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毕生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心血和结晶，也是其哲学思想和政治旨趣的集中体现。因此，如何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准确理解和定位《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历史地位及其理论意义，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在这方面，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这一著作系统梳理了《资本论》的创作和结构调整过程，全面阐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西方学界研究《大纲》和《资本论》的权威性著作，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如何基于当代视野，客观评价这一著作的理论贡献和不足之处，就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
1 《资本论》写作计划的调整过程与理论反思
从《大纲》到《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出版，先后经历了10年时间，期间，马克思反复调整了《资本论》的写作计划。罗斯多尔斯基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中解答了具体的调整内容以及为何如此调整。他指出，在《大纲》中，马克思首先提出了“六册结构”计划：第1分册《资本》，第2分册《土地所有制》，第3分册《雇佣劳动》，第4分册《国家》，第5分册《对外贸易》，第6分册《世界市场和危机》。[1]这一结构计划在1858年2月22日致拉萨尔的通信中进一步明确化了——这些内容还出现在他于同年4月2日致恩格斯、次年2月1日致魏德迈的通信中，即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和危机。其中第1册《资本》又分为：(1)资本一般，(2)竞争，(3)信用制度，(4)股份资本。[2]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马克思又改变了这一分篇计划。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提到《资本论》的最后成熟的结构形式，即“三卷四册结构”：“我的情况……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1卷，而不是像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3卷。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3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4册：理论史。第1卷包括头两册。我想把第3册编作第2卷，第4册编作第3卷。”[3]至此，《资本论》的结构计划已经完全成熟，并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表达了出来。[4]罗斯多尔斯基认为，从“六册结构”到“三卷四册结构”的演变，是马克思从初步探讨到最后成熟的过程，这种转变发生于1864—1865年间，而转变的方法论依据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针对这一解释，我以为，罗斯多尔斯基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确切而言，《大纲》提出来的并不是罗斯多尔斯基所说的“六册结构”计划，而是“五篇结构”：(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 (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 (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 (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5]这与后面的“六册结构”计划还存在一些差异。可以说，“五篇结构”更加接近于马克思自己的最初研究思路，也就是说：首先从生产方式的一般抽象规定性出发，在生产过程的分析中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权，这是资产阶级社会三大阶级的基础，也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收入的三种源泉(分别对应利润、工资和地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与危机。因此，如果要分册的话，应当是“五篇七册”，而非“六册”。这种“五篇结构”计划在本手稿的《货币章》中又被重新提了出来。[6]
但在完成《货币章》，进入《资本章》的写作时，马克思有意识地改变了“五篇结构”计划，提出了模糊版的“六册结构”计划：首先是资本一般，“在资本之后可以考察土地所有制。然后考察雇佣劳动……然后是国家……国家对外：殖民地。对外贸易。汇率。货币作为国际铸币。——最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7]然后，这一计划在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信、1858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和1859年2月1日致魏德迈的信中明确地表达了出来。这也是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所依据的结构计划。[8]对照“五篇结构”计划，可以发现，开头的抽象理论部分，已转化为《资本》分册中对“资本一般”的考察; 接下来的土地所有权和雇佣劳动则是“生产内部结构”的其他两部分; “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和危机”3册则基本同于后三篇。这个计划最重要的改变在于抽象理论部分的消失和“资本一般”的出现。可以说，这是马克思理论研究取得重大进步的结果。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马克思发现，单独把一般的抽象规定剥离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就是资本本身，这恰恰是与“资本一般”融合在一起的。这正是马克思将“五篇结构”调整为“六册结构”的重要原因。显然，罗斯多尔斯基没有看到这一点。后面，随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渐渐意识到，资本一般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专门讨论，比如生产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它们所对应的范围是不一样的。生产资本属于生产过程，商业资本属于流通过程，而银行资本则属于利息的范畴，因此，必须要结合具体形态逐一论述。这正是马克思后来放弃“资本一般”，采用生产、流通、总过程写作计划的原因。从这一角度而言，《资本论》“三卷四册结构”的形成，意味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2 《资本论》与《大纲》的文本关系解读
从《大纲》到《资本论》，马克思不仅在写作计划上做出了重大调整，而且在思想上也出现了诸多变化。因此，如何清晰剥离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准确把握《资本论》与前期手稿之间的文本关系，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中，罗斯多尔斯基以《资本论》为参照，系统阐发了《大纲》中的“新发现”。这种做法固然强化了《大纲》和《资本论》之间的连续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它们之间的思想差异，存在过度诠释之嫌。也是在批判罗斯多尔斯基的基础上，内格里提出了一种相反的解读思路，彻底否定《大纲》与《资本论》之间的连续性，将后者视为前者的一种历史倒退，进而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存在重要缺陷。我认为，真正的态度，应当是秉持思想史的发展脉络，真实再现从《大纲》到《资本论》的思想发展过程。既不能以同质性为主导，否认二者之间的思想差异，也不能以异质性为轴心，过分抬高《大纲》，贬低《资本论》。在这里，为了便于读者把握这种差异，笔者从整体上简要概括如下。
