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黑与白》问世后，被一些评论者誉为“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开辟了人民文学的新航标，由著名学者孔庆东为学术指导的“三人谈”还从多个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解读，认为：“人民现实主义”是站在广大无产阶级的立场，捍卫人民利益，反映人民心声的文学；在价值观上，人民现实主义是在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代，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复辟的文学；在创作方法上，人民现实主义是对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产阶级文学和左翼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刘继明从《人境》到《黑与白》的创作实践，是对新时期以来的精英主义叙事、纯文学乃至底层文学和新社会主义文学的重大超越，为中国当代文学开拓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但在中国大陆文坛似乎还没有引起反响。
刘继明：这一点也不奇怪。目前的出版方并非主流的文学出版社，《黑与白》发行范围较小，有机会读到作品的读者不多。
《火星》：您在《黑与白》后记中曾说过，《黑与白》不会有比《人境》更好的命运，虽然后者出版后在大陆文学界获得过不少赞誉，被称为“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开拓之作。但和《人境》不同的是，除了整个出版和社会环境，您的个人生活也与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者说呈现出一种新的境界，写《人境》时，您只是一位体制内的专业作家，而现在，您已成为了一个具有鲜明政治意向的左翼知识分子。这会不会影响到《黑与白》的传播和被接受呢？
刘继明：影响肯定存在，但你说的这些因素并不能决定一部作品乃至一个作家的命运。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告诉我们，许多杰出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受执掌权力的主流精英青睐，屡遭打压排斥，但正如学者耿占春所言：“在文学市场的夹缝中，还存在着一种读者的伦理。”或者说，一直就存在两种文学史，一种高据庙堂之上，一种写在读者心里，而后者往往会更持久。因为权力会转移甚至断裂，而人心不会。
《火星》：《黑与白》出版后，在部分读者中引起的热烈反响，正好可以应证您刚才说的话。我曾经在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的读者交流群看到一位读者留言：“从6月27日开始阅读《黑与白》，到今天全部读完了。只有积极参与现实的人，才有可能写出这样深刻反映现实的名篇。”另一位读者写道：“《白与黑》构建宏大而缜密，思想深邃而凝重，作家走笔恣肆汪洋，文字功力臻于化境。黑与白，夜与昼，野火斗春风，无处不感受到作家悲悯情怀，无处无不感受到作家火一样的赤诚，冰一样的冷峻。”等等。这大概就是耿占春先生所说的“读者伦理”吧！
另外，《人境》问世后，您曾经在后记中说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写完《黑与白》，您却说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幸福”。2008年，您在《小说与现实》的演讲中说过，“当代生活的光怪陆离与矛盾丛生，它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同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生活和写作的那个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正杰出的作家，特别是长篇小说作家仍然应该，而且能够通过对这个世界的描述，提供一种整体性的视野。这也是让小说参与到当代社会进程和公众精神生活的有效途径。”这显然是您心目中理想或伟大的长篇小说标准，那么，您现在认为自己写出了“伟大的长篇小说”吗？
刘继明：我曾经说过，《黑与白》是我的一个意外收获，写完作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一种巨大的幸福感中，请注意，我说的是幸福，不是满足。这是一种挣脱了新时期以来形成的纯文学传统的自由写作状态，通过这部小说，我构建起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和《黑与白》合二为一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想就是这种感觉。作为一个作家，还有什么比这种感觉更让人幸福的呢？撰写后记时，我本来想说我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但囿于中国人自谦的习惯或避免老王卖瓜之嫌，我没有这样说。现在，我可以用一句话回答你：对我来说，《黑与白》之后，我再写一个字的小说都是多余的。
《火星》：不再写小说，是不是有别的写作计划呢？
刘继明：当然。还是在《黑与白》刚动笔时，我就想等退休之后，写一部类似爱伦堡《人，岁月，生活》那样的自传，记录下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以及我经历的人和事，书名都拟好了：《左与右》或《年代四部曲》，篇幅可能和《黑与白》相当。不过，这已经与文学无关了。
（原刊于《火星》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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