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一生与“伪士”作斗争，对“伪士”的揭露最为深刻，在《破恶声论》中提出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著名命题。在鲁迅看来，一些知识分子，表面上装作很有信仰的样子，其实内心根本不是这回事，他们所谓的信仰只不过是为了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投机手段，因而实际上他们经常随波逐流，并且根据需要乐于扮演启蒙者的角色，什么时髦就宣扬什么，这样的人就是鲁迅眼中的伪士。
借助鲁迅对“伪士”的批判，并联系社会现实，不难发现每个时代都存在大批这样的人，当“左”流行的时候，表现得比谁都左，“右”流行的时候又表现得比谁都右。比如名作家陈忠实，本是靠写阶级斗争题材小说起家，当年他看了梁斌的《红旗谱》，觉得阶级斗争反映不够，立警要写一部比《红旗谱》更革命的作品。然而时势逆转，“去革命”成为时代主流思潮，他便潜下心来写成了《白鹿原》，这部解构革命的作品竟一举拿下矛盾文学奖，成为他的扛鼎之作，连当时的作协的老领导都感到震惊：这个陕西人还真敢写！恰不知陈忠实摸准了时代脉搏，使他一举功成名就。
像这样的例子真是太多了，最典型的就是改开初期的一帮所谓启蒙知识分子，一方面他们拿起伤痕文学的武器，把毛时代对知识分子及社会精英的思想劳动改造说成是对全社会的专制压迫，好象知识精英就应该永远高居于普通劳动群众之上，让他们与工农结合就是对全社会的迫害；另一方面，他们以启蒙者自居，将劳动群众作为蒙昧落后需要拯救的对象，以获得远高于群众的道德与文化高地，从而再次确定他们自身的精英地位。
这群人乘着改革的春风，占尽风光，很快成为中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中国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三角同盟，享受着主宰中国的绝对权力。然而，随着他们的高光表演尽情展露，“伪士”的画皮便一天天显现。当初他们被作为“国士”的风范、“社会良知”的吹捧被无情的撕开。正如刘继明在其小说《启蒙》中刻画的主人公蕖伯安形象，这位当年头顶“启蒙主义”的光环的知识精英，凭借控诉毛时代为改开时代合法性背书，而成为开创新时代的“英雄”人物，然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其真实面目立刻显现出来，为寻求自己的暴富，不惜将农民赶出自己的家园土地，还美其名曰“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好生活”。实际上，蕖伯安这类人物是有现实生活原型作为依据的，那就是创作《灵与肉》的张贤亮，早期以《牧马人》等伤痕作品一夜成名，后来创建西部电影城成为资本大亨。张贤亮的经历完全表明，他当初通过颂扬劳动人民的善良怜悯，不过是为自己合法性辩护，同时也是作为卖点和美化自身的装点，而现实中他们的所作所为，用时间证明了其虚伪和伪善的真面目。
当然，张贤亮只是这一帮人中的一个突出代表，顺着控诉毛时代的伤痕文学而起家的知识精英可谓如过江之鲫，如湖北作家方方无疑也是其中一员。她的成名作《乌泥湖年谱》讲的是长江流域规划设计院内一群高八斗身手不凡知识分子在大跃进、三年困难、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冲击挨整，他们的尊严被践踏，激情被磨灭，良知被扭曲，最后无能为力，无所事事，最终一事无成，毫无奉献和成就。小说的路子秉承“伤痕文学”模式，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涂抹得一团漆黑，似乎所有都是灰暗的，没有任何一丝亮色。当然这样的描述极为迎合当时的“政治正确”，因而也造就了她的声名鹊起，捞足了进阶新时期既得利益者的资本。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方方作家，最近却被人扒出1976年发表的一篇诗作《我和我的手套》，谁能想到，如今以自由派公知面目出现的方方当年竟然是一位有高度思想觉悟的革命小将，这样一首具有强烈革命思想意识的诗作竟然与《软埋》出自同一之手。更奇怪的是，因为《方方日记》的出名，其本人更被文坛大腕们封为“当代鲁迅”、“中国的良心”，如若一生与“伪士”斗争的鲁迅得知此情，不知作为感想。他可能会说：“如果连她们都算鲁迅，那我就不是鲁迅！”。
方方这类公知，在他们的作品中，经常喜欢以民众的代言人自居，而他们反体制的行为也确实容易诱惑一些人。然而，从本质上看，他们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他们的功成名就本来就得益于体制的恩赐，就如《启蒙》里的蕖伯安。因而，她们看似反体制的行为背后更多只是做出的一种姿势，其目的是继续维护话语垄断权。他们貌似站在民众一边，实际上他们的精英立场决定，不过是把民众作为向体制讨价还价的资本。
无论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软埋》到《日记》，方方都是把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作为骗取民众好感的工具，一方面尽情渲染现实的苦难，另一方面又绝对拒绝对社会由表及里的深入分析，尤其反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社会本质透视，因而他们的民众立场不过是一个涂抹了诱人色彩的面具。在貌似的民众立场上，实际上她们更乐于作为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结成铁三角联盟，共享既得利益，以便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
不可否认，她确实写出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样对底层弱者充满同情的作品，但她绝不会去揭示造成底层苦难命运的根源，她可以说出“时代的一粒微尘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这样大而概之的“警句”，但不会告诉人们，无数的微尘也可以聚积成大山足以改变时代。她也只会对于弱势者施舍以廉价甚至虚伪的同情，而决不会去试图改变弱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因而她的同情只不过是阔人的怜悯，对弱势者来说更象是一种麻醉剂。
也许像方方这样过气的假国士、真伪士在现今的环境下已经不难被人识破，但还有更多的伪士们正在以新潮的面孔要风得得风、要雨得雨。这些人太精于与时俱进，当全球化来临，他们就成了“世界人”，而民族主义思潮泛起，他们立即改头换面成为小粉红们的精神导师。他们可以忽而成为启蒙的伪士，忽而成为革命的伪士，忽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伪士，忽而成为自由主义的伪士，随着时势的需要毫不费力地随时切换门庭。
这样的人注定不会在社会上绝迹，但也注定会被打上“伪士”的烙印，中国需要的不是“伪士”，而是像鲁迅呼唤的那样的“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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