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同志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文革后，有人从否定文革的需要出发，也对当年的这场批判提出了质疑，甚至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几十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郭建波同志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出发，立足于思想战线上斗争的视角，对当年发动的这场批判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揭示了这场批判发动的真实原因。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册)的一部分，网刊现征得同意，在这里发表，以飨读者。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由中央党报以社论的形式来展开对一部电影的批判，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社论发表后，掀起了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高潮。那么，电影《武训传》存在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要以社论的形式展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电影《武训传》的上映。
一九五○年底至一九五一年初，在全国几大城市上映了一部影片《武训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几乎场场满座。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打着“行乞兴学”的旗号，想用乞讨得来的钱来兴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识字，能够上学，以摆脱贫穷落后的命运。为此，他在乞讨中，为了得几个钱，费尽心机，见人(特别是有钱有势者)就磕头，低眉顺眼，装疯卖傻，自取其辱，丑态百出，还摆摊卖打，学驴叫唤以博得人们的欢心。在士绅的帮助下，于一八八八年办了“崇贤义塾”，后来又办了两所“义学”，但是并没有改变穷人的孩子的命运，他们还是上不起学。在武训死后，他积累的学校的财产又被豪绅地主霸占，并因此逼死了武家两条人命。[2]
这部电影上映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又是如何评论这部电影的呢?
二、电影《武训传》上映前后，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好评如潮”的颂扬中反映出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其实，在这部电影公映前就有了不少赞扬和溢美的文章。电影《武训传》上映后，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赞扬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等等。[3]
这种现象，后来杨俊在研究批判《武训传》的时候，曾对此作了概括和总结。我们引述如下：
在影片《武训传》公映前，当时京、津、沪等地主要报刊杂志上，已经出现许多肯定和赞扬武训的文章和书刊，影片《武训传》公映后，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了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进行“极为夸张”的歌颂的文章，旋即掀起了“武训热”。这里，我们选取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对〈武训传〉的讨论》中被点名的文章和论著为例来考察这时“武训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实质。选择这些材料，是因为毛泽东通过它们，对当时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达到何种程度”产生了直接印象，从而影响了他对整个事件的判断和决策。
这些文章和书籍，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用“马列主义的名词”做了“极为夸张的”褒扬和歌颂。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用“马列主义的名词”对武训事迹和精神极力夸赞，把武训颂扬为“中国劳动人民的楷模”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人民战斗英雄。”
这些文章纷纷把武训誉为“具体的唯物主义的身体力行者”，“人民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我们的劳动人民的儿子”，“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他为无产阶级而生，生与无产阶级为友;他为无产阶级而死，死后与无产阶级同穴。”“他那种不倒翁精神也正说明了劳动人民的坚韧性。”“一个受难劳苦农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后一代工作。”“他坚苦不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动，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他终身不渝的尽力于‘义学’这一件大事业，对于人类历史和劳动人民的影响则是永垂不朽的。”……
二是认为“教育”、“知识”能使“劳动人民翻身”，而“新民主主义教育”“继承的是武训的遗志”。
《武训传》放映后，一些文章认为农民受压迫就是因为“不识字”、“愚昧”，而“劳动人民要想翻身，必须透过教育”。许多文章大力呼吁“一切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民教师”，要宣扬和学习“武训精神”， “把全国的工农都教育起来”。也有文章要求结合当时的“革命运动”，“产生许许多多新武训”，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武训传》放映后，当时的文教界兴起一种舆论，说“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继承的是武训的遗志”。连环画《武训画传》就在“武训第四”——陶行知先生这幅画下面写了说明：“陶行知先生……有规模的发扬武训精神，解决了育才的困难，并奠定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础。”(见该书86图)
三是用“武训的道路”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说成是“师承武训他们的结果”，号召学习武训的革命精神。
观赏者认为《武训传》“是强有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鲜血淋漓的写照。”“观众在影片进行中，始终燃烧着对封建社会的愤怒的火焰。”“可以看到阶级友爱的伟大，到处洋溢着这种爱、这种意识”。在“这个封建社会里面”，武训与周大作为反对地主阶级统治“一文一武 ”的两条战线：武训是“认为穷人要想翻身报仇，只有让穷孩子们都有书念才行。”所以，“忍辱行乞，走向那条艰苦漫长的道路。”而周大则干起“响马”，“起来进行反抗恶势力”。“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苦大众翻身，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中国今天这样子”，就是武训加太平军加“正确的领导”。由此逻辑，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就是武训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师承武训他们的结果。” [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电影《武训传》上映前后，思想文化界就出现了对这部电影的一片颂扬声。这些颂扬的文章从其内容来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把武训包装成劳动人民的代表，称赞他是反封建的战斗英雄;认为教育能够使劳动人民翻身，改变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新民主主义教育是继承武训的遗志，将武训的行乞兴学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混为一谈;把武训行乞兴学的道路曲解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把中国革命说成是师承武训的结果。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文章的将武训打扮成劳动人民的代表，一个反封建的战斗英雄，不仅极力称赞武训的“行乞兴学”，还把武训的“行乞兴学”与中国革命等同起来，纳入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范畴，认为通过武训“行乞兴学”的方式，在劳动人民受到教育后，就可以改变他们受苦受难的命运，将武训的“行乞兴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量齐观，漠视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根本的改造。因而对电影《武训传》的评论，不仅关系到中国人民究竟采取何种方式才能够获得自身的解放，摆脱受苦受难的命运问题，同时从实质上更是反映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认识问题。
三、毛泽东是在反复思考后，才决定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
电影《武训传》公映前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几乎没有出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出发，对这部电影进行深刻的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的文章，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充满了颂扬和称赞声，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调阅了这部影片。为了全面了解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的评论状况，在田家英的指导下，卫士李家骥还把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武训传》的文章剪裁下来，供毛泽东阅读。[5]
电影《武训传》宣扬的主题及报刊杂志发表的评论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经过反复的思考后，一九五一年三月，毛泽东开始谋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6]对此，林默涵后来曾回忆道：“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7]
可能有人会问，就是这样一部宣扬叫花子武训“行乞兴学”的电影，值得毛泽东这样兴师动众的发动批判吗?
