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斥《建党伟业》成歪孽兼驳彭明道诬篾毛主席的婚外情
目 录
第一篇 赵本山顶级房车笼罩下的建党伟业遐想……2
第二篇 痛斥《建党伟业》成歪孽……………………2
第三篇 驳彭明道栽污毛泽东的婚外恋情——子虚乌有的《建党伟业》“毛杨陶”三角恋
一、彭所收集的资料无一可以证明毛陶之间有恋情…………………5
二、《贺新郎》词的标题“别友”不是什么怪事……………………6
三、 改后的词非常切合晚年毛泽东的个人情感……………………6
四、1923年12月底毛主席为什么不可以在长沙……………………8
五、“长亭送别”为何不可以是杨开慧………………………………10
六、凭什么断言杨开慧没见过《贺新郎》……………………………11
七、彭明道无法理清的糊涂账…………………………………………13
八、陶斯咏、丁玲有可能当第三者吗 ………………………………14
九、毛泽东有可能将赠给“第三者”的情诗留存于世吗……………15
十、也说几句题外的话 ………………………………………………16
第四篇 驳彭明道《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 》
一、寻常不过的一段所谓“公案”……………………………………16
二、毛泽东怎样答复李淑一是好呢……………………………………17
三、“开慧所述那首”与“我赠开慧(那首)”有何严格区别………18
四、革命伴侣的暂别就不会有离愁别绪吗……………………………19
五、《虞美人》词的格调能说明它不是诞生于1921年吗……………19
六、毛泽东有可能将《虞美人》写作时间记错十一年吗……………20
七、遣词著字的“稚嫩”可以推断《虞美人》的写作时间吗………20
八、“离人”是特指离去的那一个伴侣和情人吗…………………… 21
九、如何看待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22
十、毛泽东认可了这次婚姻吗…………………………………………23
十一、《虞美人》不是毛泽东写给罗氏的…………………………… 24
十二,此词应是毛泽东于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26
十三、为什么毛会说“开慧所述那首不好”…………………………27
附文
一、彭明道口述记录(后录毛主席的《贺新郎·别友》)………… 28
二、《手机》简介……………………………………………………… 28
三、关于组织观看电影《建国大业》的通知………………………… 30
四、关于组织观看电影《建国大业》的通知………………………… 30
五、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彭明道)…………… 32
六、毛泽东的“枕上”“离人”是谁——《虞美人·枕上》探幽(彭明道)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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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马上就要到了,所谓的向党九十周年献礼片、韩三平所谓的历史剧《建党伟业》在喧嚷了一年多时间后昨日已在北京首映了。该片早有流言预期经济效益为票房8个亿。导演韩三平吸取了冯小刚“打票房牌”遭唾骂的教训,打起观众“人次牌”了。他预期的观众将高达3000万人次。按每票35元计算。实则是预期“票房”在10个亿以上。在他们的“票房”预期同时,我们也可以预期:在众多中外明星的眉开眼笑之中,这10个亿将成为化先烈鲜血为金钱的又一个生动事例,将成为真共产党人流血假共产党人受惠的又一个具体写照!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奋斗今天成了制片商和明星大腕取之不尽的滚滚财源,不亦悲乎!
可悲可叹之处还不仅于此。这些人不但拿着革命先烈的生命和鲜血卖钱,而且还肆意拿他们的人格作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格就是被他们卖得最贱的一个。他们竟然在《建党伟业》这种十分庄重的题材中不顾数以亿计的拥毛人士和毛主席后代的强烈反对,无中生有的捏造了一段毛主席与陶斯咏(陶毅)的婚外恋情。此消息于去年传出,本人曾就此连续发过四帖予以驳斥。现将四帖集结重发,供网友流览辩识,以戳穿反毛们的阴谋。
第一篇 赵本山顶级房车笼罩下的建党伟业遐想
赵本山坐着他的顶级房车来到《建党伟业》片场了。
历史在人们的不经意间又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它把主张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伟业与大富豪赵本山私家顶级房车巧妙地组合到了一起,似乎要告诉数以千万计的的无房百姓一个这样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伟业,就是本山大叔们的发家伟业!
我不以为然,很想击倒它,但是,毫无办法。
于是,我设想着时间倒流,它穿过了时空隧道,《建党伟业》的片场变成建党伟业的现场了。
我听到了:当年那些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共产主义战士,面对着本山大叔的顶级豪车,一个一个的在摇头叹息:这就是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吗?这就是我们的建党伟业呀!
我看到了:嘉兴南湖红船上的一大代表,面对着赵本山的顶级房车,义愤填膺的举起了拳头表决:算了吧。这会不用开了。
我好像探测到了陈独秀不出席一大的原因,原来他有先见之明呀!
我好像听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数千万忠魂的怒吼:我们的血白流了!
我好像……
最后,我听到了赵本山理直气壮的回应:哥们。咋啦?不是说“人人为我” 嘛!哈哈哈……
第二篇 痛斥《建党伟业》成歪孽
被冯小刚誉为在文革要犯死罪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得意之作《唐山大地震》还没下戏,《建党伟业》又开始袍笏登场。此片目前虽处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待产状态,但是,从它那未出门前三五步即以在画堂露出的额头上看来,恐怕又是一部挂羊头卖狗肉的片子了。
不管它以后到底卖什么?目前可以肯定一点:《伟业》确实已成歪孽。请看:
歪孽一 借汤唯恶搞,蓄意贬损毛主席。
他们不但凭空捏造了一段毛主席与陶斯咏的婚外恋情。而且,好像中国的女演员都死绝了似的,非要让一个曾被禁演的脱衣女星汤唯来饰演毛主席的恋人。这一点网上各大论坛都有文章评论,可以说是骂声一片。在此不作多述。
歪孽二 用虚拟的“谢汤”恋戏说虚无的“毛陶”恋
毛主席与陶毅的所谓恋情,他本人生前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至今也没听说有谁曾经听到毛主席提起过他的这一段恋情。
陶毅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于国史党史均无足轻重。有关其史料,用彭明道(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的话来说是“少得可怜”。彭在湖南省档案馆、长沙和湘潭的党史办、史志办和周南学校的档案室都查遍了,没有查到什么资料。有关陶斯咏与毛主席的恋情“史证”更是子虚乌有,强凑起来的“史证”也就下面几点:
1、 1919年11月16日 ,一张新民学会的部份会员(四十来人)在长沙周南女校的合影,毛、陶均在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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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易礼容(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大公报上登广告,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主要是卖一些进步书籍)。陶斯咏加入了书社,并出了10块光洋。毛泽东也出了10块光洋。出十块光洋的有3人。
3、1921年,毛泽东在上海开会返回长沙途中,特意绕道(上海经南京到长沙当时应不为绕道)看望了在南京进修的陶斯咏。
4、在1918和1919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曾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有五件,内容只是片断,并不能认定是情书。
5、一直为读者认定是毛主席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词,经彭明道论证成“可能是”写给陶斯咏的了。而唯一一个当时与毛、陶共过事的易礼容也只是对彭明道的“可能是”答复了一个“可能是”!我的推测,易的这个“可能是” 很可能是一种礼貌性的语言,以免造成乘兴而来采访他的彭明道的尴尬。反正易礼容没有认定这首词是毛主席写给陶斯咏的。他也没有谈及过毛、陶的恋爱故事(附件一,28页)。
以上的前4条,没有一条可以说明毛与、陶是恋人关系。综合到一块也看不出二人之间有一丝丝恋人的味道。而第五条的可靠性更不靠谱,难道我们有理由可以把这个“可能是”当作“是”,并以此“证实”陶是毛的初恋情人吗?证实他们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
可是,现在的一些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就凭着这样一些“证据”,非要认定陶斯咏是毛泽东的初恋情人。荒唐之极。
再说,就凭这几点少得可怜的“史证”要演绎出一个毛、陶的感人恋爱故事来,无论多巧的媳妇也没办法做此无米之炊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充份发挥想象力,虚构和编造。试想,这些虚构出来的情节有可能是毛、陶的恋情吗?傻瓜也不会相信的。它只能是导演与演员(韩三平与汤唯)之间的“虚拟恋情”!所以,我觉得称之为虚拟的“谢、汤恋”更为确切。《建党伟业》就是用这种虚拟的“谢、汤恋”在戏说一个虚无的“毛、陶恋”。
歪孽三 用“毛、杨、陶”的三角恋挑战“建党大业”的庄重性
顾名思义,《建党大业》应是一部十分庄严而重大的历史“纪录片”。这就要求创必须用“史说”的手法客观真实地记述这段历史。戏说是对历史的亵渎,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嘲弄和侮辱。
片中的毛、陶恋,实际引出来的是“毛、杨、陶”的三角恋。毛主席与杨开慧于1921年结婚,认识杨开慧则是好几年前的事。1918年毛在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时,即与杨相交相恋,两人的感情十分深厚。而在1923年底,毛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却背着生下二儿子毛岸青才一个多月的妻子,作《贺新郎》词向第三者示爱抛情丝,是很不合情理的。为什么有些人要对毛主席的所谓“初恋情人”津津乐道,为什么有些人非要论成《贺新郎》是毛为陶斯咏所作?无非就是要刻画出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无情无义和在爱情上的不忠罢了。
如果这种“三角恋”是出现在《毛泽东传》之类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作是针对毛个人的贬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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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它却出现在《建党伟业》这种记述共产党初期历史的史诗性电影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就不仅仅是丑化毛泽东个人的事了。可以说,这是对共产党建党伟业的庄重性的公开挑战!潜台词则是“共产党人也不过如此”。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在《建党伟业》中插上这个与“建党”与“伟业”风马牛不相及的毛泽东的个人情感故事了。即使片中非要推出陶斯咏这个人物,她也应该是以一位进步女青年的形象出现在影片中,将其描写成一个插足别人家庭的第三者,这也是对陶斯咏本人的一种人格上的侮辱!就现存史料而言,谁也没有理由认定她是一个第三者。
还要提及的是,“三角恋”在《建党伟业》中的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不可否认。这就是吸引眼球。如今很多文艺作品,无法依赖自身的艺术功底求得生存,往往把男女之间的“奇恋”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譬如使冯小刚得以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的得意之作《手机》,整个儿说的就是一个“奇恋”故事——“四角恋”!(附件二,29页)
歪孽四 用“向党献礼”之名行“向党索红包”之实
《建党伟业》美其名是向党的九十周年生日献礼的。
我们还记得去年《建国大业》向国庆六十周年献的那份大礼,结果是索要了一个整整五亿元的大“红包”!每位为《建国大业》作出贡献的功臣自然也都少不了一份馈赠,包括众多不远外里而来的为我们中国的《建国大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朋友在内!
