从正面说明主客体批判形态之贯通性。盖因条目体是和史书要求内在契合的，或毋宁说，条目体就是史书方法，以此尺度篇章，作为内置的章节结构，就免除了“教科书体”弊端。条目体重在突出“纪事”：如通史体裁条目在记述上讲求纪事本末(所谓“纵不断线”)，而专业条目讲究以事归类的运用和知识集成法(所谓“横不缺项”);两相结合的优处则是“史”“论”结合，并以史见论。(40)所谓纲举目张，盖是此意!又之，从实际工作形态外观看，《保卫资本论》委实采用“章节体”(逻辑架构)与“条目体”(实体内容写作)结合之工作体例。此是考虑到以逻辑巧妙驾驭历史材料之需，籍此实现“纵不断线”(分析、归纳)与“横不缺项”(综合、演绎)结合之可能性。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总之，这个方案是张弛有度的一个路径，对诸方法展开同时性工作内涵的运用。然则，亟需从形式上探索“中国方法论”的特质规定。

　　再有一个方面内容是“楔子”“附识”“判语”的运用。楔子，贵在“引”，间或以直接的跳跃性纪事求“史通”规定，因而在功能上可以部分解决“纵不断线”的问题。同时亦是“埋下伏笔”，可对主题进行触类旁通的提示，解决极为关键性论点的布局问题。此外，历史——思维——语言，历史固然求一个“通”字，思维亦讲求一贯，但语言则不能不多方位并举和多体并用。要之，《保卫<资本论>》所用的“判语”，是现代语体和古诗词体的结合物，实现“文者诗也”的工作境界。同时，本章判语(或判词(41))亦必然是收尾之笔!就像《红楼梦》对判词的运用——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的展开、结局的预示皆系于此中，为突出效果，《保卫<资本论>》的修订版精心改订和增设了相关主题活跃的“附识”，实现和本章判语的配套阅读，或对“判词”的专业背景进行尽可能的暗示，或直接提供逻辑疏通的功能。这不仅极大方便了非经济类读者，同时对经济类专业的读者来说，也不啻是有特色内涵的“阅读”，乃至形成对全章的深化意义上的“再一次鸟瞰”。又或者，条目体客观上就要求“工作附件”与之配套，因此某种意义上，此是对中国经济学编写的一种体例示范。如对于《保卫<资本论>》来说，由于专业性过强、时间和空间概述性过广，难免使一般读者生怯;尽管楔子的安排使每章主题得以“鸟瞰”，但对非专业人士而言，仍然望而却步!因此，文学形态的意义在于理解和传输速度的最快，所谓全书不惟含蓄蕴藉，也力求神韵裸露。(42)并且，这也是“诗赋词曲”在条目体中得以施展身手，并在现代语体文中余留痕迹的所谓“英雄更有用武之地”(规定)。总而言之，这些安排皆是为了使思想的尽快出笼，相互照应，使不失整史姿态。而当议论要求直奔主旨时，往往体裁体例不限，多路手法并举并用。在表现文风方面，则约简深芜并重，务求质实简洁，穷其脉络。

　　囿于篇幅，余者不详列。综之，《保卫》全书体系安排皆奔“方法论设想”而去，非为“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而力求继承发展，推陈出新。副题以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衔之：可谓“执大象”，谋划全书之布局。

　　第一部分“行动的语境”为总论之安排：第一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批判;第二章为“新资本论”研究批判;第三章为实际之工作开局，即提出问题意义的论说开端，所谓的“破题”。

　　第二部分“思想深处”为社会主观批判之安排(“思想史批判”专论)：上半段三章内容，可谓层层跌进，以对科学抽象法的反思为收结;下半段三章内容，实写“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

　　第三部分“历史深处”为社会客观批判之安排(“社会历史批判”专论)：六章内容表面上是“《资本论》的创作史”，实则为商品生产关系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客观史之摹写。

　　第四部分：前瞻与回响，实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专论，以三章内容形成对经济形态图景的历史鸟瞰，尾论——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实写“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内涵逻辑;此总结像似飞来，实则如椽大笔亦白描亦写意，意味深长，艺术构境沧桑透露而隽永饱含。

　　上述四个部分的合璧，在整体意境上可算是：空山不见人(谓“行动的语境”)，但闻人语响(谓“思想深处”);返景入深林(谓“历史深处”)，复照青苔上(谓“前瞻与回响”)。以此观之：该著以“保卫《资本论》”为名，却实写“经济形态社会的理论”，且多从方法论建设处落笔，这就对“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形成真正之思想奠基。盖因对于人类新秩序的建构而言，资本主义文明一直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破坏的幽灵”，使总写历史文化显得格外重要。同时，由于坚持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学科方法”及与之契合的工作逻辑，于是产生六篇的架构，铺设整史的方法与逻辑展开路径。

　　第一篇写“本体论批判”;并且，这种批判原则实际贯穿了全书。第二篇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思想史批判。第三篇如上指出，实写“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及其批判规定。第四篇写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总起，即“历史生产思想”;第五篇则写《资本论》体系的构造成功(实际的行程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的“内锚”)，即“思想引领历史”。如上指出，两篇对应了《资本论》创作史，整体上实写“《资本论》逻辑怎样炼成”，艺术构造是李清照词作：《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开》;可见，文以载道，民族语言对研究《资本论》工作逻辑具有重大的向导作用。以第六篇殿后，乃写“中国工作逻辑”，包含了方法规定的辨识。

