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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的大抢劫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之时，身边的朝鲜半岛正面临着1953年以来最坏的局面。金日成主席逝世19年后与朴正熙总统被暗杀34 年后，他们的孙子和女儿又站到了历史的关口，也许真是一种神秘的宿命使然吧。中国代表性的民族派媒体大唱男高音;对大韩民国政府和合众国政府忠心耿耿的中央党校“专家”做着各种分析;儒雅的杨外长面对中外记者高谈国际秩序的“公正”，一边说着“制裁不是目的”，一边追随帝国对他人进行蛮横无礼的制裁......
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在一次聚会上，刚从朝鲜“公费考察”归来的X君谈起了对于朝鲜的感想。在对这个国家的“贫穷愚昧”表达了轻蔑之后，她举了一件事情作例：当“考察团”一行在商店买完东西的时候，X君很潇洒地给了导游一些小费，但那位导游死活不要，还追着把小费退还给她。多么封闭落后啊!X君感叹起来。有趣的是，不久她又谈起了在韩国“考察”后的印象。她对于韩国人在金融危机期间向国家捐献金银的举动赞叹不已。多么令人感动的民族啊!X君又感叹起来。
了解一个人也好，了解一个国家也罢，不能依靠道听途说，而是要耳闻目睹。话虽如此说，但只是耳闻目睹，就真的能了解对方吗?一个人或一个群体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意识，有时即便是耳闻目睹也未必会改变。当“耳闻”﹑“目睹”了与自己原来想象中不同的事物，会按照固有的思想意识对其加以改造，从而得出符合固有思想意识的“合理”解释。比如在X君的眼中，退还小费不是一种美德，而是封闭不开放的表现，而这种封闭不开放是与“朝鲜”在其思想意识中的固有形象相一致的。但如果那个导游收了小费，“朝鲜”的形象仍然不会改变，因为她可以用另一种逻辑来进行解释。我想到了一桩清末的趣事：
有数人偶言及近日报载英皇岁觐见国中幼女一二千人事。一人后至，但闻后语，以为吾国古时事也。遽曰：“此其专政野蛮。今日文明大启，决不能有此。”群告以此为英国之事，至今犹然，因取报纸示之。此人审视良久，即谓诸人曰：“君辈勿以为异，英国所以能上下情义相通，全国如一者，全赖有此。君辈勿以为异。”(《汪穰卿笔记》)
“此人”可算是今天遍及“吾国”的南方系﹑意见领袖﹑公知精英们的老前辈了。人们因为自己所处的阶级﹑社会地位﹑受教育方式﹑接受信息的来源﹑个人经历﹑交往的圈子等等而形成的思想意识是一种长期化的过程，不是可以轻易变化的，往往是在受到了特别强烈的冲击时才会动摇。所以很多人会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诀别来形容这样的转换，所谓“如梦初醒”——今天不少崇拜毛泽东的人过去曾有很多是激烈的反毛者，他(她)们讲起这种思想历程的转变，真有脱胎换骨之感——正由于固有思想意识的不易变，所以应当把“了解”变为“理解”。
“了解”可能是居高临下的姿态，也可能是卑躬屈膝的姿态，而且自以为是的所谓“了解”往往并不是真正的了解;“理解”是平视的姿态，不卑也不亢 ——所以我也不能轻易赞同某些中国左派带着“缅怀故事旧物”的心情去看待朝鲜。黄承烨叛逃后，出于立功心切，诬陷旅居德国的韩国哲学家曹斗律是朝鲜的高级间谍，使他蒙受不白之冤。曹斗律在军事独裁政权时期流亡异乡，此后曾多次访朝。他曾经说自己并不是无条件地支持“北方”，但是他希望直视“北方”的眼睛，希望理解“北方”。“理解”或许也不能做到真正的了解，但因为保持着谦虚平和之心，至少不会把对方变成一幅扭曲古怪的漫画。
中国“开放”亦久矣。有人认为西方对中国还是缺乏“理解”，还是有很多的“误解”，说明我们“开放”得还是不够，还应继续加大“开放”力度。为博褒姒一笑，真有不惜遍燃烽火之心迹。国际间的交流往来在任何时代都是好事，不过为博西人之一笑而自啐自责，自己主动趴在地上，别人即使想与你平视，想要理解你，恐怕也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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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美国是一个难于理解他人的国家。