与创下五亿多空前票房纪录配套而来的是票价创新高,沪上多家影院卖出的票价高达100元。而为票房作贡献的真正买家则是各地的政府。由政府部门行文要求行政企事单位组织观看电影恐怕也是我国的一个特色。清远市四个部门发文要求“组织集体观看,落实观影人数,确保普及率达到80%以上”(附件三,30页)。
瑞安市则是六个部门联合发文,要求“把组织观看《建国大业》作为继往开来、构建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一项重要宣传工作和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题材,认真做好组织观看工作。”(附件四,30页)类似的文件不胜枚举。
七月份上演的《唐山大地震》同样如此,假借着纪念唐山大地震的幌子,狠狠地赚了政府一把,本人曾有《五亿票房有诀窍,除了国资是绑票》的帖子予以揭露。票价则又创新高,深圳市最高达到230元一票。
很难说,《建党伟业》就没有打这种赚政府库银的歪孽主意。不信,我们就等明年瞧!
附 五亿票房有诀窍,除了国资是绑票
http://forum.book.sina.com.cn/viewthread.php?tid=3590230&extra=page%3D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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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驳彭明道栽污毛泽东的婚外恋情——子虚乌有的《建党伟业》“毛杨陶”三角恋
自打《建党伟业》以汤唯饰演毛泽东情人的新闻传出后,毛泽东与陶斯咏的婚外恋情越传越神。可以肯定,从现在就开始抄作的“毛杨陶”三角恋故事,在明年的某一天必定会成为此片的一个“感动点”和票房的卖点。作为制片商来说,有此足矣,何问其他!
而我们,作为《建党伟业》的一名观众,却不得不问一声: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伟业,确曾有过“毛杨陶”三角恋的“伟业”吗?
回答是子虚乌有!子虚乌有而成了“伟业”,究其根源,应该归“功”于彭明道“集十数年努力”打造出的一篇大作——《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附文5,32页)。下面让我们来对彭的此文逐条驳之:
一、 彭所收集的资料无一可以证明毛陶之间有恋情
为了证实毛陶的恋情,彭明道做了不少的工作,湖南省档案馆、长沙和湘潭的党史办、史志办以及周南学校的档案室都被他查遍了。被他找到的史料有:
1、 1919年11月16日 ,一张新民学会的部份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的合影。
这张照片虽然毛、陶也在其内,但这是一张40来人的集体照,相信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傻瓜蛋,将一张集体照拿来作为毛陶二人恋情的证据吧!
2、易礼容(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大公报上登广告,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主要是卖一些进步书籍)。陶斯咏加入了书社,并出了10块光洋。毛泽东也出了10块光洋。出10块光洋的有3人。
如果有人以都出了10块光洋作为他们恋情的证据,不用我说,谁都会认为此人肯定是个傻瓜蛋。
3、在1918和1919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曾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有五件,内容只是片断。
这些信件的片断,彭明道没有认定是情书,却用了个“只是片断”打下埋伏作暗示,给了听众一个自由猜测的空间。不过,如果真是情书,那就应该字字句句都是含着情的,岂有五个片断而不能作出判断之理?如果是彭明道自己才疏无能作出判断,何不将这些片断公之于众,延请高人研究?那就一定会有个结果的。数千年之前的甲骨文碎片如今尚有高人能将它们整理成文书。何况毛的书信片断都是用的现代汉字呢!
4、彭说,1921年,毛泽东在上海开会返回长沙途中,特意绕道看望了在南京进修的陶斯咏。
据彭在此文中所说的“当时的邮程或信使的行程(因浙赣线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长沙必须从武汉转水路”看来,毛从上海返长沙经南京并不是绕道,只是顺道在途中下了一次船罢了。顺道看望一位曾经是同志的朋友这不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嘛。怎么就和恋情扯到一块了?说不定他是想前去做陶的争取工作呢。(此时陶的思想是否与共产主义完全背离,未找到有关资料。如仍属同志,顺道探视更是情理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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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贺新郎》词的标题“别友”不是什么怪事
找不到“毛陶”恋情证据的彭明道,就把全部心思集中在毛主席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词的“考证”上,下决心非要从其中论证出一个“毛陶”恋来。他的主攻目标第一个就是这首词的标题“别友”。此词在毛去世后曾由人民日报发表过两次。第一次无题。第二次标题为“别友”,原因是在新找到的一份毛主席亲自校订过的手稿上有此记载。彭明道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兴奋,大呼小叫:
“这里有一桩天大的怪事:经过毛本人亲自“校正定稿”的原稿上,明明写的是“别友”。而《文献》版的注释却说“这首词是写给夫人杨开慧的”。以毛氏的文字功力与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妻”与“友”混淆不辨!这就出现了麻烦:这首词,到底是赠给谁的?”
哪来的什么怪事!哪来的什么麻烦!
究其实,“妻”这个名词只是婚姻关系中与“夫”相对的一个概念,与感情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的夫妻,终其一生,只有婚姻而无情爱,所以,在我们的汉语中,出现了一个成语,叫做同床异梦。这是对没有情爱的夫妻的最生动描写。
尤其是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妻”是“夫为妻纲”的夫权下的一种附属物。对于广大妇女而言,就是屈辱的代名词。
友则不同,它建立在志趣相投的友情友爱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力量的干预和约制。没有友情友爱,也就没有友的存在。
毛主席的《贺新郎》词,原稿应是送给杨开慧了,当时的标题是什么,无据可考。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在晚年整理此词稿时,对标题是进行了再三斟酌的。所以才有了两个校订的手稿前稿无标题而后稿用“别友”作标题。
用“友”不用“妻”,正是从“妻与友”的内涵着想,所表示的正是他与杨开慧不同寻常的挚爱。
何况,毛主席的婚姻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先后有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三任妻子。而“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样的知心女友却只有杨开慧一个。所以,词题不用“妻”而用友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了毛主席思考问题的精明之处。如用“别妻”为题,不但显得俗气,也不能反映出他与杨开慧相交以心的挚爱,同时还产生了无专指之嫌。
三、 改后的词非常切合晚年毛泽东的个人情感
据彭明道称,该词最初稿为: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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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经过了多次修改,最后一次修改的时间引起了彭明道的极大兴趣和诧异,这个“竟是在全面内战,乱得不可收拾的一九七三年”,使得他又引出了关于文革时期的诸于“国民经济全面崩溃”之类的一长串文字。可见这位 彭明道 先生的胡扯功夫非同凡响,也可以说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吧。于是乎,毛主席几十年前的这首小词由他作中介就与文革攀上“亲戚”了。用他的话说,是“充满了‘革命豪情’的句子……带着典型的‘文革’印记。”
究竟什么句子充满了革命豪情打上了文革印记呢?这就是修改后的“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原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原来,彭明道理解的“要似昆仓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两句,竟然是“摧毁旧世界,解放全人类”的意思,所以,就被他认定是带着“一个大政治家的口气”发出的 “革命壮志冲云天”的豪言壮语,是一种“狂热的‘世界革命’思想”。
观此一语,我们不得不对这位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刮目相看了。原来此君是一位古诗词的门外汉!当然,本人也只是一个门外汉而已。不过,我这个门外汉听他这个门外汉在门外的这一通嘶叫以后,忽然悟出了这个隐藏门内的“秘密”来了。
顺便说一声,像这种两个人之间的赠答诗词,很多词语涉及的是两人之间的私事和私情。如不加注释,局外人有时确实是很难看得懂的。那么,毛主席这两句词中的“秘密”又是什么?说起来,其实无“密“可言,意思明白得很,与彭明道所说的原词比修改词“读下来,就顺畅多了。不论是讲人情,感情,还是爱情,都少了许多矫柔做作,多了几许真情”的结论恰巧相反。
原词中的“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前一句直译为“我要以四海为家”,后一句直译为“更不会学小儿女态作昵昵情语”。这不就是当年的毛泽东表达出来的“不恋儿女私情而以四海为家”的革命豪情和远大志向吗!为什么要这样做?下面作了注释:“山欲堕,云横翥”——当时的国家形势是江山摇摇欲坠,个人想作双飞的乌儿不可能,天上有满天的乌云横阻着。
修改后的“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我们先来看一首古代情歌:
枕前发尽千般愿。
要休且待青山烂,
水面上秤砣浮。
直待黄河彻底枯。
休即未能休,
且待三更见日头。
诗中用“青山烂、秤砣浮、黄河枯、三更日”这些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事作为誓言歌颂爱情的长久永恒。“昆仑崩绝壁”就是“青山烂”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台风扫寰宇”中的“扫”是扫荡扫平消灭的意思,如“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此意。这里的“台风扫寰宇”可以理解成毁灭寰宇,同样是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事。表达的也是一种誓死不渝的忠诚情感。彭明道却将“扫寰宇”理解为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的狂热来了,不可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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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修改,这和他晚年的心境有关。人到晚年都会怀旧。浮现在毛主席记忆中的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杨开慧使他感到,虽然彼此有海枯石烂之约,但自己在情感上欠她的实在太多。于是,修改后的词便打上了他当时的情感“烙印”,诗人在向冥冥中的杨开慧细细诉说:“重比翼,和云翥”——来世再做一对在云彩中比翼双飞的鸟儿吧。当然,这个“重”也可以理解为重视、重要的、最要紧的。在“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的誓言以后,进一步表示,要做一对在云彩中的比翼双飞鸟!
