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毛诗论札》：（9）长征

　　——思想家诗人毛泽东的成功之路

　　统观毛泽东一生诗词创作，可以断定毛泽东属于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大诗人；如把他的一生分期观察，又会发现每一历史阶段总会凸显一种诗人角色特征。

　　1934年10月—1936年10月红军长征期间，毛泽东诗词最多也最好，进入诗词创作的高峰。读长征诗词系列不难发现，诗人的诗兴并不是发自具体的战役、战斗，那末长征路上的诗人毛泽东又应属何种角色的诗人呢？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进入以他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创造的黄金岁月，诗词巅峰与思想创立巅峰紧紧相连，这其间肯定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一位哲学家说：“哲学的蒸发，必定是诗；诗的凝固，必定是哲学。这原本是不奇怪的，因为两者同构不同态……”一位外国哲学家甚至说：“毛的诗甚至比他的辩证法、认识论更是毛的哲学的核心。”

　　受这两位哲学家论述的启发，可以把长征期间的诗人毛泽东认定为思想家诗人；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大可不必作绝对化理解。

　　为什么长征期间能写出这些优秀诗词，又是怎样表现诗人思想的？表现得又怎么样？本文依次作出阐述。

　　一、创作条件分析

　　万里长征路上，成千上万红军倒下，应该说这也是毛泽东一生度过的最艰难的时期。毛泽东却能创作出一批上乘诗词，对一般诗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毛泽东能创造出如此奇迹呢？这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条件分析中得出认识。

　　先看诗人所处的客观条件。应该是诗人身在多种包围之中，然而细加分析，这些包围对于每个长征参与者，都构成现实的切身的威胁，有些则只有领袖毛泽东才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为了突破蒋介石反动派军队的围追堵截，长征选择的是人迹罕至的道路，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一批批红军战士倒在雪山上、草地里。反动派军队的围堵与自然条件的险恶对每个长征的参与者来说，都是最直接的围困。

　　长征伊始，本是执行“左”倾路线领导者反第五次“大围剿”遭到惨败后的溃逃行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我党应以“反对日本”作为动员群众的口号，这就赋予长征“北上抗日”的崇高意义，实现了长征积极的战略转移。毛泽东有此战略眼光应该是出自多年来对中日关系史的洞察，早在1916年7月25日在《致萧子升信》中就指出：“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恰巧在20年后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个报告中说：“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这就意味着将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重任放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政策与策略的制定者，又担负着领导全民族突破日本帝国主义围困的责任。

　　在中共领导层内毛泽东又面临“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困扰，这是一般红军指战员感受不到的。

　　毛泽东又是一个极富国际视野的领袖。当他在1920年下半年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书以后，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将中国的前途放在世界范围内观察。1921年元旦他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发言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并说“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在那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他谈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并把“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放在一起论述。这样毛泽东又把在国际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重任放在自己肩上，而且终其一生未曾卸下。

　　以上列举5方面围困，有些是眼前亟需解决，有些是属于长远的奋斗目标；有些是所有长征者都能感受到，有些则只有毛泽东才深切地感受到。总之，这些共同组成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有的出现在长征路上，有的则远离长征之外；前一方面条件容易看到，后一方面又容易忽视。

　　再看诗人所具备的主观条件。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那种既敢于挑战又善于超越的人格特质。在长征路上得到超常的表现。

　　陈晋曾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挑战者。”我们也可以说，这种罕见的挑战人格出现，也是因遭遇到罕见的恶势力激励而成。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曾阐述抵抗恶势力对成就人格的作用，青年毛泽东批注道：“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势力而成者也。”外国一位学者曾说：“毛在长征的路上真正地发现了自己”，准确地说，应该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找到了充分实现自我的舞台，而这个“舞台”又“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毛泽东敢于挑战的个性得到表现程度也应该是空前的。

　　毛泽东的挑战人格在长征路上得到充分表现，也根于他多方面的自信。第一，他已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开辟井冈山道路的自信。第二，有反四次大“围剿”的成功经历，他有对自己军事才能的自信。第三，有对中华民族自信力的坚信，用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所说的话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长征路上毛泽东个性世界中超越情怀一面也得到空前表现。所谓他的这种情怀，用陈晋的论述则是“反映在他的理性当中，便是渴望突破现实时空的局限，以他的智慧和想象，以他对一个民族的责任感，向未知的世界进军。”对长征路上的毛泽东来说，这种情怀表现为藐视眼前一切困难，总把“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作为奋斗的大目标，这就是毛泽东在突破重围中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根源所在。