　　从思想指向的高度看，上述六篇委实为中国经济学之全史意义建构行动书写，且又广列经济学教育(特别我国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发展(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横截面上的比较内容，无不一一予以细考，通过阐幽抉微，最后“东渐于海”。要之，这些论述逻辑上相互穿插，虽琳琅满目，而不失秩序。然则，全书逻辑中枢聚焦在“第四篇”，又和开局的第三章相呼应，用意在于凸显马克思的史路心迹。在此体式领导下，毋宁把“保卫《资本论》”看作一项研究活动上的行动议程，其生产“思想”的方式(或曰经济学建构)是完全历史取向、实践化的意境，直可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

　　本章附识：何谓经济文学?难道就是诗词歌赋充门面!?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立足中国历史地基，从《资本论》“向前”即是人类古代史向现当代史的进发，“向后”即是社会主义实践之历史洪流;所谓回响与前瞻，洪流不可挡也!而要求不断切近它的发展真实、它的认识真实和它的逻辑真实，多学科并举，多体裁并用，遂有真义的表达。诗词歌赋，人类文化史艺术总写，且形式上读来令人整体回味，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慨，备觉信服。这是语体文精神风骨所在、文科意气风发所向。又之，以中国古典诗文词曲绾摄全书，实为传神之用，不足道矣。难道诗词歌赋不是有别于西方“三段论法”的另外的特殊模型(所谓的“四段论法”)?难道除开哲学运思、史笔以及数学，文学形式不同样是传达思想之工具?难道文学形态的思想史不同样是批判行动，且是缕缕不绝的主体行动(诗词者盖写历史与人生行动也)?!所以，这只表明中国人对于历史记述的要求是多方位的，更又在于追求“诗穷而后工”史诗境界：信史出乎诗，言乎志，词章明于曲，歌于赋，发乎情，微言大义，浓缩精华。“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使科学作品寓于历史作品之中，体例却也合乎现代规范，入言入文，立言立行，又同时富有浪漫主义情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是中华的文化道统。试想，如果中国文字在工具上不形成统一性，如何致使思想传承数千年，而内在精髓从未绝灭?保卫《资本论》担负着保卫汉语优雅性、文约词工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学任务。——呜呼，夫复何言!赋到沧桑句便工。架构和旨意亦如此地一目了然，无复多言。但开风气，为先而不为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保卫资本论》愿意以殷切之寄语、至诚至真之诗言，迎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热潮的重新崛起，通过方向之正确导引，把日益潮起的这一洪流更加地推向繁荣!亲爱的读者!凡有探索，一定用力不逮，敬请提携，不吝指正，共同前进!

　　【全书总起·通判词】涉水之滨，蘅芷喑喑。留住足迹，流走光阴;寻常议论，告诸往知来!闲书通明，彻夜毋已，文理感应。天人兮且住，修远兮求索，源流一贯。万山圈子里，行路难，今安在?欲把过往隐去，惟余一片霞影!下峥嵘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鱼龙潜底，龟寿槁心;贯通经济，告慰古今，誓将鳞甲付与!天地既逝兮，九问穷野。

　　注释：

　　①时值五四运动浪潮兴起之际。标志性事件是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流行。其初译者陈溥贤于1919年5月起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至11月(初名《马氏<资本论>释义》)。较早的译者还有戴季陶(1919-1920年)、胡汉民(1927年)以及汪馥泉(1930年)。出版信息如下：陈溥贤译本《马克思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戴季陶、胡汉民译本《资本论解说》，上海民智书局，1927;汪馥泉译本《马克思底经济学说》，神州国光社，1930。

　　②这似乎是一生造词(“民族”术语的一个次序上的倒置)。然则，定格于“人的依赖关系”理解它，对中国人来说却也并不生僻(如史学家雷海宗就曾以“部民社会”称呼半自由民身份的铜器或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代的社会形态)。中国人以“族”(氏族-宗族关系)为始，没有“孤立的个人”的关系规范。作为概念对应，似可用“家个人”解之，但解析起来又容易发生“家关系的个人”和“法权关系的个人”(市民)的意义冲突。要之，在中国，家同家庭两个概念向来“和而不同”。中国之“家”，并非纯粹指示“婚姻家庭”的概念;从“族民关系”的缘起性看，广义的家概念至少链接了“婚姻关系”“身份关系”及“财产关系”，是这三重向度社会关系的一个综合考量的工作术语(且要知道，“中国”二字的本义其实就是“家”)。这样一来，当我们使族民与家(规定)并用的时候，就不仅不会和中国固有术语(如血缘意义的家庭和地缘宗法意义的家庭即宗族、家族)发生冲突，反而相得益彰，且和现代社会的家庭及个人概念进行了很好的对接。要之，是认识到，氏族是族民关系的始源，部落则是民族关系的始源，经济形态固然由部落时代发端，但主体关系的追溯则要更为遥远。归根结底，“族民”，这个概念就应当可以用来表示处在氏族、宗族、家族等诸种依赖关系的共同体及社会宗法关系领域中的主体规定，和民族国家之“国民”直接相呼应，而尤其可以表征具有身份关系束缚性的广义劳动者和直接生产者规定。