我不敢肯定自己对这首词的意境理解完全正确。但是,对一首情诗的分析,必须从情感入手,这是不容置疑的。别有用心的非要拉扯上政治,其结果必然会弄得面目全非,牛头不对马嘴。
彭明道认为:修改后的“‘人有病,天知否(原为重感慨,泪如雨)?’接不上‘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种两情缱绻的思绪。” “好像是屈大夫当年自沉于汨罗江前痛心疾首的‘天问’,或是革命导师面对一大群热血青年的激情宣传。对着老婆或情人无端发出这样的嚎叫,真是离谱得很呢!”
评词品诗的学者用“嚎叫”之类的恶语攻击,又一次暴露了彭心中的阴暗。我们能指望有着这种阴暗心理的他会品出什么诗味来吗!
他的此语又是简单的“以字论诗”闹出的笑话。“天知否”即俗语“天晓得”,表意为没有人晓得。此句可以理解为“我的疾苦别人会知道吗?”隐含的意思则是“我的疾苦只有你时刻在关心着!”这不正是“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注脚!1973年的毛泽东已至晚年,身体状况不佳,而且在外面还必须强装着没事尽量不让外人知道(即天知否)。在这样的心境中,倍加怀念杨开慧这位人生知己,从而发出这样的感叹,正是情理中事。怎么会是“离谱得很呢”!
彭明道在歪解了这首词以后,又发了一通高论:“在这样乱糟糟的日子(指文革)里,毛泽东真是心劳力绌,焦虑无穷。他有没有心情去修改他五十年前的一首风月骚词,是实在令人怀疑的。这里存不存在另一种可能?是毛的某一位诗友,或为受毛之托,或为自作多情,将词中颇有点凄凉(重感慨,泪如雨)和有点灰暗(我自欲为江海客)等句子,改成“豪情壮志冲云天”的样子。毛对此也未置可否,只是交“保健护士”抄正了事。”
我们不知道彭明道是不是一个曾经请人滥写过情书的角色?如果是,那就无话可说了。因为,他在将自己比别人,好像别人也和他一样,把情书当作了玩弄女人感情的把戏,可以随意的花言巧语,也可以由别人代为花言巧语。
但是,我们深信,毛主席绝对不是一个这样的人。这首词是真情大爱驱动下吟出的一首绝唱,没有真的情爱绝对写不出这样的好词。也是由于真情大爱的驱动,才使他在五十年后想起为这首词再次润色。试想,他有可能会容许词中掺杂进他人的情感吗?如果有这个可能,就不会有这首词的再次修改!既然把它看得如此轻淡,那就早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去了。
四、1923年12月底毛主席为什么不可以在长沙
彭明道说:“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只要没有掩盖事实真像的意图),在1923年12月底,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二人,都不在长沙。这个时候,他和她没有“见面”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分别”。由此可以断言,杨开慧送丈夫远行,毛泽东赋词相赠的美丽神话,原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欺人之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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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底毛不可能在长沙,这是彭明道找出的又一个毛泽东婚外恋证据。
《毛泽东年谱》记载的1923年毛的行踪:
4月:离长沙去上海,到中央工作。
……
9月16日 ,回到长沙……
11月24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
12月底: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作《贺新郎》词赠杨开慧。(词略)
《年谱》未明确交代毛泽东是否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彭则肯定毛参加了这次会议。理由之一是毛当时已是党内的第二号领导;理由之二是他推定这次大会应该由毛起草报告并向大会作报告。
他认为:“毛不参加“三届一中全会”,殊难令人置信。反之,则他11月已在上海。接下来又是党中央准备遴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会议,则毛泽东是不可能于12月还在长沙了。”
不过,我们从毛4月到中央工作9月又匆匆返回长沙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长沙的工作很需要他。所以,他没有参加“三届一中全会”是完全有可能的。陈独秀不是连“一大”也没有参加嘛。至于在大会上作报告,陈独秀应该是不二的人选。既然陈独秀出席了大会,作报告的事恐怕还轮不上毛泽东的。如果报告一定要由毛起草,他不是也可以事先在长沙写好派人送达中央吗!
即使毛泽东参加了“三届一中全会”,12月底他也可以在长沙。因为这个会议已于11月25日结束,接下来的“遴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会议”要开多久?“三大”也不过开了8天,三届一中全会才开了两天。莫非这个“重要会议”要开一个多月不成?再说,十二月底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是后来决定的。难道开完这次“重要会议”的毛泽东应该在上海坐等一个多月准备参加下次那个未来的会议而不应该火速赶回长沙开展工作!
所以,无论毛泽东是否参加了三届一中全会,12月他都可以在长沙也应该在长沙,因为长沙的工作很需要他。
为了证明毛泽东12月底不可能在长沙,彭明道还提出了两条佐证:
一是“《年谱》提到11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致信夏曦却没有提供信的原件。”
彭认为这是 《年谱》编者在这里使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显示毛当时在长沙。好像这位编者事先已经知道后来会有一位大“学者”要找《贺新郎》的麻烦似的,所以预先作好了防范。如果没有这个先见之明,他使这个障眼法究竟是准备防什么、防谁呢!
二是“中共中央关于‘通知各省党组织选派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十三号通告’,是1923年12月25日发出的。当时的中共湘区委员会,还没有配置秘密电台的记载,用明码发送也不大可能。以当时的邮程或信使的行程(其时浙赣线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长沙必须从武汉转水路),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五天之内(即 12月30日 以前),接到这个“通告”,并立即动身赴沪的。”据此,彭认为毛12月底不可能在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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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告诉彭明道的是:为什么就不可以用明码发送?难道这个以国共合作为主题的“十三号通告”还怕国民党窃密不成!
而且,据你所说,当时的毛泽东是党内二把手,职务是“中央局秘书”,负责处理“党内外文书……,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文件概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既然如此,难道这个“十三号通告”就没有可能是由毛泽东本人经办并由他从长沙发出去的吗!
还有,杨开慧在娘家生岸英以及《年谱》没有记载毛泽东对岸英出生的表示,也成了他妄断毛泽东当时不在长沙的佐证。他认为毛在长沙杨开慧就不会去娘家生孩子。也一定会对二儿子岸英的出生有所表示。
生孩子的问题,据湘潭的迷信风俗,女儿在娘家生孩子是不吉利的事。我的二表弟就是姑妈一次回家小住突然发作在我家生的。故听母亲谈及过这种风俗。出嫁的女儿也不能死在娘家,马上要死了也会仓促抬到外面去咽气。
由此风俗,我揣测杨开慧很可能也是回娘家小住突然发作生下岸英的。过去不像现在,孕妇老早就会到医院检查,确定预产期。而且婴儿早产也是常有的事。
至于岸英出生《年谱》没有记载毛泽东有所表示,一是可能有所表示而没有留下记录;二是客观上讲,岸英已是老二了。农村风俗,庆贺最隆重的是长子的出生。其后就渐趋平淡,愈靠后的庆贺愈平淡。所以,在长沙忙于工作的毛泽东没有表示也不足为怪。
另外,彭明道还把美国人R.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传》里说的“毛通过信件,得知他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人世……取名‘岸青’”也搬出来作为证实毛泽东当时不在长沙的证据。这就显得很无聊了,也可以说是自己在作贱自己嘲弄自己。你的一个研究专题无法自圆其说,却借助于一个没有对此问题作过专门研究的人。何况此君还是一个与毛泽东非亲非故的外国人!