　　诗词创作无疑成为表现超越情怀的一种方式，长征路上他的诗词创作数量质量让人叹为观止，原因就在这里。人格表现在诗词中是诗格词格，是意境的创造。

　　以上分析仅仅是对长征诗词系列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作静态的观察，而意境的创造是一个新鲜生动的过程，下面我们将步入诗人创造的一个个意境中去。

　　二、赋比兴义发微

　　赋比兴三法本来是古代学者总结《诗经》创作经验而来，后发展成为诗学的重要理论。毛泽东在给陈毅谈诗的信中强调比兴的使用，虽对赋法有些轻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现在，我们将采用这个老办法进入长征诗词意境中去，探求诗人怎样运用这些方法创作并求其中的“微言大义”。自古以来对赋法理解无大的歧义，而对比兴使用存在不同理解。因此，在正式解读之前，有必要对这些不同理解先作一说明。

　　原来从汉儒经学大师解说《诗经》起就出现了几近对立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强调比兴与具体物象的联系，第二种是郑玄则强调与政治教化的联系；前者突出艺术手法功能，后者强调思想意义；前者着眼于形式，后者强调内容。这两种不同的理解对后世均有影响。南北朝时刘勰与钟嵘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唐朝的陈子昂、白居易倾向于第二种意见，白居易干脆把比兴当作政治教化的代名词，并以此为标准，批评李白、杜甫的诗也是“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这显然是走向了极端。宋朝的李仲蒙、朱熹则又回到第一种主张上来，而到清代常州词派张惠言强调词比兴寄托，显然又是第二种主张了。

　　毛泽东以形象思维论比兴，肯定朱熹的说法，显然他赞同第一种见解。

　　其实造成这种歧异的原因，是由比喻的两种作用造成的：其一是修辞作用，可使形象鲜明；其二是有些比喻（并非全部）使用本身具有褒贬（美刺）作用传达了人的爱憎思想倾向。因此这两种意见不可偏废，这也是我们在下面解读长征诗词时所持的态度。这里先强调一下。

　　根据诗人生前认可与排定顺序，长征诗词系列包括：《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1986年《毛泽东诗词选》的编者把《十六字令三首》调整到《娄山关》前，好处是遵循编年惯例，但未必符合本意。

　　（一）《十六字令三首》（之一）

　　这首词应当写的是1934年12月上旬过老山界（越城岭）的感受。老山界是第一方面军离开江西苏区后走过的第一座高山，一些亲历者在回忆录中提到过此山时都有上了天的感觉，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然而在这首小令中诗人并没有写具体的那座山，山在词中不过成了自然险阻的一个符号，要表现的是人征服自然的精神。又反民谣“马过要下鞍”之意为“快马加鞭未下鞍”，又借用民谣中“离天三尺三”，写出了比山高的精神境界。全词用赋法写出，在形象塑造上极为成功。

　　（二）《忆秦娥·娄山关》

　　这首词产生的具体背景是1935年2月28日二次攻占娄山关战斗，这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取得军事指挥权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然而词中对这样一个大胜仗却只字不提，这是为了“从直观感相的模写进入高层次的活跃生命传达”，所以“事”的成分变得可以略而不提。词中只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算是用赋法写出，其余全属比兴，给读者留下极大想象空间。

　　词的上片以写景起，纯属兴的使用，“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雄关”二句实为“引起”的议论，却是全词中心所在，有了它前边才有了“落足”点，后边的才能借此发挥出去。

　　由于遵义会议历史意义重大，“雄关”两句可作多种解读，可看作是毛泽东个人复出的标志，又可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从大败中走向胜利的转折，也可看作是中华民族走向崛起之路的开端。这两句由于蕴含深刻的哲理而成为传诵的名句，似乎也具有了比义，所以也可以把这两句看作是“赋而比也”。

　　最后两句诗人“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确实是写景妙句。然而细想这两句话，“苍山如海”岂不就是前边“雄关”向远处一一排开吗？“残阳如血”岂不就是对上片凌晨行军悲壮气氛的进一步渲染吗？

