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重提“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极有意义的事。就在前几天，网坛上有一篇文章曾这样说：当我党把“社会主义”“斗争”……等词，放在指示、号召等文件中时，很多人的高兴情绪，一直至今还“充满着”！
这里，我们仍以一种激动，运用毛泽东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简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意义及相关原则。
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理论，派生出“斗争理论”，——毛主席曾诙谐称说，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众所周知，这一观点曾是被少数思想极端的人，或左或右地曲解得——面目全非的理论观点之一。不过，在一段时期内出现这些问题，对曾相对落后的中国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和毛主席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对相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不可能一下子全面，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要在一些反复和一些曲折中，逐步变得全面和正确。而今，当是走向“正确”时。
故而，论述了共产党人所倡扬的“斗争哲学”的一般问题,这一思想的历史境遇，并概略说明这一武器的社会主义本质，以及它为人类解放和人的自身解放（逐步扩大民主、实现人的自由）战斗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一般地理解马列，尤其是毛主席，对“斗争哲学”的"器重"，懂得他们所阐述的“斗争哲学”的客观性和理论根据,以及它的科学范畴,并不能说真正清楚毛主席“斗争哲学”的精奥和深刻。这里有必要揭示毛主席自身斗争精神的几个特点，他对斗争武器的改造，他给“斗争哲学”赋予的全新的文化内涵。由此，我们得进一步写述，我党和毛主席坚持“斗争哲学”的特具个性的言行，从中切实把握其本质，把握它和人类解放和人的民主自由的联系。
一些研究者已正确地揭示：毛泽东主义“斗争哲学”全新的文化内涵，体现真正的“人民、人的解放”“成就大写‘人’、自由人”的价值观。在今天的实践中，它是我们对付封资修的须臾不可离开的重器，也是打开一些人“奴、卑、贱、下”之门的精神锁钥。
一、“斗争哲学”要义
首先，笃信斗争的绝对性，逐步全面准确贯彻斗争理论，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之首要，则是争于主义。
斗争是普在的。“不塞不流，不破不立，不止不行”“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物理的机械的前进运动如此；吐故方可纳新，除旧布新，新陈代谢……高一级的有机生命的成长，亦如此；“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斗则进，不斗则退”……社会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也如此；“……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日常工作层面，都如此。“砥励成钢”“杂念不除，高德不立”……人的世界观改造，道德的净化，成贤入圣……的人格、品性、境界的升华，人的“无私无畏即自由”的自我解放；—个人经历斗争、改造和成长，也都是、也更是如此。
其次，“斗争哲学”的首要大义是争于主义。
毛主席说：“……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可以说，主义之争，避免个人和小集团利益、权力之争，是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打开一些人“奴、卑、贱、下”之门的首要的精神锁钥。也是拒绝、抗击“蝼蚁狗马之争式的私利个权之争”的锐利武器。
再次，争于主义，得出以公心，从为国家、民族、人民事业的历史责任感中，焕出发无比巨大且科学化的斗争精神。
在历史文化（包涵哲学）进军中，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人民、人的最终解放的两个决裂世界观随之出现，透切“世界和人自身”在矛盾斗争中前进的“斗争哲学”，也就标立于世。“斗争哲学”的伦理本质，其出发点和归宿具有一致性，都是“克己奉公”。即是说，它对斗争主体的伦理要求和改造——是“公心”。公心之下，斗争则要光明正大，无坚不摧。在先进群体、共产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的必然“反应性存在”，其表现是公与私（或不同程度的公与私），是与非的斗争，——当然，公与私也是一种是非……所以，终结性人民革命中的各种斗争，——激烈爆发的你死我活的敌对斗争除外，都应是光明正大的，满腔热忱，积极坦诚的。即使是对敌斗争、战争，对人民、对无私者来说，也仅是“为善而除恶、除魔”，去毒而治病，决不是魔化人性下的好勇斗狠、疯虐嗜杀。任何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当面冠冕堂皇，背地里狗腻肮脏；或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当时不说，韬光养晦，事后乱说的行为，都是同毛泽东主义的斗争宗旨格格不入（毛主席一生中常常点赞周总理公开自己不同意见的坦承。他说，你那不算什么，你那是阳谋，会议上公开提议的，他们不同，他们是阴谋），——这种斗争，难以达到“既解放他人，也造育自己”的树人目的。