作为一个学者,你为何就不考证一下这个美国人的“证据”又是以什么作的证据!
五、“长亭送别”为何不可以是杨开慧
彭明道认为:“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这是一幅古典的“长亭送别图”。但是,他又断言,这个在长亭送别的女主角肯定不是杨开慧。因为,他想像的“长亭送别图”中的“男女主角,应是一对年青的恋人,或情人,要不便是一对新婚夫妇。”
可是,毛杨两人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彭明道的两点理由:其一是毛杨结婚四年,感情已经陈旧。其二是两人已有过多次离别,对此已经适应。所以,即使杨为毛送别,也不会产生出“长亭送别图”式的激情。
我们先看这个结婚4年是怎么来的吧。彭说:“从1920年1月17日, 杨昌济先生在北京病逝,毛杨相爱同居算起,到这个‘一九二三年底’毛氏写此词时止……”原来彭计算的毛、杨四年婚龄,包括了婚前的一段“同居”在内。这个同居说起来就有点麻烦了。《年谱》载有毛给夏曦写信一事没附原件,你彭明道就不认账。现在你说毛、杨于1920年1月17日开始同居,为何不把“原件”也附上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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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原件”你凭什么污人清白,给他们安上一个同居的罪名,把杨开慧污为这样的烂货色,父亲刚好闭眼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似的狂奔乱跑!你这张嘴还有个遮拦吗?居然说得如此的活灵活现的,时间精确到了1月17日!你这是在论词还是在泼粪?!
实际上,他俩结婚刚满三年,虽然生了两个小孩,那是因为杨开慧生小孩的间隔时间短,岸青比岸英才小一岁零一个月。而且,此时的杨开慧才二十二岁。二十二岁不正是女子多梦的青春年华嘛!莫非二十二岁的杨开慧已是老妇人不成。
至于“适应”了离别就不会有离别的伤情,应该是缺少情感的人发出的谬论。记得小时到三十多里外的初中学校上学时,每次与父母的离别时间最多也就一个学期四个多月,实际上大都只有两个来月的时间,因为上学期要放一次插秧假,平时只要有两天假就一定会赶回家。可是,每次离家时,父母亲(不是父亲就是母亲)总会将我送过隔家200来米的一座独木桥,一边走,一边千叮咛万叮咛的嘱咐着。每次我都看见母亲的眼里挂着泪。每次走到很远的拐弯处,我都会回过头来看一眼,每次我都看到父亲(母亲)还在紧紧地盯着我。
这就是大爱在父母心中引发出的离情,从来没有因为“适应”而淡化过。
彭还认为:“‘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的,也不会是杨开慧”,因为他把这个“苦情”理解为前番的误会之苦。在他看来:一次已经消除了的误会的“苦情”,诉过一次不就得了。怎么还诉第二遍呢?何况这个“重诉”还可以是诉多遍呀。
然而,彭明道却不知道还有一个“苦”,叫做相思苦。难道说,离人相对,这相思之苦,上次诉过了,这次就不应该再诉了吗!
至于那个误会之“苦”,随着误会的烟消云散,早已转化成了“甜”,哪里还有什么苦可以诉的!
彭还认为:“‘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也不像(毛泽东)对开慧说的话。”理由是:“友谊和爱情,但凡有个圆满结局的,便不该发出这般感慨。这话儿,很明显地带着一丝遗憾。是那种对旧日情爱的结局差强人意的遗憾。所以才有‘重感慨,泪如雨’的下文。如果是面对妻子,那‘遗憾’就没来由得很。”
我认为,彭在这里又犯了个断章取义的错误。他把前面那句“知误会前番书语”给弄丢了。将它检回来以后,完整的“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意思是:前番书语上的误会像过眼云雾一样烟消云散了。使我们真的成了心心相印的爱侣。
“重感慨,泪如雨”则是面对着“知己”感动兴奋而流出的幸福泪花!何来什么遗憾呢?
六、凭什么断言杨开慧没见过《贺新郎》
彭明道说:这首词“ 非但不是赠她(杨开慧),而且可以断定,杨开慧到死也没有见过这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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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的这种绝对肯定的证据是什么呢?又是一个笑话。请听杨明道说的:“开慧生前惟一 一次提到毛泽东赠她的诗,便是向李淑一说过的那首《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言下之意是:杨开慧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毛泽东赠她的这首《贺新郎》,所以就可以断定毛泽东没有向她赠送过《贺新郎》!
荒唐之极。可笑之极。
我们不知道杨明道也给妻子写过信写过诗没有?如果也写过,那么,要是你妻子没有向人提起过,是不是就证明你没有写过呢?这个问题,想来不应该要别人教你怎么回答吧。
请问:你妻子有义务把你给他写的诗和信都向别人(好友)公开吗!你妻子有可能会把你给她写的诗和信都向别人(好友)公开吗!
同理,杨开慧也没有这种义务,也不存在这种可能。她没有向人提起过毛泽东写给她的这首《贺新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怎么可以用来作为毛泽东没有写给她的证据呢?
不错。杨开慧是向好友李淑一提起过毛泽东给她的那首《虞美人》。那么,她为什么只向李淑一提起《虞美人》而没有提起《贺新郎》呢?一是因为1920年杨与李是长沙福湘女中的同学和同室好友,具备相互交流的客观条件。而到了1923年,两人已经各奔东西,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互相交谈不再有当年在校时的方便条件。
第二个原因是关键的:这两首诗的内容起了决定的作用。
《贺新郎》的内容前面已概要说过了,它表达的是两个人在一场误会过后感情甚深时面对着离别流露出的伤感。夫妻之间的矛盾,无论男方女方,不是到了决裂的程度一般都不会轻易告人的,尤其是女子。所以,杨开慧没有将此词向任何人提及完全可以理解。
而《虞美人》就不同了。其内容和格调与《诗经·关睢》非常相似。我们先看《关睢》: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这是一首男子向淑女求爱的情诗。“求之不得”四句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情形描写这位年青男子对于心中淑女的刻骨相思之情。我们再看毛泽东的《虞美人·赠杨开慧》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很明显,此词的上阙是借用了《关睢》中“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寓意。下阙则用天地仿佛不再存在的一幅词人面对残月和心中的“离人影”泪流满面的画面进一步刻划了词人对离人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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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杨开慧从词中发觉自己在毛泽东心中占据着如此重要地位的时候,她的心里有多么高兴和幸福。这是她向同窗好友李淑一出示此诗的根本原因。
彭明道有文论及《虞美人》写于1921年是毛记错了时间。他认为正确的时间是1910年。是毛思念死去的罗氏而作,后来在与杨交往时又转给了杨以显示自己对杨的坦诚。此论应是无稽之谈。毛泽东再坦诚也不至于把如此刻骨思念别人的一首词送给自己心爱的人吧。难道他就不会考虑杨开慧的感受!
再说,即使杨开慧胸怀若谷,她也不会拿着毛泽东思念别人的一首词到好朋友面前去“报喜”的吧。如果当时杨开慧告诉了李淑一这是毛为罗氏写的词,知道了“真相”的李淑一就不可能在几十年后写信向毛泽东索要这首词了,因为这个罗氏与她没有一丝一缕的关系。
此词写于毛与杨结婚之前的1920年,则应该是可信的。有可能确实是毛记错了一年,而记错十来年是不可能的事。
七、彭明道无法理清的糊涂账
彭明道在“毛泽东眼前的倩影是谁”一节里说了半天,说来说去一句话,就是断定杨开慧不是这个倩影。然而,究竟谁是这个倩影,他又说不出来了。
倩影没办法找出来,换个“毛泽东当年将此词赠予何人?”的题目,他又来了一通自问自答。实际还是这个扯不清的“倩影”是谁的问题。
他在这一节里说:“时过境迁,星移斗转。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当事人都已作古。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于上青天’。”
这就像一道别人已经做出答案的数学题,明知拿不出否定的理由(难于上青天)却非要否定它一样,岂不是庸人自扰,把个好端端的东西搅成了一笔糊涂账,自己作孽寻烦恼。
糊涂你就认个糊涂也罢了。可是,面对着这个“糊涂”他却露出了发现新大陆的喜悦。请听他说的:“然而,笔者经过十数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虚一实两个答案,可作为研究毛泽东诗词和生平的重要参考。”
毛泽东的一首情诗居然送给了一实一虚两个情人了。这就是彭明道“集十数年之力”得出的成果!还好意思让人拿去作“重要参考”,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虚和实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虚是指空的假的,实是指真的客观存在的。毛泽东的这首情诗只能有一个“实”的倩影,怎么可能还有一个“虚影”与“实影”并存呢!