(1)罗斯多尔斯基认为，在《大纲》中，马克思已经建立了成熟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并将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诠释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种方式。[9]实际上，这一判断是有问题的。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的确提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但在区分标准上，并不是后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而是固定资本和劳动机械化的发展程度。因此，在此时马克思看来，真正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相适应的，只有机器大工业模式，而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则是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适应的形式。[10]而罗斯多尔斯基显然把后面的思想强加给《大纲》了。
(2)根据罗斯多尔斯基的诠释，马克思在《大纲》中就已经建立了科学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理论了，这一判断也是值得商榷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分别对应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由于此时马克思在后一问题上还存在重要缺陷，这决定了他在前一问题上，必然无法达到科学的层次。这一点实际上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解决的。
(3)罗斯多尔斯基认为，在《大纲》中，马克思已经提出了相对成熟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11]实际上，这也是不准确的。据实而言，此时马克思仅仅解决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难题，即资本和劳动交换与价值规律的矛盾问题，还没有解决第二个困难，即平均利润与价值规律的悖论问题。换言之，此时他并没有科学揭示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机制，解决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此时他完全混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直接将二者等同了起来。[12]因此，在《大纲》中，马克思的确提出了“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但不得不承认，这里的“利润率”与后来《资本论》第3卷中所论述的“一般利润率”还存在重要差异，因此，决不能将这里的“利润率下降规律”直接等同于后来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
(4)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上，也是如此。在《大纲》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再生产的理解已经达到了科学层次，但在广义再生产即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上，马克思还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此时他没有摆脱“斯密教条”的影响，而是像后者一样把不变资本还原为工资和利润，这样就把不变资本部分偷偷抹掉了。[13]另一方面，此时他还停留在斯密的“实业家—实业家”和“实业家—消费者”的区分框架之中[14]，没有认识到这一框架的内在缺陷。马克思后来指出：“‘实业家’和‘消费者’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因为实业家——生产资本家——在上述交换中同时表现为最终‘消费者’。” [15]这种理论上缺陷，决定了马克思在《大纲》中根本无法建立科学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而罗斯多尔斯基认为，《大纲》已经完成了对广义再生产理论的建构，显然没有看到这些缺陷。
(5)在资本主义崩溃理论上，罗斯多尔斯基认为，与《资本论》相比，《大纲》提供了一个更为详尽、更为丰富的论证。[16]这一判断固然正确，但问题在于，他并没有认识到《大纲》在论证逻辑上还存在不足。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断言，随着机器大生产和一般智力的普遍发展，直接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将逐渐下降，一旦达到一定点后，资本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将会趋于崩溃，届时，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制度将会趋于解体。实际上，此时马克思的这一判断还存在重大缺陷：他完全是基于直接劳动而不是后来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来论证机器大生产所引发的内在矛盾的，进而将由一般智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直接劳动作用的下降，视为对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威胁，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清楚地认识到，一般智力和直接劳动的分离，不仅不会导致交换价值生产制度的崩溃，而且还会进一步强化这种生产机制; 同样，机器大工业也决不是资本主义崩溃的临界点，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完善。就此而言，与《资本论》相比，《大纲》中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显然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而罗斯多尔斯基恰恰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6)在危机理论上，罗斯多尔斯基同样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到《大纲》，马克思始终把经济危机当作资本主义灭亡的病理性标志，并在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依赖关系。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再把经济危机当成资本主义灭亡的征兆，而是将其诠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周期，并力图立足于生产危机来诠释资本主义的内在界限，从而实现了对《大纲》的进一步发展。清晰厘定这些差异，不仅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大纲》和《资本论》的理论思想，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准确定位它们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3 《资本论》第1卷第1版与第2版的修订问题
在德文第2版中，马克思对《资本论》第1卷做了大量修订。[17]那么，如何理解这些修订的意义呢? 由于罗斯多尔斯基主要研究《大纲》，因此，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但这并不是说，这一问题不重要。
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在第2版中做了如下说明：“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18]结合马克思的说明，再比较一下两个版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关于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在第1版中，马克思虽然意识到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但他并没有认真剥离这种区别。在大部分的段落中，他都是将价值等同于交换价值，并且特意加了一个注释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以后对‘价值’这个词不作进一步的规定，那就总是指交换价值。”[19]因此，马克思并没有严格地从交换价值的等式中引出价值，而是相反，力图从价值概念中引出价值形式，“证明价值形式产生于价值概念” [20]。而在第2版中，这种阐述逻辑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21]在这里，他明确区分了交换价值和价值，并对二者的关系作了科学说明：价值是内在属性，而交换价值只不过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严格说来，商品并不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而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于是，在第2版中，马克思加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22]以此来看，这一修改为我们准确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科学内涵，提供了重要支撑。
