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不可以说浩然《西沙儿女》是爱国主义小说？

凭什么不可以说浩然《西沙儿女》是爱国主义小说？

文/红警苏红不懂爱

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对西沙自卫还击战的历史讲述显得异常的清冷与寡淡。而出于同样不可理喻的原因，现在我们的话题中，也熄灭了对1979年及之后的中越战争的题材的兴趣。在所有的涉及到那场战事的文艺作品中，出现了一个朦胧的“南疆战事”这样的泛意但却能特指的概念。《高山下的花环》这部表现中越战争的电影，其导演谢晋在一篇谈话中，说被禁映了。的确，我们是难以从电视上看到现在还有该类题材影片的出现。而相比之下，韩国电影却对中国的南海十分有兴趣，记得两年前该国还拍摄了一部《台风》的电影。

在网上下载了一部由辽宁某部门制作的纪录片《西沙自卫还击战》，观后令人感慨系之。其中有一部分，该片特地讲述了我军出征南海，军舰从台湾海峡经过时，蒋介石发话：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出兵。并命令医院做好救治大陆受伤人员的准备（如果真的发生这样一件事的话，那么国共合作的历史会写出迥异于今天的新篇）。而我军在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近在咫尺的国民党军舰鸣笛致意，并打开灯光，照射洋面，为“共军”引路。

而邓小平在请示毛泽东增兵南海之后，毛特地强调了一句：直接走。

也许这是当时国共最高领导人在国家利益问题上心照不宣的默契。

这部纪录片最后，列出了在这种局部海战中牺牲的十六名烈士姓名。但那些名字显得异常的陌生，似乎是一个遥远的不可触及的梦幻。

显然，我们对西沙自卫还击战的历史，述说得是相当不够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浩然的《西沙儿女》，便成了唯一一部表现西沙人民当年战斗史的小说。

1、奇怪的《西沙儿女》判决书：

按我的理解来看，《西沙儿女》应该是浩然小说中最没有争议的一部作品。因为浩然过去的一些作品，如《艳阳天》、《金光大道》里面表现的年代，存在着一股极左思潮，这些小说的争议往往集中在对那个时代的评价上，这使得这类小说的争议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会随着政策方针的改变，而丧失了小说主题的正确性，但《西沙儿女》表现的是一个保卫祖国的战争，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是我们五千年历史中最光华、最灿烂、最值得讴歌的一部分。

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中，我们会因为左宗棠等人维护了国家的团结与统一，称他为民族英雄，同样，《西沙儿女》里张扬的英雄主义情结与爱国主义的基调，叙述上的浪漫主义风韵，至少可以说它是一部爱国主义小说吧。

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对《西沙儿女》的否定生硬与残酷得不可理解。我手里有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观》，它这样评点《西沙儿女》：“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大搞阴谋文艺。有些作品适应“四人帮”的政治需要，炮制上市（如《西沙儿女》）。

这几句话其实细分析，在前后行文的顺序上，很有一点奥妙。它前面说有“阴谋文艺”的存在，下面紧接着就点出了《西沙儿女》，那么，按照前后贯通的气势，很显然就可以得出《西沙儿女》是“阴谋文艺”的结论。但是，它又没有明说，只是给你一个联想，一个让你自己去推理的诱引。

这部文学史在下面专门介绍浩然的地方，继续否定《西沙儿女》：“至于‘中篇小说《西沙儿女》，那完全是按照‘四人帮’旨意炮制出来的坏作品。”

之后出现的文学史，在对《西沙儿女》的评价中，基本采取了这样的一棍子打死的定论方式。

2006年6月版的《中国当代文学50年》依然沿用了这种武断的可能在姚文元的檄文般的文革文学评论中才用得到的宣判式的语句：“《西沙之战》和《西沙儿女》直接歌颂了江青。这些作品都是直接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改朝换代的阴谋服务的。”这样的没有分析，只是用不容置疑、不容申辩、高高在上、发号司令的政治的术语，来涵盖对文学复杂性的评述，竟然出现在二十一世纪的大学教科书中，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并且涌上深深的悲哀，并对大学教授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拒绝“与时俱进”的定力感到诧异与不可理解。中国教材的落后与滞后，在涉及自身的历史的时候，也显得是那样的当仁不让。

在陈思和那部比较有反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文革部分描述的标题是：“‘文化大革命’对文学的摧残及‘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活动”。

这样的标题，决定了必然会采取什么样的评判眼光，整个文字叙述部分，只提到《金光大道》，但对《西沙儿女》却视而不见，好像中国文学史上根本没有存在过这一码事一样。按照这位老大人的观点来看，西沙海战也可能是不存在的。

在陈思和这一部官方著作不像官方著作、私人史志不像私人志书的文学史中，充斥着对文革文本的武断式的结论，比如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在样板戏的推行过程中，还形成了‘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创作观念，这些‘理论’的强行推行给文革期间和文革后很长时间内的中国文学创作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这段评论中“恶劣”修饰词的出现，完全是文革期间檄文类评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出现在史书中，总觉得继承的是文革的遗风。如果评论家需要用文革的语言来评论文革本身，那么，这样的史书的真实历史价值何在？其理性的辨识能力何存？