美国人民确是伟大的人民。很多美国人诚实真挚，充满正义感。在与中国革命结下非凡之情的外国人中，美国人有着特殊地位。当我们提起斯诺﹑史沫特莱﹑阳早﹑寒春﹑韩丁等人来，总是感慨万千。在中国，那么多过去的“老革命”都背叛了信仰的时候，象阳早﹑寒春﹑韩丁这些人，始终不改初衷，捍卫革命理想，让人无法不动容。美国人在学术上值得学习，一些美国学者对于中国以及中国近邻的研究往往出于我们之上：如约翰•道尔﹑赫伯特•比克斯关于日本近现代史的专著;詹姆斯•康明斯关于朝鲜战争与朝鲜近现代史的的专著;韩丁﹑莫里斯•迈里纳﹑阿里夫•德里克关于中国革命﹑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专著等等——莫里斯•迈里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见解成为很多中国左翼在为毛泽东和这一段复杂历史辩护时引用最多的证据，平心而论，对此我们是应该有些惭愧的。美国有着不少象霍华德•津恩﹑诺姆•乔姆斯基﹑迈克尔•帕伦蒂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美国的不义和虚伪进行了最严厉的批评，他们虽然是少数，但却代表了美国的尊严与良心。
另一方面，正如德国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指出的，号称世界上最“开放自由”的美国，却又有着罕见的“封闭性”——开放反而造成了思想上的封闭，这是很有趣的悖论现象——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以外的世界毫无兴趣，主流美国人的史地知识大概还不如中国的小学生。奥利弗·斯通和彼特·库兹尼克所著的畅销书《不为人知的美国史》，其中很多的“不为人知”只是大多数美国人或者那些被美国官方神话忽悠的外国人不知道而已。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不喜欢学习外语 (因为英语是强势语种)，也不喜欢去海外(也许美国本身已经够大)。美国人热中于体育，而他们最喜爱的体育运动前3位(美式橄榄球﹑棒球﹑冰球)全都是地区性运动——世界第一的体育运动足球在美国人看来是女孩子的玩意儿。因为没有皇帝与国王的历史，所以美国人被认为“天性”热爱平等和自由。但是这种“热爱”在很多时候表现为无法无天，随便开枪杀人的所谓“牛仔精神”。菲利普•马洛说得好：“我们是粗鲁﹑有钱又野蛮的伟大民族，犯罪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犯罪会伴随我们很长的时间。”(雷蒙德•钱德勒《长别离》)犯罪的确伴随着美国的历史，而且经常打着“民主”“自由”或是“国际社会”的幌子。美国作为一个帝国，盛气凌人，傲慢无礼，病态的自恋，从来不懂得“理解”他人的意义，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为意识形态化的帝国主义。
美国难于理解他人，这在其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机器好莱坞电影中表现得最充分。冷战时期，除了大量直接丑化美国敌人的影片，“外星人入侵”的主题则是对“共产主义威胁”的隐晦象征。“外星人”不是人，是怪物，因而彼此之间建立理解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对于怪物只有消灭，只有拿起激光枪来“丢丢丢”地射击。军国主义电影并不是日本这种国家的专利，事实上，美国大概才是生产此类影片的老手。战争之于美国大概就像空气之于人，“民主党”“共和党”，只是“战争党”。196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反战运动和反叛运动曾一度削弱了美国军国电影的倾向，一批反思侵略战争和“美国精神”的作品纷纷出现：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现代启示录》)﹑马丁•斯科塞斯(《出租车司机》)﹑迈克尔·西米诺(《猎鹿人》)﹑布莱恩•德·帕尔马(《凶线》)以及稍晚些的奥利弗·斯通(《野战排》)等人大放异彩;而习惯了好莱坞式正邪分明和大团圆结局的电影观众也由此陷入了分不清“好人”与“坏人”的困惑迷惘之中——这代人中斯蒂芬·斯匹尔博格是个例外。