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的通俗讲话——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写作的历史背景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在1920年4月写成的，5月12日又增补了一部分。同年6月首先用俄文出版，7月又以法、英等国文字出版。该书曾发给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1920年4月，正是苏维埃政权诞生两年半的时候。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在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革命形势，1919在匈牙利和德国的巴伐利亚省一度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迅猛发展，中国、印度、朝鲜、土耳其、阿富汗等国家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新阶段的“五四”运动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迫切地提出了为进一步发展革命而建立共产主义政党和争取群众、建立革命政治大军两大任务。第一项任务，即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政党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1919年3月建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在它的领导和推动下，许多国家的先进分子从社会民主党中分化出来，以俄共(布)为榜样，建立了独立的共产党，标志着这一任务已获得初步解决。第二项任务，即把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建立冲击资本主义的政治大军的任务。这项任务刚刚提出来，而且完成这项任务比前一项任务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在解决这两项任务过程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两种阻力和危险。一种阻力是右倾机会主义，它妨碍第一项任务，即把先进分子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任务的解决。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主要的危险。另一种阻力是“左”倾机会主义，它妨碍把群众也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任务的完成。“左派”在当时主要是那些极“左”分子，在革命高潮的形势下，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他们不了解争取群众的意义和艺术，提出退出反动的职工会、抵制资产阶级议会、拒绝一切妥协等有害于事、幼稚可笑的口号，从而把自己变成了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小团体。当时，列宁所以把这些“左派”所犯的错误称之为“左派”幼稚病，是因为这些病症是在各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即在幼年时期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列宁在估计“左派”的错误时说:“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只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容易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去医治。”

　　既然“左”倾不是主要危险，为什么还要重点反“左”?一是不反“左”就不能争取群众，建立革命的政治大军;二是不反“左”会助长右倾发展。那么，如何来医治“左派”幼稚病呢?列宁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布尔什维克党战略与策略的基本经验介绍给年轻的各国共产党，以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就是列宁写作此书的目的。所以列宁在此书的手稿上有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通俗讲话的尝试”。列宁指出:“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和当今策略上普遍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必须普遍遵循的原则应用到西欧去。”

　　全书共十章，另增补五章。列宁在书中重点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基本经验，论证了为争取群众而斗争的理论与策略，以及无产阶级政党战略策略的基本原则，内容十分丰富。

　　俄国共产党(布)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布)的创始人。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建党思想，制订了党纲和党章，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列宁和他的支持者获得了多数票，取得了胜利。从此，俄国党内出现了两个政派:多数派(布尔什维克)与少数派(孟什维克)。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以后，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在党的建设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主要是：

　　1. 党的组织纪律建设

　　列宁在第二章中，针对西欧“左派”否定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从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高度，深刻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纪律建设的重大意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和巩固政权斗争中，都需要有极严格的铁的纪律。这不仅仅因为被推翻的资产阶级是强大的，时刻企图反扑，而且还因为革命队伍中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性。列宁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那么，党的纪律又是靠什么来维持和巩固呢?列宁从党员、党与群众的关系、党的领导机关三个方面来论证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赖以维持和巩固的条件。第一，靠党员的觉悟，对革命的忠诚，自觉遵守。第二，靠党与群众的密切关系，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党必须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并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才能维护和加强党的纪律。第三，靠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维护党的纪律要靠党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党的政治战略与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如果党的政治路线出了偏差，就很难取得党员和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也难以维护党的纪律。列宁指出，没有这三条，“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

　　2.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列宁在第二章中重点阐述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及其重大意义。他形象地描述了俄国人寻求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进步的思想界，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在19世纪40至90年代的“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列宁说，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有力量，能够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就在于它不仅具有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且善于结合俄国的实际运用这个理论，并用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充实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他指出:“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他在强调运用理论必须结合本国实际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按此行事。”

　　中国经历了同俄国相似的历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同俄国人一样，也是经历了千辛万苦，付出了极大的痛苦和牺牲，才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革命的面目便为之一新。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3. 党的政治路线建设