而在中国颇有反响，且常常喜欢被人引用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却对《西沙儿女》有一段与国内文学界大唱反调的评述：“《西沙儿女》写于1974年，在这部关于海南岛渔民民俗和渔民战斗业绩的中篇小说中，浩然发展到抽象的抒情浪漫主义的程度。”

这部历史的撰写者，看到了国内评论界没有看到的东西：这个外国人看到了“浪漫主义”而不是“阴谋文艺”，同时，这个洋鬼子看到了“渔民民俗”，而中国评论家章明却称这个小说“虽诗不像诗，小说不像小说，脱离实际。”

外国人看到了“渔民战斗业绩”，而中国人章明却看到了“胡编乱造”，难道小说中所写的南海战事，也是胡乱编出来的吗？幸好我看到了“西沙自卫还击战”这个纪录片，不然我也不得不相信，当年发生的南海战事是一起政治幻想事件。

外国人称这个小说是“抽象的抒情浪漫主义”，而中国人章明却把小说定性为“把木麻黄写成‘马尾松’的拙劣不堪之作。”

那么，《西沙儿女》究竟是一部怎么样的作品？我们该相信谁？

2、继续关注《西沙儿女》的评点，竟然找到一位文抄公。

浩然去世，又引起了我对浩然作品的兴趣。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居然发现了一篇对《西沙儿女》大加溢美的文章。

在凤凰网上登载的发于2008年03月08日的一篇名为“《西沙儿女》——浩气长存”的怀念浩然的文章（可能是《凤凰》周刊里的专稿，没有看到的署名）里，对《西沙儿女》的几句评点性的句子，可能是网络上能找到的对该小说最溢美的评论了。

正当我高兴之余，我遗憾地我发现，这几句结论式的评语，竟然是来自于我写于数年前的“从《金光大道》看文革美学”一文。

对这位文抄公，我没有意见，因为既然文章发到网上，就只能是资源共享。况且，这位抄袭者在抄袭的过程中，把我的文章里感受，当成了他的感受，也就是说，我对《西沙儿女》的好感，也存在于他的心目中。他虽然引用了我的评论语句，但他显然是认同我的感受的。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应该视着我的“同志”的。

只是令我失望的是，我刚刚希望看到一篇对《西沙儿女》进行客观、公正评述的文章，但最终发现，它只是我当年的一篇文章中的改头换面的抄袭。本来是想企求“求其和声”的愿望，最终竟然发现，那声音不过是自己发出的“回声”。

这篇文章抄袭我的“从《金光大道》看文革美学”的地方有如下几截，基本把我过去的对该小说的精华部分的点评，都抄袭上来了。在抄袭的过程中，他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在里面插进一些他的感受的语句，但重点部分，是一字未改。下面是他文章中的抄袭部分，也是我认为的最精华的部分，几乎是原封不动：

“小说是以一种诗意一样的语言，描写了南海的神奇的风景和猎奇般的地域特点，正气篇写的是解放前西沙儿女抗击日本鬼子、保卫西沙的故事，旗帜篇是描写西沙军民共同打击南越海军的故事。这个小说文革后被说成是毒草，好像是说，西沙儿女中的女主角阿宝是影射着对江青的拍马屁，小说中在写到对主人公产生精神影响的一首诗的时候，用了毛泽东的“天生一个仙人洞”的诗，而这首诗是主席送给江青的……”

“我直到今天也没有看不出这个小说中有什么毒草的成份。而且，它也是唯一一部表现对我国最南端疆域西沙自卫反击战生活的长篇小说。《西沙儿女》把南海的奇特的自然现象，有机地融入到历史的变迁和人物命运上来……”

“从后来的阅读体验来看，这个小说也是浩然小说中最另类和最洋气的一部。他抛开了过去农村小说的乡土叙述，而用散文诗体的小说风格，以一种飘渺的写意式的笔触，展现了一幅保卫中国海疆的英雄诗篇。”

“它涉入到一个中国当代文学从没有涉足过的地域——中越海战，真实地记录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南海上发生的西沙海战风云，而它对中国领土的界碑式的肯定，使这个小说在主导方向是应该被中国主流文学史所记取的。”

值此浩然去世之际，我想把之前对《西沙儿女》的一点搞不明白的东西，继续摆出来。我不想去挑战那些教授们的定评，我只是胆战兢兢地提出我的疑惑，希望以此来理智地协商，来客观地分析，来谦恭地求同存异。“凤凰”网上的一篇抄袭我的观点的文章，至少说明了我还有一个同道，说明了至少还有一个人赞同我的观点，那么，借此机会，我就把几年前不敢直说，不敢深究的《西沙儿女》定性问题继续小心翼翼地求证下去。