他一直是美国主流历史观和价值观以及亲以色列思想的积极响应者，最新的《林肯传》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1981年，罗纳德·里根，一个前好莱坞二流演员﹑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双料探子登上帝国的权力顶峰。里根着力“重振”帝国的形象，恢复美国人失落的“美德”，“净化”被左派﹑反战分子﹑民谣歌手﹑性解放主义者“污染”得不成样子的传统价值观——而他在大洋彼岸的“同志”玛格丽特·撒切尔也正在做着同样的事。值得指出的是，意识形态与美英不同的中国，这时期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一运动通常被看成是“文革极左”思想的短暂逆流，但如果我们以当时的美英作为参考的话，就会发现这些事件却有着世界史的逻辑，即都是对之前革命与反叛精神的清算——此时，好莱坞的军国电影也随之抬头。东南亚丛林里惊恐无助的普通士兵被史泰龙﹑阿诺·施瓦辛格等以一敌千﹑百战不死的超人神话所取代，《兰博》系列等电影甚至为里根的对外政策提供了“灵感”。 1980年代中期，在美国军方的大力支持下，托尼·斯科特拍摄了一部著名的青春军国电影《壮志凌云》(Top Gun)。这部电影被看作是美国海军的“大型征兵广告”，并且起到了极佳的效果。此片一边展示了青年美国军人的阳光﹑自信﹑积极的好胜心以及关于爱情的甜蜜与纠葛;另一边却是没有任何“人”的特点，与机器完全一体的美国的敌人(米格战机飞行员)形象。在现实世界中，1980年代的美国连续入侵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狂轰滥炸所谓的“共产主义分子”﹑“恐怖分子”﹑“毒枭”。
进入到新世纪后，随着阿布格莱布﹑关塔纳摩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秘密黑狱依次曝光，出现了一种新派风格的军国主义电影。在这些影视剧中，酷刑和折磨不是被遮掩，而是作为“必要手段”来加以合理化。就像在热门美剧《24小时》中，拯救美国(?)和世界(?)的英雄男主角有时表现出比“恐怖分子”更为残忍凶暴，但这被解释成是“为了解救更多人的生命”，从而“不得不如此”。最近大为受宠的《猎杀本·拉登》也是这样一部新军国电影——影片原名“Zero Dark Thirty”，并无“猎杀”之意，中译名完全表现出某些中国人的奴才本色——以至于有评论家将导演毕格罗比作莱尼·里芬施塔尔。新军国电影与旧有的军国电影相比，细节上更逼真，一般带有半纪实的风格;主要人物从明显脱胎于美式漫画的超级英雄向普通军人回归;在政治立场上则表现为一种伪装的客观。正因为如此，像《拆弹部队》(The Hurt Locker)这样“真实”的影片比起《兰博》系列这样的夸诞电影更为反动：因为后者的军国倾向一目了然，而前者却用迂回地表现普通美国士兵的“人性﹑质朴﹑忠诚﹑可爱”来为美国的侵略战争翼赞。这和某个美国士兵阵亡后，电视上士兵的老父老母潸然泪下，可爱的妹妹掩面而泣，相框里士兵灿烂欢笑的大特写配合着忧伤煽情的音乐是同样的宣传计谋。并不是说这些悲痛是虚假的，而是说放大和利用悲痛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人忘记：在他们的入侵下被杀害的人们也同样有老父老母﹑兄弟姊妹﹑灿烂欢笑的日子。
