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人》与我们的时代
祝东力
【左岸特稿】
许多网友自述说,由于偶然的机会,看了电影《铁人》,结果意外地被打动。的确,今天的“国产电影”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沦为公众的笑柄,以至于丧失了起码的信誉。在这样的年代,《铁人》的出现,是一个异数。
这部电影,相当真实地再现了铁人王进喜,以及那场1960年代的石油大会战。那些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语言、情节和场景好像复活了,从时光深处扑面而来,震撼人心。演员吴刚感情激越地塑造了铁人——这个新中国工业化时代工人阶级的代表,同时,也由于实现了表演风格的大幅度跨越(对比《潜伏》中的表演),而受到交口称赞。但是,实事求是地说,《铁人》最引人深思的却并非以上内容。这部电影真正独特的价值,实际上更为深邃而曲折,不易察觉。简单地说,它别具匠心,讲述的是一种精神的背离和传递,换句话说,是一个由负罪而通向觉悟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铁人》隐喻了我们时代的处境。
《铁人》由黑白和彩色、历史和当下两部分穿插组成。黑白部分,叙述铁人王进喜和他的1205钻井队的故事——千里奔赴松辽平原的萨尔图小站,在人拉肩扛中缓缓竖起井架,首创5天零4小时打一口中深井的纪录,参加“五一”万人誓师大会,带伤跳进泥浆池制服井喷。这些是我们从小学生时代就已熟悉的真实细节。那是中国现代大工业的创世纪,是悲壮苦涩的中国革命史在工业化时代的续篇。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全球环境,决定了其工业化进程一定要以最彻底的精神动员为前提,因此,“铁人精神”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在战后美苏两国分别支配的世界上,作为欠发达国家的中国,道义上既不允许,现实中亦不可能——再走西方工业国的老路:即通过殖民征服和掠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获取产业革命所必需的“第一桶金”,然后反过来,以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为市场,倾销产品,回笼资金,形成国际、洲际的经济循环。自近代以来,中国一向就是西方工业国攫取资源和财富的半殖民地,在1949年走出近代史困境之际,已经是一穷二白。在这里,由于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极度稀缺,新中国必须继续延用,甚至强化在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精神动员机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就是说,必须以高亢的精神,动员庞大的人力资源,以弥补资本、技术和市场的匮乏。于是,“凡胎肉身”转变成了“铁人”。
然而,时移世易。70年代,中国经过整整一代人的艰辛努力,一举建成了现代工业体系,从农业国上升为工业国,实现了自晚清以来几代人的梦想。同时,也通过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的手段,彻底打破了美国长期的战略围堵。因而,到7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面临这样的时代转折:即从过去的“准战争”体制逐步转型为“和平”体制,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的“救亡”阶段告一段落,中国将转入“发展”阶段。这就是改革开放时期。铁人的时代,渐行渐远。
于是,电影《铁人》转入彩色部分,讲述新一代石油工人、铁人式的生产标兵刘思成。这位王进喜当年战友文瑞的儿子,在孤独、沉默和世俗的嘲笑中“发疯地”工作,业余悉心收集有关铁人的纪念品。他在纪念品、照片和父亲的教诲所构成的记忆中生活,终于有一天得知了父亲的真实经历。在这个后革命的时代,万里黄沙环绕着油田,铁人精神一线单传,如一缕甘泉,哺育着我们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
彩色世界因斑驳而歧义,使人迷惘;黑白世界泾渭分明,只显示本质。两个世界是截然分开的,作为媒介,沟通它们的是电影中的小人物文瑞。这个铁人当初“最器重的”小知识分子徒弟,“熬不住了”,在饥饿、严寒和劳役面前当了“逃兵”。他从铁人精神所在的黑白世界退缩远遁,同时却又未能进入当下的彩色世界,也就是说,他既背离了上一个时代,又不能真正融入下一个时代。从影片的侧面叙述中可以得知,他在负罪和耻辱中隐忍苟活,同时又在孤寂中咀嚼着铁人精神,养育了儿子(仿佛是铁人的遗腹子)。因此,经过这样一个负罪与耻辱的矛盾、反复的过程,经过了一个迂回的“之”字形,铁人精神被转交给了年轻一代。也就是说,在影片中,铁人精神的继承并非直线式地进行,而是相反相成地,经历了一个由负罪、耻辱、悔恨而最终觉悟的过程。精神通过背离而得到传递,历史经由曲折而再度前行。联想到古人所谓“无往不复”的成语(《周易·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孔颖达注:“初始往者必将有反复也。”),那么这的确可以说,其中包含着中国人对事物发展过程的源远流长的辩证理解。再进一步反省,我们还可以问,这种负罪和悔恨、背离和曲折,所谓迂回的“之”字形,在多大程度上,印证了我们共同的处境,隐喻了我们的时代?这就是另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了。
回到《铁人》电影。不能不指出的是,在阐释铁人精神的时候,这部影片刻意回避了一些最重要的内容,或者说,有意抽空了最有时代特征的内涵。
铁人王进喜的名言之一,“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在当年的中国大地曾传诵一时。他曾经7天7夜没有离开会战现场,54小时没有下钻台,饿了就吃一口干粮,困了就裹上老羊皮袄,枕着钻头睡一会儿。工人们为了让他休息,在井场挖了一个地窖子,他也很少进去。一位当时在1205队实习的学生回忆说:“从没见过他正经吃过饭睡过觉。”因而,才有房东赵大娘这样的感慨:“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后经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宣传,“铁人”这一称号传遍大庆和全国。(见宋连生:《工业学大庆始末》,第三章“铁人王进喜”,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需要问的是,这种精神背后支撑的动力是什么?在电影中,铁人为钻井队工人做动员时,吼着西北腔道:“会战就是打仗,打仗就是为国家卖命,你要是个爷们儿,就顶着枪子往前冲……”否则的话,“我枪毙不了你,我扒了你的裤子寒碜你,我用猴皮筋,给你扎辫子!”这种“民族主义+雄性力比多”的想象,贯穿全片。可是,你能否相信,当年的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发动群众的?这种封建愚忠、性别认同,就足以支撑千百万中国工人阶级,在那样的荒寒岁月里背水一战、流血流汗?“国家”和“爷们儿”自古就有,但是,从1840年以来,无论是军事较量,还是产业竞争,这两个概念并不能使中国免于任何一次溃败。毛泽东时代,曾经实现了几亿中国人的伟大整合与凝聚,如果仅仅是靠这样的精神资源,那么和腐朽的晚清、民国时代相比,又能有什么区别?
