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追溯
改革伊始，某些人以“不争论”为是，一切问题都不让争论。其实，所谓不争论，正确的做法只应是一般的问题，不应过多纠缠，在大政方针下，一边干、一边摸索就是了。而重大问题，以及实践中出现明显的叛经离道的言论、倾向和势态，等等，还是应开展必要的讨论争论的，──尤其是序化的平和、严肃的讨论式争论，更应提倡。否则，坚持重大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空话一句。
中国人，本来就有那么一批好走极端的。这一下子──完全不让争论，对很多数人的认识来说（极右者除外），带来了一些弊端。
我相信，很多奋斗在毛主席时代，后又经历几十年改革的——有心思考、研究的人们，现今都会存留很多的记忆，或保存很多的历史资料、会议记录和文件，——特别是改开时期（有心者，只要去翻翻改开的相关文件和理论汇编，也都能一目了然）。改革之初，包括本人在内的一些些持不同意见者，曾对当时所谓“实行‘彻底’按劳取酬”、生产承包、开放（后来是“接轨”）等，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出现某些偏向——的预见性提醒、建议和批评的。可是，（很多文件表明）当时的建议、批评性提醒，常常被会议主持者、改革“热心者”（这些人，就是今天的理论主流派的前身），以不要争论为由，搁置一边。被搁置一边──这还算是客气的，记得，张口就是“你们左倾”“极左”“文革……”“不换思想就换位子！你是不想干了吧”等，已是一些公知和主事者的惯用语。
估计，今天的（一些）人们，最明晰的记忆（当时争论的问题之一），当是关于贯彻实行彻底按劳取酬（即不采取任何措施──不限制其中的某些资产阶级权利）是否会动摇公有制的问题的讨论、争论。争论后期，左派们有的也不得不学着“改革热心者”——把话说到了“左、右”“社、资”的纲和线上。最为典型的是1978年全国第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在网上可搜索到《北京第四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当时知名理论家徐某，以极亲和而口吻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就这么一问，随即受到会议主持者于××的“你为左倾说话”的严厉批评、指责，并暗示说“你是不想干了”！。
还有其他类似情况，此不列举。如此，在不让争论的一刀切的理论导向下，公知们一往无前，不仅仅是摸石头过河，而是号召“不管三七二十一，赶快冲过河”；再后来，就是提出“同世界接轨”的问题。其实，那时某些极端的资右分子已在私下坦言：只有同世界接轨——同资本主义接轨，我们就可以用世界资本主义力量，搅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之局。这些，在某人奉“上”进谏的著作《人间正道私有化》，以及后来的《交锋》，等书藉中，均有近似明确的表露。而我们一些改革精英，也许是出于对探索的鼓励，对此置若罔闻。完全可以这样说，多年前的MBO的选择，十八大前，国家公有、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实际性丧失，就是这样的大势下，成为必然这样──非如此不可的。
历史就这样地兜了一个奇特的大圈：毛主席在世时一直提醒、批评和批判的包产到户，一直预言包产到户可能带来一系列损公、和演、走资和遭霸凌等严重后果，而被批评者中的决大多数，对此却一直坚不承认，尤其不承认“两极分化、产生私有制、出现剥削、投顺西资”等，甚至喊冤叫屈——说党和毛主席故意整人——冤枉了自己，而在毛主席去后，却变本加厉地做了出来！
这个“兜圈子”现象，是需要今人从探索的层面，去认识、思考和研究，重新总结经验教训的。这一工作，当从四个维度展开：毛主席的相关认识和理论；邓小平的“十个如果”；现实中内、外资对我的要挟、胁迫和霸凌,以及“人间正道社会主义”。
二、毛主席在世时是这样“有言在先”的
建国后不久，毛主席一方面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另一方面凭借自己历史的研究，再一方面就是根据现实中发生的矛盾斗争，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不会一蹴而就、马到成功，不但会遭到敌人反抗，在人民内部也有一个“千百万人的旧习惯势力”对社会主义的“两个决裂”一时不适应的问题。因此种种，社会主义、封资主义谁胜谁负的阶级对抗性的斗争，还会以新的形式继续着。其中，坚持合作化，后来，坚持公有制集体化，引导人们反对某些的包产到户，即是毛主席十分关注的“阶级、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大半个世纪来——两方面事实充分展现的今天，未来的有悖社会主义的险峻趋势亦已在显现（如上所说：两极分化、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矛盾、内外资之间的矛盾，以及因资而造成的国际矛盾。而这些，今天据守在“经济繁荣”舆论阵地中狂欢热舞的公知们是闭目不见或三缄其口的），不带偏见的人们都会承认，毛主席的认识有着巨大的真理性。
第一、毛主席之所以反对包产到户，是因为他预见到：两极分化快得很、农村所有制的改变会导致整个公有制基础的动摇、遭到内外资的夹攻、帝国主义不会让中国真正富强。
他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前奏 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同上）
第二、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已霸凌世界，它对中国这个学生向资本主义学习，不但不感兴趣，——资霸的本性是“食‘弱肉’”，还要“欺侮”学生，加之，中国资产阶级天生病弱，——在中国超强封建主义压迫下本来就是严重地“先天不足”，还未在华夏大地生根，即又面对新生的中国无产阶级（西方资本主义造育的）的革命，“天”命就是不成事而当附庸和叭儿狗，——改革开放后，其实也还是那一副猥琐相。故而，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不通。
毛主席对主张包产到户的人们甚至不屑一顾，预言说：
“你太高看他们了，他们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最多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而积累资产的，他们敢侵略谁呀？不被侵略就阿弥陀佛喽。”“他们只能剥削本民族的百姓，或者贱卖自己国家的资源，以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私欲。”
(《什么是科学，为什么说西方人的科学贡献远不如中国？》2022-06-26 23:45搜狐网)2022-06-26 23:45搜狐网)
“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初心、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1965.5.25日毛主席在井冈山宾馆的讲话。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一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一一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5~1376页)。