　　若从全词字面而论，仍是继续发挥前边《十六字令三首》第一首的主题，即对自然险阻的征服。

　　（三）《十六字令三首》（之二）

　　将《十六字令三首》排在《娄山关》之后，虽然具体创作时间难以确定，可以肯定的是“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这些意象的获得与毛泽东指挥作战取得成功有关。我初步推测这首词应创作在四渡赤水之战（3月22日）完成之后。

　　主要理由是这一首的确写在《娄山关》后，是毛泽东重掌指挥权后情感的进一步抒发；又毛泽东有连续使用意象的习惯（如井冈山时期“红旗”的使用，晚年反修时期“梅花”的使用），这首词“倒海翻江卷巨澜”是“苍山如海”的进一步发挥。

　　词全用比法写出，“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实为创造性的使用，应该说这些诗句让人与毛泽东创造性的兵家思想联系起来。

　　（四）《七律·长征》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红军过了岷山，心情变得豁然开朗，诗兴大发，进入诗词创作黄金时段。过了岷山就临近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结束，于是提前写出了这首具有总结意义的史诗。长征本身就是一首悲壮的史诗，而这首诗却写成了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凯歌，诗的特色正在于此。

　　史诗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为宗旨，所以这首七律在赋法使用上最值得称道。首联用成语千山万水概括长征，接着选取代表意义的山水，写出红军征服它们的感受。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史诗诗人也应编制戏剧化的情节”，而毛泽东的这首史诗不是以情节取胜，而是以言情见出中国叙事诗的特长。

　　整体上运用赋法，赋中有比，如颈联以“细浪”写五岭，以“泥丸”写乌蒙，这显然不完全追求形象鲜明，而是比喻中显示对困难的藐视。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这首七律在长征诗词系列中处于节点上，此前4首表现的是征服自然的精神，往后4首则转为表现改造社会的理想了。

　　（五）《念奴娇·昆仑》

　　因为红军所过岷山是昆仑山的一个支脉，所以诗人就有了以“昆仑”为题填词的好题目。留有一件手迹题目作“登岷山”，这个题目不行，因为只有“昆仑”才能引发诗情。

　　原来诗人心中有个昆仑情结，这个情结包括两方面：一是与中华民族有关，传说始祖黄帝就是从昆仑山上走下来的；二是与对屈原的推崇有关，他后来曾对费德林说：“我们就是他（屈原）生命长存的见证人”，屈原在《离骚》中两次写到远游都是围着昆仑山转悠。因而一旦来到与昆仑有关联的支脉岷山，这固有的情结便得到释放。

　　这首词全篇采用比兴即寄托手法，于是早年确立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便在词的上下片中分别表现出来。昆仑在词中成了寄托对象，上片评说山的“功罪”，下片以幻笔写裁山以赠欧、美、日，这都是诗化的“改造”方式，虽字面上昆仑是自然之物，然而寄托的特点就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故说这首词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而反帝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社会。

　　（六）《清平乐·六盘山》

　　六盘山是红军走过的最后一道高山，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率红军主力登上此山而有词作。

　　词上下片以兴句开端，而引出后边的议论，即以兴句引出赋的内容。上片兴句写天高气爽，看出心情特别开朗。下边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实在是对长征已是胜券在握的一种自信心的流露。

　　关于长城一般人认为应是指陕西省北部的明长城，然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初步判定毛泽东在陕北时期并没有亲临过明长城下。

　　去年年会上中国军事科学院兰书臣在提交的论文中说：“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主力，不仅翻越了著名的六盘山，而且经过了秦长城固原段所穿行的西吉、原州、彭阳等区县。红军翻越六盘山，取的是由西向东的路线，正好穿经这段长城遗迹。如同望见天上的雁一样，地下的秦长城当也在视野之内。可惜这一点，未见资料直接显示。”

　　兰文启发我们对“不到长城非好汉”作出重新理解，这应该是一个否定之否定句式，是肯定已来到长城产生了“红军是英雄好汉”的感觉。

　　下片是对未来战斗的展望。兴句仍写眼前实景，诗人从山上看举着红旗的队伍恰似红飘带漫卷，于是以长缨“缚苍龙”的畅想就出现了。

　　（七）《十六字令三首》（之三）

　　把这首词排在《六盘山》后，是从词内蕴含的政治理念得出的判断。连用两个比句写出，一喻刺破青天的长剑，一喻顶住天的柱子，显然不仅仅写山的峭拔而已，而是有深的褒贬义在内。顾随在上世纪50年代末指出，在这两个比喻中，“读者就此可以得到有破有立的概念”。顾随的见解是深刻的，他启发我们判定词中两个“天”也具有比兴义，前一个“天”喻指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后一个“天”喻指面临危险的祖国，正赖中国共产党人支撑危局。