彭明道所谓的“虚影”是谁?“实影”又是谁?
他所谓虚的是前面提到的陶斯咏,因为他没有找到毛与陶有私情的任何真凭实据,却又非要认定陶也是一个“倩影”,所以只能算是“虚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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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实的这一位叫丁玲。之所以称为“实”,是他掌握了毛泽东于1937年曾将《贺新郎》一词抄送给了丁玲的这个真凭实据。而且据他说,早在二十年代毛与丁的关系就相当好。1937年丁来延安后,两人的关系更是不同寻常。照他这样说来,丁玲应该就是毛泽东真实的情人了。
不过,我以为,他的这个“虚实观”又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此词明确无误的已知是写于1923年,如果毛泽东不是写给杨开慧的话,那就肯定是写给陶斯咏的,肯定是向陶斯咏传情的了。所以,这个“实”非陶斯咏莫属,哪有丁玲的份!如果是向丁玲传情,怎么当时不将原词给她却在十多年后给了她一个抄件呢?
可以肯定,现实中将一束鲜花送给情人后再回收送给另一个情人的怪事绝对不会有!何况毛泽东出口成章,腹中不花钱的才思多的是,即使陶、丁两人都是情人,他也犯不着给丁玲一个“二手货”,抄送一首早已送给过别人的词吧!
这就是说,出现在《贺新郎》面前的倩影肯定只有唯一的一个,不会有第二个。因此,在你杨明道排除了杨开慧这个倩影以后。我们有理由要求你,必须找出另一个切切实实的“倩影”向大家作个交待!否则,你就必须把自己这张没遮栏的嘴巴老老实实的闭起来!
八、陶斯咏、丁玲有可能当第三者吗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还刚结束不久。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之下。妇女比男子承受着更重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多重压迫。尽管当时已经开始了妇女解放运动,但是,这个运动还面对着一股强大的阻力。
杨开慧、李淑一、丁玲、陶斯咏等虽然取得了与男子一样上学的权利(他们只是当时女子中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上的都是女子学校。由此可见,当时的封建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阻力的顽固和强大。
丁玲、陶斯咏都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也是当时较有名气的公众人物。其言行时刻受着舆论的关注和监督。稍有不慎,便会招致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不但会给个人的形象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尤为要紧的是会给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婚姻问题上,自主婚姻的倡导那时还只是刚刚开始。而性解放、性自由的时髦名词在我国直到改革开放很久以后才出现。即使是今天,这种观念亦然遭受着绝大多数国民的怒斥与声讨。可以想见,丁、陶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对这种行为有多大的容忍度!她们所在的学校肯定是零容忍度!
杨开慧在福湘女中只是不读《圣经》、不做礼拜,即被视为亵渎耶稣,破坏校规。受到了学校的严厉训斥。那些在男女关系上的越轨行为,学校有可能容得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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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丁、陶即使不顾及所追求的事业,她们也必须顾及自己的身败名裂。她们不可能在人生的起点,事业的起点上作出这些不能为社会接受容忍的行为!
而在彭明道的眼里,那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性解放好像早已一步到了位似的。所以,他要集“十数年的努力”,非得“考证” 出那些走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前列的青年男女,一个一个都是性解放者、性自由者!
九、毛泽东有可能将赠给“第三者”的情诗留存于世吗
其实,当时在中国政坛崭露头角的毛泽东与丁、陶一样,在事业和私欲面前,也有一个正确选择的问题。同样,我们也可以断定,毛泽东绝对不会选择放纵私欲、恣情女色而使自己在世人的眼里留下一个情场老手的形象。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并且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和损失。
现在,我们假定毛泽东就是彭明道所说的那种人,假定《贺新郎》词就是写给陶斯咏或是丁玲的。那么,时过境迁之后,毛泽东对这件风流韵事和这首词会作何处置呢?处置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将《贺新郎》消毁,二是将《贺新郎》保存。两种处置带来的两种结果是:一是这宗风流韵事随着《贺新郎》的消毁而带进自己的棺材,二是随着《贺新郎》的公示而使这宗风流韵事“流芳千古”。
在二者之中,该作何选择?
按照彭明道说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只要是大人物,帝王将相也罢,才子名流也罢,他们的风流韵事,老百姓总是把它当作一段佳话,添枝加叶地传颂的,并未见损害过他们的文治武功”的逻辑,肯定是应该选择后者的,因为这样做可以给老百姓留下一段佳话。
彭明道虽不是什么大人物,应该也可以算个小小的才子名流罢。如果也曾有过风流韵事,想来他一定会载之家史,以传家风,同时也为子孙留下一段佳话。
不过,毛泽东的处境却与彭明道不同。在他的面前,有一个“为了丈夫,为了名节,为了主义,为了信仰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杨开慧”无论如何绕不过。当年杨开慧在世时,即使有风流韵事,人们可以原谅也可以当作佳话。可是在杨开慧为革命壮烈牺牲以后,如果心还在那些风流韵事上而没有半点在杨开慧身上,就不行了。无情无义如此,还能算是人吗?!估计很可能这就是彭明道所要论出的最佳结果!不管彭明道有无此种居心,但世人必定会如此骂的。他的子孙后代也一定会如此骂的。
我们从彭明道“以毛氏的文字功力与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妻’与‘友’混淆不辨”这句话里看出,彭对毛的“行事精细”是十分佩服的。如果把毛的“行事精细”用之于《贺新郎》,我们也可以向彭提出一个问题来:以毛氏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流芳百世”与“遗骂万年”混淆不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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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可能在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1973年把一首描写婚外恋且有愧于杨开慧的情词煞费苦心的翻出来给后世留下一个遗骂万年的“佳话”吗!绝无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可以断言,《贺新郎》词肯定是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否则,我们就绝对无缘在《毛泽东诗词》中看到《贺新郎》了。因为他会被毛泽东带进棺材里面去。
让彭明道的那些连篇鬼话见鬼去吧。只有傻瓜才会信你的!
十、也说几句题外的话
彭明道在“题外的话”中说:
“问题是一些“学者”们,有一种顽固的“阿Q情结”。他们总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千方百计地“为尊者讳”。……但是,无论如何,为它作注的专家学者,为了一个不大好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把一首本来是赠给别人的词,硬栽到一个为了丈夫,为了名节,为了主义,为了信仰,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女*****员头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呢?”
我们不禁要问:你彭明道为何没来由的把毛泽东送给“一个为了丈夫,为了名节,为了主义,为了信仰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杨开慧”的一首词和无穷的爱意无尽的追思非要生拉硬扯“割让”给另外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呢?你就不觉得自己太过分太残忍了吗!若杨开慧在天有灵,我想,她一定会恨不得食你之肉寝你之皮。
你不惜“费十数年之力”千方百计“造尊者谣”又是为什么呀?不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未必会是从文学需要出发!或者是从你的本性需要出发!
你这又是一种什么情结呢?不说了。留着你自己去想吧!
第四篇 驳彭明道《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 》
彭明道除“集十数年之力”打造了一篇《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大作,论证此词不是毛写给杨开慧的(本人有《驳彭明道栽污毛泽东的婚外恋情》予以批驳)外,还有一篇大作《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 ——〈虞美人·枕上〉探幽 》(以下简称《探幽》),不知是集多少年之力打造出来的,此篇论证《虞美人》词也不是毛写给杨开慧的。幸而毛主席只给杨开慧写了三首词,再多写几首的话,我估计很可能就会把这位 彭明道 先生论死累死的。试想,他能有几个“十数年之力”可以“集”的呢!
下面我们就对他的《探幽》给以逐条驳之:
一、寻常不过的一段所谓“公案”
创办于1957年的《诗刊》于1月25日发创刊号。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旧体诗诗人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旧体诗十八首》,这应该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不知何故,也引起了彭明道的大发感慨。开篇就把“政治家毛泽东在最初向全社会显露出诗人面目时”的国内形势如“整风、反右”拉出来凑兴,好像这些就是“毛诗”发表的时代背景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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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毛泽东直到这时候才“显露出诗人面目”之说,显露出来的应该是彭明道的孤陋寡闻了。毛泽东早在1945年就发表了惊动全国的《沁园春·雪》,天下文人无有出其上之作,难道还不足以显露出他的诗人面目!彭明道连这个也不懂,不知是如何研究毛泽东诗词的。
接下来,彭还有文章要做:“就在1957年初《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氏《旧体诗词十八首》之后不久,却毫不经意地引发了另一段公案”。你道是什么公案?原来就是杨开慧的同窗好友李淑一将自己写的一首怀念已经牺牲的丈夫柳直荀的词寄给毛主席,并希望毛主席能把当年赠杨开慧的《虞美人》抄送给她。杨开慧曾向李淑一提及过《虞美人》,但李只记得前面两句,其余都忘记了。毛收到信后,在回信中说了“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并新作《蝶恋花》词一首回赠李淑一。
所谓“公案”,即此而已。
文人间切磋文艺、交流情感的诗词赠答唱和,在我国,古往今来早已蔚为风气,实在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况且还涉及到一个礼节和相互尊重的问题,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李淑一有信和词寄来,毛泽东无信无词送往。行吗?