　　③要之，不能以“奴隶封建社会”对中国古代笼而统之。中国古代社会，甚至不能以“宗法-地主-官僚”三位一体这样的东方专制之简单共治主义指称之。以产品经济形态看，并且作为和小私有制(简单商品生产所有制类型)、大私有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有制类型)的比照，中华古代财产所有制乃是属于“亚财产私有制”的特殊类型。一方面，和单纯商品经济形态的财产私有制相比，中国没有上述“小私有制”“大私有制”的社会发展纯度，属于相比“正常私有制”的亚发展水平类型。另一方面，身份关系的治理发达性则导致近世社会中国之特殊二重发展境遇：在政治文化与社会事业的日趋昌隆的同时，遭遇了史上最为严重的军事与科技的发展冷遇，在利害性关系上特别是后者，直接促成中国政治与经济的现代难产。这是产品经济形态与商品经济形态的古代遭遇战与现代遭遇战，而揭开饶有趣味的关于人类历史知识的一次工作坊意义的深入探究活动。

　　④一个例证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也包含了‘布尔乔亚社会’。而且是更具概括性的表述，基本上等于承继了黑格尔遣词法的‘市民社会’。”但如果就上述两个概念的原始意义进行比照，那么，“‘布尔乔亚社会’具有‘被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的强烈含义。同时它还是包括了资产阶级、无产者，甚至包括了大片土地的拥有者和小块土地的农民等在内的，囊括各阶级对立关系的阶级社会。与此相对，‘市民社会’一语所指代的，是由分离且相互对立的利己个人组成的‘商业社会’。”(参阅植村邦彦：《何谓“市民社会”——基本概念的变迁史》，赵平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02页)

　　⑤资本既是物格范畴，也是人格范畴;从资本是“行动者”规定看，资本迫使劳动成为物化劳动，它的规定恰恰由资本社会承载，一切关系乃至社会设施都包含在这里面了。资本的这种“人化”和“物化”的二重行动观迷惑了理论视线。资产阶级工借机把生产领域内的按财产关系分配的资本行动，模糊为自然科学意义的“三位一体公式”认识，使之成为“价值论”。更有庸俗者，则趁机也把斯密体系说成“单一要素价值论”向“多要素价值论”扩展的理论逻辑结构。这是直接分配关系研究上的物象化手法的最大玩家。

　　⑥又之，经济学工作系统是通过语言予以胶合的，因此，理论经济学必须定位于“历史生产语言”，以抵御思想之被无端夺去、语言之被生硬拿去的非法褫夺。并且决不能如此地颠倒：漠视历史工作本位，玄制虚幻模型术，鼓吹“科学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合二为一即科学实证主义);本自了无一用，却以现象-物象学路线语言炮制各式“新八股文”，反治其身;抑或以定义作游戏，拿理论当儿戏，以请来的“应用”作为挡箭牌、护身符，逼迫思想和语言一再地“离家出走”，等等。

　　⑦例如，它一方面使我们充分了解“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像美国那样从来没有经过封建制度、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13-714页)另一方面，“反观到中国的专制官僚统治形态……中国地主经济虽然在形式上成立了，那种地主经济所允许并要求的商业与高利贷业，虽然在相当范围内活动着，但农业的生产不必说，就是工业亦始终没有脱离手工业的范畴，于是，资产阶级又不能在中国取得社会的存在基础。”(参阅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2页)

　　⑧王亚南说明这二者原是无独有偶、相得益彰的。生出脱离历史的关于“形而下学的看法”(常识化、技术化)和脱离现实问题的关于“形而上学的看法”(玄学化)，对中国从事经济学研究和阅读的人是有多重的蒙混和翳障的。如果把这种法式(把“财富的原因”知识化、条块化)和体裁(一味地对“财富的性质”进行抽象演绎)奉为金科玉律，那么，不仅助长了思想深处的自然主义认识，而且造成与历史和现实无关、脱离实际和批判的理论无为主义、调和主义的行动，因为，“常识化、技术化的部分，是实用经济学，而玄学化的部分则是纯理经济学，前者是容易理解的，一学即得，后者是根本不易理解的，只要模糊理解就行。”(参阅《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615页)

　　⑨王亚南所说“中国经济原论”，是取世界域内的中国历史经济发展的理论探究之意。

　　⑩社会和国家是现代语境中具有相生相克工作关系的一对术语，彼此有向对方生长的强烈张力。既然如此，我们可以用这对术语的合成传达“中国社会”特殊性——家国-国家型，即它的内涵宏旨，意在表明中国是坐落在家有制-国有制的所有制关系的社会生成路线当中了。

　　⑾中国经济学具有丰富历史内涵、文化折射力和现实涵容性，是内容多彩多变、形式多重多姿的民族体系继承形态、工作形态。就其理论形态而言，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含义上的新近的形式，是极富时代内涵的实践创新的形态和民族创新的形态。然则，对中国经济学人而言，正确的方式是通过历史，在实践交汇中，并由中华史和世界史的时代对接来完成这项光荣神圣的伟大任务。如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纽结关系将会得到实践的求解与历史的澄清。

