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1984年，记得是一个文学杂志召开的会上。我发言时不知为什么几次提到了“反体制”这个词。散会后大家坐在一辆面包车里，我听见后排两位老前辈在低声交谈：“他说的是什么?反……旗帜?什么叫反体制?”
那一刻的记忆一直未被我忘。虽然今天若说给人听，怕已没有几人会相信。那时在中国“体制”一词尚听着拗口，我也不过是因为听多了罔林信康吼叫的歌，心里哼着“我乃睁开了眼的反体制派”，发着言它顺口溜了出来。是的，哪怕经过全面战争的“文革”，知识分子的体验，大都也只是体制内的悲欢离合。
如今不同了。无论手机电脑，只要敲击tizhi，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它。如今，简直国民已被划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族群，从出租车司机到打工农民，对这个词的体会都会入木三分。
一、
不能以诗人为例谈论体制问题。寻找例子，也许挑选考古会更有意思。因为考古，它既是象牙塔学术的顶端象征，又与“田野”上生息的百姓耳鬓厮磨。在某些时刻，民间百姓与专业学者，也即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与古代环境与遗迹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
不拘泥于考古领域，但是用考古学的方法，却可能把文明探求的人流，归纳出若干个类型：
第一种人本身就生活在文明内部，或文明共同体的核心里。也许他们就是耕读乡里的农民，一代代从“文化”跟前走过，每天捉摸其中的奥妙。如今他们已有了余裕买书上网，并啃完了砖头般厚重的大部头。当脑际朦胧浮现的某种感悟、异议、观点成为冲动时，他们决意进行表达，试图描述自己理解的文明。
民间的文化内涵，为生长于斯的本地人、农民儿子，也被每日穿行其间的路人熟知。如马克思所说，以前他们不会表述自己，对他们拥有的文明的解说，总是由外人代言：情报人员、军人、学者，总之是由职业或专业的人员捉刀代笔。对他们的解说，并渐渐变成专门的知识，在课室里教授，更成了学府的梁架。
第二种是专业分工的产物。求俸及学，因职从业，全因跻身于体制之内，踽踽终老于大伞之下。不问智愚，皇粮味美，他们宛如水银泻地，占领遍及每个缝隙。“国际交流”多了以后，我发觉有些“老外”的大学系主任，很像电影里的纳粹军官，一手握生杀大权，众教师噤若寒蝉。要命的是他(她)退休无期，一个系只能仰望苍天盼解放。是为体制内学者之欧美类型。但还是中国类型的阵容最庞大：本来社会的细密分工已经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结果，但这儿还有半殖民地的贫血基因，以及社会主义大锅饭煮糊后倒不掉的锅巴，所以，世间潮流一旦附庸资本，他们便从伪学的堑壕里蜂拥跳起，向着金钱与权势倒戈。三十年河西，当年言必称马列的他们，早已是资本言说的铁杆。其间抄炒欺盗，不知生产了多少印刷垃圾。但是极目眺望，豢养的体制尚在迅猛膨胀，这一类型的繁殖，还正方兴未艾。
毋庸赘言，专业分工之内也会造就少数的佼佼者。但是，从宏观的历史观察，从已被揭破的东方主义，到死赖茅坑的低质学术，繁衍孳生的体制内知识，已被推到了历史批判的前台。
至于第三类型则是一种理想;他们或身在文明遗址之外，也并非由于薪俸和职业使然，而是出自天然的气质，从对文明的深爱抵达对于文明的忠诚，处于爱好与天性而导致一种宗教式的、文明之子的发现，这样的例外当然也一直在接续，何止不受职场体制的限制，他们乃是知识分子中的巨人。
总结这几种类型的人与学术，需要等到这个时代结束以后，上述三种都已彻底成型、并显示出本质的真正区别之后。今天我们能做的，只是触碰充溢的现象，提醒倾向中的警示。
二、
河南的民间考古学者马宝光，是我熟悉的一个身在体制之外，求学于考古域内的人。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因政治的灾难，迎受了全家下放农村的人生厄运。恰是在文物蕴藏丰满的河南农村，他不仅见识了青铜器和画像砖、古城址和古遗址的模样，还邂逅了一位落难的考古学家，从而对考古学粗略入门。
他痴迷考古的程度，让人难以置信。我和他是一对朋友，十数次结伴游走。常常是一块走路时，他突然失去了踪影。他像只山羊，不是爬上了半山，就是跑下了断层，拨拉寻觅，不分公园荒山，总要找到点什么文物。那一年我俩在潼关的旧城，我只是想沿古道走一走，他却爬到城墙上挖陶片。还有一次在安阳殷墟，我随着参观遗址公园的游客溜溜达达，他却不住地在草丛路边寻找。我在一边浇凉水：从李济到夏鼐，这土早被挖了三百遍了，你以为还剩下什么等着你么?他却说：上次我只用了半天功夫就找到十几片甲骨，其中好几片带字的!