可是,我们的彭明道先生却像太平洋的警察似的,居然从毛、李的这次诗词唱和中侦察出一宗“公案”来了。并且集“公检法”于一身,自侦自破自诉自审自断。作出了《虞美人》不是毛泽东赠杨开慧的“判决”!
二、毛泽东怎样答复李淑一是好呢
“开慧所述那首不好,不要写了吧”。这是彭明道侦破“此案”的线索,也是一个唯一的线索。彭明道就是沿着这条线索从“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写”这两个方面展开侦察并最后“破案定案”的。
那么,按照彭明道的意思,毛泽东应该怎么回答李淑一呢?是不是应该写成“开慧所述那一首很好,就不要写给你了。因为那是我赠给开慧的,不能赠给你。”这样的句子倒是泾渭分明十分严谨的。可惜的是,除了彭明道有可能写这样的繁文琐句外,恐怕小学生也不会这样写的。李淑一早已知道是写给杨开慧的了,还用得着毛泽东再来画蛇添足吗?何况,真要是以这种理由不抄给李淑一,那会大扫李淑一的颜面的。
可见,这样的答复是万万不行的。
还有一个答复就是:“开慧所述那首很好。现在抄来送给你了。”此话虽然非常严谨简练。可是,也不行。幸而毛泽东没有这么说。真要这么说了,彭明道又有文章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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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命题的《虞美人·枕上》说不定就会变成《虞美人·赠李淑一》了。他又会通过“《虞美人》面前的倩影是谁”的自问自答,论证出这个倩影舍李淑一而其谁的高论来。他的理由也会非常的充足:当年在周南时毛和李的关系就特别好。这词本来就是送给她的嘛。她把原稿弄丢了,如今以死无对证的杨开慧曾经说过为托词掩世人耳目向毛再索词稿,希望燃起旧情。不是嘛,毛泽东还真惦着她呢。要不,怎么会给她回信赠词?你们想想看,毛还给哪个当教员的赠过词呢?
这不是在取笑。彭明道真的就有这么厉害。本人绝对不会冤他的。有铁证如山,上得法庭见得官。那个丁玲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嘛。毛泽东也就是赠了她一首词,并把赠杨开慧的《贺新郎》抄送给了她。于是,在彭明道的笔下,《贺新郎》就成了毛泽东赠丁玲的了,丁玲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毛泽东心里的那个倩影,而且还是“实影”。千真万确的实。(见彭明道《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彭明道还真有一手。幸而他的手上只有一支笔,要是刀,那毛泽东就不知道被他杀死几回了。
三、“开慧所述那首”与“我赠开慧(那首)”有何严格区别
毛主席没有按照彭明道的“提示”将《虞美人》抄送给李淑一,既排除了李淑一是《虞美人》的倩影嫌疑,也肯这了《虞美人》不是赠李淑一之作。但是,彭明道并不就此甘休。他仍不认可此词是毛泽东赠杨开慧的。因为,毛泽东没有亲口告诉他:“这首词是我赠开慧的”!
他认为:“毛泽东说话行文,是十分严谨的。他说‘开慧所述那一首’,只能说是当年开慧看过这首词,与‘我赠开慧(那首)’这样的句子,是有严格区别的。”
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 彭明道 先生,说话确实是十分的不严谨了。因为,抛开任何前提的“开慧所述那首”这句话,表示的意思既有可能是开慧将看到过的一首词告诉了李淑一,也有可能是开慧将毛泽东赠给她的这首词告诉了李淑一。可是彭明道却在这里断定 “只能说是当年开慧看过这首词”,请问,“开慧将毛泽东赠给她的这首词告诉了李淑一”这个可能性,你是怎么排除的呢?即使你在后文拿出了排除这种可能的证据,也不可以在此处下这种断然的结论。
我要告诉 彭明道 先生的是,行文十分严谨的毛泽东在此处的“开慧所述那首”,行文也是十分严谨的。先提醒一下,此话,毛泽东不是向你说的,也不是向任何其他人说的。它有一个特定对象,这就是李淑一。此话,只要李淑一听后不产生歧义就是十分严谨了。
李淑一从没说过此语有歧义的话,可以断定她对此语含义的理解是十分明确的。因为毛的“开慧所述那首”有个前提,这就是李淑一在信中说的话。因没看过李的原信,权且假设她这样说: “开慧当年告诉我,你曾赠她一首《虞美人》,我觉得那首词很好,可惜现在只记得前两句了。能不能请你把它回忆出来送给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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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了这个前提,毛泽东回信中的“开慧所述那首不好”还有什么可以挑剔之处?这个行文已经十分严谨,还有必要强调这是“我赠开慧的”吗?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前提。我说,肯定有。如果李淑一不提杨开慧向她说起过《虞美人》,她又凭什么向毛道及《虞美人》呢?如果杨开慧告诉李此词是毛写给别人的(彭认为是罗氏),那么,李向毛索要一首毛给一个与她没有任关系的人的词有何意义?莫非她精神失常了不成?而且,据彭明道说,这个《虞美人》的前“受赠者”(罗氏),毛和他的崇拜者都有意无意想要隐瞒的。难道李淑一会如此不谙世事,哪壶不开提哪壶,公然犯毛泽东的忌?
(附注,为什么“开慧所述那首不好”将在最后一节论述。)
四、革命伴侣的暂别就不会有离愁别绪吗
彭明道在《探幽》中说:“毛杨1921年的生活,“大概是恩爱、甜蜜、舒心、浪漫、充实、幸福 之类世俗的形容词所无法涵盖的。”而这一年他们的离别,最长的时间也不过两个多月”。所以,彭认为:“以毛、杨这样的革命伴侣,这样的短暂分离,哪一次能构成毛泽东‘堆来枕上愁何状’……的情境?”
这话的意思是革命伴侣兼恩爱夫妻的短暂别离不可能引发毛对杨如此的离愁别绪。
革命伴侣有无离愁的问题,我们还是用彭明道自己说的话来回答,他在《探幽》中说:“此时此境,诗人和他的广大读者,便有意无意地共同营造了一种气氛,好像毛 泽东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列主义政治家,是不会有当时被称为"小资产阶级 情调"或"封建士大夫没落情调"的儿女私情的。其时,凡是喜爱或崇拜毛泽东诗词的读 者,大抵对此深信不疑。”
自然,彭明道是不会相信这个“营造”的,他相信毛泽东也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封建士大夫的没落情调”,那么,有此“情调”的毛泽东在投身革命才几年之久的1921年为什么就不会像常人一样,遥望着离别的爱人,发出“一日三秋”的感慨呢?要知道,对于亲人的思念,是不以离别时间长短为前提的,前提是感情的深度,感情愈深,思念愈切!
五、《虞美人》词的格调能说明它不是诞生于1921年吗
彭明道在《探幽》中说:“从此词的内容、格调上看,也不是诗人1921年之作。毛氏留下的早期诗作不多,但是,从现在公开发表的几首诗来看,大致也可以捕捉到他的思维轨迹。他的诗风始终是高亢昂扬的,哪怕是生离死别,也依然保有独特的沉雄恣肆的高远格调。无论是丧母之痛(见《祭母文》,写于1919年),还是失友之哀(见《五古·挽易昌陶》,写于1915年),抑或是别友之恋(见《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写于1918年),都找不到诗人一丝半缕如《虞美人·枕上》所流露的那种"江海翻波浪"似的"愁苦"之情,更找不到 "万念俱灰"的痛楚至亟之语。他的思维,他的语言,始终是深沉而昂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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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企图以此理由证明《虞美人》不是作于1921年而是作于1910年。
如果按彭所说,在毛泽东1915年以后的诗词中找不到“江海翻波浪”的愁情和“万念俱灰”的痛楚便可以证明此词不是1921年所作,那么,要证明此词是写于1910年,就必须在毛泽东1915年以前的诗词中找出一些类似的“江海翻波浪”的愁情和“万念俱灰”的痛楚作为佐证才行。
请问,你彭明道找出了多少佐证?找到了一个吗?一个也没有!
既然也没有佐证,你又凭什么只允许这首词诞生于1910年而不允许它诞生于1921年?这样做,是不是太霸道了!
六、毛泽东有可能将《虞美人》写作时间记错十一年吗
毛泽东此词的手稿上写明是作于1921年,但彭明道认为此词应该是作1910年。是毛记错了时间,记错了11年。他在《探幽》中说:“请不要忘了,毛氏的那份手稿,是他1973年抄写的,当时,他已是80高龄的老人了。而且,老人家把自己的旧作写错年份的事,并非绝无仅有。比如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我们现在见到的就有五份手稿。其中有一份他就标明了‘一九二六年作’。这显然错了。”
人到晚年回忆过去的经历,年上年下记错时间的事是有的。譬如彭明道上面举的例,毛主席就把《沁园春·长沙》记错了一年,将1925年记成了1926年。但是自己经历过的尚有较深印象的事情,一下就把时间记错了十几年,这是不可能的事,人的一生才有几个十几年呢!1973年的毛泽东虽然已经80高龄,但还是照常在主持着中央的日常工作,怎么有可能会将这首记忆深刻的词写作时间记错十一年!