3、《西沙儿女》毒在哪里？

明眼人一看就看明白，《西沙儿女》里出现了江青拍摄的那一张《庐山》照片，这就成为了歌颂江青的证据。但这幅照片的旁边还有毛泽东的一首诗呢。……说到这里，我不想就这个问题，继续探讨下去。因为那是政治问题了，我想把我讨论的范畴局限在小说本身上。

《西沙儿女》在什么地方出现了这幅的照片的描写呢？《西沙儿女》直到第二部也就是“奇志篇”中的下卷中才出现了这幅照片的描写。

这里岔开说一下，《西沙儿女》的结构上实在有一点奇怪。它名义是中篇小说，但时代却比《艳阳天》跨越的时代还要长（《艳阳天》的发生时间可能加起来不超过十天，用这么短的故事时间，来展现一幅博大的人物群像图，写出百万字篇幅却不让人厌倦，至少在中国文学界是绝无仅有的），从抗战时期一直写到七十年代，它分上下两部，但它不叫上、下部，而分别命名前后部为“正气篇”与“奇志篇”。“奇志篇”里又分成了上下卷。上卷表现的是解放初期五十年代的生活，下卷表现的是一九七四年的西沙海战。因此，《西沙儿女》实际上应该说分成三个时期段，就是抗战时期、五十年代及文革中期。

《西沙儿女》直到三分之二的部分，才出现了江青的那幅照片的叙述，如果说这部小说有毒的话，也应该在之后的地方有毒啊，而小说前面的地方，还没有出现江青的那幅照片，能够称它为毒吗？

实事求是地讲，《西沙儿女》在对那幅照片描写时，所采取的夸大、暧昧、拔高的所谓别有用心的强化手段，的确是熟知捕风捉影的“阶级斗争眼”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而没有经过阶级斗争训练与熏陶的读者，是不会计较这些描写的。小说描写到这张照片，是女主人公阿宝的父亲在她结婚的时候送给她的，而阿宝出海之后，她偏偏如获至宝地把这幅照片带到了船上。之后，一直是这幅照片陪伴了阿宝在海上的战斗历程。

小说中写道“（这张照片）一直悬挂在他们的新瓦屋里，每年都随她一起在金银岛度过最紧张最愉快的战斗岁月，每一日都要看上几遍。每当大家聚在一起，观赏这幅照片，都会因为当时的斗争形势，引起他们的一场热烈的谈论，从那屹立于乱云中的青松的雄姿，受到启发，汲取精神力量。

下面还有阿宝的一句宣誓式的表态：“我们要像青松那样生活和战斗。”

接下来，小说表现西沙海战的战斗间隙，又特意描写了阿宝从照片中汲取精神力量：

“她抬起头，两眼立刻被悬在舱壁上的那幅‘庐山劲松’的照片吸引住了。

苍茫的暮色。

飞渡的乱云。

巍然挺立的强劲的青松。

她的浑身立刻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我没有找到当年批判《西沙儿女》的文章，但估计这里就是最有毒的部分。这里的“青松”是一个可以捕风捉影的意象，因为“江青”的“青”与这个“青松”里的“青”是同一个字，所以，这可以被看成是小说向江青的宣誓效忠。

但是，这种对文革期间文艺界的最高负责人隐蔽的讨好行为，岂是浩然一个人所为？

看看著名女作家谌容在文革期间所写的长达九卷的鸿篇巨制《光明与黑暗》（这本书只在1978年7月出版了第一卷）里，对江青的效忠比浩然更为赤裸。据刘蓓蓓所著的《谌容》一文所云：书中的人物起名“江春旺”和“邓万举”便是吹捧江青攻击邓小平。谌容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书稿，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出版受阻，她“给把持着文艺界最高领导权的江青（通过邮局）写了信，保卫自己出书的资格和生存的权利。五十天后，上面有了批示，1975年9月，《万年青》出版。”在她的出书过程中，江青显然是尽了力的。

“用文艺来反党”的帽子，是今天我们揭露“四人帮”文艺逻辑荒诞的一个重要利器，但反过来，那些指责《西沙儿女》歌颂江青的人，是否还继承着这样的思维逻辑？即使浩然在小说中有意把三分之二篇幅的非常的微小的主题，引到那个只有超级敏感神经的人才会意识到的“青松”遥指“江青”的主题上来，又能达到多大的攻击力量？我们不是嘲弄了“四人帮”夸大其辞的文艺的宣传力量了吗？江青曾经大批文革前电影文艺的毒性因素，怎么江青掌控文艺的时代出现的一些文艺作品又成了新的毒品了？如此年年复年年的、后浪“封”前浪的毒品、坏作品定性模式，何时有一个了头？如此不分析文本、脱离当时的现实、漠视文学的整体精神而纠缠于个别的细节，抓住文章中占有量非常稀薄的所谓先验的有毒的成份，而忽视文学叙述的本身意义，这是不是一种文革思维的继承与延续？为什么有些人在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后，仍如此轻车熟路地把文艺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而忽视文学本身传递出的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与意义呢？为什么某些人深恶痛绝政治与文艺挂钩，但自己的评判标准，为什么仍然继承了政治挂帅时代的文学思维逻辑呢？