　　⑿文本≠思想。姑且不论劳动二重性语言对文本的特殊要求，那种以对文本的研究替换对思想的研究(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在这方面带了不好的头，引导一些学者尤其致力于“马克思学研究”的学者从事“拿来主义”方式的有针对性学术攻讦活动)，乃至在二者之间画等号的做法，是试图抹杀对思想发生的实质因素的考察活动。——在这一点上，《保卫<资本论>》尽最大能力进行了研究示范，提炼的几条原则是：(1)文本作为历史的一个构件;(2)文本的载体工具性不是说文本直接表达了人物的思想，而是说该人物以之为历史思想的某种有效的“代言”;(3)文本不是由文本产生，而由分析性事件的组织要求所产生;(4)文本在传达意义上具有“多面性”，而必须严格服从于所在文献群落以及所论主题。显然，这些原则充分展示了“活的文本”性质——文本隶属于历史思想产生语境的工作性质。但学术修正主义对文本的借用往往是“单向度的方式”，亦即，严格限制了文本自身的内在生长性，转而倾向于将其说成是“已死文义”。

　　⒀据陈平教授的归结，三位具国际影响力的顶级“空想资本主义”大师是亚当·斯密、哈耶克和科斯。

　　⒁朝远处看，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似是而非的对立;朝近处看，则是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虚假对立。

　　⒂此处做一点解释：《资本论》如何做到科学和艺术表现的内在“贯通”?盖以记述为主，以之为坚实的地基和内置其中的实质的表现内容。如第一卷不过是“以历史记述为基础的叙述(记叙和描写)”，由此推开的第二卷就是“以记述为基础的说明”，第三卷则是倒过来的“以说明为基础的记述”，最后，第四卷按照原则来讲，则不过是“以思想记述为基础的说明和议论”，等等。八股文并非一无可取，但走形式主义的极端则万万不可，此文风本质上是反内容的，因而和历史贯通法无涉。

　　⒃《道德经》提出：道和德。所谓道和德，即中华本质的概念规范。这是我们能够用《道德经》的工作体例解说《资本论》架构体式的根据，另外，也杜绝了把《道德经》黑格尔逻辑学化的企图。拙劣者乐于用黑格尔的逻辑术语比拟《道德经》中的描述性语句，把它说成“某某论”(如宇宙本体论)思想，但其忘记了一个最为关切的论点：《道德经》中并没有任何的“本体论推理”的文本形式，它的逻辑是全然自由态的。

　　⒄从纪传体和纪事体而论，《史记》和《资本论》实有不同，一个是事系于人：传人以纪事，一个是人系于事：纪事以“传人”(各种阶级关系的人格化，尤其是写资本家);一个以具体和典型显露抽象，一个以抽象和典型托出具体。但从体例的系统性和完备性而言，《本纪》、《世家》和《资本论》的第一卷堪有一比，《十表》和第二卷堪有一比，《八书》和第三卷堪有一比，《列传》和第四卷堪有一比。《史记》和《资本论》都是通史体，都是专家志史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体例是相互“影射”的。这些值得我们用心体会。

　　⒅插入题外之语：该怎样对待《资本论》正确的阅读方法呢?仿照蔡元培在红学研究里的一句话：“多歧为贵，不取苟同。”对《资本论》发表不同的理解意见，殊为可贵，但要牢记真理只有一个的训导。

　　⒆纯然世界主义性质的经济学家以自然秩序收益最大化为理想塑造目标。于是，为了最大地减低他所面对的自然物理系统的“不必要”耗散活动，提出“熵”以及类似“交易费用”的所谓阻碍经济系统优化的理论概念。但其实所谓熵，不过就是“负能量”，所谓交易费用，不过就是“负费用”;它们恰恰是正常人类演进秩序的扰乱者，所谓“极端敌对势力活动”是也。

　　⒇贯通是史法，也合意于“史无定法”。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形成对“中国元素”的经济通考和整体判断。不过，最为紧要的还是优先建设中国的经济分析史!

　　(21)另外，这也容易被相反地说成“中国自古即无阶级”论断，仿佛：“由道德价值观念作领导，则贵贱是价值观念，不是阶级观念……此一观念在中国文化生命里既起领导作用，则阶级即消灭于无形。”(参阅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64-165页)关于此论，我们也还可以从更多历史学家作品中检出证据：“李嘉图之后，继之以马克思，很少(有)人在提到资本主义这一题目时不联想到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这对中国的读者至为不利。我们瞻顾西方的现代社会，亟想知道他们整个国家进入商业体系，全国都能以数目字管理的情况，这情况乃中国历史中所无，可是还未入门径，已被自然价格和交换价值等等名目混淆。其实这些理论上的技巧(theoretical technique)，既非一般读者所能掌握，尤非治学之至要。至于雇人作工，多做少给，在中国已早司空见惯，我们可以在史料中找出无数例证，即要改革，也用不着从读《资本论》开始。”(参阅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302页)