附注:彭为何要认定为1910年,是要论证此词是1910年写给罗氏的。
七、遣词著字的“稚嫩”可以推断《虞美人》的写作时间吗
彭明道在《探幽》中说:“就此词的格调、风格而言,与1915年以后《五古·挽易昌陶》等几首诗相比较,就不难发现,这首《虞美人·枕上》,遣词著字,似乎稚嫩得多。……故笔者认为,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应早于1915年。”
本人认为:虽然诗词的写作水平和风格与年龄的长幼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由我们主观认定的“稚嫩”来推断一首词的写作时间无疑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你认为的“稚嫩”不一定的就是稚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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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看一眼此词的第一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此句表达的意思是:“堆到枕上的愁是什么形状呢?就像江海翻腾的波浪”。其句式和意思与李煜脍炙人口的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基本相同。其艺术性更有胜之而无不及。因为套用前人已有过的句式表达同样的感情却不留半点套用的痕迹,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技巧,没有很高的诗词造诣是绝对办不到的。
彭明道凭什么断言毛泽东在此词中的遣词造句是“稚嫩”呢?
八、“离人”是特指离去的那一个伴侣和情人吗
彭明道在《虞美人》词的“剩有离人泪”一句上做足了文章。他在《探幽》中说:“就字面的常理而论,夫妻或情侣分别,可称‘离人’。古人诗词中,大抵在第三人称的位置上去描写时,他和她都是‘离人’。如果用的是第一人称,写自己对爱人的思念之情, ‘ 离人’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如 魏 夫人的《菩萨蛮》:‘三见柳絮飞,离人犹未归’。1921年毛杨几次小别,都是毛泽东离家外出,杨开慧守在清水塘家中。深谙诗词炼句炼字之功的毛润之,怎么会颠倒错乱,自己外出却又将家中的娇妻称为‘离人’呢?”
在第一人称上的“离人”是否特指离去的爱人?否。离与合是一组相互对立的反义词,表示分离和聚合。分离和聚合都不是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完成的动作,必须是两个以上的人。所以,表示分离的夫妻或是情人的专用名词“离人”,应该是两人的互指,而不是特指离去的那个人。相对于留守的人,离去的人是“离人”,而相对于离去的人,留守的人同样也是“离人”。因为他与离去的人也是处于分离的状态而不是聚合的状态。不称“离人”又称什么人呢?
借用彭明道上面所说“‘离人’ 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回敬彭明道:难道留在长沙的杨开慧对于离家外出的毛泽东来说,不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倒是“近伴自己的亲人”了!
彭明道还有一个“坐标”论。他说:“这里有个‘坐标’,就是‘家’。‘我’在‘家’,离‘我’而去的亲人,才称为‘离人’。而绝不可能是相反。
此种谬论不堪一击。随举一例便无法作解了。譬如一对住在学校公寓的男女教师产生了恋情,而后来双双离开了这所学校,分赴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家坐标”作参照,谁是“离人”谁不是“离人”呢?说得清吗?都是“离人”抑或都不是“离人”!
张泌的《寄人》诗也给了彭明道的“坐标论”重重一击。其诗曰: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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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前两句表明,与情人“谢女”相识相交的地方是谢家。按照彭明道的“坐标论”,只能是那位谢家女称张泌为“离人”,可是,离开了“坐标”的张泌却不愿意听从彭的“号令”,他偏要称那位留守“坐标”的谢女叫离人。
按照彭明道所说的“如果用的是第一人称,写自己对爱人的思念情, ‘ 离人’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张泌在这里也“越轨”了。因为离开爱人的正是他自己,他却把对方当成“离人”了。
据此,毛泽东在远离杨开慧的情况下将杨视为“离人”又有何不可呢。
九、如何看待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
彭明道对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特别感兴趣,在2万来字的《探幽》中,关于此次婚姻的论说即有近万字。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延安,采访了毛泽东等领导人,写下了《西行漫记》。彭明道搬出了《西行漫记》,他说:“谈到在第一师范求学的这段生活时,毛泽东忽然(请注意这个忽然,表示是毛主动说出的)回忆起他的第一次婚姻。斯诺仍然是用第一人称记下了这段话:‘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她’”。
就常理而言,毛泽东说的这段话应该是可信的。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动向斯诺回忆出来的。不可能怀有要隐瞒什么的目的。他要想隐瞒什么,干脆不提出来岂不就什么事也没了!而斯诺作为采访者,迫切需要的就是这些不为人知的资料。对于采访对象不需要隐瞒的事情,他有可能会代为隐瞒什么吗?
然而,彭明道他就是不信“邪”,居然从毛的话里挑出了两点错误:一是罗氏嫁到毛家只有18岁,不是20岁。二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也不对,罗氏在毛家生活了三年,和毛泽东同桌而食,同室而居,怎么是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呢!”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啊。毛泽东的此话要表达的意思是父母给他包办了一次婚姻但他自己不认可这次婚姻。这两层意思已经十分明白清楚。年龄究竟悬殊几岁在这里并不重要。毛有可能是记错了两年,也有可能说的是“20来岁”而被斯诺当成了20岁。至于那个“生活”,显然是“婚姻生活”被斯诺误听误译了的缘固。如果毛泽东要否认和罗氏有过“同桌吃饭同室睡觉”的生活,绝对不会这样的不明智,主动挑出这个话题来“引火烧身”的。
况且,毛泽东用“从没有和她一起生活(婚姻生活)过”来表白自己不认可这次婚姻,也有事实支撑。他们“同室睡觉”三年时间,罗氏居然没有怀过孕!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婚居男女中是很少见的。罗氏为何没有怀孕呢?不曾有过婚姻生活是最实际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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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彭明道却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又是查《毛氏家谱》,又是走访毛氏老人。非要彻底推翻毛泽东本人对这次婚姻下的结论,“论证”出毛与罗氏的这次婚姻,不但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而且也是为毛本人认可并珍惜的美满婚姻。从而“还历史本来面目——为罗氏正名”,
其实,毛泽东这句“父母给我娶了一个女子”早已把历史本来面目“还”给彭明道了。也把罗氏的“正名”告诉彭明道了。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时代,罗氏肯定是当时毛家合理合法的名正言顺的儿媳妇!这还用得着你下这么大气力来求什么证!
不过,非要当时的封建礼教叛逆者毛泽东以及今天的大众都按照你彭明道的要求认可这宗婚姻的合法性合理性。你就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完成这项封建卫道的使命了。除非你有力量把现代社会拉回到封建社会!
即使是古代封建社会,人民大众也都可以分清这个是非的。《孔雀东南飞》你一定读过的罢。这是一个焦母以及兰芝兄包办的婚姻与焦仲卿刘兰芝的自主婚姻相对抗的悲剧故事。凡有正常情感的人都会站在焦刘一边,颂扬他们的爱情,同情他们的遭遇,鞭挞封建婚姻的残忍。
当然,我也知道,以彭明道的大才,一定会从这个故事中论证出焦母、兰芝兄包办儿子、妹妹婚姻的合理合法性,并且还会论证出焦仲卿、刘兰芝为追求自主婚姻而弃母殉情的忤逆不孝来。
十、毛泽东认可了这次婚姻吗
彭明道在《探幽》中说:“毛贻昌为了这门亲事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他当时为了做谷米生意,经常在外面奔波,妻子的身体不好,家里还请了长工和短工。一家子的大事小事,妻子是难以应付的。所以他必须早早地找一个成年了的、能干、贤德的大儿媳,帮助妻子操持家务。选来选去,他选中了勤俭贤慧的罗一秀。作为当时一个在乡里颇称精明的当家人,他确实没有选错。在当时当地,这确实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对此,两家《族谱》均记载无误。”
毛泽东的父亲以雇帮工为主要目的挑选了一位精明的当家人兼儿媳妇,竟然使彭明道发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奇语:“这确实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可笑不可笑!可笑的还有:“美满婚姻”的理由还有一条是“两家《族谱》均有记载”!
《族谱》记载了什么?不过是简单的两句话给了死去的罗氏一个毛家媳妇的名份而已。与“美满婚姻”毫无关系!在族谱中,女子只要没被丈夫休掉,哪怕是被丈夫虐待死,这个名份也绝对少不了的。
还有一点,彭明道说:“有意思的是,《韶山毛氏族谱》中在罗氏的条目下,还记载著这样一件事:‘子一:远 智(承夫继配杨氏子为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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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远智……”的意思是:罗氏有一个儿子叫远智,是丈夫继配妻子杨氏的儿子过继给她的。
彭明道的这个“有意思的是”到底有多大的意思呢?罗氏的这个儿子,既没经杨氏的同意,也没经罗氏的同意,当然也无需毛泽东本人批准。由族谱撰写人添上一句话就行了。算是积了一个阴德罢。
可想而知,族谱中的这些记载,怎么能作为毛泽东认可这次婚姻的依据呢!