而事实上，即使经过文革十年的文艺宣传，江青也没有捞到多少话语权的资本，当四人帮被横扫出来的时候，那些江青培植的所谓阴谋文艺，那些歌颂江青的文学，也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我们今天在拼命地强调人民群众有识别香花与毒草的本领，但当我们的文艺理论家，碰到这样的命题的时候，仍然是先验地用政治概念去套在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上，用政治的教条，去梳剪复杂的文艺个案本身。好像老百姓是愚蠢的，只有那些评论家是“唯我独醒”的，必须担负起拯救老百姓不让中毒的使命。

我们再退一步讲，如果说《西沙儿女》在文革结束后的最初时间内，还可能带有几分毒性的话，那么，文革与今天相距多少天了？江青死去都已经多少年了？《西沙儿女》中的毒性作用还有多少？为什么三十多年了，我们仍然死抱着、纠缠着这些不放，好像一到了中性地、客观地认识这些文字的美学意义的时候，就会把左的狂潮重新召唤而至，就会让左的思潮带领着我们通过时间隧道，梦回“文革”？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脆弱？还是一种对文学作用的夸大了的恐惧？或者本质上还是一种思维的僵化？

因此，《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可能是局外人吧，不怕中毒，具有天生的免疫能力，或者这个洋已经中《西沙儿女》的毒了，被《西沙儿女》中的“抒情浪漫主义”给俘虏了。为什么我们的很多的历史不得不借助于外国人的评述才能客观地予以分析？恰恰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内的某些评论史学家囿于概念化、教条化的框框条条，失去了自我主体意识觉醒的客观分析能力与所拥有的 “识”的基本素质。当他们大言不惭地大放厥词的时候，我觉得这未免很可悲，也很可笑。中国史志的诚信程度为什么遭受到这么大的质疑，我们的学者教授就没有责任吗？这与周老虎演出的一幕荒唐闹剧又是何其相似的源出一理。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西沙儿女》中有毒的地方，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毒害处掠过不提，跳过不看，或者把它删节了成不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理智地看一看《西沙儿女》的一些长处？

4、《西沙儿女》本质上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撇开那些令人讨厌的政治纷争不提（你就是讨论一百年，你也说不清楚是非，所以小平同志提出了“不争论”的观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觉得《西沙儿女》是一部动人的、含蓄的、不露声色的爱情故事。

我想，浩然在写《西沙儿女》时是很有一些困难的。他不熟悉南方生活，如何写西沙战事？张永枚是诗人，可以用诗的朦胧与模糊性来搪塞，而浩然是小说家，他必须写出一个故事，如何构织故事，这是对浩然的最大的考验。

浩然不愧是久经文艺沙场考验的作家，他巧妙地选择了他的立足点与着力点。

按理讲，《西沙儿女》的主要内容就是写西沙海战，故事发生在1974年，写出各方人等在战争中的表现就行。但是浩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写的话，只能使小说成为一个报告文学。而实际上，浩然还遇到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就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对西沙海战暴露出的我海军的一些不足是只能加以回避的。浩然不可能像李存堡写《高山下的花环》的时候那样，揭示出文革对中越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能像徐怀中写《西线轶事》时那样，表现年轻军人在经过文革后的精神上的迷茫情绪。浩然必须高调地渲染西沙战事的无可挑剔的神圣性。他不能暴露任何问题，这就很明显地意味着，浩然如果仅仅就事论事地表现西沙海战，他基本无法写出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更不得不必须直面当时讳莫如深的西沙海战的奇怪之处（如为何我军开始时对该战思想上准备不足，此系因为当时我海军力量主要针对北方苏联人的威胁），最终只能在一个高调上不断地“高，高，高”，这样对来说简直是无法下手的。现在从《西沙儿女》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海战部分来看，并没有把西沙战事的艰巨性与危险性表达清楚。

史志表明，西沙海战之后，中国海军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军防重点，也从渤海湾移到了南海，实现了从“黄海”到“蓝海”的转变，也就是西沙战事，给中国军队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海权意识也在此得以强烈地被激发出来。在西沙战争爆发之时，当时我军准备不足，派出的舰队完全与南越军队不在一个档次，一场交锋下来，我军战舰受伤严重。这些实际困难，显然是浩然在小说中不能加以表现的。甚至《西沙儿女》的海战部分，比1976年5月拍竣的《西沙风云》还要讳莫如深。在《西沙风云》（这部电影网上可以下载）中，表现了民兵协助我受伤军舰闯滩搁浅的描写，而在《西沙儿女》中是没有的。《西沙儿女》中只有我民兵上舰救火的情节，而没有电影中拯救沉舰的描写。毕竟《西沙风云》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可以更多地遵循战争史实，而浩然却显然受到更多的揭橥真实的限制，如果浩然仅仅把目光局限在西沙战事的描写上，他显然找不到任何可以舒展筋骨的空间。