(2)关于劳动二重性的理解。在第1版中，马克思确实只是略微提到了价值实体和价值量之间的联系。在第2版中，结合他对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新理解，他对这部分内容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同时也完善了他关于劳动二重性的理解。后一理论初步形成于《大纲》，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得到公开阐述，经过《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最终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中再次得到公开表述。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指出：“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商品中不是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劳动，而是同一劳动看它是同作为它的产品的商品使用价值相联系，还是同作为它的单纯物化表现的商品价值相联系，而得到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规定。正如商品首先必须是使用物品才能成为价值一样，劳动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是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才能算作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从而算作一般人类劳动。”[23]以此来看，此时马克思是从单个劳动视角来理解劳动二重性的：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看，每种劳动都是具体劳动，从价值的角度看，这个劳动则是一般人类劳动。因此，具体劳动和一般人类劳动决不是两种不同的劳动，而是同一个劳动的两种不同规定。但问题在于，如果说有用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具体劳动，它直接表现为单个的简单或复杂劳动，那么，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能够依据单个劳动界定吗? 显然还不能这么说! 即使单个劳动转化为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也不会直接形成这个商品的价值，更不会直接决定这个商品的价值量。因为单个商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整个社会生产商品的总体劳动，而它的价值量则取决于整个社会生产同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这个角度而言，抽象劳动决不是基于单个劳动界定的，也不是每个具体劳动的直接转化，而是整个人类劳动在社会生产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无差别的客观总体。就此而言，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决不是单个劳动的两个方面，而是人类总体劳动的两种不同规定。这也就解释了马克思为什么在第1版中没有细致探讨“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因为从单个劳动入手，马克思还无法澄清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若要更加准确地界定抽象劳动的科学内涵，全面揭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必须突破“单个劳动”的视角，以“人类总体劳动”为基础。这一点在第2版的修改中得到了明确体现：“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 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 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24]这种表述上的修订，反映了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3)关于“价值形式”的结构变化。比较两个版本，可以发现，第1章中变化最大的就是“价值形式”部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在这两个版本中，总共存在三种“价值形式论”。一是第1版正文中的“价值形式论”，马克思列出了四种形式，原文如下。
(a)第一种或简单的相对价值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X 量商品A = Y 量商品B)。
(b)第二种或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20码麻布= 1件上衣，或= U 量咖啡，或= V 量茶叶，或= X 量铁，或= Y 量小麦，或= 其他等等; Z 量商品A = U 量商品B，或= V 量商品C，或=W 量商品D，或= X 量商品E，或=Y 量商品F，或= 其他等等。
(c)第三种，即相反的或倒转过来的第二种相对价值形式：1件上衣= 20码麻布; U 量咖啡= 20码麻布; V 量茶叶= 20码麻布; X量铁= 20码麻布; Y 量小麦= 20码麻布; 其他等等= 20码麻布。
(d)第四种形式：20码麻布= 1件上衣，或= U 量咖啡，或= V 量茶叶，或= X 量铁，或= Y 量小麦，或= 其他等等; 1件上衣= 20码麻布，或= U 量咖啡，或= V 量茶叶，或= X量铁，或= Y 量小麦，或= 其他等等; U 量咖啡= 20码麻布，或= 1件上衣，或= V 量茶叶，或= X 量铁，或= Y 量小麦，或= 其他等等。
二是第1版《附录》中的“价值形式论”，结构如下。
(a)简单的价值形式
(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c)一般价值形式
(d)货币形式
三是第2版正文中的“价值形式论”，结构如下。
(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c)一般价值形式
(d)货币形式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第1版附录和第2版正文中的“价值形式论”是内在一致的，这也表明，马克思在修改第2版时，是按照附录的思路进行的。那么，重点在于，如何理解第1版正文和第2版正文中的“价值形式论”之间的差异? 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广松涉认为，虽然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总体上，“含有附录的初版，从基本结构来看，可以认为与再版的理论机制是一致的”[25]。与此相对，田中史郎则认为，这种修改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路：第1版正文中的“价值形式论”根本引不出货币形式，后者的出场是在“交换过程论”中完成的; 而第2版的修改则表明，马克思放弃了原来的思路，实现了货币引出逻辑的“方向性的变化，即从‘交换过程论’转向了‘价值形式论’。这样一来，‘交换过程论’就变成了人体中的‘盲肠’之类的东西”。[26]基于此，田中史郎批判了广松涉，认为这种修改决不是内在一致的，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异质逻辑，由此引出了“两个马克思，即旧版马克思和新版马克思”[27]的对立。
这两种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在第1版正文中，“价值形式论”的主要功能是证明价值形式产生于价值概念。从马克思列出的四种形式来看，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而到了第2版中，马克思的理论目标发生了重要变化，此时他不再满足于价值与价值形式的关系问题，而是要从逻辑上说明货币形式的起源。“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28]从这一目标来看，第1版正文中的“价值形式论”显然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第四种形式只不过是扩大化了的第二种形式，它根本引不出货币形态。从这个角度而言，广松涉将两版逻辑理解为内在一致的，确实存在不妥之处，必须看到它们在货币引出逻辑上的差异; 但这决不意味着二者是根本对立的，更不能由此引出“两个马克思”的对立。田中史郎的问题在于，他曲解了第2版正文中的“价值形式论”与“交换过程论”的内在关系。实际上，前者是要从逻辑上说明货币形式的起源，而后者则是从历史的角度阐述货币的发生史，二者在本质上是内在一致的，即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而不是田中史郎所说的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的过程。