　　(22)这是“家本位”特殊语言外观。以孔子之后理学儒学集大成者朱熹为例，其学说系为指示“中国身份二重性”规定之精纯体系，这里可以别开生面，援引来说明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和“思维”。即，要在说明“阴”(价值)“阳”(价格)，阴者为母，阳者为子，阴者静，阳者动，阴者隐蔽，阳者显露。一阴一阳之谓道。又之，阴阳归为太极，太极为理之本、阴阳之源，此处的“太极”即指化生价值之劳动。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故此，“太极之有动静，是静先动后。”对劳动，则必须遵循“理一分殊”学说，“理一”(道理同一)指的是抽象，“理一分殊”(事物各有其理)指的是具体。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本人用“月印万川”证成这种学说，而我们则支持“万紫千红总是春”证成方式。至此向前推进一步，把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视作商品生产大家族的统一语言——对象的如何来、为什么、是什么，而把与之直接对应的劳动、价值、价格视为家族内的一整全的概念体系。之后，才有之于商品对象的“道生一”(商品生产交换规律生出统一的“商品范畴”)、“一生二”(商品二因素：使用价值对象和价值对象)、“二生三”(研究商品的基本范畴体系：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形式);以及之于资本对象的“道生一”(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生出统一的“资本范畴”)、“一生二”(资本二构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二生三”(研究资本主义商品W的基本范畴体系：c、v、m)。这二者的生成运动系列和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生成机理在顺序上是严格对应的：商品(使用价值)——生产方式、价值——生产关系、价值形式——交换关系;资本(不变资本)——生产方式、可变资本——生产关系、剩余价值——交换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三生万物”，即是说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形式这些基本规定支持了整个商品生产体系的发展，而W = c + v + m则支撑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规律成长和发现的过程是反过来的，即三生于“万物”、二生于三、一生于二的过程，道(或曰生成规定、发展规律)最终是从“一”(这个“一”当然指生产方式的贯穿历史的发展，内蕴“矛盾规定”，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当中产生出来的，即道生于一。这样，就理解了马克思为什么集中研究“商品”和“资本”，并予以系统地解剖：对象是从“一”的层级上说的，研究对象则必须推进在“二”和“三”的层级上;将之分别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及其有机系统的发展层面上予以历史地对照、比较和联系，则是为了使从中发现的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逻辑一致起来，形成对“规律”的一系列的、连贯的从母子发展关系上的总体把握。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更容易研究，不是说仅仅解剖身体，而在于像自然科学家把对象和研究对象区划开来一样，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研究身体发育的过程(从“细胞”到“身体”，价值形式的发展是联系的桥梁)和身体构造的系统(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是经济的细胞形式，整个系统由这些结构关系组装而成)。英国的发展——从岛国的形成到日不落帝国的形成和发展——凸显了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逻辑联系，集结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后者进一步集结了整个欧洲的从古希腊地中海文明以来一直到16-19世纪的商业文明史、资本主义史，划开了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对象和资本主义研究对象规定。我们认为，这些解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会更加地容易懂。实际上，它将我国农垦文明时代的思想经典《道德经》同《资本论》的方法论彼此联系起来。从对经济形态社会的揭露上看，《道德经》是粗糙的、质朴的;而马克思视资产阶级社会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有机体)，视商品为“细胞”(有机体的构成要素)，则显得更为胸有成竹，最终发现了社会存在的秘密。

　　(23)对这个成果，且看毛泽东的说法：“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参阅《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26-327页)而田辰山认为：“这样一种思维，把‘道’看作是‘变化之道’，或说是任何事物的‘变’‘通’之道。《易经》象征地提出宇宙间任何事物的一分为二性，并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回答了什么是道的问题。也就是说恒常不休的阴阳互动就是道。”(参阅《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3页)

　　(24)“以此，中国哲学中有许多名词与理论，都有其实践的意义;离开实践，便无意义。想了解其意义，必须在实践上作工夫，在生活上用心体察。这些名词与理论乃指一定的实践境界……行是知之始，亦是知之终。研究的目的在行，研究的方法亦在行。过去中国之所谓学，本不专指知识的研究，而实亦兼指身心的修养。所谓学，是兼赅知行的。”(参阅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5页)

　　(25) 中国思想的行动本位、伦理本位之混合为一，固然对独立化的自然科学体系的形成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但同时也有力遏止时空观的过度彼此分裂。以朱熹的义理学说为例，其最切近的学术目标是“格物穷理”，求理精神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两合的，致知的目的则意在求统一的道理和规律。这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对“时空分裂”的批判为切入，转而求时空统一工作观的进路是暗合的。牟宗三用“有道统而无学统”言说中国古代社会，是过于严厉了，中肯的讲法是：道统强而学统弱。要之，“我们的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并非是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参阅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84页)

　　(26) 这在东方文化传统中是“唯识论”(肇因佛教唯识论)，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则是“唯知论”(知识论)。在唯识先验理性精神主旨上，它们原本是相通的，且均从宗教的哲学开始。由于未领会这层关系，致使梁漱溟“严厉批评”熊十力。其子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父亲做了一件可能不获理解的事。1961年他写了一篇严厉批评熊十力的文章……父亲认为熊先生治学上的缺失已达到‘自毁’的程度，还说熊先生当年原已正确地认识了儒家精神，却一任自己个性和气质上的偏失发展，这直是一种‘堕落’。我说可能不获理解是指下述两点：一、父亲认为儒学、佛学(他称之为东方之学)，与西方哲学是两回事。中国人引进西方哲学之后，误将东方之学看作与西方哲学相同的学问了，实则它们是两回事。东方之学实为一种生活实践，不在讲说与推究。熊先生是以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对待东方之学了。二、如此严厉地批判是否过当和近于无情?”(参阅梁培恕：《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第334页)