所以浩然选择了爱情，选择了“儿”与“女”。中国文学历史中，就有《儿女英雄传》，解放后，也有一部《新儿女英雄传》，里面有斗争，但更不缺少“儿女”情。浩然为什么取名《西沙儿女》，当然是因为“儿女”所代表的一个群体的意义，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小说名里还包含着“男孩与女孩”爱情的意义。只是文革期间爱情不可言说，但小说里的字里行间无一不充斥着浓浓的、芬芳而纯美的爱情。

我觉得浩然在置放他的爱情故事的时间定位上，是深深地动了一番脑筋的。小说故事开始的年代，是抗日战争时期，小说两个主人公阿宝与阿海这时候大概不到十岁，他们在西沙群岛上，相遇相识，结下了深刻的童年情谊，同时，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了西沙的历史，看到了他们的长辈如何与日本鬼子作斗争，如何与渔霸作斗争，他们的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小说通过如诗如画的笔触，表现了这两个少男少女在孤岛上相依为命的青梅竹马的岁月。这时候你不能说它是爱情，但那种情谊足以与爱情相媲美。南海的美丽风光与奇异民俗，形成了他们共同的审美情趣，为他们日后走上爱情的道路，成为家庭中的恩爱夫妻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基础。

小说第二部分，就是“奇志篇”中的上卷，已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与第一部分相差十多年了，这时候阿宝与阿海都长成了情窦初开的大小伙、大姑娘了，年龄在十七、八岁之间吧。这时候，他们面临着人生的选择的问题，阿宝选择了扎根鱼岛，而阿海参加了海军。他们两个人相互鼓励，互通有无，思想交流不断。虽然他们身处两条线（军与民），但浩然深知必须让人物碰撞，接触，升化，所以小说里设置了许多的情节，继续让阿宝与阿海在青春期里交流、沟通，为他们的爱情的水到渠成做好牵线搭桥工作。可以说，浩然不愧是他的作品里角色的好红娘。

至少浩然安排了如下的机会，让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相遇，增进了解，产生感情：一是阿宝辞学归岛时，与阿海进行了交流，两人意见相投，在目标选择上是一致的，是志同道合的，这可是爱情的最高状态了。

二是阿宝组织民兵训练时，阿海身为海军一员，前来辅助训练。这里有相当富有诗情画意的爱情暗示。两个人踏着海岛上的溶溶月色一起回来的时候，虽然谈论的是工作上的问题，但景物描写相当暧昧且富有朦胧诗一般的情境，在文革那样的形势下，小说把爱情表现得隐约可见但又恰到好处，清新宜人：

“青春的声音和脚步，从海边响到麻枫林，又响在渔村的街道上。……

月光在岛子上倾泻。

涛声在礁石边起落。……

植物的影子，模糊地摇摆着。

昆虫的叫声，这边停了，那边又响起。……

他们又接着默默地往前走。

月亮高了，身影儿短了。浪涛急了，脚步声轻了。

含着咸涩味道的海风，凉嗖嗖地刮着，吹着他们的脸，掀着他们的衣襟。”

你看，这些描写里饱含着爱情的暧昧气味，如果爱情是水的话，只要我们挤一下这些文字，流下来的都是爱情的纯正的汁液。

可以说，只有爱情中人，才会把景物联想成如此的优美，如此的拟人，如此的细腻。浩然在这里设身处地进入到爱情儿女中的情感世界，把他们的内心朦胧体验转化为文字，移情到景致，一句话，浩然就是通过这些包容了一对青春男女的共同的风景，而达到了意在言外的爱情表达。“儿”与“女”在同样的景物里源于和风、源于月色而“授受相亲”了，即使不着一词“浪漫”，也尽得人间真情之“风流”了。难怪《剑桥中国史》看到了“抒情”，看到了“浪漫”，这就是学者的识力。不服不行。

三是阿宝在珊瑚岛上建桥的时候，阿海前来支援，两人不谋而合，出于童年时在一起的共同经历，设想了同样的栈桥方案。用两人对方案的不谋而合来暗示他们之间的情投意合。小说在这里也用了许多暗示的话来表达：

“储蓄着许许多多金光碧彩的记忆的湖泊，被这几句话启开了闸门，涌在符海龙的眼间，掠过符海龙的心头。”

这句话明白无误地表现了阿海对阿宝的爱情感觉，过去的记忆、现在的沟通，一同涌现，产生了情感的共振的涟漪。

四是在发生海啸的时候，阿宝与阿海共同抢险，危难见真情，他们的感情也就瓜熟蒂落了。小说表现阿海归队时，又用了这样的含蓄的暗示：

“热烈地送行，难舍难离呀！

在这个时候，年轻人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战友的感情，而战友的感情又是怎样建树起来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战友”置换成“恋人”，显然更加合理。浩然打造的这段西沙浪漫爱情，在此完成了它的全部的跨越十多年的旅程。

小说里至少两处出现了“爱情”这个词。“奇志篇”108页，“这以后，敌人的枪声，亲人的鲜血，培育着她的爱情，铸造着她的奇志。”这个词汇，在当时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当然这里出现的爱情，是对西沙的感情，但浩然显然在这里有意地误用了一下，给人以浮想联翩之感。