　　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除了组织纪律、思想理论建设以外，还有一个政治路线建设的问题。列宁在本书第四章着力阐述了这个问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制定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在执行这条政治路线过程中经常遇到来自右的方面和“左”的方面的干扰，因而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标志。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首先是在与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帝国主义时期的一个国际现象。第二国际大多数党都受到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腐蚀。列宁认定右倾机会主义是当时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曾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俄国的经济派、孟什维克、取消派、社会沙文主义进行了几十年艰苦的不调和的斗争，并最终战胜他们。列宁说，布尔什维克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是各国党所熟知的。

　　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同时还反对了工人运动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的”。列宁说，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狂热”在俄国工人运动内部的标本代表者便是社会革命党，而在布尔什维克党队伍中的标本代表者则是“召回派”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党在党内反对“左”倾的重大斗争有两次，一次是1908年在是否参加杜马(议会)问题上同“召回派”的斗争，一次是1918年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斗争。列宁说，布尔什维克党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国外还鲜为人知。

　　列宁还进一步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阶级根源和理论根源。列宁认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生，既有共同的又有不同的阶级根源。共同的是，它们都是工人阶级内部非血统工人的产物;不同的是，它们代表和反映了不同的非血统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右倾是工人贵族阶层的产物，“左”倾是昨天的小有产者阶层的产物。上升到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工人贵族，主张改良，反对革命;下降到工人生活水平的昨天的小有产者，只主张革命，反对改良和其他斗争形式。列宁指出，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除了阶级基础以外，还有理论根源，形而上学就是机会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众所周知，历史进程是进化和革命的辩证的统一，把历史进程某一因素绝对化，就必然在理论上陷入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在政治上成为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把运动的进化方面绝对化而否定革命方面;“左”倾机会主义把运动的革命方面绝对化而否定进化，而没有进化和长期的革命准备，也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关于争取群众的理论与策略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要想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把广大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而后是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他在批判西欧“左派”的一些错误观点时，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争取群众的理论与策略。

　　1. 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相互关系

　　西欧特别是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不了解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否认党的领袖的作用，把党和阶级对立起来，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提出了“打倒领袖专政，群众专政万岁”的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在否定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党及其叛变的领袖的同时，把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也一起否定了。

　　列宁在批判“左派”错误观点的基础上，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论断。列宁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他还指出，“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

　　2.革命家应否在反动工会中工作？

　　德、法、英、荷等国共产党的“左派”，借口职工会的反动色彩，借口职工会受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的影响，拒绝在职工会中进行工作，主张另创一种清一色的不受资产阶级偏见沾染的、以承认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原则的新的职工会组织。

　　列宁严厉地批判了“左派”不在反动工会中工作的思想。他指出，工会是党联系本阶级群众的基本群众组织，是党对工人阶级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学校。西欧各国的职工会诞生在政党之前，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职工会在维护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因而在广大工人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借口职工会的反动色彩而退出并另建清一色的红色工会，这就表明了“左派”竟把职工会的少数上层官僚分子与广大工人群众混为一谈，表明了他们实际上把职工会和党混为一谈，抛弃了广大工人群众。列宁说，“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如果没有同工会的极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会的热烈支持，没有工会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那么别说我们能管理国家和实行专政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列宁在批判“左派”时，已远远地超出了用职工会争取群众的实践范围，而是阐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那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组织。”

　　列宁的这个重要思想同样适用于中国。关于应否在反动工会内工作，在我们党内也曾发生过争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们拒绝参加国民党所控制的黄色工会，并另建了清一色的“赤色工会”与之抗衡，“赤色工会”实际上是第二党，由于表现十分鲜红，因而群众普遍不敢参加，这就使党脱离了群众而陷于非常孤立的地位。后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才纠正了这个错误。