“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象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象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摘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68页《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第三、现代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使命就是消灭剥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会有人留恋旧社会的“剥削者天堂”，要高人一，要吸人膏血等。在共产党内，也会有人——搞修正主义——生此妄念。
毛主席说：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同上）。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第一版，第1410页)。
“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中央文献研究室著，《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第一版)。
第四、共产党人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不能在“接地气”的口号下，做群众尾巴。作为人民中的最先进分子，有责任和义务，引导和教育全社会逐步形成“两个决裂”的价值观、逐步跳出“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的蕃篱，——努力避免因此进入资本主义的陷阱。在这一系列斗争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后代的利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3——134页）。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6页）
三、可以在不同方向上理解的“十个如果”
大概，是因为改开之初的诸如“担心公有制将被包产到户瓦解”“担心人心会由此‘崇私向资’”“担心社会主义公有制最终被颠覆”……太多太多，并且这些担心（以毛主席为代表）中的“理论逻辑性十分严密”“用心十分的善良、苦口婆心”，无可挑剔，实在不好再扣什么帽子了，于是，在改开初到改开深入的岁月里，就有了“十个如果”。这十个如果，当时，确是讲给全国人民听的，更是说给“怀疑改革的人们”听的。这十点，与其说是对“怀疑改革的人们”的“宽慰”，——给出了——不动摇公有制、社会主义的“放心丸”，不如说，是对“怀疑改革的人们”的批评：“你们左派怎么能不相信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呢！”
有一个不争事实是：“十个如果”的提出者，自毛主席时代起，就一直不同意、甚至批评毛主席的“公有、集体化”路线的。
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这十个如果，当时确实起了稳人心、叫人“放心”，不再争论；让改革在“允许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的高歌中，一往无前，而，在另一个客观的层面上，随时指证：这十点中每一点的出现，都是一种质变，都是对社会主义的颠覆。这也是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探索观的应有之义。相反，如果是一种盲目自信，固执己见，“醉死不认那壶酒钱”，且强加于人，就属于另外一种问题了。
不过，真正共产党人是至善至仁至诚的。批评也好，斗争也好，都是治病救人，即使有人犯大错误，只要不自绝于人民，总是给出路的。据实践观察，凡毛时代胡整乱搞的，通常都是背后阶级敌人挑动破坏——树欲静而风不止，或极个别犯幼稚病人所为。党在总体上把控着局势，能纠正错误。以某某某为例，虽多次被批评、批判，但每次只要他表示改正、不翻案，也还一次次被委以重任，被当作接班人来使用。
人们都会十分熟悉以下的“十个如果”原话：
1、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即搞私有制，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起来，即可以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问题。所以，要坚持社会主义，亦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消灭百万富翁阶层，消灭两极分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3、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4、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5、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6、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7、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8、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9、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10、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十个如果，实际上都在从一个侧面，谈社会主义不会发生“质变”。改革开放已经近五十年了。这里，诚请国人：根据十个如果，再用上“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严肃反思以往，对照现实，研究一些人的改革、改革意图和归趋，尤其要关注“质变”问题。
根据“如果……”语式，再加上发话人的一生实践，人们可以确定，发声者是“坚信”自己正确的，要人们“无反顾”地改革下去。
四、“两极分化论”与“十个如果”的终结指向
综上，毛主席的“有言在先”，某某某人的“十个如果”，其终结指向，都是社会主义是否会发生质变。
这里，接用前边的一句话：大半个世纪来——两方面事实充分展现的今天，有悖社会主义的险峻趋势亦已在显现。然而，对两极分化、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矛盾、内外资之间的矛盾，以及因资而造成的国际矛盾，今天据守在“经济繁荣”舆论阵地中狂欢热舞的公知们，仍是闭目不见或三缄其口；却在不停地嘀咕我们党十八大后维护公有、坚持独立、反对资霸……的种种努力！
不带偏见的人们都会承认，毛主席的认识有着巨大的真理性。在公知们特别回避无资、社资矛盾的今天，另一个真理也已裸呈于世，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用资本主义方法战胜不了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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