小说第三部分，这时候已经是1974年了。阿宝与阿海的年龄大致在三十岁左右。他们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小说表现他们相遇时，用了这样的句子，“阿宝又悄悄地告诉她的爱人”。注意，这里用的是爱人。

可以说，浩然通过爱情这条副线，把西沙之战的当时纪事，转化为一个历史的长线，伸入到历史深处，一线串珠地串联起抗战、五十年代及西沙战事这些“跳岛般”的历史纪年，展现了人物从童年、青年到成年之后的三段情感区间，使小说的故事背景有了纵深，情感波纹有了动人的力量。

这就是“剑桥史”看到的“浪漫主义”的力量吧，但是国内的那些评论家是看不到的。如果我们的评论是故意看不到尚情有可愿，如果我们评论家的真的看不到，那么，充分说明我们的研究人员的素质是如此低级，因此，产生“文革学”在海外，敦煌学在海外的奇怪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5、《西沙儿女》中的历史纵深感。

从表层来看，《西沙儿女》反映的时间从抗战时期到1974年，但小说中通过曲折起伏的主线索，通过人物的对话与交流，让小说里的内在时空向历史深处推进，几乎使小说成为一本中国南海历史书。

小说在人物对话中，最早交代了汉代时中国人对西沙的开发史，在人物的对白中，涉入到三元里抗英，涉及到郑和下西洋时对南海的拥有，而这些历史知识的描写，是放置在小说的主要线索的冲突中逐步展开的，并不给人累赘多余的感觉，小说把历史置放于现实的层面里，述说着中国人对西沙群岛主权与海权的不容置疑的拥有权。

小说抗日战争部分，据浩然自我介绍，沿用了他家乡的抗日故事，但是当这些抗日的情节放置在南海的岛屿中时，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传奇风采。在小说“正气篇”里，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一对男孩与女孩的视角，表现了对岛屿中文物的发现，借此展现了西沙群岛的奇异的风情。

全力贬低《西沙儿女》的章明先生称：“（《西沙儿女》是）把木麻黄写成‘马尾松’的拙劣不堪之作。”不排除浩然由于对南中国海的陌生而出现一些错误，但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浩然竭尽所能地掌握了众多的资料，以展示西沙群岛的神奇的动植物风貌。在“正气篇”第12节中，浩然通过诗意的语言，全景式地描写了西沙群岛富有特色的热带植物：这里有“丛生的羊角树，粗犷的麻枫桐，挺拔的马尾松（可能这就是章明先生所说的错误吧——引者注），强硬的西沙藤，尤其多的是年高寿长的野海棠树，……”

试想一下，那些指出《西沙儿女》是拙劣之作的人，他们又为祖国的南海向全国人民介绍了什么？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那么，中国南海的奇异风貌至今仍处于雪藏无人知晓的状况，中国海军维护中国海权的英勇壮举，可能永远不会为人们注目，那一帮充满着人性味的“儿”与“女”们，他们生长在珊瑚礁上的爱情所支撑起来的反击侵略者的动力，就将永远地湮没在南海的波涛中。这样的话，是否那些批判者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呢？

说《西沙儿女》情节是胡编滥造，恰恰相反，小说展示的一系列中国人民维护祖国完整的斗争，恰恰是中国历史上不容抹杀的一笔。浩然把那些枯燥的断裂的中国人民开发南海的历史，通过他的生动的形象，娓娓道来，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我们仿佛觉得，真有那么一对男孩与女孩，在西沙的孤岛上携手展开他们的童年、青年以及充满抒情浪漫风格的爱情篇章，有了这些令我们感到亲切的人物的加萌，我们才会去感知南海的美丽，因为很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只有感知到生命本身的美丽，才会去热爱那个环境，正如古语有云：“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是人活化了环境，是人激发了环境的美丽。我们在小说中设计的鲜活、纯真、直率而又美丽的“儿女”们的群像的引导下，去感知到南海战事的意义所在，去体味那群儿女为了祖国的领土与海权所作出的无私的奉献与牺牲。

在《西沙儿女》中，我们可以看到，浩然牵线出的从历史到现在的无数线索，都在说明着中国人所具有的顽强与坚强的守土有责的性格，当所有的历史的积淀作用于1974年的这一特殊的碰撞的时候，历史锻造的中华民族的坚强，铸就了今天中华儿女的抵御外侮的神圣壮举。

我想，面对着小说里打造的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如果我们再去纠缠那些所谓的局部的毒性，去离开小说的文本本身，而去关注小说创作的幕后背景，那么，我们能说这样的舍本逐末的方式就是实是求事的原则吗？