我被噎住。他又说：下次再来，咱顺着这条洹水走一遍。我保证找出点东西给你看!……不能不感慨，他对考古的着迷，远远超过了我这退役的考古队员。
第一次，他把自印的《玉饰花纹》拿给我看。我连说没价值：你愿意弄这个也可以，但别吹牛说什么学术。河南老地主家里的玉锁，年代一样的清末民初，纹饰一色的吉利花纹，有啥研究头?
但看见他第二次印出的《源汇印谱》，我暗暗吃惊了。从战国到元明，他居然收集了三百余方古印。不说那些战国印和汉印，只数人所未闻的元代八思巴文印章，居然就超过了十方之多!我几乎看见了研究八思巴文的学者、比如我在民族所的老所长照那斯图先生的兴奋表情。若是听说马宝光并无收藏的财力，这么稀罕的文物也只是过手过眼，一旦拓片完成，原物便不得已出让，以求收购新的发现品——他们一定会惊讶。
他的兴趣与他的局限并存。若那些珍贵的八思巴文印，他大咧咧注明“印文不识”四字后便搁置一旁，视线集中于印章的源流，以及美术的角度。我读着他那本自印书的前言，也渐渐感到八思巴文确实不妨留待他人诠释。确实，一册在手，读者就能了解印章的起源、钮制、印的用法、名称的变迁、印文的布局、治印的技法、书体和刀工，并能从三百古印中获得艺术的享受。虽然只是通俗常识，也是必要的工作。
他的功夫，介于鉴赏家、收藏家、发现者和研究者之间。虽不能实行大规模的田野发掘，但河南丰富的文化遗址，以及民间流通的文物数量，不断丰富着他对青铜玉器汉砖元瓷及楚城汉墓史地传承的眼光。平日他以各种生计解决温饱，再以更大热情，听由遗存的引导，追踪古代的奥秘。无从言及名利，也不与工资有缘，他身在体制的机构之外，却以一厢的钟情，朝着考古的奥深锲而不舍。
我曾暗中感慨，他的行为和方向大概是民间求学者共通的：一种天性令人赞叹，但难得抵达学术的高度。爱好和痴迷都是一厢情愿，虽然乐在其中，但难以与专业人员形成角力。
但马宝光似乎不服我的断语。他不只年复一年进行考古的游击，而且大胆地踏入了研究。
转述则嫌纸短角多。那一年我们从河北曲阳出关，住在长城下的小店里。深夜披衣对坐，他给我细说了他对鱼纹的见解。
简言之，对从仰韶彩陶到汉画像砖上遍布的，或浓彩勾描或成批烧制的三角纹、十字纹、米字纹、菱形纹，以及被解释成森林、睫毛、七星的种种纹饰，他以“鱼纹”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有破译意味的解释。
他以为：古代人住居的条件是傍河。沿河而居的目的，除了饮水之外是为了食鱼。古代人群摄取蛋白质的重要途径，是捕鱼而食。鱼不可思议的繁殖力，为古代人群须臾不可离弃、由衷喜爱甚至进而崇拜。于是，多个鱼头朝一个方向排列(<<<<)、两对鱼对头排列(X)或多条鱼攒头环列(※)的种种抽象化图案，就成了古代最重要的一种装饰思路。。
他说的纹饰，确实早已被人司空见惯，至于我则如同视而不见。我沉吟着，想着怎么给他出难题：“怎么觉得好像听说过?会不会早就有人这么提出过，而你忘了在哪儿读来的了，后来当了自家发现?”
并非只是抬杠。只要排除了我说的可能，他就算出色地提出了一项见解，给考古和人的知识做出了一个贡献。
近年马宝光集中全力突击的，是河南浅山区大地上的一种岩刻。确实，大地上有一些文化现象，或许属于神秘的范畴。它们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相近相远遥遥呼应，引诱人的靠近又否决人的深究。民间学者最是对这一类问题深怀兴趣。混沌大地上怎么会到处都留下了这种鬼斧神工呢?
他们几乎想直接把天书一语写进文章，而学术界则审慎地挑选了诸如岩刻等词来描述。“岩刻”一语是个保险的词，但是严谨在面对造化的丰富时，其实只是无计无策的表达。我虽身处两难之间，为行文方便姑且也直呼天书。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觉得那些凿在一道道山脉两翼、在人迹罕至的山腿一行行诡秘排列的石上凹穴，实在过于匪夷所思。尤其在泌阳县羊册乡山麓，一头巨大的石羊身上，满披符咒般的坑点，浑然令人不得不联想天书。但是冷水悬于头上：因为很难解决对这头大羊的断代。中原大地风俗古老，但古风更使判断年代加了一道迷障。在擂鼓台，我俩目击了当地以亡童献祭的遗风。那么凹穴会不会也是今人的凿刻呢?说不清刻下天书的究竟是夏商的神官还是民国的地主，只能感到民间与大地上，藏着一脉相承的思路。
马宝光千里单骑的考古，宛似到了最后的冲刺。他坐着长途班车，指挥一伙原来在县城街上闲逛、现在随他迷上了考古的青年，逐县排查，拉网搜索，寻找天书。方城、淅川、南阳——九个县市的方圆里，几乎随人足迹所至，天书便破土而出。瞪着呈现眼前的天书，小报忙转载，政府也兴奋，后来居然是哪个县市发现了天书群，马宝光便被该县授予名誉县(市)民称号。
实在难以想象，就在河南省的西南一隅，体制外的考古，居然被一个人搞得轰轰烈烈!