其实,只要稍稍打开历史的视野,就能理解:在铁人时代,如果“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发生前所未有的根本改变,不论是不是“爷们儿”,哪怕是“纯爷们儿”,如果作为普通劳动者,没有切身感受到来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真诚信任、尊重和关怀,从而结成生死不渝的“恩义”关系,那么“人民”怎么可能给那个向来统驭、剥夺和役使他们的“国家”,以这样的回报?
1959年9月,王进喜来北京参加“群英会”,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参观北京“十大建筑”,路过沙滩时,看到行驶的公汽上背着笨重的“煤气包”,心如刀割,这个西北“爷们儿”,蹲在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街头哭了起来。其实,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应该理解,那时,党和国家对人民进行动员所凭借的精神资源究竟是什么。
简单地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精神升沉起伏,有着清晰的轨迹。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里,它依然潜隐蛰伏,只是从甲午战败开始,中国精神才急剧上扬。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抵达一个高峰。之后,继续上行,从五四到北伐,从抗战到建国,直到大跃进和1960年代,由高潮而至鼎盛。在铁人时代,这种精神的现实化身,就是人们朗朗上口的“毛主席、共产党”,它在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就是“毛泽东思想”。
1960年4月10日,石油部做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这是松辽石油会战中的第一个决定,发表在4月13日会战指挥部机关报《战报》的创刊号上。
会战领导小组把学习“两论”当成一件大事来抓。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书,就到安达县新华书店去买。县书店的书卖光了,就派人到哈尔滨、北京去买。石油部从北京买了几万册《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单行本,派专人坐飞机送到哈尔滨,再运到萨尔图,发到职工手中,基本上做到了人手一册。干部读,技术人员读,工人也读。人人学,人人议,人人用。职工把“两论”带在身上,放在枕边,有时间就读一段。技术人员下现场、到工地,都随身带着小书包,里边总是装有“两论”。(“大庆是靠‘两论’起家的”,《中国石油报》网络版2007-05-29)
靠“两论”起家,经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成为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一句话。今天看,毛泽东的这两篇哲学代表作,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著作,即使在当年,理解上也会参差不齐。但是,不管是作为理论方法的指南,还是作为精神动员的依据,“两论”在石油会战中对大庆员工所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所以,王进喜从玉门油田赶赴松辽平原,随身只带了一套《毛选》,这是他在北京参加群英会时得到的。铁人学文化,读《毛选》,梦想的是“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这种近于宗教般虔诚的情怀和举动,曾经代表了亿万中国人的真实思想和行为,只是对于我们今天,才显得陌生,而且隔膜。
追溯历史的因果,这当然是缘于中国精神在“文革”时期的严重泡沫化,“文革”结束之后,泡沫破碎,迅速跌落,到90年代以来陷入谷底。所以,我们看到大面积的信仰危机、精神迷茫和政治腐败。因此,同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铁人》,也就无法将上述关键的历史细节和价值整合进来,因而选择了彻底的删除。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铁人时代是一个以意识形态动员为特征的历史时期。电影《铁人》却刻意采用了“去意识形态化”的策略(这在当今的“影视圈”是流行病,比如《亮剑》、《集结号》之类)。从而使铁人的思想和行动失去了具体内涵,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吴刚扮演的铁人,在影片中多少显得叫嚣、躁狂、矫情,而令人感到缺憾。本文前面论述了铁人精神的“背离”和“曲折”,所谓迂回的“之”字形。也许,电影《铁人》的这种欠缺,也同样属于铁人精神的“背离”和“曲折”,所谓迂回的“之”字形吧。
2009-7-6改定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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