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本人所发《说不完唱不尽的<朝阳沟>》一文(以下简称《说》文)，总感觉对银环娘的评价不太公允。当时我是这样说的：“现实中银环妈这样的人转变起来还是很困难的。一旦环境变化，可能会立刻回到老路上，而现在则叫做‘与时俱进’”。虽然《说》文酝酿的时间不短了，但这句话确实有点急就章的味道，只是写到这里时忽然想到了一些人心中忽有感触，也就冒出了这么一句。其实，银环娘的形象所代表的社会意义，要远比这句话复杂得多。而在本人对银环娘这个形象认真思考了之后，感觉到这个形象的内涵真是太丰富了，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所以这篇文章就不会只是说《朝阳沟》了，内容会丰富得多。如果按照应试教育的规矩我这篇文章可能要跑题了;但所幸这不是课堂，也不怕老师给零分，但在这里欢迎大家对我的观点给予补充完善和批评指正。
1963年《朝阳沟》剧组奔赴北京，为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演出，并请毛主席提意见。当时毛主席只提了一个意见，就是银环娘前面的戏太重，后面的转变就显得有些突兀。但毛主席并没有把这个意见多么强化，只是说能改就改，改不了维持现状也可以。毛主席的建议固然反映了伟人的虚怀若谷，但也说明了银环娘这个人物在《朝阳沟》中的重要性。而银环娘的戏又是《朝阳沟》主要笑点的来源,也为演员的表演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张月婷老师自由发挥的表演就比杨华瑞老师来得多一些;也许是时代不同了吧，应当承认当今社会对个人的自由是比原先放开了许多(这个问题可以单独论述，这里不再展开)。而张月婷老师对银环娘这个角色表演的发挥总的来说是增加了这部戏的娱乐成分，初看时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她把银环娘那种刁钻蛮横而又外强内虚的本质演绎得淋漓尽致。比如她第一次来村里看银环时，知道老李是支书后马上改口用普通话，来表现自己城里人的“风度”和对当官的尊重;这就特别符合当今观众的审美口味。说句实话，刚开始看2005年版的《朝阳沟》的时候，确实很赞赏张老师的表演，认为张老师把杨老师塑造的银环娘的形象又提高了一截。比如说在银环回城里看望母亲时，因为银环娘说山里人的坏话，银环唱到：“不许污蔑我们山区人!”杨老师接唱的是“我说了，你能把我的头来割?”而表情带着是生气的样子，身体基本不动。张老师唱的则是“我说了，你能把我的舌头割?”而且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扭步摆臂冲到银环面前，还用手指着自己的嘴。这段表演观众爱看，我开始时也觉得挺好，认为是把银环娘蛮横无理的一面表现出来了;当时就想：这应该是表演上的一个进步吧，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如果让杨华瑞老师再来演这场戏，杨老师肯定要会吸收张老师的表演技巧吧。再深入的道理也就没多想，毕竟不是搞专业评论的嘛。可有一天，我看到了另一个现代版的《朝阳沟》，是杨红霞老师演银环，年近八旬的杨华瑞老师演银环娘，而到这一段的时候，杨老师唱的仍是“你能把我的头来割”这就让人不得不多想了：“割头”与“割舌头”仅仅一字之差，但反映的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心境;“割头”表达的是愤怒，是自己十分生气;而“割舌头”表达的则是耍无赖，是自己虽然生气，但主要是去气别人，两种心境哪一个更符合生活中的银环娘当时的想法呢，当然是第一种，因为这是在母亲和女儿之间发生的冲突，“虎毒不食子”，母亲不会真的想把女儿气成啥样。而且银环娘在银环下乡这件事上，从思想到表现都是愤怒而不是无赖。就连观众看到的可笑的暴跳如雷、连窜带蹦的表演也是她愤怒之极的表现。其实在1960年代版里银环娘第一次进山有一段唱，就是在：“我把你养来把你生，你掉根头发我也心疼。自从你和栓宝交朋友，妈妈我心里满赞成。”的后面有一段是“星期天你领他到咱家去，我鸡蛋白糖把茶冲。他衣服脏了我给他洗，鞋袜破了我替他逢。我只想一个女婿半个儿，给我养老又送终。我只想你两个毕业后当干部”，然后才是“谁知道，由初中升高中，升来升去升到农村。你功不成来名不就，你不怕丢人我怕丢人啊!”但这里的中间一段在1978年版的和2005年版的中间都删去了。我觉得这实在是很可惜，因为这段唱是银环娘内心世界的真实展示，是她一系列外在表现的思想根源。而且因为她的要求对一个城市平民来说有那么多的正当性，才使她的一系列行为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使人物的可信度增加，而不是徒然增加笑点而已。
是的，虽不能说银环娘一类人的要求的合理性是永恒的，但在人类历史中，这种要求将伴随人类度过一个漫长的阶段——这就是人的对自身保障的要求。我们再把视角拉回到银环娘身上：那时刚刚解放不到十年，一个城市的孤女寡母家庭(或者照1978年版的银环娘的唱词“你走恁哥养活我”，银环还有一个哥，但即使有“哥”不是“传说”，但多个有出息的女儿在身边，也是更好的)，一个靠摆烟摊为生的城市妇女，在她看来，女儿和女婿将来“大学毕业当干部” 她的将来就有保障，而现在栓保回乡、银环下乡，她未来的保障没有了，所以她才会暴怒，才会那样的“蛮不讲理”。她要的是什么?与其说是未来的美好个人生活。还不如说是一份保障，一份未来的保障。在《朝阳沟》这部戏中，她的这个保障在农村得到了实现，结局是大团圆的皆大欢喜;而在实际生活中情况会复杂得多。这也是毛主席为什么要把关注点放在银环娘身上的原因吧?