　　既然《六盘山》中已把“苍龙”比做革命的对象——蒋介石，那么把这首小令排在《六盘山》后就该是合乎逻辑的。

　　（八）《沁园春·雪》

　　这首词写于1936年2月末东征途中，住在清涧县袁家沟白治民家里，当夜写成这首名作。

　　这首词的出现实在是历史造成的机遇，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哲学，这些可从两个月前毛泽东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去寻找。毛泽东在谈到完成长征的意义时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在谈到全国抗日形势时说：“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在谈到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时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紧接着又设“人民共和国”专节论述这个国家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并谈到“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最后在谈到国际援助时又讲出了前文所引出那段极富民族自信心掷地可作金石声的名言警句。

　　毛泽东的这些阐述可看作是对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理论说明，而《雪》词出现则当然就是对中国梦的最佳艺术概括。那么具体说来又是怎样表现的呢？

　　首先看标题“雪”。由于词的下片与雪无关，故这首词不能以咏物体视之。一场大雪固然是引发诗兴的契机，但着力处又不在雪上，而是雪中的北国大地与雪后的壮丽河山，这里确有深远的用意在内。

　　为了表现深远的意义，在比兴手法运用上也与一般用法不同。之前的诗词用比兴材料，均是眼前景物，而这首词所写都是从想象中来，显然是刻意为之。当然这些意象也不是晚上坐在窑洞的空想而来，而是从长征直到东征一路经验中来。对于这诸多意象又不能还原为政治理念，那就走上儒生说经的老路上去了。

　　雪中“山舞”“原驰”“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争斗气势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全国出现的抗日大好形势，是改造社会巨大力量的显示，读者可以从这些诸多意象构成的意境中去“意会”。

　　如果说前边营造的是壮美（崇高）境界，而“须晴日”3句则是对优美（美）境界的追求，一首词内出现两种境界也是艺术的突破。

　　词的下片全用赋法，先以议论的方式对5个帝王级英雄人物进行委婉的批评，“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又以同样方式肯定今天无产阶级开创历史新局面，定能创造出超越古人的事业来。也是对前面《十六字令三首》（之三）有破有立的思想的飞跃性的突破。

　　这首词将改造社会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将从事“批判的武器”锻造或从事“武器的批判”行动，都是为了完成无产阶级今日承担的反封建的任务，在历史发生巨大转折之前，他将不会有突破意义的诗兴产生。

　　统观长征诗词系列所表现出的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两大主题，是三千年中国诗歌史上所没有的。因为这是毛泽东思想艺术精神的体现，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的革命家，青年时代曾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认可阶级斗争学说，成为奋斗之路上的理论根据。

　　由此看来，毛泽东的长征诗词系列中透露出来的是继承与发扬的五四精神，长征之所以成为思想家诗人毛泽东的成功之路其原因主要在这里。

　　三、长征诗词意义的几点思考

　　毛泽东的长征诗词创作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长期考虑的问题。十年前，我曾作《毛泽东的长征诗词与毛泽东精神》，现在将最近的一些思考结果写在下面。

　　（一）长征诗词展现出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模式，尽显崇高的道德风采。

　　自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与国内各种反动势力联合打压下，中国沦入殖民地半殖民地位，在中国人中间出现了两类对立的人群，一类人是不甘于沦入被奴役地位，对中外反动势力作坚决抗争，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另一类人是被反动势力吓破了胆，丧失了魂魄，失去了民族自信心，甚至心甘情愿地当了投降派。中国共产党与所领导的广大人民无疑属于第一类人群，而毛泽东则是这一人群的杰出代表。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出的应是近代史上理想人格模式，这种理想人格模式，在长征诗词中得到集中体现。