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修改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的文章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现在，姑且不说武训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单说武训办学的动机，即是说假定他真想要使穷孩子识字，借此以改变穷人们的悲惨地位，这种想法，难道是不正当的吗?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8]
由此看来，毛泽东发动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针对武训这个人以及他所做的“行乞兴学”这件事，而是电影《武训传》的们借武训及其进行的“行乞兴学”来兜售自己的主张，借以宣传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和主张从本质上反映出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斗争发生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及对新生人民政权的不同认识，而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只是出现了对电影《武训传》的一味颂扬，却没有人能够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部电影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这说明在当时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和忧虑。
四、毛泽东在做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决定后，当时思想文化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状况如何?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指示，进一步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三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召集沈雁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会议决定：(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为此应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草拟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二)加强电影编剧力量，可向全国征集已经上演过获得观众好评的戏曲剧本，选择一些改编为电影剧本。(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是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强调艺术性。[9]
会议后，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以《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作典型，教育电影工作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观众对《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组织讨论与批判。”在3月23日结束的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文化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周扬点名批评了《武训传》。3月下旬，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主编丁玲在北京师范大学作文艺报告时，“很尖锐地批评了《武训传》电影的立场和观点的错误。”
领导人出面批评《武训传》的错误表现后，报刊杂志那种连篇累牍地、“一个劲地”褒扬武训和“武训事业”的现象没有了，并且开始有了一些批评武训“不足为训”的文章，那么，这些“讨论与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情况如何呢?下面就以京、津、沪等地重要报刊在1951年3月上旬—5月上旬所组织发表的讨论和批判文章来进行考察(均被《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社论点名)。
这些批评《武训传》的文章，通过分析武训及其所从事活动的“时代环境”，得出了武训“不足为训”的结论，具体原因为：武训当时“脱离了时代要求”;“采取了错误的斗争道路”;对当时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客观上起了阻碍作用”;“客观上起了掩饰反动统治的作用”。在表达武训“不足为训”的同时，这些批评文章又纷纷“一分为二”地说：“武训的动机是好的”，“武训的‘苦行’与‘利他主义’是难得的”，只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他的愿望的。”这些文章的特点正如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的：“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它方面。”
一方面是此时批评文章的不够尖锐，针对性和战斗性不强;另一方面是当时许多人对于批评武训表示怀疑或异议，而褒扬武训“三十年如一日，为自己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条件的理想而奋斗”之类的文章仍然在报端时有出现……
通过分析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此时报刊杂志所组织的批判进行的不很得力。这一方面是因为“武训精神”在知识分子中，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毛泽东关于“武训问题的实质”，以及讨论《武训传》问题的原则意义的思想认识，许多人“跟不上”，也没有引起下面足够地重视。李长之在1951年5月的检讨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三月底，四月初，渐渐看到一些反面文章，最初认为不过是‘标新立异’罢了，没有加以足够注意。”这种状况，在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所配发的编者按，也有强调说明：
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所写的评论)全部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评论文字。[10]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开展批判后的动向，他对这种批判是不满意的。因为在批判过程中不仅还有赞扬武训的文章出现，就是批判武训的不少文章也是在肯定武训“行乞兴学”的动机的前提下进行的。特别是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只是就事论事，而没有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放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认识，更没有从理论上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靠武训的“行乞兴学”是不行的。这是关系到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重大认识问题。因而当时进行的批判是肤浅的，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决定亲自介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便为批判指明方向，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
五、毛泽东改写了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为批判指明了方向。
这个时候，胡乔木起草了一篇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文章标题是《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大量修改，改写和加写的几段文字构成文章的主体。他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1]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改写和加写的文字如下：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灭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12]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六、对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原因分析。
我们看到，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将电影《武训传》放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认识，高屋建瓴，所向披靡，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如同匕首和投枪，击中了电影《武训传》的要害，揭示了这部电影的本质，指出了当时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严重问题。
那么，从毛泽东在社论中表达的观点来看，他是经过怎样的分析才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呢?他为什么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做出了措词激烈的批评呢?现在我们进一步来分析这个问题。
1、电影《武训传》实质上是对中国革命的否定。
我们知道，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才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屈辱命运。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出发，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想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就必须变革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改造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要变革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践已经证明改良道路走不通，只有实行革命的道路。因而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就必须对过去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造，建立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而要对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造，就必须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统治，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任务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才得以完成。
由此看来，在近代的中国，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通过民主革命的方式，对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造，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
电影《武训传》中的武训认为，当时穷人受穷是因为念不起书造成的，因而他想通过化缘的方式来办一所学堂，让穷人的孩子念书，以改变穷人的命运。
这种想法在现实生活中到底能不能实现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办义学是需要钱的，这笔钱从哪里来呢?武训是通过乞讨的方式来募集的。这种乞讨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人呢?是一般的劳动人民呢，还有豪绅地主?如果是一般劳动人民的钱，武训不过是用劳动人民自己的钱来建义学，他的行乞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是地主豪绅的钱，这不过是他们把从农民那里搜括来的财物的九牛一毛交给乞讨中的武训，这本来就是劳动人民的钱。因而我们认为，武训乞讨得来的钱，其实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钱，武训不过是通过行乞，以办义学的名义，聚敛到自己的名下而已。当然，就是这样，能不能解决穷人孩子念书的问题，改变穷人受苦受难的命运呢?