其实说到底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给千千万万个银环娘这样的普通人的生活一个保障，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仍然靠我们的辛勤劳动。”现在都爱讲一个时髦的词，叫做“体制”。最热门的职业是最不符合当代青年人“张扬个性”的特点的公务员。为什么呢?因为当今社会最缺乏的就是保障，以致使我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都成了心情暴躁的“银环娘”。又扯远了，还是让我们来看看《朝阳沟》中的“银环娘”吧，“这一个”银环娘所处的时代正是共和国爬坡的大跃进时期(也有人认为是“人祸”造成的国民经济“大倒退”时期)，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就要进行积累，而这种积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几百年前就靠对内压榨和对外殖民化完成了，而随着其国内工业化的建立和国际殖民体系的形成，他们已经把压榨的重点放在殖民地国家身上了(虽然现在殖民地国家大都名义上独立了，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还要依赖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他们中间一旦出现不听话的，立刻就会招来导弹，最后被清除掉;看看萨达姆、卡扎菲的下场就知道了。这也是造成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实行的都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能在自由世界中真正说了算的富裕的国家还是一百多年前进北京的“八国联军”的扩大版，是那十几个到二十几个欧美国家及日本，还有因反共需要扶植的几个“前线”国家——说起来这几个“前线”国家还要感谢共产主义哩。而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却还不如被封锁的朝鲜，这还不算那些战乱国家，话说回来，战乱的根源不也在“发达国家”身上吗?这不是我个人在此胡说，大约是十年前吧，我见到过一位曾被派往非洲国家工作的朋友，他告诉我那里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马路上的一些地段豪华车开不动，因为车前车后都是乞讨的人群，很多妇女是背着抱着拉着好几个孩子在乞讨。国外工作的人视野就是和一般人不一样——当时我正认为我们国家是在向前发展前途一片光明，而自己和周围的人虽然是地位下降，相对或者绝对的收入减少，但是在为改革作出牺牲， “领导阶级”应该有此觉悟：我们虽然没有富裕起来，但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现在做出牺牲，等国家将来发展了，我们的生活也会跟着好起来，而那些先富的人也一定会回过头来带着我们致富的——他却对我说：“你别傻了，非洲国家的今天就是我们国家的明天，两极分化是必然的，你的选择就是做两极中的哪一极!”然后他突然用一种异样的眼神凝视着我说：“你知道安利吗?”——这段话将是我另一篇文章的开头部分，我要写一篇关于传销的文章;不过这也不算扯远，因为传销能在中华大地上盛行，其中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钻了我们缺少保障的空子——它承诺我们只要你加入传销网络，干出业绩，你就会得到一份能够传代的保障)，而这些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也能从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利润中获得一杯羹，所以总体上发达国家的劳动人民生活还过得去，还不像原殖民地国家那样的两极分化。这一段连括号带不括号的显得很啰嗦，还是让我们回到“银环娘”的时代吧。那时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是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去海外掠夺殖民地，也不会在国内单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压榨，来满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新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只能是全体国家成员共同勒紧腰带口挪肚攒进行积累，而中间又经历了抗美援朝，不可否认那时的人民生活是很艰苦的。银环娘这类的普通人的美好生活愿望的实现还要打个折扣;而他们盘算好的今后生活的“保障”也往往会被“打乱”。这当然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不安，而他们对这类不安的抵触和反抗就会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朝阳沟》中银环娘千方百计要拖银环进山的后腿，就是这种反抗的表现之一。