就这样，积累日渐堆积，一介民间百姓，居然编辑了一套六册本考古文丛。当然“出版”对民间的表述常是拒绝;唯因在印刷术的故乡如今印刷术终于普及，才使他能够找到简陋的小印厂，白纸切边，蓝纸函套，把冲决欲出的悲愿，终于印成了书。
三百方从战国到元代的古印、数百种汉砖纹饰、数百种画像砖图案、一册民间的玉器拓本、一套瓷器圈足的青花艺术、以及一辑中州大地的天书或岩刻——每一册都附有这一领域的入门导论。随心所欲，直觉大胆，虽然端详着似不甚像论文，但每篇都是一气呵成，淋漓痛快，毫无八股。他的涉及，有些是对鉴赏的导读，有些则已是研究的攻坚。如前述对从彩陶到汉砖纹饰中“鱼纹”起源与抽象的研究，就已经属于学术的一家之言。
三
他在北京大学豪华的演讲厅里，克制着河南的家乡土语，别着劲用普通话讲解鱼纹的演变。一旁静听的我，琢磨着他讲的内容，更体会着他存在的意味。那一天他在北大，讲得远不如我俩在王屋山、雁门关、五丈原等地夜宿十元小店促膝而谈时，一口河南话，讲得那么精彩。
一边旁听的我，感到了一种沉重。他的胃口和他的推论，都已经愈来愈大，他阑入的领域，也愈来愈艰深了。他的查索，已经从《左传》的印章记事“问玺书追而与之”，一部跳跃到难懂的《尚书》甚至扑朔迷离的“河图”。这令我不能不担心他的能力。
“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画八卦，谓之河图。”——这已不单牵扯学术的渊源，也纠缠着古代的奥义。他具备甄别、看破、梳理的能力，面对如此题目，达到科学而非随意的把握么?
但沉吟的原因尚不在此。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云：
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凡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
或许梁启超设想和鼓吹的，是一种不受体制桎梏的束缚、推动文化昂进的时代思潮。我们此刻面对的，确是那么新鲜的思潮么?我们如今身处的，是那样的一个时代么?
至少在文学界，我们已看腻了一代代人的出世、成名、异化与腐烂。他们的质地中，先天缺乏抵御体制侵蚀的基因。他们中的一部分，无疑将可悲地被淘汰，沉入中国文人逍遥与堕落的泥河。
他们常把修辞的小技，错当了思想的发现。他们决绝的姿态，多是“早期”的化妆。他们惯以文学的主观，掩饰对客观世界认知的无能。他们猛烈地抨击权威，只因愤慨自己地位的低贱。他们总是满腔怨愤，其实从来不为他人痛苦。他们以为一己私臆的发泄，就是人性的解放——他们尤其膜拜西洋的八股，燕人学步，寻章弄句，把西方价值认作文学的宗教。
体制外的考古，与这样的命题有关么?
那一天我作为讲演会的评议人，在会场也讲了几句。我在赞赏北大考古诸学兄为民间学者提供发表场所的举动之后，更呼吁听众对马宝光的质疑。因为我深知，体制既然能存在久远，乃因其积累的深度与规范，马宝光其实把自己摆上了尖锐的学科驳难面前，其严厉程度，也许他自己还不能想象。
无论如何，一个终日为五斗米操劳烦恼的民间人，居然在中原大地上奔波思考，不仅成就了一套考古论丛，时而还向象牙塔内的学术填空补白，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有意味的事。
混杂于马宝光广泛也可以说杂芜的成绩之中，泥土气息，农民味道，非专业感，无疑都在所难免。但我更想留意的，是其中的一股真挚和一种体制外的意味。是的，在人心浮躁的今天，在印刷垃圾疯狂生产的时代，如此真挚地涌动于体制外的潮流，应该受到注意了。
谁能尽知这一次涌动的命运，以及它未来的趋势呢?
体制的引诱何等强大!公务员，铁饭碗，几乎可以说，中国人的目标不过如此，多数话语权威的秘密，也不过如此。其实国民已经几乎被划分成体制内外两大类，渗透推搡，在矛盾中等候着下一次危机。
可以断定的是，今日体制外奋斗大军中的一部分人，将会对腐朽体制采取恭顺姿态。浏览着个人奋斗的故事可以知道，挑战体制往往不过是可悲的作态，不过是跻身体制的手段而已。
但真挚的初衷，确是理想的重点，所以梁启超说，它“俨然现宗教之色彩”。
既然敢于置身体制外的追求，就应该断念于出世的荣耀。马宝光和他身后遍及于各种领域的奋斗者大军，能守住这一姿态的尊严么?否则他们将玷污自己的初衷和意义，再次跌入常见的沉沦。
但同样无疑，存在着真有大志的人。
或许经由他们的努力，病入膏肓的知识界会获得换血，中国会出现新的文学、新的学术和崭新的知识分子。或许他们将推动真的时代思潮，更新资本控制以来的知识体系，迎来所谓文化昂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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