回答同样是否定的。解决穷人命运的问题，并不是像武训及武训的宣传者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办了义学，让穷人的孩子能够上学就可以了。其实这是幻想，在不对社会制度有一个根本性改造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从解决穷苦人孩子上学的问题的。后来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
武训的义学在豪绅的支持下办起来以后，其实还是解决不了穷人孩子上学的问题。武训的义学里主要还是豪绅地主的子弟，大批穷人的孩子被排除在义学之外。即使有的穷人的孩子能够进入义学念书，在义学里还是饱受歧视和白眼。江青到山东堂邑下乡调查武训的时候，就曾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有一位老太太说自己的孙子在义学里被富人的孩子打伤了，回来后几天就死了。江青听后和老太太一起掉了眼泪，哭了起来。[13]
当时劳动人民处于穷困命运的根源，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只有推翻了封建制度，才能解决农民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命运。只有在解决了农民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命运以后，才能够真正解决农民子弟的上学问题。因为在封建社会的农村，在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地主通过地租的方式将土地产出的相当大的份额据为己有，这是造成农民穷困的主要原因。同时，封建社会的政权又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并为这种剥削提供保护。封建的文化严重束缚着农民的思想，造成了农民的愚昧、守旧和落后。这才是造成农民穷困和悲惨命运的根源。义学教授的又是封建文化，在这种情况下，靠办义学是无济于事的，也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对农村有一个根本的改造。这就首先要进行文化的启蒙，促进农民的觉醒，使农民从蒙昧中走出来，成为进行革命斗争的主力军。通过民主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消灭政治压迫，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挖掉农民穷困的经济根源。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农民才能获得解放，从经济上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解决农民子弟的上学问题。否则的话，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及封建文化的前提下，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获得特权的情况下，为了办义学，也就只有像武训那样奴颜婢膝地去乞讨了。就是企望统治阶级的恩赐而不是革命人民的斗争来解决农民贫困直至受教育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秉承改良主义。历史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这样看来，围绕电影《武训传》发生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来是能否通过兴办义学来改变劳动人民命运的问题，实质上则是要不要对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一个根本改造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用革命还是改良来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只有通过革命，打破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才能够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因而围绕电影《武训传》的争论实质上就反映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分歧。
由此我们认为，围绕电影《武训传》出现的争论所反映出的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分歧，集中表现在中国革命的产生到底有没有必然性的问题。由于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正义性就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对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发生了质疑，就会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正义性产生疑虑和动摇，这就破坏了新生人民政权赖以存在的的道义基础，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2、电影《武训传》是对当时发生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乃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否定。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过是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是为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准备，下一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基本完成。没收国民党政府经营的官僚资本则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因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内部不仅存在着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并且已经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样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正在被废除，全国性的人民政权业已建立的情况下，中国就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创造条件准备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巨大变革，那么也必然要求在思想文化上进行相应的变革，来进一步推动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否则的话，就会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起到阻碍和破坏的作用。这就要求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业已建立，并且这种经济和政治也已经包含社会主义成分的情况下，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已经包含社会主义的成分一样，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分，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建立，适时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
这样看来，当新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也必然会在文化上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也就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而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电影《武训传》宣扬的是什么呢?
我们从电影《武训传》中可以看到，在豪绅支持下武训创办的义学里是教授封建文化的。武训没有认识到穷人受苦受难的根源是封建剥削制度造成的，更没有认识到在义学里宣传的文化恰恰是毒害人民的思想鸦片，而有意识地去做思想启蒙的工作，却认为穷人的受苦受难是由于没有文化造成的，因而他希望通过创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来改变穷人受苦受难的命运。这种认识是肤浅的，想法也是天真的。
其实，要解决穷人的命运并让他们及其子弟接受教育，只有在消灭剥削制度以后才能实现。像武训那样采取奴颜婢膝的方式，低眉顺眼，卖打自辱，靠“行乞兴学”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在中国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作为文化表现形式之一的电影当然也应该反映这种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只有在消灭剥削制度，自身获得解放以后，才能解决受苦受难的命运，才能解决自己及其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可是电影《武训传》的们不是宣传人民群众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剥削制度，以此来解决他们受剥削和压迫的问题，而是极力宣扬武训通过“行乞兴学”来解决穷苦人命运的行为。这就与当时中国社会发生的政治、经济变革发生了不合。
电影《武训传》的们不是去宣传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些变革，为这种变革提供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并进一步为这种变革从思想文化上进行引导，反而却置当时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的深刻变革于不顾，背离这种变革，为武训“行乞兴学”大唱赞歌，热心宣扬武训通过乞讨的方式来创办义学，解决穷苦人受苦受难的命运及接受教育的问题。这就出现了与当时进行的政治、经济变革的二律背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认识到，当时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着深刻的变革。旧的文化不仅存在，还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对这个时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的变革起着阻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没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也就难以通过思想文化上的能动作用，来进一步巩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革命成果，并为下一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这样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就是与正在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直接交锋，并对当时进行的政治、经济的变革起着破坏性作用。