　　(27) 例如关于产品社会与商品社会相生相克的看法，时下的争论从流行方面，或可总汇成“劳动分工问题”及“宪政问题”的对立与叠合。里面其实有一个人类文明分岔的起始点的历史研究：“恩格斯将奴隶制区分为古代的即希腊和罗马的劳动奴隶制，以及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两种;并且认为没有前者就没有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就没有现代的欧洲，亦即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以及取代罗马奴隶制的封建制，有利于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在历史上的作用，略有不同。”(参阅陈其人：《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94页)背后的规定还是一特定社会形态的具体研究问题。不妨援引王亚南的论说进行归结。如针对1840-1940年代中国的发展，他明确说：“要之，商品价值的关系，是一种社会的关系。特定的社会形态，当然有适应着它，配合着它的特定商品形态和价值形态。中国的商品运动，既然无法突破封建传统的及国际资本统治的诸种障碍，则在它的运动过程中，就不能不使它的价值关系，显出不明确、极不完备的姿态来……中国的商品，大体上，不是当作商品生产出来，不是当作交换价值生产出来，而主要是由于从属于国际资本的我们的商业，以及与商业连同作用的高利贷业，多方促使我们那些原本是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土产物变为商品……前资本的、小生产的商品运动，就显然不是依着正常价值法则作用的结果。生产一般地不是由产业资本家所主动，剩余价值根本不能转化为统一的利润形态，商业利润，利息，乃至其他所得形态，更自无从由总产业利润分派出来……而在这里还得特别指出的，就是照应着我们这种落后的商品价值关系，在国际资本作用下，一定会依着通常殖民地对宗主国的经济交往或商品劳动转移过程……变成了国外资本的特殊利益……如其说，商品价值的发展的程度及其表现的形态，可以决定一个社会的本质及其全般经济的特定范畴，那我们上面有关中国社会商品价值的阐述就应当被视为理解中国全般经济中其他一切形态——如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工资形态、利润形态等等——的锁钥。”(参阅《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08-110页)

　　(28) “实践胜于一切理论”是马克思《1868年11月14日致恩格斯》的书写主题，同时，马克思在《1870年5月7日致恩格斯》中认真批判了“实践先于一切”的巴枯宁主义的不当观点。两封信主题相通：一者讲经济问题，一者讲政治问题。这说明实践的方法指向的是行动和理论的高度关联、一体。在后者当中，马克思揭露：“绝不追求原则，实践先于一切!可是，我们，西欧和美国，倒应当仅仅限于宣传巴枯宁先生的理论(即没有任何理论)，也就是说要按照一切民族似乎已被消灭这样的精神宣传。因此，对内政策也好，对外政策也好，他也不许我们进行任何干预。多么狡猾的家伙!”(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483页)

　　(29) 这和“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有一定联系，差异就在于对“中学”本位的强调性。这一语境的中学自然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言，所摒弃者极端民族文化的理念本位，概言之，这就是中学的历史实践性。以“西学”为用，立意则在于摒除“全盘西化”之工作理念。又之，上述二者不宜和“调和折中派”的思想混同，应确立“历史为体、方法为用”的具体意义。

　　(30) 反推中国：“有一根本观念，即‘天人合一’……天与人，本来一体。天道与人道，只是一道……中国哲人的宇宙论实乃以不分内外物我天人为其根本见地。”(参阅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5页)

　　(31)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中国，文明之地，故曰华夏。

　　(32) 此处格外需要说些题外话：言华夏学术思想实为一家，是就中华历史文化的统一性而言的。兹举一例：太史公司马谈著有《论六家要指》所列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论长道短，轻重适当;各家旗鼓相当，分类之精，以此为最。如论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阴阳家言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言礼义人伦，“虽百家弗能易也”;墨家言强本节用，“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言职责分明，“虽百家弗能改也”。又之，太史公父子虽一主“尊道”、一主“尊儒”，但思想并不对立，而能融会贯通，两代人相濡以沫，共铸史家。实际上，父子合璧成就的《史记》是百家思想一统的最好见证：所谓通古今之变，熔炉百家，成一家之言。我们持大国学观，中华思想文化“一大家”(百家规定)，举凡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及文明传承，皆是国学，皆是广义中华文化观。不过本书中，尤其关注方面的还限于中华传统之学术文化，为的是凸显对理论文化与方法文化建设之重视。