我不想夸耀《西沙儿女》是一部多么伟大的小说，它的确有许多缺点，有许多粉饰，但是，我们想一想，在离开了粉饰之后，我们又有多少作家去表现过南海风云？中国的南海，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又发生过多少风云变幻，但看看我们的影视作品又有多少去选择了这样的题材，去展现中国人为维护这片蔚蓝色海域的安宁所付出的牺牲？我们与美国军机在南空上空玩弄的猫捉老鼠式的游戏 ，有没有被我们的文艺作品所反映？中国海军与越南围绕着南海堡礁的战斗，又有多少被我们的影视作品所折射？

遗憾的是，中国的南海，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日益像一个失语者。自从浩然之后，完全是一片可怜而又可悲的空白。那些叫嚣浩然作品拙劣的人，试问一下，你又为祖国的强盛做出过什么贡献？为强化海权意识做过什么事情？

所以，我现在很容易理解浩然说过的他不会为写过《西沙儿女》这样的小说而后悔。因为，我觉得浩然没有什么值得后悔。他至少通过他的小说，使我们认识了南海的美丽风情，使我们知道我们“海南岛南边的南海”（《西沙儿女》开篇的第二句。几乎与“云南之南”一样耐人咀嚼。）中有一帮中国儿女用他们的付出、他们的奉献与牺牲，在无声地守护着我们辽阔的海防，使我们知道了我们被西沙之战激发起来的勃兴的海权意识，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了西沙的今天是如何从昨天走过来的。

在这一点上不得不说的是，如果说文革是一种左，一种偏激，把所有的无关政治的事情，都拉扯到政治上来，从而使来本来纯粹技术上的东西，都被迫进行过滤选择，那么，我们今天有一些人，依然用政治的过滤网，在进行蛮横的抛弃有益于我们国家、有益于我们民族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与精神。这是不是一种左的遗风。今年党和政府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其实我们回头看一看，解放思想是一种全面的立体的要求，当前的一些几十年如一日的文学史家们，有没有必要解放一下思想？

不错，《西沙儿女》是急就章，有其叙述上的简陋，所以浩然通过诗意的描述来回避写实的细节描写，但是，我们能否因为它的不足，就能否论它对中国南海儿女的激情叙述？这不仅使我想到了当年肖军在写出《八月的租界》之后，张春桥在上海的租界里发出了冷冷的怪调：“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这一句话，与广州城里的那位章明先生说的何其一样。他说浩然《西沙儿女》“是以超常的速度赶造出来的”。鲁迅写出了经典的《八月的租界》一文，对张春桥之流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其实我们想一下，浩然到南海，表现中华儿女打击侵略者与肖军在东三省描写中华儿女抗击日本鬼子侵略有着惊人的南北对应。

浩然写《西沙儿女》只用了一个多月，这也被当成诟病浩然的一个主要罪状，好像时间短就不能成为优秀的作品似的。其实从《西沙儿女》文末所列的时间表来看，浩然仅修改小说，就用了二个月的时间，而前面写作这个小说至少也有二个月吧，加上修改时间，少说也有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完全可以写出一部三十万字的作品的。因此用时间短，就指责《西沙儿女》的缺陷，那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当代有一位作家，不是用了十多天写成了一本书了吗？

6、浩然的语言的弹性所带来的普适性。

浩然的语言是取自于口语，对北方口语的熟悉，使他的语言不纯粹是标准的译文体、书面语。在文革期间，使用译文体、书面语进行文革文学创作的作家，几乎无一不是折乾沉沙。谌容、张抗抗这些作家在文革中所撰写的小说，带有太明显的书生语气，也就是从书本上学到的语言基本功。所以他们努力想写出全景式的立体场面，但明显功力不足，后来这些女作家离开社会性的描述而专注于个人内心世界的发现，便发挥了她们的书面语、译文体的特长，而相对而言，文革后的浩然所写作的一些表现人物心理的作品，明显逊色于文革期间的作品。文革后浩然的小说由于口语的过浓的味道，带有一种民间文学的色彩，故事也颇引人，叙述也无可挑剔，但是，它就是达不到个人叙述的那种亲和性，就像一个民间工进城后去表述人物的内心的隐秘，他是永远赶不上那些学生出身的书面语的熟稔掌握者的。

用口语写作在今天中国作家里，最闻名者当数王朔与莫言。他们的口语基本功好，再掺进一些后进的书面语，立刻妙语联珠，梦笔生花。可见，口语基础好的，经过稍微调教一下，适应能力非常强。浩然作为一个北方，他写南方生活，就是用他的口语化的风格，掺入南海的地域性风貌，便构成了小说的独特的语言。

口语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口语词汇不够的时候，就会移用书面语中的似是而非的语词，从而使他们的语言灵动而出人意料。莫言就是如此，“红高梁”中大量正词歪用，达到很好的修饰效果。而这种“正词歪用”的方式，在王朔那里运用得更是炉火纯青。浩然在写《西沙儿女》的时候，也在语言叙述中采用了这种方法，他基础上的良好的口语感觉，再配以这种移用的词汇，便构成了浩然的不拘一格的语言风格，一些词汇的应用，超越了译文体与书面语的那种墨守成规的老套用词原则，从而使得《西沙儿女》里凭空生出几份洋气来。比如，“正气篇”第35页：“缄默无声的大海，又不安地鼓动起来了。”这里这个“鼓动”就十分传神，它就把一个政治术语移用到了自然景物描写中来了，给人一种新鲜的语感刺激，发展到莫言时代，作家都有意识地运用“通感”技巧来增加语言搭配的新鲜感与爆发力了。

