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产业化冲击，近年来中国电影越发呈现出重市场、重娱乐、重技术的趋势，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像表述由此被淡化乃至误读。而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具有巨大的传播价值与广泛的受众基础，既是中国电影理应承担的责任，又是其实现文化创新的源泉。要在电影艺术中实现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转化与重构，精彩的故事创意和具有较高传统文化素养的编剧、导演便成为首要因素，同时要注重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完美对接和文化精神与艺术语言的水乳交融。
【关键词】传统文化精神；故事讲述；文化创意
作为文化艺术产品和大众传播媒介，电影是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形式和传播载体。中国电影作为中华文化的展现形式，自然理应反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以生动、形象、感人的精彩故事和艺术语言发掘和传播内涵丰富的民族文化精神。并且，讲述蕴含普适性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好故事，不仅是中国电影提升审美品位、追求精神审美以避免陷入过度满足感官欲求的商业困境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发掘传统文化软实力、振兴中国电影产业的必由之路。
一、传统题材发掘中文化精神的淡化、误读与重释
传统文化精神的电影影像化表述问题，是在世纪之交尤其是加入WTO之后，随着中国电影商业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意识的加强，大片时代、奇观电影等的开启而日益凸显出来的。在此之前，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传统文化题材，均涌现出许多深入发掘传统文化精神的经典性影片。较早的如1948年由费穆导演、李天济编剧的《小城之春》，便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追求含蓄蕴藉之美的特征。后来的《城南旧事》、《黄土地》、《红高粱》、《新龙门客栈》、《霸王别姬》等一系列影片，无论是批判、反思还是现代解读，均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格和民族特色。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市场化因素影响和国际电影的冲击，中国电影出现了浓郁的市场化、娱乐化和商业化倾向，为赚取票房甚至是迎合受众的趣味需求，文化意识日趋淡薄，传统文化精神的发掘更是陷入了淡化甚至是错误解读的困境。在传统文化题材的影片中，由于缺乏高水平和具有原创能力的编剧导演，大致呈现出两类情况：一类是由于一味地“注水稀释”、“戏说穿越”甚至是颠覆性的“乱砍滥伐”，导致原本富有民族文化精神积淀的经典历史题材或文学作品，成为市场化商业开发“噱头”的牺牲品。如以《关云长》、《战国》、《杨家将之军令如山》等为代表的影片，不仅没有将题材中原有的文化精神表现出来，反而由于情节的荒诞离谱造成不同程度的阐释错误。另一类，则是力图借助故事创意实现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性阐释，如《赤壁》、《孔子》、《赵氏孤儿》、《画皮》等，由于故事创意没有很好地抓住文化精神的核心，在传统文化精神发掘和传统精神与现代精神对接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误读或阐释不够。如《赵氏孤儿》虽然试图跳出“以牙还牙”的复仇情结而赋予其展示人间大爱等精神，却由于“救孤”与“复仇”两个关键情节难以自圆其说而被诟病。
在现代历史和现实生活题材的影片中，由于进口大片所奉行的感官美学与极致美学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国产电影致力于打造技术影像奇观而忽视文化内涵、追求视听感官的娱乐满足而忽视影像韵味，透过时代精神展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精神对当下生活影响的影片渐趋减少，更多的是追求轻松娱乐、忽视生活积淀和文化内涵的时尚影片，如《手机》、《杜拉拉升职记》、《失恋33天》等。诸如《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等，发掘并展现绵延至今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影片则并不多见。当然，这一时期以《那山?那人?那狗》、《孔雀》等为代表的商业化程度不高的影片，虽成功再现了传统文化的审美精神，并在国外获奖，但由于多种原因却并未在国内电影市场受到足够关注。如何以影像方式传播蕴含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文化观，已经成为中国电影进行文化创新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国电影产业文化创新的基石
由于没有凭借优秀的故事创意传达出富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尤其是传统文化题材中蕴含的优秀文化精神，中国电影不仅没有肩负起应有的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责任，而且受其他因素影响，在国内电影市场遭到进口电影的强力冲击，造成他国文化观念假借中国元素与题材在中国广为传播的现实，如《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同时中国电影却无法凭借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发掘成功拓展海外市场，进行跨文化传播。
而电影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即便是商业化运作的大片，也能够且可以很好地融入文化观念。以华语商业大片中最为成功的案例——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为例，该片之所以能够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大奖，根本原因就在于影片超出了普通功夫类型片，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尤其是道家文化的美学底蕴进行了成功转化与表达，尤其是“以柔克刚，道法自然”的武术文化精髓和情景交融的审美意境。《卧虎藏龙》的成功不仅说明功夫类型片可以通过优秀的故事创意发掘传统文化精神，更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能够为海外尤其是西方受众所认可、接受与认同的。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很多普适性价值的优秀精神理念，如“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对于缓解全球性生态危机具有重要价值;“仁爱”、“中庸”的思想，对于人际关系的和睦相处与和谐社会生活环境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兼爱”、“非攻”的观念，对于种族和平、国家和平、世界的多元化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等等。如果中国电影能够通过优秀的故事创意，充分展示这些对海外尤其是西方受众而言能够产生文化认同的优秀精神，相信不仅能够推动中国电影的文化创新，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内电影市场，而且将有效实现国际市场的拓展，传播中华文化，推进世界文化多样化。