　　(33) 这样的特殊的学科发展，仅从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学笔法上即可察端倪：以自然写人文，以人文写自然。又之，按熊十力先生说法，中国古代学科在构成上可分类为义理、经济、考据和词章四科。汉语“经济”意义(以经邦国、经世济俗、经国济民和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至大至远;除开“士农工商”的社会行为的指认，本身亦颇富“政治”意味。甚至包含有自然科学的工作。如曾国藩将经济又分列四种，即史地、政令、医学、博物。再如《史记》、《红楼梦》中曾屡屡提到“仕途”“经济”。中国人并列仕途与经济，凸显“道本”“德治”及“官财一体”的独特性身份治理国家概念。“经济”一词的本体内涵在中国土地兼并愈发严峻情势下，显得重要起来。如对汉代来说，“封建是政治性的，而此刻的地主，则由经济条件而形成。他可以自由买进，也可以自由卖出。正因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买卖，才开始有兼并，才使贫者无立锥之地。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政策，一面常欣羡古代井田制度之土地平均占有，但一面又主张耕者有其田，承认耕地应归属民间之私产。在这两观念之冲突下，终使土地租税问题得不到一个妥适的解决。”而对唐代来说，“两税制结束了历史上田赋制度之上半段”，且毋宁说，“这一制度之变更，是中国田赋制度上的最大变更，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古今之变的一个至大项目。”因为，“若使中唐以后的社会，果仍厉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将逼使知识分子不得不游离农村，则此下的中国文化也会急遽变形。这一点，也足说明何以中唐以下之两税制度能一直推行到清末。”(参阅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6、58-59页)

　　(34) 这里也要格外说些题外话。毛泽东固然不会赞同中国近代洋务派思想家提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的治学理念与治世方法，但也不至于对“体用之说”扞格不入。例如他强调的“有的放矢”，即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他委实是把“体”看作一变动不居之发展事物，与“的”合一，又把“用”看作一实事求是的过程，而与“矢”合二为一。1960年毛泽东称鞍钢经验为“鞍钢宪法”，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基本意旨正在于对当代西方最新发展的主流管理思想——实现相互激励型的“创造性合作”机制，或所谓的“企业团队”精神——进行有效采用。其是社会劳工的孵化器。鞍钢宪法由于极为注重调动精神因素，而能够把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移植到企业创业的境域里，其固然利用了西方企业管理的因素——泰勒制和福特制，但就彻底实践的工作路线而言，实为对它的一个真正超越，而能将中国企业管理模式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35) 探索是多方位的，不应受西学文本约定俗成的语义束缚。如为免除语义冲突，时深受经济自由主义影响与鼓舞的严复别样地写道：“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参阅《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97页)

　　(36)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必须摒除固步自封之习惯，使作品充满时代感和历史感，必须开拓进取，努力夺取理论创新制高点，守住主流理论地位。行动力量来自民族积淀，行动底蕴来自扎实的国学基础，从而能够创造出“中国话语”之强音助澜国际学术之潮。若严复对经济学的评议：“谓计学创于斯密，此阿好者之言也。夫财赋不为专学，其散见于各家之著述者无论已。中国自三古以还，若《大学》、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记》之《平准书》、《货殖列传》，《汉书》之《食货志》，桓宽之《盐铁论》，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虽未立本干，循条发叶，不得谓于理财之义无所发明。至于泰西，则希腊、罗马代有专家。而斯密氏所亲承之师友，若庚智仑，若特嘉尔，若图华尼，若休蒙大辟，若哈哲孙，若洛克，若孟德斯鸠，若麦庚斯，若柏柢，其言论謦欬，皆散见于本书。”(参阅《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97-98页)但同时，亦不能不提及这种批判：“有些中国学者，受传统观点影响或者发展传统观点，从广义的或狭义的文化出发研究中国历史，认为中国文化不仅不比西方落后，相反地，比西方先进得多。这样研究中国问题，就不仅否认中国社会落后，而且取消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停滞问题……对于这类论点，王亚南予以批判……批判的有梁漱溟、钱穆和朱谦之三人的理论。”(参阅陈其人：《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41-142页)关于梁漱溟，毛泽东总结他们的不同：“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梁漱溟则毫不妥协地回答：“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参阅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第296页)

　　(37) 由马克思首次公开声明的“劳动二重性原理”意指了生产的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同体异质”的特征性。这是科学工作的起步。但劳动二重性如何和“人的活动属性”以及和人的发展逻辑和交往逻辑联系起来呢?从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出发是行不通的。简要地说，在马克思研究对象思想即将基本成型的研究阶段，乃是从外部来确立对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工作批判，仍然执行直接的客观批判，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规定在整体上还是“认识对置”的关系，这就有可能使社会逻辑“物象化”。这一工作缺口为后来资产阶级学者的“反批判”提供了诸多的机会。但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规定则根本是摒除这些，而把发生学逻辑最终归结为“资本行动”，即不从理性出发，从客观批判本身出发，从对理性的批判出发。不明白这一点的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后来研究者以至于把生产的技术逻辑(生产力的发展)简化成“直观的唯物主义”，并用它来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它的生产要素理论)，并不知晓资产阶级经济学工作逻辑的实质在于极力混淆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而使得技术逻辑和“虚假的社会逻辑”(物象逻辑)一体化。