(4)关于拜物教的理解。马克思说这部分做了大量修改，那么，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更加明确地揭示了拜物教范畴的比喻性质，从根本上阐述了它的双重内涵：不仅是观念拜物教，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机制。在第2版中，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29]这种准确的定性分析在第1版正文中是不存在的，它再次表明：拜物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密不可分割的，只要后者存在，拜物教就必然存在。第二，明确提出了“后思索法”，力图基于货币形式重新审视商品拜物教。在第1版正文中，马克思主要是从价值形式入手来诠释商品拜物教的秘密的。他指出：“最后，至于价值形式，那么这种形式恰恰是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及私人劳动的社会规定，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30]由于第1版正文中的“价值形式论”缺少货币形式，因此，当他从前者来分析商品拜物教时，显然是不包含货币形式在内的，虽然“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31]，但在论证的力度上还是存在差别的。在第2版中，随着“价值形式论”的完善，马克思重新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补充道：“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32]换言之，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商品拜物教早就出现了，但人们对它的思考和反思，恰恰是在事后进行的，“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而作为价值形式的最后产物，货币形式恰恰就是这种事后反思的基础。因此，在修改第2版的过程中，马克思意识到，不能只停留在价值形式上，还必须从货币形式入手来审视商品拜物教，于是，上述段落被修改为：“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33]这种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他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第三，为货币拜物教的出场提供了逻辑论证。在第1版正文中，由于“价值形式论”的缺陷，马克思没有说明货币形式的出场逻辑，因而也没有揭示货币形式的秘密，这些内容都是在“交换过程论”中完成的。因此，当他在《商品》一节中，谈到比较具体的拜物教形式时，并没有想到货币，而是直接转向了“资本”：“商品形式作为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还比较容易看穿。但是比较具体的形式，例如资本怎样呢?古典经济学家的拜物教在这里是最明显的。”[34]而货币形式的出场，恰恰为货币拜物教的出现提供了逻辑论证：“因为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所以，它的拜物教性质显得还比较容易看穿。但是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连这种简单性的外观也消失了。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而蔑视货币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当它考察资本时，它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显吗?”[35]就此而言，第2版不论在逻辑上还是结构上，都进一步完善了第1版正文的论述。
注释
[1][联邦德国]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3页。
[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4、131页。
[3]同上书，第20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80—18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20—22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11页。
[9][联邦德国]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第25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91页。
[11][联邦德国]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第259页。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630页注19。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3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8、70、13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8卷第226页。
[16][联邦德国]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第253页。
[17]除了篇章结构的调整之外，马克思在文字表述、段落安排和思想方面都做了较多修改和完善，《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的中译本，都一一作了说明(参见[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在此，笔者不再面面俱到，而是重点分析这种修改的理论意义。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4页。
[19][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注释(9)。
[20][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第4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6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76页。
[2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第2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60页。
[25][日]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页。
[26][日]田中史郎：《读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以价值形态论为中心》，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27]同上书，第9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6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89—90页。
[30][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第4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93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9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93页。
[3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第5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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