通过对近代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双重压迫。只有推翻两座大山的压迫，才能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摆脱受苦受难的命运。近代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这些失败表明资产阶级进行的改良道路和革命道路是走不通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劳动人民获得翻身解放改变自身命运的根本途径。而像武训那样通过向统治者奴颜婢膝的方式，是不可能获得解放，改变自身命运的，更是不值得提倡和称赞的。因而对电影《武训传》的赞颂，实质上就是对中国革命的背叛，就是对中国业已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否定。
当然，这是认识上的严重误区。通过分析我们进一步发现，出现这种误区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马列主义仍然没有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指导地位的缘故。虽然文章的们运用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语句，但是却没有能够从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来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深刻的分析，把电影《武训传》中所宣扬的观点放在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认识，这样也就难以揭示电影《武训传》的本质。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电影《武训传》的产生，以及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的称赞和吹捧这种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这反映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思想文化界还没有彻底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起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更没有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思想文化界里的不少人不能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从理论上进行深刻的分析和说明，这种思想文化上的滞后不仅不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和经济起到促进的作用，反而还会进一步瓦解和破坏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并进一步影响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敏锐洞察力，不仅发现了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还在思想文化界对电影《武训传》批判不力的情况下，才在社论中点出了这个问题的要害所在。
七、在《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导下形成的调研成果—《武训历史调查记》。
《人民日报》五月二十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后，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但是有一些人还存在不同意见，虽然口头上他们也说应该进行批判，却没有能够从思想上转过弯来，真正认识到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必要性。为了转变这些人的思想认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电影《武训传》的本质和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的重要意义，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就要对武训的一生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以便于人们对武训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
一九五一年夏，由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十三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平原省(一九五二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堂邑县(一九五六年并入山东冠县)、馆陶县(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划归山东，今属河北)和山东省临清县等地，共进行了二十多天调查。 [14]
这个调查团的成员，有北京去的《人民日报》社的袁水拍，文化部的钟惦棐、李进，他们三人负责调查团的活动，其他成员则是武训家乡的省、地、县、镇的干部。
江青化名李进，以文化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奉命负责这次调查活动中江青的安全保卫和生活工作。
关于这次调查活动，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江青要求轻车简从，以普通干部的身份参加调查，她还交待随从的人员要注意保密。六月下旬，袁水拍、钟惦棐、江青一行乘火车直奔济南。上车后，他们三人就开始研究调查提纲、工作步骤及相关问题。到达济南后，由省委交际处负责接待，住在一个不太大的红楼里。当天晚上，他们就与山东省委宣传部的四五个人商讨调研问题。在济南住了一两天后，同省里参加调查团的同志接上头，就下一步的调查项目取得一致意见后，就开赴聊城进行调查。
聊城距省城济南三百里路。当时调查团乘坐的吉普车并不快，过黄河时还要乘船过河。那天沙土飞扬，我们担心身体不好的江青支撑不住，但还是顺利到达了聊城。一到聊城，袁水拍等人就召开会议研究工作，聊城地委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在这里他们找了很多史志材料阅读，不断开会，还下去到街区或郊区搞调查研究。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要入村入户进行调查。到了基层，召开会议都以袁水拍为主。袁水拍高个子，身穿风衣，戴眼镜，很派头，很有气质，给人感觉是个大干部。江青身穿列宁服，衣着很得体，不多言，不抢先，一看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在向有关人员介绍时，说她叫李进，是调查团的成员。
到了堂邑，调查团调查的更细，走的地方更多。在柳林镇，调查团去看了武训的坟，还去过周围三四十个村庄。调查团的同志很辛苦、很细致，他们有时一同到一个地方，有时分头到不同的村庄，有的村庄去了多次。江青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去调查。至于调查中对武训的看法，据我亲身经历所知，始终是两种观点，或肯定多一些或否定多一些，没有发现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
六七月份的鲁西地区，天气很热，而且这里沙土地多，下雨则泥泞，晴天则扬土，加上工作人员不能单独开伙，不能搞特殊，只能和那里的老百姓吃一样的饭。就是在招待所吃饭，条件也不好，因为这里的生活比较贫困。在堂邑等乡村调查了半个多月，又返回聊城地委招待所。在这里又住了两天，主要工作是各位调查团人员会情况，并考虑形成调查材料。调查报告以袁水拍为主笔，钟惦棐为副，江青参与，其他成员会情况，提意见，参加讨论，在聊城形成材料的思路和初稿。离开聊城，地、县、镇的同志就不跟到济南了，他们必须把调查的情况报上来，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调查团是中午到济南的。在济南，调查团—主要指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仍然很忙，他们又讨论过材料，尤其是两位执笔人更累，无暇干别的事。在这里又住了一宿，第二天离开济南，大概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袁水拍和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毛泽东对调查团的工作是满意的。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天江青就病倒了，材料的最后修改、定稿是袁水拍、钟惦棐搞的。[15]
从李家骥的回忆看，当时调查团在二十多天的调查中，日程是紧张的，工作是辛苦的，调查团不仅要查阅当地的史志资料，还要深入基层，走村入户，进行实地调查，搜集第一手的资料。对于查阅或调研取得的一手资料，还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加工整理，从而形成武训调查报告的素材，作为撰写《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基本依据。
当时调查团直接或间接走访了当地各阶层的一百六十多位知道武训事迹的人。那些亲眼见过武训的老年人(多数，年岁最大的一百零三岁)，或者是确知武训某些情况的壮年人(少数)，是调查团直接访问的对象。其中，堂邑县五十人，临清镇十五人，馆陶县二十人，共计八十五人，这是调查团在二十几天中分别地直接访问过的。调查记列举了这些人的姓名、住址、年龄和成份。
此外，调查团还收集了临清、馆陶、聊城、冠县等《县志》、《山东通志》、《山东军兴纪略》、《兴学始末记》和《兴学创闻》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除《兴学创闻》无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调查团遍寻各地，都没有找到《堂邑县志》。
在此基础上，调查团主要负责人袁水拍、钟惦裴、江青撰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记》共分五个部分，我们概述如下：
1、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
《调查记》首先指出，武训的歌颂者曾经指责人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错误”地把“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并且说武训受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的。经过人们指出武训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正是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农民大革命时代以后，某些歌颂武训的人们还是不甚心悦诚服，理由是那些农民起义军究竟不是起于武训家乡的，虽在武训家乡打过仗，总是外地人，其没有引起武训注意，还是情有可原的。我们的调查发现了和捻军有联系的武训家乡的农民革命军。