另外，通过斗争，培煅独立人格和挑战性品格，驱除一些人的“奴、卑、贱、下”。
毛泽东主义认为，独立人格有着鲜明的特征。A，在实践、斗争中，逐步培煅独立人格，有思想，有主见，有个性。不看别人脸色说话，不随别人眼色行事，更不低眉懦弱、阿谀奉承。毛主席经常给身边的人讲：有话就说，不要掩头藏尾；不要象戏剧《法门寺》中的贾桂，见了主人不敢往下坐，还惟惟诺诺地说：站惯了；不要做那个尾随在乾隆皇帝屁股后边说“佛见佛笑”的弄臣。B，在当代终结性人民革命时代，洞穿“树欲静而风不止”“天下大乱达天下大治”的客观情势下，即使“一万年之后，也还有斗争”（这是说，共产主义实现后仍有斗争，不过，那时的斗争，定不同于今天斗争）的规律下，渴望战斗，主动迎接战斗，爱憎分明，仇敌爱民，持是涤非，毫不含糊。C，要充满自信，要有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大无畏的斗争到底精神。为了坚持真理和重大原则，即使“碰得头破血流，或被‘打得粉碎’也不回头”，没有庸人的怯懦和悲叹，更无蒙冤遭屈、暂时失利落败后的怨天尤人、骂爹叫娘。表现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勇往直前。
还有，要在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提高自我。
在社会领域内，毛泽东主义关于“斗争哲学”最具震撼力，且为亿万人民耳熟能详的语言，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对抗性的对敌斗争。毛泽东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页)
另一类是非对抗必人民内部矛盾斗争，如：有错误就得批评、批判和斗争；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不加批评，是不行的；对有些犯错误的人有时要“猛击一掌”，告诉他“你有错误”；要“矫枉过正”，“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真理有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主义之争在于不得不争”、“什么伟大谦虚，原则问题上从来不让步”、等等。
再一类是含盖两类矛盾的笼统论述，如：“八亿人不斗，能行？”“斗则进，不斗则退…”、“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要有五不怕”，“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引自《红旗》1968年第1期《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以及毛泽东后来批评某些人在斗争中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狂獗”等。现今，对不带偏见的人来说，在这些多少有点惊世骇俗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到毛泽东主义为建构新世界，而对民族心性、人品和人格重塑的强烈愿望，为了社会主义、“人民、人的解放”，而对斗争武器特别器重的深刻动机。
毛泽东主义特别强调，对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自己的缺点错误开展斗争，这是另一类的斗争，要满腔热忱，批评帮助，治病救人；要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即使对敌我矛盾，也采取“给出路”政策）。现实斗争表明：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某些腐朽思想的推波助澜，不少人自身的人格也不十分健全（需要在斗争炼化），斗争武器自身在不少人那里仍存在很大缺陷。
——有些人不是为真理主义而争，也不以礼争理。他们争于脸面、个人得失，个人权力，甚至以一种显示自己正确的幸灾乐祸而指说别人缺错；强加于人，借势用威，有理不让人，无理争三分，以粗嗓门、大喉咙吓人；动辄打棒子、戴帽子，——甚至搞阴谋，等。结果不是搞清主义原则的是是非非，而是为了个人的恩恩怨怨另结恩怨。历史证明，主义之争，能拧沙成绳，而个人权、利等小是小非之争，必造成一盘散沙。