彭明道又从毛泽东本人身上找出了依据。他说:
“据韶山的老人们传说,毛泽东除上述常去岳家帮工,以尽半子之劳外,1911年春去长沙求学时,正是插秧的季节, 毛泽东还到岳家插了一行"直移子"(韶山土话,即在大田中插下直直的四行秧苗)才走 的。1925年他带著开慧和孩子回韶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段时间里,还曾经去炉门前岳家 拜望过。1927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过一晚,而且次日离开韶山,就是从炉门前走的。”
他说:“1950年毛岸英回韶山时,曾受父亲的嘱托,去炉门前看望过堂舅父罗石泉。他叫岸英送给舅父一些钱(一说是旧币500万元,一说200万元,也有说70万元、20万元的。送钱属实,数目存疑。)”
且不说上述这些事情都是出自于老人们的传说,无法信其实。即使百分之百的真实,就能说明毛泽东认可了这次婚姻吗?
我认为,当时,毛没有认可与罗的婚姻关系,但他也没有能力解除与罗的这种关系。维持着这种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对于两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罗氏。毛泽东深知她是封建礼教的迫害者,对她的同情之心一定会有的。而年长几岁的属于旧时贤妻良母型的罗氏,对于少年毛泽东的关心爱护也肯定会有的。这样,他们完全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一种特殊的姐弟关系!
罗氏在毛家帮助操劳了三年家务。出于姐弟之情,出于对罗氏的报答,毛泽东在家时帮罗家做一些事,后来又没有忘记罗氏的家人,对于一位情感的富有者,不是十分正常的事嘛!
顺便说及毛岸英给罗石泉做的人情。那时的一万元等于不久以后的一元钱,如果是20万元的话,也就是20元钱!
所以,毛泽东是否认可这次婚姻,我们还只能以毛对斯诺所述的为准。因为,彭明道的这些“调查”材料,无法推翻毛泽东不认可这次婚姻的自述。
十一、《虞美人》不是毛泽东写给罗氏的
彭明道煞费苦心非要毛泽东认可与罗氏的这次婚姻,最终的目的是要将《虞美人》从杨开慧手中夺过来交到罗氏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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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毛泽东认不认可与罗氏的这次婚姻,于这首词的归属都没有必然的关联。认可了与罗氏的婚姻又怎样?也不能说明这首词就是写给罗氏的!
彭明道在《探幽》的第六个小节“罗氏之死和《虞美人·枕上》”假设出了毛泽东对死去的罗氏的怀念情景,认定这是一首吊念罗氏的悼亡词。
不过,他却忘了,吊亡诗词有它的特色。一般说来,吊亡诗的主调是“哀”而不是“愁”,它的内容多有对亡者生前盛德以及亡者与吊亡者共同生活时的往事追忆。出现在诗词之中的亡者多是“实体”而不是虚影。
下面我们来看几首古人的吊亡诗词:
江城子——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鹧鸪天·半死桐——贺铸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
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
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谴悲怀二首》——元稹
其一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家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簪。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其二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尤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几首诗词,无一例外,进入我们眼里的都有一个清楚的亡者的形象,进入我们心头的都是的哀与痛。“小轩窗,正梳妆。……谁复挑灯夜补衣?……顾我无衣搜荩箧,……昔日戏言身后意……”都是对往日生活的追忆。
我们再看毛泽东的《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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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此词虽然结尾也有“泪”,却被开首对“愁”的夸张描写抵消了其哀痛的色彩,致使读者感受到的主要是愁而不是哀。通篇没有明确出现一个被吊的亡者的形迹。一句“剩有离人影”根本无法使人觉察到“离人”即是已亡人。而且,一般“离人”多是指生离者。古诗词中用以指死别者的句子很少见。
罗氏二十一岁暴病身亡,非常可悲可怜。据彭说,其生前又十分贤慧,如果毛、罗是恩爱夫妻,毛泽东在凭吊爱妻时,岂有将她的形象掩去,对她往日的音容才德不发一语呢?对比后来写的《蝶恋花》,开篇就是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虞美人》词的非吊亡就更显而易见了。
综上所述,加上前面已说过的毛不可能将这首词的写作时间记错十一年,可以认定,此词不是毛泽东于1910年吊亡罗氏的。
十二、此词应是毛泽东于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
《诗经》有首诗叫《关睢》,其诗曰:
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这是一首描写男子向心上人求爱的爱情诗,描述了这位男子因思念恋人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情景。毛泽东的《虞美人》描写的内容和描写手法与其非常相似。分析起来应该是借《关睢》之意向杨开慧传递的求爱之意。这也是杨开慧为什么向同窗好友李淑一展示这首词的原因——她在无比喜阅和兴奋之中,情不自禁的告诉了好友这个好消息。
彭明道认为是毛泽东为了表示自己的坦诚,所以,向杨开慧告知自己曾有婚史后又特意送给她这首思念罗氏的《虞美人》。此论很难成立。表示坦诚,告之已婚就足够了。把一首吊念亡妻的词送给新的恋人是愚昧之举!因为,心胸再开阔的女性也难以容下爱人心中存着另一个人。毛泽东未必连这一点也不明白。
彭明道说是杨开慧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富有感情。她告诉李淑一这件事也就是告诉李淑一毛泽东是个富有感情的人。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换一个角度,杨开慧多一个心眼,不是也有可能觉得毛泽东是故意向她展示的矫情以骗取自己的好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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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做这种有可能造成杨开慧误会的蠢事。其实,杨开慧也绝对不会做这样的蠢事,把自己深深爱着的人写给另一个女子的情诗告诉别人!
所以,此词真要是毛泽东思念罗氏之作,它就不可能传到杨开慧的手上。即使传到杨开慧手上,也绝无可能传到李淑一的口中。
毫无疑问,此词只能是毛泽东思念杨开慧之作。写于何时的问题,如果是毛泽东记错了一年,那就是写于1920年。此词就是毛泽东向杨开慧的求爱之作了。
如果毛泽东没有记错,此词确系作于1921年,那就是他们在婚后的浓情遭遇别离时,毛泽东的思念杨开慧之作了。
这种儿女情长的情调,与彭说的两人是“革命伴侣”毫不相干。因为革命者从没有宣称过自己是无情者。儿女情长与革命并不是相克相敌的。
何况,词中的“晓来百事皆灰烬”并不是真的就把什么事情都不要了,这是描写思念之深的一种夸张手法,与把“愁”夸张描写为“江海翻波浪”是一回事。试想,一个人的愁再多,有可能会翻波浪吗?
十三、为什么毛会说“开慧所述那首不好”
“开慧所述那首不好”并不是彭明道理解的那首词是毛泽东写给罗氏的缘固。本文已论证了此词是毛写给杨开慧的。既然是送杨开慧的,那么,它又有哪点不好呢?
答案是,作为向李淑一的“答词”很不适宜,所以称之为“不好”。
李淑一是以杨开慧的同窗好友给毛泽东写信并寄词的。由于地位的悬殊,李淑一不好开口请毛回赠答词。所以,只是提出向毛讨要《虞美人》的抄件。而毛虽然身为国家主席,面对的却是爱妻杨开慧生前的同窗好友,又是革命烈士柳直荀的遗孀。他深知,对李淑一的尊重也就是对杨开慧的尊重对革命先烈的尊重。所以,李淑一这首词,他必须作答,不答,就是失礼,就是不敬。这不仅是对李淑一的不敬,也是对杨开慧和柳直荀的不敬。
这就是毛泽东认为“开慧所述那首不好”的根本原因:“我抄送你一首旧作不好。应该作一首新词回赠你才行。”
而且,这首旧词是在杨开慧生时毛向她表示的思念情感。如今杨开慧早已为革命牺牲了,今日的思念之情也不同于当年了。再用陈词,怎么行呢?这是第二个不好。
还有,李淑一的词是怀念丈夫柳直荀而作的,此时其夫也早已牺牲。毛泽东用过去的一首求爱词或是向妻子倾诉离情之作敷衍作答,好不好?肯定不好。这是第三个不好。
就是在这种对爱妻对革命烈士无比怀念和对故友的无比关切尊重的情感驱使下,毛泽东的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问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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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恋花》好不好?应该说,没有人会说不好的。它的好不仅在于这首词的写作技巧好。更重要的是此词表达情感的深度和高度达到了极致,它把词人对爱妻和革命烈士的无尽思念之情融汇在一起了。
这首词好也反衬出了“开慧所说的那首不好”。对于“这首好那首不好”,李淑一的感受是最深刻的,比任何人的感受都深刻!
用那首《虞美人》送李淑一和用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哪首好哪首不好?相信大家的选择都是“那首不好这首好”! 即《虞美人》不好《蝶恋花》好!
恐怕只有彭明道先生一个人会有独到的见解:“送那首好,送这首不好”!即送《虞美人》好,送《蝶恋花》不好!
(因帖子过长发不出,附文只好截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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