因为，普适性的传统文化精神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这既是中国电影进行文化创新的现实依据，又是拓展电影市场的坚实支撑。据相关调查显示，中国未成年人中有32.46%的人认为“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应该是“中国电影中最应该表现的民族文化”;并且，有25.24%的人认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核心竞争力”[1]。而被调查的未成年人不仅是中国优秀文化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而且是数年后中国电影市场的消费主体。同时，据相关调查显示，外国观众“在被问及今后希望更多地看到反映何种类型文化的中国影片时，58.8%的受访者选择了‘中国城市文化’，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民间文化’，分别占49.0%和41.8%[2]。而通过电影对中国城市文化、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影像化表述，最为关键的是依然指向展示优秀的中国文化精神。
三、在精彩的故事创意中转化与重构传统文化精神
传统文化精神要在电影影像叙事中实现转化与重构，首先要求中国电影必须坚守民族文化的立场，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面向国际，解决好电影故事讲述的文化立场、审美接受与题材选择问题。在此基础上，依托新奇合理的情节讲述蕴含传统文化精神的好故事，创新与传播传统文化精神。
第一，情节新奇而合理的精彩故事创意。只有通过新奇而合理的故事情节，才能将传统文化精神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播给受众。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让观众在尽情享受电影艺术所带来的视听快感之后，能够有充分的回味空间，从而感悟到故事中蕴含的深层文化精神。好莱坞电影之所以成为美国文化价值观的重要输出载体，关键就在于好莱坞各种题材的电影都能将美国价值观融入其中。反之，倘若没有精彩的原创故事情节，如电影《关云长》虽试图重新塑造出一位新的关羽形象，将关羽由“神坛”拉回“民间”，还原他作为 “人”的常情，重新解读关羽所代表的“忠义”精神，但却由于情节设置存在缺陷与故事叙述杂乱，结果将关羽解构成了“迷失的刀客”，原本的忠义精神也荡然无存。由此可知，精彩的故事创意乃是实现传统文化精神转化与重构的根本所在。
第二，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编剧和导演。电影要讲述出好故事，必须有能够讲述好故事的团队——编剧和导演，即能够创作出精彩故事的创意人才。李安在《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大奖之后曾言：“我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对西方的文化也比较了解，就是站在这两种文化中间，我采用西方人的方式成功地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故事。我有一些出发点是比较中国的，比如儒释道这种东西……所以当我拍电影的时候，就会自然地把这些东方的精神还有西方的手法融进来。”[3]因为李安了解中国文化并有意识地讲述“中国人的故事”，且讲述立场“比较中国”，所以《卧虎藏龙》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精神。国内很多导演由于对传统文化精神进行选择性遗忘，加之缺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的编剧，最终致使中国电影失去了发掘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人才保障。
第三，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完美对接。中国电影要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通过发掘最为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实现文化创新，不仅需要将传统文化题材与艺术形式中存在与表现的优秀文化精神以电影的现代艺术语言表述出来，实现表述方式与传播载体的转化，更需要实现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对接，推动传统精神向现代精神的转化，让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集结号》的故事情节与逻辑结构虽不够完美，但通过谷子地的实际行动基本实现了传统的以伦理为本位的群体观念与现代集体主义精神的对接，同时又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融入其中，实现了对“群体观念”的重构，带给受众以巨大的内心触动。需特别强调的是，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对接是在直面现实生活的前提下实现的，而这也是传统文化精神在电影文化创新中发展、传播的必由之路。
第四，文化精神与艺术语言的水乳交融。电影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因而可以在叙述元素选择中，恰当地使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音乐、戏剧、舞蹈、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与文化符号，以彰显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性价值的精神观念。如《卧虎藏龙》对于影像画面的处理显然汲取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元素，从而将“天人合一”思想透过功夫对人与自然和谐之道的运用表述出来。同时，电影作为依托现代科技产生的艺术形态，还必须恰当处理艺术表达中技术元素的运用，可以诉诸现代高新科技，增强影像的表现力、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但决不能盲目追求技术效应而忽视艺术效果。《唐山大地震》投入3000万元打造的地震特效，便是依据故事需要而进行的，从而有机融入故事讲述之中并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与当前部分影片刻意引入3D或以其为噱头完全不同。一言以蔽之，能否成功转化与重构传统文化精神，影像艺术语言的运用是关键所在。(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1]黄会林,叶宇,李小丽,金学敏.2009年度电影对未成年人成长影响调研分析报告[J].当代电影,2010(1).
[2]黄会林,刘湜,傅红星,李明,熊晓鸽.2011年度“中国电影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调研分析报告[J].现代传播,2012(1)、(2).
[3]张克荣,编著.华人纵横天下?李安[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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