而说到底，银环娘这样普通劳动人民的保障从何而来呢？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讲，“保障”实际是属于 “安全的需求”的范畴的，它和“生存需求”一道共同构成了人类最基本最低级的需求；而在此需求的基础上才会产生社交、尊重及自我实现的需求；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要想国家稳定都要把满足个体的生存和安全需求放在首位。因此我们在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之后，就要给人民的将来一个保障，这是毫无疑义的。银环娘所处的建国后前十年以及后来所说的“前三十年”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了。对于这段历史，人们见仁见智。肯定的人把它放在中华民族一百多年受尽屈辱的大背景下来研究，放在当时国内外敌人对新中国虎视眈眈的大环境下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光明的；否定它的人把它放在个人荣辱得失的角度来研究，并不恰当地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横向对比得出的结论是黑暗的。是光明还是黑暗，或者是光明占主导还是黑暗占主导，历史自会有公正结论。但有一个事实就是：不论是城市中的“银环娘”，还是农村中的“银环娘”，她们那时的生活都获得了一定的保障。在城市里是一个人上班能养好几口，退休后有退休金；农村也把孤寡老人设为“五保户”，队里要给出资金赡养（本人小学时曾听过生产小队会计来学校讲课，小队账目有此一项，至于是属于“公积金”或者“公益金”还是单独列支，就忘记了）。另外，在这里我还要赞扬那广被人诟病的“票证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和城市困难职工的补助制度还有农村的五保户、“红笔户”等制度形结合，在国家还不富裕甚至很贫穷的状态下，给了广大人民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防止了古代先贤所说的因为“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从而造成的“涂有饿莩而不知发”悲惨景象的出现！而到了后三十年城乡中的这种保障是越来越少了，据说是为了铲除由“大锅饭”造成的人的懒惰。记得一位国师级的人物曾经说过：“８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但我觉得这实在是弊大于利，想想当今社会的很多问题，不都是人们失去了保障从而对未来丧失了信心造成的吗？我们没有看到多少失去了保障的人们具有了什么“进取心”，我们只感到这个社会到处是不安和浮躁。为了个人的生存不顾他人，以邻为壑危害社会的事情比比皆是，而在你争我夺的大环境下，原先那不需要太多的“保障”现在也变成了无限大。为了将来能“用钱换命”，在现在“用命换钱”的阶段，能多捞一把是一把，要不 “到老了靠谁？”于是有了医生拿红包了，老师收礼物了，官员贪腐了，运动员踢假球了，开发商强拆了，钉子户自焚了……资源卖光了，假冒伪劣横行了，环境污染了…..社会矛盾产生了，产生之后又激化了，于是又要维稳了。有多少人为了应对将来未知的风险，在当今就会铤而走险，难道这就是所谓激发人的潜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吗？没有保障的社会，经济也不会健康发展——没有保障谁敢消费啊？去哪里扩大内需啊？
总之，大多数人失去了保障的体制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资源(物质的和精神的资源)的巨大浪费，会极大地支出社会成本。那些挖空的山体在哭泣，那些下沉的土地在呜咽，而更多的岩浆则在人们的心中奔涌。而解决这些问题的良方只有一个——这就是建立劳动人民全面当家做主的社会制度，而要建成这种制度，首先要建立劳动人民全面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制度，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模式，供大家讨论补充，研究其可行性。这就是以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个体劳动者占有少量生产资料作为补充的社会经济制度。企业分为全民、集体和个体三种，个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国家要进行赎买使之变成全民或集体企业，除给与该企业主赎买资金之外，还要授予其个人一定的荣誉(比如“共和国英雄”之类)，其个人允许成为全民或集体企业的职工，也可以继续创立新的个体企业，所以一个有能力经营个体企业的人，一生能因为经营多个个体企业达到国家赎买的规模而获得多个此类荣誉称号。这样就不仅限定了个体经济规模，使之不能和全民、集体经济分庭抗礼，在社会上不能产生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也让那些有经营能力，但却没有机会进入国营或集体领导机构的公民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如果其创业失败企业破产，国家应该保障其全民或集体企业职工的地位，即对个人的发展“上要封顶，下要保底”，也就是“人人能向上，人人有保障”，“生老病死有依靠，鼓励能人把尖冒”。