　　3.共产党人应否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德、英、荷、意等国的“左派”，宣扬议会制在政治上历史上已经过时，并为了用“革命精神”反抗第二国际领袖在议会中的卑鄙行为，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列宁批驳了这种轻浮和有害的策略，强调共产党人正确地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是争取群众的重要策略手段。列宁指出，把议会制在政治上过时与历史上过时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议会制在历史上确已过时，因为从俄国十月革命时起，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时代即已终结，一个新的时代，即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到来了;但议会制在政治上并未过时，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信任议会，还没有准备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去进行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而只有当最广大的群众认识到资产阶级议会是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认识到资产阶级借助议会掩盖自己的专政时，议会才会在政治上过时。议会制对党来说是过时的，但对阶级来说并未过时。“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不能认为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对于阶级、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

　　列宁认为，共产党人原则上是可以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共产党人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目的不是像第二国际各国党那样去进行正常的立法，把议会斗争看成是阶级斗争唯一和主要的形式，而是把议会斗争看作是配合议会外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把议会作为讲坛，通过议会去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和争取教育广大群众，这就是共产党议会党团的任务。所谓共产党人原则上可以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并不是说任何时候都应参加，决定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是否适当的最高标准是:参加议会能否为巩固党和争取群众的事业服务。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对杜马(议会)采取了高潮时抵制、低潮时参加的灵活策略，夺取政权后召开又解散了立宪会议，都是成功地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典范。

　　4. 共产党人应当如何正确对待妥协？

　　西欧一些共产党“左派”反对妥协的策略，宣称妥协是机会主义的，说承认妥协就玷污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就抹煞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左派”否认一切妥协，说明他们不了解争取群众的重要，暴露了他们是一批宗派主义者。

　　列宁指出，共产党人不能一概拒绝妥协，有些妥协是容许的。妥协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敌人既是强大的又是矛盾重重的，要想战胜敌人，就必须利用暂时同路人，以集中一切力量打击当前主要敌人，由此就产生了同暂时同路人的妥协策略;其次还由于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有中间阶层和小生产者存在，它们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和改造这些半无产阶层，就产生了对同盟者的妥协问题;此外，有时也由于被客观环境所迫，为保存革命实力，赢得时间，不得不直接和敌人妥协。

　　列宁强调，是否妥协要以妥协的性质为转移。列宁说，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一种是放弃无产阶级的目的和任务的机会主义的叛卖性的妥协。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俄国孟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妥协就属于这种性质。共产党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妥协。另一种是为了发展革命事业，在某种困难条件下不得不实行的必要的妥协，这种妥协是容许的。列宁用一个通俗的例子说明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他说:“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左派”不了解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因而在反对机会主义妥协的同时，从根本上否认了一切妥协、通融和机动的必要。列宁认为，“‘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对待的孩子气。”

　　妥协的实质，从战略意义上讲，是利用暂时同路人和联合同盟者的问题;从策略意义上讲，是实行迂回进攻的策略。列宁引证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共产党人要取得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不仅要有直接进攻的策略，也要有迂回包围的策略。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事先就拒绝一切通融和妥协，正如列宁所说:“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像我们千辛万苦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吗?”列宁说，自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遭受了巨大的牺牲。我们无论如何要使左派共产党人以及西欧和美国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至于像落后的俄国人一样，付出那样昂贵的代价来领会这个真理。

　　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在自己的历史上有过许多为发展革命事业而实行的成功的妥协。例如:早期为战胜民粹派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妥协;1903～1912年同孟什维克维持在一个党内的妥协;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在组织政府上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1918年为保存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同德国帝国主义的妥协，等等。列宁关于正确对待妥协的策略思想，已被世界各国共产党，包括我们党在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

　　理论和实践意义

　　列宁所著《“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内容极其丰富，它充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特别重视读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本书。他用前一本书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用后一本书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彭德怀回忆说，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在打漳州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险性。1948年4月，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转入战略反攻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又重读了《“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中宣部及时发出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这本书的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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