一八六○年(咸丰十年)，正当武训打出“乞行兴学”招牌(武训生于一八三八年，开始打出这块招牌是一八五九年)一年以后，堂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爆发了与捻军有联系的农民起义。就在武训出生的堂邑县柳林镇武庄西南七里的小刘贯庄上，产生了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黑旗军曾与满清政府大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大战”过。柳林大地主、“永清团”的团长杨鸣谦就在与黑旗军的作战中被打死了。
《调查记》接着分析了出现这些起义的原因。这些起义虽是以各种宗教的名义出现，但其本质都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深刻而爆发起来的农民革命。土地集中，剥削的加重，加上主要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灾荒，才使陷于痛苦中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的。《调查记》引用当时的实际调查和县志资料证明了这个判断。
《调查记》用调查到的材料生动地说明了当地贫苦农民对宋景诗和武训的不同态度。他们对宋景诗是钦佩的，怀念的;对武训是蔑视的，不屑一谈的。《调查记》也谈到了宋景诗曾受招抚的事，并对此作了实事求是地分析。
电影《武训传》虚构了周大的形象，说他与武训有友谊关系，甚至是志同道合的关系，称之为“一文一武”。《调查记》从对当时调查到的材料和查阅到的县志资料的分析出发，认为这两人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调查记》认为，如果非要与之搭配的话，那就是被宋景诗打死的柳林“永清团”团长杨鸣谦，以及赞助武训办学的他的继任者杨树坊(杨鸣谦侄子)，他们才是“一文一武”的“血缘亲属”。这从武训被赐予“乐善如施”的奖语，死后宣付国史馆立传，以及杨鸣谦死后受封为“銮依卫”，“建立专祠，春秋公祭”，他的后代也获得“世袭云骑尉”的封号上可以表现出来。
2、武训的为人
从调查中发现，武训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他有两个哥哥(武谦、武让)，四个姐姐，他排行第七，唤作武七。家庭困难时，武训确实跟着母亲逃过饭，虽然那个时候武训还不是一个职业叫花子，但他从此沾染上了不关心庄稼活、不爱劳动的游民气息。武训一生五十九年中，只有一年(或两年)在他的远房姨夫张老变家抗过活，还算得上是“劳动”过，此外就再也没有发现过他参加劳动的事情了。
在抗活还是要饭的问题上，武训和他母亲、哥哥起了冲突。武训的曾侄孙武金兴说：“俺老老奶奶和俺老爷爷都叫他抗活去，不愿他当要饭的。”可是武训认为要饭比抗活舒服，就赌咒说：“我出家了，你们别管我!”从此，他就“当了大要饭的”(武金兴)。
从那时起，他结交的尽是些流氓、光棍、地主、恶霸、阔和尚和大小官僚。当地群众说，他喜欢上崔庄找他的舅舅崔老华，那是个有名的光棍，他“专吃别人”。武训和他最合得来，从他那学到了不少“专吃别人”的本事。后来，武训在各县行乞，结识了各县的流氓，竟成了一个有势力的流氓头子。
武训正式行乞的时候已是一个将近二十岁的青年，像他这样身强力壮的人，要饭是不会得到同情的。为了达到不劳而食的目的，他第一个方法就是装疯卖傻，后来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打起“兴义学”的招牌来了。果然这块招牌一打，就得到地主阶级的赏识，馆陶县楼塔头的武进士娄俊岭马上看中了他，就夸奖他说：“武七能成大事。”
武训对地主阶级到处磕头，满口“老爷爷”、“老奶奶”或“爷爷”、“奶奶”，对地主的子女一律叫“小叔叔”、“小姑姑”。堂邑、馆陶的地主们说武训的嘴“甜着呢!”“脾气好，怎么耍他也不恼。”而对劳动人民他却是另一幅模样。
武训明白了放债“涨”得快，就回家闹着要卖地。武训三兄弟有十二亩地，他的份地是四亩，但是武训以自己没有娶妻为由，硬是卖了五亩七。他的两个哥哥怕他凶，只好依了他。
柳林义塾的基地是小地主郭芬捐的。据郭芬的本家郭培先说：郭芬不相信武豆沫真办学，有一天碰上豆沫就问：“豆沫，你老喊兴学，为啥几十年不兴?”武训说：“没地盖房子。”郭芬说：“没有好办，东门外有我的地。”武训没得说话，磕了个头就走了。后来，在杨树坊的策化下，在武训五十一岁那年，也就是武训打起“兴学”正满三十年之后，才和杨树坊合办了“崇贤义塾”。
武训自从办了这个学校以后，就成了官府的上宾。堂邑县官郭春煦因事要丢官了，发现了武训，赶紧上禀，才保住了乌纱帽。因而不仅郭春煦请他吃饭，山东巡抚张曜还召见了他。
《调查记》先介绍了武训和了证和尚共同创办的馆陶县杨二庄“义塾”，又进一步介绍了了证的为人及他与武训互相利用的情况。武训在临清的第三所学校，是在临清的大恶霸兼会门首领施善政的控制之下，直到武训临死的那一年才开办的。
在调查中发现，武训的母亲并非是像传记或电影中说的那样，是在他年幼时死的，而是在武训三十五岁的时候死的。武训是一个不孝不友的人。为了不务正业，当流氓，他早就和他的家庭闹翻了，为了变卖地产，又曾和他哥哥大闹。他把要来的干粮卖给人家喂牲口，却不愿给他母亲和哥哥吃一口。他娘死了以后，他哥哥叫他回去发丧，他说没有“哭钱”不去。他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武训的宣传者认为，武训不娶妻是武训的一项“苦行”。经过调查发现，武训确没有娶妻，但是却认了许多年青的或中年的寡妇作干娘，有个干娘甚至还生了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
四十二岁以后大发起来的武训，确实还是披着一件叫花子衣服，往来于堂邑、临清、馆陶、冠县一带地方，他已经不是乞丐，而是一个大债主和大地主了。他晚年的工作就是催租、讨息和检查学校，拿着各县绅士替他立的缘簿，到处募捐，并推销《太上感应篇》等善书。他曾被清庭授予“乐善好施”的匾额。
《调查记》以详实的资料分析了武训和他的合那些有功名的大地主朋友们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武训生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在武训死后却迅速激化，并因此逼死了武家两条人命。
《调查记》认为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他与鲁西数县的地主特别是大绅士大恶霸相勾结，与县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员相勾结，使自己成为大债主、大地主、大名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训始终不变的形象是行乞，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和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因而揭露武训的真相，戳穿武训宣传者的真实目的，就成为必要的工作。
3、武训学校的性质
武训办了三所学校：一所是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办的堂邑县柳林镇的“崇贤义塾”;一所是武训和了证和尚合作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办的馆陶县杨二庄“义塾”;一所是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也就是武训死的那一年，办的临清镇御史巷“义塾”。经过调查，这三所学校的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地主和商人办的学校，由于“崇贤义塾”是武训办的第一所学校，是三所学校中最典型的一所，因而《调查记》就将重点放在这所学校的调查上。
“崇贤义塾”建立校舍的经费，主要是武训的债利和地租，还有武训依靠杨树坊的势力强迫募捐的部分。在建筑材料方面，是杨树坊亲自出马，以自己的威势，强迫别人派人、派车拉来的。
《调查记》以详实的调查材料，从“崇贤义塾”的学生成份上，从教师或首事人(校董)的成份上说明，对劳动人民来说这是一所不义之学，以此来批驳几十年来被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汪精卫等反动统治者的宣传所粉饰和掩盖着的，武训兴的是“义学”，为的是“贫寒”的论调。现在的武训宣传者也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立场”，“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为人民大众服务”(孙瑜)“这位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先觉者”，早已“实践”了“教育为人民”，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和“人民大众的牛”(李士钊)。这是站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散布反动思想，欺骗人民群众的，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武训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地，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这表现在“崇贤义塾”在头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没有蒙班，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大多数者是“好户”(地主)，其余也是富农和商人，没有一个中农，更不要说贫雇农了。读的是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能够做“满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学的资格，因而教师的资格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调查记》列举了经班教师调查表，列举了所能了解到的经班学生调查表。“崇贤义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该塾开办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训死的前一年，才设立蒙班，四年以后就被废止了。这是因为柳林镇上的商人们的子弟不能上学，商人们表示不满，武训、杨树坊才勉强办了个蒙班，敷衍他们一下。
在学生的成份方面，不但经班中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也没有，就是蒙班学生中贫苦农民的子弟也很少。《调查记》还附了所能了解到的蒙班学生调查表。蒙班的教师一般就是秀才。
在柳林镇师范学校里的一块石碑上，找到了“崇贤义塾”的第一批首事人名单，共有四十一人。只有武训的族侄孙武茂林，是个贫农。因为常年为武训摧租、讨债做跑脚工作，被列入了碑文。其他首事人，绝大多数是有功名的豪绅地主。可是在孙瑜的《武训传》和李士钊的《武训画传》中，却变成了富有正义感的“开明士绅”或“进步人士”了。
“永清团”团长杨树坊，是“崇贤义塾”的主要首事人。武训被他赏识，并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政治和经济原因的。从政治方面来说，他明白单靠武力不行，还要做一些收买人心的事情。因此，嚷着“修个义学为贫寒”的武训，就成了他欺骗人民的良好工具。这个时候，武训在堂邑就集了七千吊的财产，在经济方面，杨树坊想打武训财产的主意。这从武训一死，杨家将学校霸为私产，专在财产的掠夺上做文章，学校学生有时少到只有几个人，有几年率性停办上可以得到证明。
《调查记》认为农民阶级只有在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自己掌握生产资料以后，才能使农民受教育的问题真正得到解决。而武训办的“义学”实际上是为地主和商人服务的，是解决不了农民受教育的问题的。