　　(38) 从统一史书规定出发容易把握问题，但是，抵牾其间的仍然是“国史”与“世界历史”的规定冲突性。解决办法：一是引入中介运动——“天下史”规定，“中国古代史既是国史与天下史的统一，同时，又是天下史与世界史的统一。”这样，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可上升为“典型”规定，盖因广义的史书指示“百科”规定性和记述“天下史”或“世界史”。从而，“在马克思那里，‘道的规定’和‘历史’更多地被统一起来。”“在现代语境下，马克思采纳的是后一种，从中锻造出‘政治经济学科’，提炼出‘范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之表达，而正是这种历史和方法、逻辑和认识范畴的内在统一和结合，使得马克思彻底超越了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的各自画地为牢。”(参阅拙作《<资本论>在何种意蕴上是“史书”——兼析<21世纪资本论>的历史书性质》，《江汉论坛》2016年第5期)二是肯定专业史的“知事即史”规定，坚持以事的过程写专业，坚持写出行动内涵，坚持体现“事件本体论”，而不是“本质本体论”，就能够从微观材料上把握住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内在连通性。另外，需要认识到所谓总体历史规定，不过在于书写“百科中的一科”;总体史和专业史之统一：实际内容就是专业史在提升自身规定为“总史”的过程，破解了经济形态社会“自然历史过程”形成的奥秘。这就是“统一史”规定，“它决不是说把社会设想为同自然界一样有规律，或者说对‘客观规律’之存在性的一种全面贯彻和推广，而在于强调历史研究指向的是‘客观批判’。”说到底，它从内在进路方面说明了世界史的规定总是具体性的，而又必须坚持对“现实的历史”进行批判。(参阅拙作《<资本论>史书工作意蕴再解析——中国语境与中国运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39) 这是两个批判序列，即客观批判序列：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现象批判，以及契合的主观批判序列：存在论批判→本质论批判→概念论批判→精神现象学批判;其中，广义的现象学批判也可用“精神现象批判”替代表征，这样，精神现象学批判可集中代表“总和形态的现象学批判”，作为一种认识上的总归结。因为，《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就是对“存在批判和本质批判”的第一次叙说，文本形式和文本结构是阐述“价值之道”以及“剩余价值之道”(合起来就是“资本之道”);《资本论》第二卷的逻辑是对“存在批判和本质批判”的第二次叙说，文本形式和文本结构是阐述“资本之德”。相应，《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是对内含上述进程的“概念批判和精神现象批判”的第一次完整叙说，文本形式和文本结构是阐述“价值的道和德”以及“生产价格的道和德”(合起来就是“资本的道和德”，是“道和德的生活形式”);《资本论》第四卷逻辑形成了对“概念批判和精神现象批判”的第二次叙说，又是认识大总结(就是说，主观批判始终和客观批判相随相成)，文本形式和文本结构因而是关于“资本的道和德”认识形式之批判阐述。以此观之，《资本论》四卷是于这一环节最终得以“逻辑贯通”。

　　(40) 例如《资本论》首篇，马克思直接命名为“商品和货币”显然是两个实体条目，从篇的内容看，总共三章结构，头尾又显然是和“实体条目体裁”的对应，中间一章是过渡。关于这种史论结合的安排方式在理论部分中随处可见，就实质而言，这些都是“写事的条目”。《剩余价值理论》突出的安排是“写人的条目”。条目体以人、事、物为专写对象，经济学社会理论自然应专注于前两个方面。

　　(41) 首版中，我们直接称各章结尾的判语为“本章判词”，盖因它们大多是赋体裁基础上的“韵词”。它的特点可概括为：以诗为赋、以赋为词和以此为基础的“以词为赋”。因此，和单纯的词体不同，其追求文学体式的“逻辑巧手”妙绘历史。这种“词赋体”既相对兼顾格律，又形式自由，有利于突出“述”的要求，减弱形式束缚，把握住主题的纪事内涵。

　　(42) 或许有人因此而指责《保卫<资本论>》哗宠之余，观点全无。这里可借机谈谈“观点党”的害处。一味地标示观点，其弊端倒不在于“标新立异”，而在于全不了解理论和应用对于观点的不同要求及其内部联系。一般而言，理论对观点在要求上是“含而不露”，反之，应用对观点在要求上则“砌而裸露”。这就是“露”的过程，需要把握住火候与内在的步骤。又之，一般人则以为理论经济学作为“科学”，是以严谨的数据和方法来论证理论观点。殊不知，这是火大、火急了的做法。其没有实现科学和历史的贯通，而一旦缺少这个条件和过程，谬误就时刻和观点为伍。中间的致命的错误即在于不了解“观点”的从何处来以及寓居何所。观点的体和用即主体之行动规定。它同样指示着认识和发展主体的内在结合。盖言“过程”，是说科学的源头是艺术，科学的境界是艺术，这就是社会科学。由此，社会科学的应用必须有催化剂的帮助，有人文主体上的行动步骤予以配合，中国人所谓“修齐”的做法，显然不无道理。延展一点，这里可顺便说明一下我们安排在本书第二章结尾处的“判词”的寓意，其实，那是含蓄地指出了：历史研究中应该有对行动主体的细腻而连贯性的分析，——盖因杜甫《望岳》不过就是写明了主体人的行动：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而，它对应了《21世纪资本论》的“缺少了什么”的规定。

　　〔本文系《保卫资本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修订版)“绪论”，全文共22页，原名为“写在前面：历史之经济学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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