另一部最近在金球奖﹑学院奖上大获全胜——甚至惊动了美国的第一夫人——的影片《逃离德黑兰》(Argo)虽然不是纯粹的军国电影，但是仍然散发出陈腐的气味。《逃离德黑兰》基本上就是重复着如何从野蛮人手中解救文明的白人的故事。所谓“野蛮人”就是印第安人=黑人=俄国人=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古巴人=尼加拉瓜人=委内瑞拉人=伊朗人=巴勒斯坦人......在这个套路的电影里，“野蛮人”中的成年男性基本上都是邪恶凶残之徒，而所谓的 “好人”无非是忠心的老仆﹑对西方文明无限崇拜的异议分子﹑为投入白人男性怀抱而不惜一死的少女﹑天真顽皮的小孩子几类角色。《逃离德黑兰》中的伊朗人，不是疯狂的暴民就是既阴险又愚蠢的大胡子革命卫队——占领大使馆的伊朗人当然很“野蛮”，他们显然没有文明到用导弹把别国大使馆抹平的程度——而让扮演革命卫队的演员脱下绿色军装换上白色长袍，马上就可以继续在其他电影里扮演阿富汗或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反美“恐怖分子”。此类型影片的恶劣之处不只是丑化了具体的国家，而恰恰在于它的非具体性。“逃离”德黑兰与逃离印第安营地﹑逃离义和团包围﹑逃离越南战俘营没有区别，恶劣的正是这种对“野蛮人”的“一视同仁”。
如今在“双塔”的废墟上正建着所谓的“自由塔”——“‘他们’恨我们，是因为恨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自由塔”?!那座作为世界资本主义权力中心的巨大图腾究竟代表的是自由还是奴役?西恩·潘对此的解答相当犀利：“双塔楼倒，穷人花开。”“自由塔”?!早在“双塔”灰飞烟灭前的1999年，《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里的“泰勒”不是就已经把象征着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街夷为平地了吗?“自由塔”?!“自由”难道就是建立在捏造口实入侵他国﹑肆意屠戮和拷问平民﹑使用无人机杀害妇女儿童等等恶行之上的吗?美国如果不进行彻底的自我反思，将永远也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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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网络如此普及的今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无事不晓。
许多左派文化学者将《黑客帝国》(The Matrix)看作是1990年代最著名的“反资本主义文本”之一。当我们轻松地点击鼠标﹑按动遥控器，进入到一个仿佛无穷无限的世界中;我们自以为在这个世界中的所见所闻都是真实的，是完全自由的，而实际上却只是一个“The Matrix”的“奴隶”而已。因为信息技术的发达而变“小”了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理解好象越来越难。而正是那种自以为“无所不知，无事不晓”的傲慢错觉，遮蔽了谦虚平和的理解之心。消费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支离破碎。打开电视，前一秒还是某矿难中遇难家属的痛哭，后一秒就可能是大美女入浴的商业广告;浏览网络，一片片“玉体横陈”下，国内外的重大事件点缀其间。严肃的情感和思考在这种支离破碎中不断地被扭曲。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是 “西门庆”和“周星弛”的文化，是“欲望”与“解构”的文化。你想谈论理想﹑信仰﹑平等﹑自由﹑反抗，或是革命吗?可以，不过是在“西门庆”的重重包围之中，是在“周星弛”“哈哈哈哈”的刺耳笑声中......有一些警觉者采取某些方式来与之对抗：不上网﹑不看报﹑搬走电视机甚至连广播也不听。这或许会被看做消极，但是我们却不能在一个“媒体恐怖主义”猖獗的时代里嘲笑这种“渺小”抵抗的意义。
《黑客帝国》中的“尼奥”最后造了“The Matrix”的反，成了人类的“救世主”。现实中，不能指望“救世主”随时降临，我们要自己构筑抵抗的阵地，尽管是那么艰难。二十一世纪的主流注定不会是“和平与发展”，最初十年的动荡只是初露鳞爪而已。我们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但也同时保持高度警惕，为了这个难于理解与因此需要理解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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