4、武训的高利贷剥削
由于武训放高利贷以临清最为典型，因而调查团就将调查武训放高利贷的重点放在了临清镇。武训的剥削方法，就是高利放债，剥削地租、房租和强迫“布施”，但是主要形式是高利贷。
根据现有的材料，武训先后在堂邑、馆陶、临清所积财产总数为一万七千余吊。武训确实把他收入的一部分用在学校校舍和开办费及日常费用上，但是这是他为了维持大债主、大地主、大名人的必要开销。他也确实吃得苦，穿得破，“坚苦卓绝”(蒋介石：武训先生传赞)，这一是为了可以扩大他的剥削资本，另一是为了必须保持这种“苦行”的外形，“以乞丐终”，才能继续欺骗，进行剥削。这种守财奴式的作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中间并不鲜见。武训在临清镇放债的时候，利息很高。为了确保放债的安全性，他不仅勾结官僚，还要求放债必须是“够三辈”的人家，债务人死了，武训还可以找他的后辈要帐。他经常通过地主、绅士、银钱号，或者地痞、流氓去放债。当时替他办御史巷“义塾”的包税者施善政就是为武训放高利贷的主要经手人。当然这些人在为武训放债的时候，武训也要让他们得一点利息，这是为了确保债务安全性的必要开支。除非有抵押品，他一般不直接放债给劳动人民。
调查显示，当时劳动人民都看不起武训，所以叫他“豆沫”、“憨七”;又因为他贪财如命，所以说他是“财迷”，或者用当地土话来说，是财迷转向。因而《调查记》认为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5、武训的土地剥削
《调查记》说，据当时的调查材料，武训在堂邑、馆陶、临清都有地，以堂邑的地为最多，这些地合起来共有三百多亩。
武训在堂邑有特权，可以不交粮赋，因而调查团就将武训土地剥削的调查重点放在了堂邑，也有一部分是在馆陶调查的。从搜集到的三本“地亩账”来看，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训乘人之危从从农民手里零星地夺取来的。
武训夺取农民土地的方法是：农民借了武训的高利贷，到期还不起，只得把土地当给他。这是武训开始占有土地的主要办法;武训把已经占有的土地租给农民，农民交不上租，把自己占有的土地折卖给他。这是武训后期扩大土地面积的主要办法;农民因婚丧喜事急需用钱，把自己的土地当给他，可是到期无钱赎回，便将当地变为卖地;有的农民虽把土地卖给武训，但在一定时间内，原地户还保持土地的使用权，群众把这种形式叫做“卖马不离槽”。但是如果到期交不起地租，便连土地使用权也取消，土地完全由武训支配。
《调查记》还介绍了在武训死后，柳林学校校董会，利用武训原有的剥削基础，乘灾荒继续向农民掠夺土地的事实。
这样《调查记》就最后得出了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结论。[16]
《武训历史调查记》在起草完毕后，报送毛泽东审阅。七月，毛泽东对《武训历史调查记》进行了多次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有二千七百多字。 [17] 他从详实的调查和史志材料出发，以生花之笔，不仅勾画了武训的肖像，而且还透视到武训的灵魂，使得这个《调查记》更具有理性批判的色彩。这对于人们认清武训的本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连续刊载。
我们认为如果说毛泽东起草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纲的话，那么《武训历史调查记》就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目。光有目而没有纲，批判就会迷失方向，走向歧途;光有纲而没有目，批判就会变成一味的说教，就没有力量。因而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过程中不仅要有纲，而且还要有目。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思想武器，透过现象认识到了电影《武训传》的本质，起草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当时别说热心宣传电影《武训传》的人，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不少党员干部，甚至还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还存在着疑问，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开展这种批判的必要性。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取得应有的成效，单是象社论那样对电影《武训传》进行理性的批判是不够的，还要以武训的历史材料为依据，使人们通过大量生动、鲜活、具体、形象的文献材料，来进一步认识到电影《武训传》宣扬的本质问题，这就是《武训历史调查记》诞生的背景。
八、对后来为电影《武训传》翻案的若干观点的辨析。
文革结束后，在全盘否定文革风潮的影响下，有人处心积虑地要否定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甚至当时参加武训调查团的个别成员，也以当事人的身份，为此进行擂鼓助威。下面我们对其中的若干翻案观点作一个简要的辨析。
有人说，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先做结论后找证据。[18]
乍看起来，似乎就是这样。《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表在前，《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形成在后，从表面上看，似乎就是在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后，为了说明批判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才组织调查团进行调查，通过撰写《武训历史调查记》来为这种批判寻找证据的。
但是如果我们对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后就会发现，毛泽东在决定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前，不仅调看了这部影片，还阅读了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评论，又浏览了武训的一些其他资料，正是这些基本素材，才使毛泽东决定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形成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的基本观点。这是有着史实依据的。
我们还要看到，《武训历史调查记》虽然在主题思想上是与《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相一致的，但是与社论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这是因为在调查过程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武训历史调查记》给武训戴上了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帽子，就是因为在调查中发现了新的证据的缘故。因而我们认为，这不是先做结论再找证据，而是鉴于社论主要是从理论上来对武训进行分析和批判的，为了使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和水平，真正从思想上接受教育，对武训有一个更为全面、详细、深刻的认识，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才组织了调查团，通过实地调查，用详实的调查资料撰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由此看来，那种认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前而调查在后，《武训历史调查记》是为批判寻找证据的说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象，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有人虽然不得不承认在调查期间“当时参加座谈的人们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但是却说调查团“光喜欢听说武训的坏话和否定的话，不喜欢听说他的好话”，还说“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目的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为赞扬，说他是好人，圣人”，在知道后就不讲武训的好话了，甚至又举例说堂邑的县委书记示意堂邑的县长不要说武训是圣人的话，[19]以此来说明调查团偏听偏信，是带着框框去进行调查的，从而影响到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从前文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就他的亲身目击来说，在调查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对武训绝对的肯定或否定的说法，总是或者肯定多一些，或者否定多一些。虽然李家骥是负责江青的安全和生活的，没有参加调查团的全部活动，但是他的回忆毕竟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参考。
对武训进行的调查，当然第一位的还是史料的真实性，因而调查团就要首先寻找真实的史料。同时还要看到，即使在调查中得到的真实材料，由于受到视野的限制，也不见得是正确的。即使是同样的材料，由于立场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的差异，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说对于曹操的评价，如果当时到民间去调查，好多人就会说曹操是一个奸臣，对他作出负面的评论。而从辩证唯物史观的角度上来进行分析，对曹操的评价则是很高的。因为他在北方结束了战乱，实现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而就是民间出现了不少称赞武训的人，这也值不得大惊小怪。因为在对武训认识的问题上，就连不少文化界的人士也没有认识到他的本质，而是充满了一片赞扬声，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就要求调查团通过实地调查和查阅史志资料，首先要收集到关于武训的大量一手材料。但是这些材料是感性的，既有对武训本质正确反映的材料，也有对武训本质错误反映的材料。这就需要调查团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站稳阶级立场，对这些材料进行甄别和分析，通过对这些材料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分析来准确把握武训的本质。如果不分青红皂白，随便抓住一些感性材料，就望文生义地做出判断，是难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的。在这种情况下，调查材料中是对武训肯定的多一些，还是否定的多一些，从根本上来说并不会影响到对武训问题的定性和结论。因而翻案者说在调查过程中，基层揣测调查团的意图去说武训的坏话的说法，从总的来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有人对给武训戴上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帽子持否定态度，[20]那么这个帽子到底该不该给武训戴上呢?