当然，当今社会已向另一个方向急速飞奔，劳动人民全面占有生产资料在一些人看来已经近似梦幻。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至于人民群众以剧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创造历史(也就是革命或改良)，这就取决于统治者对人民的愿望采取什么态度了;但不管怎样，公平的社会制度会降低社会的运营成本，人们保障的期望值也会降低，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如鲁迅所说：“我现在工作，每个月拿三百块大洋，革命之后可能只拿三十块大洋，但是我乐意。”因为什么，因为以后的生活有保障，就不用拼命地索取了。
如果劳动人民全面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制度能够实现，那靠什么政治制度来巩固它呢?毛主席曾对黄炎培先生说过要用民主的方法避免周期律，然而从1949年开始的第一个周期，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应该说是出了一些问题，原因在哪里呢?应该还是在民主方面。毛主席在文革前一年重上井冈山曾感叹“士兵委员会”没有坚持下来。确实，“士兵委员会”是一种民主制度，它对早期的艰苦条件下凝聚军心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最终消失也有一定原因，其中一条理由就是指挥员不能集中精力研究作战。但建国后没有了战争的环境，在军队里也没有恢复“士兵委员会”，在社会上也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机制，也就没有对官僚体制进行有效的制约，这样毛主席才被迫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实，民主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公有制下民主更是劳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利的手段。人民群众没有真正行使民主权利，走资派才能够毫无阻碍地施行资本主义的改革。当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体制缺少民主机制时，只能靠领导人的个人的优秀卓越的品质来保证红色江山不变颜色，靠领导人的威望去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靠领导人的身体力行去实行“民主集中制”;但这时群众并没有动员起来，只是啦啦队，只会站在一边喊好。群众只是被动地接受权力斗争的结果，而不是直接参与其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最后当自己的领袖去世，而代表自己利益的真正传承人被抓，竟然还跟着唱：“美酒飘香歌声飞”、“十月里，响春雷”，和敌人一起喝着自己同志的血，还要“千杯万杯也不醉”，真是悲催!如何才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那就是人民真正行使民主权利，领导层不要再怕“把矛盾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领导人之间有争论，不要在通过内部斗争决出胜负之后再向全国人民公布，而是直接把分歧充分告知人民，让人民进行选择，选择错了，也不要紧，实践起来不对再改就是了。这才是真正的“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这才能真正提高民族素质，这样的民众才会既有独立判断能力，又不会是一盘散沙。人民群众也可以通过像“士兵委员会”这样的固化机制把建议直接反映给领导人，而不只是在领导人调查研究的时候才有机会这样做，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你不联系群众，群众就来联系你。
对于掌握直接权利的基层领导人(是指能够直接分配利益的企业领导、基层单位的行政领导等)，群众不满意，可以直接采取投票的方式予以撤换，形成一种越为人民谋利益，自己就能得到利益;越为自己和小集团谋利益，反而会失去利益的机制(这里拿来了纵观网友观点，向纵观网友表示感谢)。通过直接和间接选举的方式，让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人成为企业和行政单位直到国家的管理者。做到这些才能够保证人民江山永远不变颜色。
既然是写文章，还是要遵循一下写文章的规则。本来是想写《朝阳沟》的，现在却扯到民主上去了，其实这些都是通过由银环娘的形象想到社会保障问题，由社会保障问题想到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才能给大多数人提供保障，而这样的社会制度又要什么样的体制才能维护，这样一个思路走过来的。说到底就是一句话，而且是一段人人知道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也就是人民群众必须建立一个自己当家做主的体制，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压制。只有这样文革电影(如《欢腾的小凉河》)中普通群众向走资派直接斗争的情景才会在实际生活中出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得到维护，而像银环娘这样的普通人的权益才能得到永久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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