——不区分矛盾的内容和性质。要么不斗，一团和气，要么声色俱厉，一概以对抗相待，誓不两立，不问清红皂白，一概猛批猛斗，以置人于死地而后快；为达整人目的，通常是小题大做，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甚至不惜用上设圈套，引导对方犯错误等阴谋伎俩，结果是不斗则已，一斗则乱。这在于斗争者自己，则显示个人的品、德和人格的扭曲（个别人甚至堕落）。很显然，这种情况的斗争，具有历史性的双向作用。毛泽东主义颠覆——传统的以孔儒为代表的保守文化意识，也在于此。历史上，孔儒主义者，常常以这种“乱”，指责人民群众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可理喻”的小人，而反对斗争。毛泽东主义则在“人民群众在历史斗争中前进”“矛盾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辩证法中，笃信人民通过斗争——有错误的斗争，逐步认识、改正错误，或在未来的历史反思中，触动被批评者，也能实际地触及、洗刷了批评者的自己的灵魂，逐步建树健全的人格。社会也会逐步实现由“乱达于治”，由“天下大乱，达于天下大治”的辩证发展（参见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
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原则的实践中曾遭遇的垢病
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斗士，他脱俗无媚，以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科学的斗争艺术，带领人民赢得了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胜利；也实际地引起了敌对阶级的仇视，并造成了一些人的困惑。因为和平建设年代，从经济基础上和社会文化基础上为了冲出历史剥削阶级文化圈套、迷阵和重围，要比战争年代的斗争艰难得多，经历的时间也长得多。
到了晚年，由于自然辩证法的原因，他已不可能有时间去完成这一阶段的更为辉煌的斗争。这就造成某种历史的遗憾，让他的社会主义斗争理论和实践，以初探的时间不足、创始性开拓难于估测精确，以及理论难于完备和行动一时不会自觉——的缺失，横亘在世人面前。
在他去世后一段时间里，一些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从眼前得失和个人利益出发（也有极少数人是出于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会较多地看到其行进的缺失（其实在开创性事业中，必须在斗争过程中，展现缺失，然后改进的。注）；并对相当多的人来说，也不可能对这些失误作跨时空的战略思考。于是有些人“理所当然”地对他的斗争理论作简单的否定。这种否定似在常事常理中。然而，在深沉狡黠的历史面前,在深刻的文化变革的战略谋划面前,就显得有点轻率。
人们可以想像得到，如果当年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四渡赤水，用以迷惑甩掉敌人的战略在其中途，即第二次，或第三次，如因很多红军将士见牺牲太大．困难极多，见不到希望（毛泽东是看到希望的），而群起反对，终而被迫中止，即无法进行第四次行动，这样，历史就会改写。被今天人们广为称颂──并将千古传唱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就会被历史和后人批评、指责为左倾盲乱、冒险，或被形容为毛泽东的狐窜鼠逃。
历史是捉弄人的。今天，我们有些人（指人民自己）对共产党、毛主席“斗争哲学”的批评，固然不乏诚实的好心和有见地的深刻。但有些批评，事实也在表明批评者自身的不敢直面现实、知识不足和不太公正的立场。
不可否认，自1976年以来，对毛主席本人在坚持“斗争哲学”中所表现出来的斗争性，以及具有鲜明个性的言行，人们也有颇多争议（一个有教养的民族，是不会简单排斥这种争议的。这种争议在解放思想、达于善于斗争之境、实行民主、实现人的自由、辨明真理和提高国民素质方面，也有极大作用）。现实中的一些人，有的干脆将其抛弃，这是极不理性的。大千世界，斗争永在，不觉无悟，必成祸害。你不主动驾驭斗争，斗争将会以不可控的无序状态出现，麻烦必将积累深重得“很且大”。
集当年认识懵懂的人们不愿接受——毛主席斗争大义的——主要之点（注意：毛主席这里讲的“斗”，在人民内部，都应是和风细雨的帮助和批评。不是“红卫兵式”的“炮轰”。注）,是他的“八亿人不斗，能行”、“矫枉过正”、“主义之争在于不得不争”、“什么伟大谦虚，原则问题上从来不让步”、“斗则进，不斗则退…”、“真理有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要有五不怕”，以及他后来批评人们在斗争中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狂獗”等。
不过，对部分人来说，在毛主席这些多少有点惊世骇俗的言行中，他们仍可以看到伟人为建构新世界而对民族心性、人品和人格的重塑的战略用心，以及他为了社会主义，而对斗争武器的批判和改造的深刻动机。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必须重申：这里的斗争，决不是某些片面的个人主义者，个人权谋的斗士，对一切不如已愿的人、事和思想观点的简单排斥，粗暴简单地“打倒”。它在人民内部，是差异的磨合和和谐；是文明、理性的倡导和实现，是每个人去除奴性、洗心铸骨的熔炼。
三、简短的结语
最后，我为二十大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高唱：让它打开一些人“奴、卑、贱、下”之门！让资、帝主义在我们的斗争面前，辙乱旗靡，向社会主义投降！！让中华的伟大复兴，迅猛前进在“科学的序化斗争”的全过程民主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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