我们先看该不该给武训戴上大地主的帽子。从调查中发现，武训有三百多亩地，他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对农民进行剥削。后来的翻案者不能直接否定这个事实，却以土地收入的用途来搪塞，转移话题，说什么关键是这些地的收入用在什么地方去了?是武训自己享用了，还是办义学用了?(关于收入的用途下文还要分析，此处从略)武训有三百多亩地，他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利用土地来剥削农民，不管他将这种收入用来干什么，收入的用途改变不了他进行剥削的性质，这种行为就是地主阶级的剥削行为，这还有什么疑问的吗?
有人甚至还以武训的苦行为依据，说“武训自己一天地主生活也没过，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啊!”。[21]乍一看，还倒是这么一回事。武训始终是一个苦行的形象，以乞丐终，没有过上一天地主的生活。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到，说出“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这样的为武训翻案的话，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说武训是不是地主的主要依据还是看他存在不存在对农民剥削的行为，而不是他的生活状况如何。况且《调查记》已经说明了武训保持这种“苦行”是为了继续欺骗和剥削的需要，这种守财奴式的作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的特性之一。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难道是《调查记》的撰写者强词夺理、无中生有地诋毁武训吗?当然不能这么说。不仅中国有这样的人，无独有偶，就是在外国也存在这样的人。还是看一看俄国作家果戈里笔下《死魂灵》中的骗子乞乞科夫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地主特别是泼留希金式的人物吧。虽然是小说，难道这样的人物是果戈理自己臆造的吗?
我们再看该不该给武训戴上大债主的帽子。把武训定为大债主是因为他的主要剥削方式是高利贷。《调查记》以确凿的调查材料和史志资料详细介绍了武训放债生息的方法、利息和讨债手段以及他坑害劳动人民的具体事例，对这些文献资料翻案人虽然无法否定，但是却以武训把放高利贷得来的钱用在什么地方来转移视线，还以当地群众的名义说利息并不高，多是借给一些商人，群众并没有把武训当大债主看待，甚至还说武训放贷是受害者，他自己没有文化，就把绳头、布条搓成绳来打结记帐，尽管这样还少不了挨勒受骗，[22]想以此来给武训摘掉大债主和精明的高利贷者的帽子。其实，武训该不该戴上大债主的帽子，主要还是看武训的放债存在不存在进行剥削的行为。抛开这一点，用别的话题来谈论武训的放债行为，就是在进行诡辩。武训的翻案者显然是在岔开话题，避开了武训放债的剥削行为。
现在我们来分析武训通过放高利贷和土地剥削赚来的钱到底干什么去了。从《调查记》中可以看到，武训确实把他的这些钱用在了“义学”上。不过，《调查记》也指出了武训还可能有一部分私产没有交出来，这是从相关资料推断出来的，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可靠的证据。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武训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办“义学”的，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办“义学”的，“义学”到底能不能解决穷人孩子念书的问题，“义学”的结局又如何?只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调查记》显示，武训是在他五十一岁的时候，也就是他打“兴学”招牌起正满三十个年头的时候，才和杨树坊合办了“崇贤义塾”。武训又和了证和尚合办了馆陶县的杨二庄“义塾”(主要用的是了证和尚的庙产)。在武训临死那一年又和临清恶霸兼会门首领施善政合办了第三所学校。武训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办的“义学”呢?从调查中发现，武训创办的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还是在小地主郭芬以提供地皮的方式，激发他办起来的。这三所“义学”都是武训和地方的豪绅、阔和尚、恶霸合作办起来的。从对“崇贤义塾”的调查来看，不仅经班没有贫农子弟，就是蒙班的贫农子弟也很少，还是在“义学”开办几年后才办起来的，后来又干脆停办了。“义学”解决不了贫农子弟上学的问题。最后在武训死后，围绕学校的财产，武训的合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武训积聚的财产还是被豪绅恶霸巧取豪夺去了，并因此逼死了武家两条人命。
这就不禁引发我们深思，既然武训打着“行乞兴学”的招牌，为什么却在他行乞三十年的时候才办“义学”呢?难道此前他积聚的财产还不够创办“义学”吗?从武训开办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来看，他还是在小地主郭芬的激发下才办起来的，如果他真是为了“兴学”，为什么还要在别人的激发下才创办呢?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与别人合伙创办的“义学”，果真能够解决贫农子弟上学的问题吗?从“崇贤义塾”的调查来看，答案是否定的。武训死后，学校的财产被豪绅恶霸夺去，武家还为此负出了重大代价，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
由此也就可以得出结论，武训确实是把他的不少财产用在了“义学”上。他是在自己“行乞兴学”三十个年头的时候，在别人的激发下才创办“义学”的，这就使人不能不对他的“行乞兴学”发生质疑。我们从他创办的“义学”不仅解决不了农民子弟上学的问题，就在他死后学校财产还是被豪绅恶霸夺去来看，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既然这样，不管武训是不是把他的收入用在了创办“义学”上，又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由此我们认为，有人煞有介事地说《调查记》回避武训收入的用途问题(其实《调查记》并没有回避)，[23]以武训将收入用在“义学”上来作为为武训歌功颂德的证据，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我们最后看该不该给武训戴上大流氓的帽子。《调查记》说武训虽然没有结过婚，但是却拜许多年青的或中年的寡妇作干娘，还吃过自己族弟媳(年轻时就守寡)的“妈妈”(乳房)。其中临清的一个干娘还生了个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这些事实到底存在不存在呢?翻案者不能否定这些事情的存在，却说这是当地人当笑话讲的，结果调查团当真了，以此来搪塞过去。[24]至于武训结交的流氓，包括他的舅舅、著名的光棍崔老华，以及其他一些恶霸，翻案者无视这些通过调查得来的材料，却说是猜测的，也予以否定。
由此看来，《调查记》给武训戴上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帽子，并不是《调查记》的撰写人员凭空想象的，而是他们通过查阅史志材料和进行调查，对这些材料经过认真分析后才给武训戴上的。这是慎重的，而不是随意的，是有着史实依据的。
《调查记》中关于宋景诗的评论也是翻案者着力否定的事。由于宋景诗曾经领导了农民革命，与官军和民团打过仗，最后被清廷所杀，这些史实是翻案者难以否认的，因而他们就在宋景诗的投降与反叛问题上作文章。说《调查记》无视事实，歪曲事实，还说宋景诗曾救过清朝大员胜保和副都统乌勒兴阿的命，又剿灭过义军。[25]如果这些事属实，在宋景诗被招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由于复杂的原因，这些事情在历史上却并不罕见。从宋景诗领导农民革命直到被清廷杀害来看，即使这些事实果真存在，和他的贡献比起来，也不过是一个白玉上的斑点罢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从历史的角度看，《武训历史调查记》所做出的基本结论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后来的翻案者对这个《调查记》的攻击，难以从史实上来打开突破口，就不得不转移话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分歧造成的。
九、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从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巨变的大背景中来认识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的必要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巨变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建立了革命政权，人民当家作了主人，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变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产生适应经济和政治变革要求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种文化还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变革成果。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新旧两种文化交锋的必然结果。因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为了确立适应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文化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2、从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及上映后的反响来看思想文化战线上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
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电影《武训传》的本质，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否定，也是与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相背离的。但是在电影《武训传》上映后，却是在思想文化界充满了一片颂扬声，甚至将武训的“行乞兴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提并论，将武训作为为人民服务的代表来歌颂，很少看到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文章，更没有看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深刻批判的文章。这反映出在我国经济和政治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相对迟缓，远远落后于经济和政治的变革要求。当时仍然存在的落后的思想文化还会反过来阻挠乃至破坏经济和政治上的变革进程。令人忧虑的是，不论是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人士，还是在这个领域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对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及其上映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3、毛泽东发动并亲自参加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事出有因。