　　这个人格模式充满征服精神的崇高感。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时，毛泽东庄严地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的内涵应该是指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近代史以来被奴役的地位，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而这种独立自主精神早在毛泽东的长征诗词中就提前显示出来了。在这些诗词中显而易见的是高山成了人征服对象，人处在比山高的位置上；当山成为人的本质对象化之物时，山即可成为刺破青天的宝剑，又可成为顶住青天的柱子；“天公”在民间传说中是至高无上的天帝，当全民族的意志物化为“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时，竟能“欲与天公试比高”。这些人格形象与人格化的形象都很明显地显示出崇高的道德精神。

　　这个人格模式具备开辟未来的崇高感。自遵义会议后，长征被赋予改变民族命运的崇高意义，走的是开创民族与人类未来之路，长征诗词给人的感受总是为了未来去行动。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今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等等，都是呼唤人们为了明天而战斗，表现出以民族、全人类命运为己任的最高道德风范。

　　（二）体现了对诗歌创造新意境的要求。

　　1899年底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首先揭起“诗界革命”大旗，认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并提出所谓“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首先应把创造“新意境”放在首位，而创造新意境的途径则“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梁后来在《饮冰室诗话》里则以此为标准推崇以黄遵宪为首的一大批诗人。

　　然而梁启超毕竟是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谈论“诗界革命”，他的“新意境”理论较之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说”显得笼统粗浅。他所提倡的新理想新意境，是进化论的哲学思想和近代一些科学知识。这些诗作当时虽能新人耳目，由于骨子里透露出改良主义气息，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所评价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所以思想止步在进化论层面上，是不具备开辟新意境的魄力的。

　　至于黄遵宪等人的诗在艺术上也显得粗浅，令人想起一个精妙的比喻，近代文学在整体上还处于毛毛虫阶段，还没破蛹飞出美丽的蝴蝶来。黄遵宪等人的诗除少数研究者外，很少有人去诵读，远远赶不上被王国维所推崇的李后主。

　　中国古典诗词产生在超稳定的封建社会，“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占统治地位，这就是一般论者所言意境的根据。所谓意（诗人主体的情感思想）与境（景物与社会条件）的结合即追求情景交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所以美学家周来祥说意境属于古典主义美学范畴，是美（优美），是与崇高不同的美学形态。

　　但是，以长征诗词为代表的毛泽东诗词的艺术特征是难以用王国维等人的“意境说”去概括的。这是因为古典诗词意境照梁启超的说法：“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语句入诗……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旧世界”，是说受印度佛学影响而成。王国维又讲获得意境途径，“无我之境，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总之离不开佛家追求思想境界。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里专设“禅境的表现”一节，其中说：“而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却是‘澄怀观道’，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在静穆的观照中领会意境的“深度、高度、阔度。”也是在旧的藩篱中打转转。

　　由于长征诗词的思想核心属于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哲学家们不同处在于不仅仅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是号召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哲学；所以，长征诗词主题又可以“改造世界”概括之。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在接近人的生命极限处境中，诗人竟然爆发出对中国与世界改造的强烈欲望，这不能不是以后他在《实践论》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提前透露。

　　面对这些诗词，再用欣赏古典诗词的眼光去看，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的“灵境”，因为它属于另一个新世界。

　　这里已不是“天人合一”，而是天人对立后走向合一；不是静观中求得和谐相融，而是显示在征服行动中的力量；不是在空间中求深、高、阔，而是在“过去—现在—未来”三维中生发诗意，追求强烈的时间感；现实的崇高美与未来的和谐社会美（优美）相统一。

　　于是，在长征诗词中作为道德范畴的崇高又取得美学范畴的意义，以致成为全部毛诗的主体艺术特征。可以说，到毛泽东的诗词出现，才真正实现了新意境创造，这也就与古典诗词划开了一道明显的界限，也因而成为“近现代史上‘诗界革命’、‘文学革命’而真正取得成功的典范。”

　　毛泽东在给陈毅那封信里曾说：“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谦虚之中透露出的是不无自负之意。一部近代词史告诉我们，词体发展到近代，词派林立，作品数量极可观，然而质量不高，大都“依旧徘徊在唐藩宋篱内”，“从总体上看，不具备同时诗文、小说、戏曲所有的近代转型性。”

　　根据我们以上的理解，毛泽东的长征词作完全打破了“唐宋藩篱”，实现了对近代词史的超越。当然，超越是一个过程，它如何发生、发展，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党史文汇》201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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