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十年来的巨大进步，是公共控制重要生产资料，运作公有资本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伟大胜利，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巨大的物质基础。但是，以工人、农民工、各行各业的雇佣劳动者构成的无产阶级，特别是青年，在非官方的社会意识和市场超前消费现实中，相比四十年前，社会地位深刻下降。其实质性解放，与国家民族复兴并不完全同步。
一些谈“公有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本的区别的理论文章，从马克思论述“资本的一般”中寻找“公有资本”的依据，无视“公有资本”在市场决定中自发的利润最大化驱动，对生产中人与人关系的自发演变。
实践证明，公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化在市场决定下，不能避免或不易避免的消极经济行为至少有：
1，垄断性。往往是通过行政权力形成垄断，相对于非垄断阶段的自由资本，对客户不友好。例如医疗的制度性计价和核算，鼓励过度消费，严重抵消了国家财政惠民的转移支付，是医疗资本、保险金融资本利润最大化的产物；在各行业追求最高利润中，与非公经济构成利益集团，如为美国医药资本辉瑞建立代理关系等，或借助“混改”，垄断权变现，作私人资本陪体，往往巨额侵占、输送社会利益，成为垄断的白手套。
2，与劳动的关系。在企业内部，用雇佣方式处理员工劳动劳务，在劳动力价格围绕劳动价值浮动中，破坏等价交换，例如无限制扩大劳动派遣范围，例如压低高科技人才劳动回报等等，使活劳动可变资本化，侵占必要劳动，演变同志关系为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关系。
3，金融资本侵占人民利益。疯狂印钞，货币贬值，资本过剩与债务经济并存。如果为了再生产实体的合理流动资金供给，不向社会大众转嫁通货膨胀，算是对信用的主动运用，但回顾来路，在GDP体系下，从“公有资本”的自发性来看是不可能的。中美比较通货膨胀，在五十步笑百步中，有的青出于蓝。
生产资料的公共控制，在市场决定、政府有为的话语体系下，被资本扩张误导向以城投出面，谋求GDP规模的各级政府公司化行为，误导向地方政府寅吃卯粮、资产虚增泡沫。资本的自发性推动债务经济，“公有”反而成了无序债务的保护伞。资本盲目扩张与马克思社会积累原理和再生产原理尖锐对立，即便是投资一般性的基础设施，刺激了眼前投入，也是不可持续的。百年后给后代留下陈旧的基础设施和天文债务、社会鸿沟，复制美国，“公有资本”论脱不了干系。
以上这些腐败性均反映了资本的特性，和所有性质无关，这是“公有资本”论的回避点。
《资本论》说明了一个中心思想：资本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资本生产要素”论反映的即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百年来，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典型观点，二十多年来，这个观点能够在社会主义理论界中改头换面，粉墨登场，“公有资本”概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恩全集23卷，99）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在“两个毫不动摇”中，无论是否均衡、折中，还是形式上公有制主体，在“市场主体”中性框架下，在“五六七八九”构成的社会经济资本化中，“公有资本”论不仅正在重现马克思讽刺的，不要资本家，只要资本的某些社会主义者的幻想，“有些社会主义者认为， 我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这是完全错误的。……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马恩文集8卷,166），而且在上层建筑中，社会意识形态向民国化演变，排斥社会主义。
公有资本理论有几个硬伤：
1，回避现实矛盾，从书本理论到政策理论。颠倒“实践——认识——实践”顺序，忽略把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成果放到工人阶级运动中检验的重要环节。
2，混淆资本的一般和特殊，即混淆流通中的洪水期前资本和支配生产的资本，即马克思说的“严格意义上的资本”（马恩全集32卷，第二版，36）。这也是自伯恩施坦始混淆生产与流通的重要内容，完全忠实于“资本是生产要素”的庸俗经济学理念在公有经济中的反映。马克思：“如果是等价物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物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在分析资本的基本形式，分析决定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的资本形式时，开始根本不提资本的常见的、所谓洪水期前的形态，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马恩文集5卷,190）但“公有资本”论大谈洪水期前资本，回避和所有性质无关，只和活劳动有关的资本本质特性。
3，忽略列斯毛对商品生产的实践认识，这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论文中最常见的现象，基本否定斯、毛时代经济。其中一个倾向是用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原理套用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斯大林：“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3页）。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毛泽东年谱四卷，324）这种照搬硬套的结果是劳动力在生产环节商品化。
4，只谈和资本相联系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积极一面，把国家资本主义误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列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 是社会主义的前阶， 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 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 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选集三卷，528）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视作社会主义政权对资产阶级的让步，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让步。从生产资料的公共控制角度看待“公有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生产的无政府主义，但不可避免现代资本制度的弊病，避开了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公有制下人与人关系的调整、变革是无止境的思想。“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毛泽东年谱4卷，326）停留在国家资本主义，不能正视社会上的雇佣文化、打工文化对公企、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5，这种理论倾向建立在“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年谱，1989.5.16）的历史虚无主义基础上。这是从经验主义出发，从装懂马列到接受实用主义世界观，唯我唯心，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产生实质动摇，并试图改造之的双面人思想演变脉络。
总之，“公有资本”理论的迷惑力，令雇佣劳动阶级在“两个毫不动摇”下，面对资本，处于既要捍卫公有制，反对私有化，又要警惕公有资本的自发性对雇佣劳动无节制攫取这样前门进狼，后门进虎的被动境地。需要从理论上揭露“公有资本”对资本丑恶的掩护，特别是揭露“公有资本”论、“资本是生产要素”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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