正是由于在电影《武训传》出现并上映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片颂扬声，才使毛泽东认识到思想文化界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经过慎重考虑后，他才决定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此来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思想文化界却对批判开展的很不得力，甚至在批判过程中有的文章还对武训的行为持赞赏态度，对武训的批判表示怀疑和异议，也没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深入的分析，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这种状况更进一步暴露了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样为了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揭露武训的本质，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毛泽东才亲自起草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文章。为了使人们对武训的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到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于是又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通过实地调研写出了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并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4、电影《武训传》出现后，在思想文化界发动政治批判的原因何在?
在思想文化界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领域进行的政治干预。当然这种干预是从历史史实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深刻分析了武训本质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这种干预到底有没有必要呢?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反映政治和经济的思想文化也必然要发生深刻变化，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经济和政治变化的发展要求;否则的话，就会阻碍乃至破坏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进程。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及对这部电影的批判中出现的问题表明，我国思想文化界存在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还远远不能适应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要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旧的思想文化力量还比较强大，不甘心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适应当时经济和政治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虽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还比较弱小，并没有随着政治和经济发生的巨大变革而自动建立起来的缘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政治批判的方式，清除旧文化，为新文化的建立开辟道路。这是建立和发展适应当时政治和经济需要的新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
5、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为这次思想批判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我们知道，孙瑜是电影《武训传》的编导，赵丹在这部影片中饰演武训。虽然这次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是对事不对人，并没有对电影的编导和演员怎么样，而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七月十二日，周恩来同夏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通电话，说：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界、电影界人士开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孙瑜、赵丹能作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你方便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意思告诉饶漱石和舒同(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并且重申：对事不对人。要孙、赵等人安心，继续拍片、演戏。[26]
就是在几年后，毛泽东仍然还在关切地询问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和饰演武训的演员赵丹的安排事宜。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在全国宣传会议期间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27]
由此看来，当时主要批判的是电影《武训传》宣扬的观点，针对的是电影《武训传》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对相关当事人采取的是说服教育的方式，以帮助他们纠正错误，使他们的思想认识提高到适应我国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轨道上来。
6、是非功过自然明。
在文革被否定后，有人也趁机否定了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但是在中国八九事件和苏东巨变后出版的党史和国史著作中，却对这个批判的评价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种批判的目的和本质，而且还承认了这种批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二○一二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在谈到当年这个批判时这样评论道：
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评，不仅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武训的问题，而且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出路的问题。这是一场涉及文艺、历史、理论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深层内涵，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一次较量。毛泽东提出批判电影《武训传》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联系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清除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是强调应当“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原则性问题。这无疑对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改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8]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27]，第257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第396页;[8]，第374页至375页;[12]，第316页至317 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1]，第343页;[14]，[17]，第381页至382页。
4、《领袖身边十三年(毛泽东卫士李家骥访谈录)》(下)，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一月第一版。
[5]，第505页;[13]，第516页;[15]，第507页至520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 1949—1956)，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九月第一版。
[3]，第266页;[28]，第267页。
6、《周恩来年谱(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9]，第142页;[26]，第158页。
7、《史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研究》杜学霞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6]，第39页。
8、《武训历史调查记》载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16]。
9、杨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场思想政治教育课—关于批判〈武训传〉事件的研究与思考》，发表于《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01期。
[4];[7];[10]。
10、吴迪：《有罪推定：〈武训历史调查记〉的逻辑》，载于《博览群书》，2004年第04期。
[18];[19];[20];[21];[22];[23];[24];[25]。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