这样的谴词造句风格在小说里比比皆是，我就不例举了。事实证明，诗意的语言，能产生一种节奏与跳跃感。不作细节描述，虽然会带来信息上的缺失，但反而会达到一种大写意的气势美。海明威的小说喜欢用短句，勾勒出的是快速进展的叙事节奏，十分富有动感。而古龙小说的那种跳跃式的节奏与律动的语感，也在说明着浩然在《西沙儿女》中采用的语言风格是可行的，也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在文革那个文学审美严重受阻的年代，浩然的《西沙儿女》简直可以称之为石破天惊的美文。即使在今天看来，小说里的一些诗意的奇思妙想，状物的简洁有力，描写的绘声绘色，都仍不失其先锋意义。它应该在中国文学的音律美与语言美的探索与创新中，留下它应有的地位。

7、《西沙儿女》中的浩然烙印。

《西沙儿女》有很多的特有的浩然的习惯性创作倾向。

《西沙儿女》第一部分里即“正气篇”的主题，是抗日战争期间的国仇家恨主题。渔霸造成的社会的不和谐，加上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的欺凌，构成了反方力量。阿宝的母亲，就是渔霸送给日本人当奶妈而跳水自杀的。浩然在构思上，把最强烈的社会矛盾，作用于人物，从而使得人物跳荡着历史的最尖锐的激烈矛盾前。

第二部分，就是“奇志篇”上卷中。这时是建国初期，小说里的主题，是成长的共和国新人，与残余的反动势力斗争的故事，这里面的事件，实际上是解放前暴力冲突的延续。最后以阿宝击毙反革命分子，完成对解放前暴力冲动的终结。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都是这样主题的演绎，这一段，对浩然来说是最信手拈来的。而阿宝放弃求学的机会，回到家乡建设家乡的理想选择，也可以在浩然的以前小说中看到同样的描写。浩然的思维结构中有一种坚定的把乡村作为中心舞台的思想观念，《艳阳天》中的那个像阿宝一样可爱的焦淑红就放弃了进城的选择，而逗留在农村。而我们在柳青的《创业史》中是看不到这样的描写的。可见，浩然用他的乡土语汇，营造了一个农村中心的环境氛围。不管怎么说，浩然自己的主动选择，吻合了当时的整体政治气候，而他又把他的农村中心景物刻划得如此栩栩如生，这是浩然走红于文革的原因。而在文革后，由于农村重点的转移，或者说农村边缘化的日益成为事实，浩然注定是无法重回当年的红火。即使是贾平凹，最初出道的时候，也是以农村小说取长的，但他也要适应环境，去写《废都》这样的城市小说，而正是这个小说，才奠定了他的文坛地位。而浩然做不到这一点，他只能说越来越看不懂。

在这一段描写中，浩然根据当时的流行的阶级分析论，把负方势力与南越侵略者联系起来，表现渔霸为南越军队送情报，最终被打死，好像那个地主想借道南越，而到台湾。这样的描写，实际上是点明了蒋介石与南越是一丘之貉的，而后来的历史资料表明，蒋介石是支持我军收复西沙群岛的。这种历史的复杂性，显然是当时的浩然无法烛照的，他只能根据当时的流行理念，来构造这样的矛盾冲突。我们可以指责浩然的局限性，那么有没有后来者完成浩然未完成的历史描述呢？似乎并没有。

在这一部分中，还有在《艳阳天》等小说中描写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争执，小说定位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无非是来一番教育而化解矛盾，这也是文革中必不可少的套路与模式。但对于小说文本来说，它是让小说的矛盾冲突始终保持一种紧张的烈度与力度的必要的选择与策略。

第三部分，这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的保卫战争。没有了内敌，没有了内部冲突，一致对外。这一部分是一种报告文学的内容。对我军军舰的受伤场面的描写，比电影《西沙风云》更为简略。小说沿用了当时公布出来的报告文学式的信息资源，并没有多少人物刻划。这恰恰是浩然最不擅长的部分，而浩然有意把小说的时空线拉入到他熟悉的前两个时间段，从而他到了自己发挥想象的领域。所以，该小说里依然鲜明地烙印着浩然的文学个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西沙儿女》至少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爱国主义小说。

我不想因为此文而受到为文革翻案的讨伐，更不希望成为所谓的文革逆流中的一个水珠，我只是想平静地继续表达出我的困惑，并斗胆提出我的看法。

当我感到怯弱而没有信心的时候，至少那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让我看到了秉笔直书的国学遗风，尚存于国外，就像文革学研究在国外一样。

史学界的骨气，希望从五千年的历史中继续支撑着我们，去履行与兑现我们的良知对文学史实的回归其本原、贴近文本本身的率直表述。

0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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