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同志是研究毛主席的专家，笔者曾经拜读学习过他的很多好文章，最近网上发了一篇署名耿来意的文章《似曾相识：从《野百合花》到“伤痕文学”》（以下简称《似》文），文章将延安时期王实味《野百合花》事件与改开后流行的伤痕文学联系起来，称“它们的根是连在一起的”，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
为什么？在笔者看来，因为二者性质完全不同。虽然从表象上看二者都是暴露阴暗型的作品，似乎有相似之处，但从实质看，它们各自的生成背景、表现形式和实际效果并没有共通之处，因而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可比性。反之，如果我们仅从暴露阴暗这个表象出发将二者联系起来，不仅不能深刻理解二者各自的本质特征，混淆二者之间根本的差异，而且容易得出所谓暴露阴暗就是错误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暴露和歌颂不过是文艺表达的不同形式而已，二者只是表达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并没有对错高下之分，而且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这两种表达方式。下面就分别谈谈二者的具体情况。
关于王实味《野百合花》事件，《似》文已经讲得非常全面具体，事情的起因是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组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对延安的一些“黑暗面”，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等提出批评。
现在回过头来看，王实味的错误不过是以理想主义视角，不能正确理解由受客观条件限制，延安出现的某些干部特权现象和不民主的问题，也即“阴暗面”。不论他主观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但客观上确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而且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阶级矛盾斗争白热化的关键时期，他一再高调坚持自己的主张，起码说是不合时宜的。但从另一角度讲，王实味作为一名积极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带着理想社会的憧憬，面对现实中存在的差距，不加分析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更多表现出的是思想上不够成熟，书呆子气比较重，缺乏社会实践生活的磨砺，对他采取的正确办法应该是以引导教育为主，而不是把他当作坏人，一棍子打死。
尽管王实味写的文章确实被敌人所利用，作为攻击延安的靶子，但不能主观的断定他写这些东西的目的原就是为了破坏革命。再说他所揭露出的干部特权现象和不民主问题的端睨，虽然存在某些认识上的不足，但不是完全没有正面意义。要不然，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毛主席会一再强调干部特权问题，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解决。毛泽东时代所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乃至最后的文化大革命，不能不说都与解决干部特权化而演变成党变修、国变色的严重问题有关。毛主席就说过：“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因此，放到几十年后再看，王实味揭露的问题确实具有防微杜渐的警示意义。
因而，我们不能片面的认为王实味的问题关键是因为其揭露了共产党的阴暗面，这样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客观上起到低级红高级黑的作用，使人们对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产生负面看法，毛主席自己就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因为历史上只有反动派因为惧怕群众，不准群众揭其短，而真正的共产党应该是欢迎人民批评监督的。也因为如此，当毛主席得知王实味被错杀的消息时，才异常气愤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还说要把他放在“三五九旅”就好了，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而之后的许多年里，毛主席多次提到王实味，王实味的名字在毛主席的记忆里再也抹不去。事实上，错杀王实味，不仅未解决问题，而且给国民党反动派污蔑共产党的口实，配合他们掀起的反共浪潮，其后果不可谓不触目惊心，教训深刻。
再说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是以卢新华197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为代表的一种文学思潮，故名思义，伤痕表达的是一种悲情，无疑也属于暴露“黑暗”的文学范畴，而其关键点在于其要表现的是谁的伤痕？为什么要表现这样的伤痕？而关于伤痕文学的研究已经有诸多详尽的论述。
简单地讲，伤痕文学表现的是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被整的当权派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也即所谓的“伤痕”。而他们为什么会整，用当时的话语讲，对当权派干部来说是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对大多数知识份子来讲，不过是落实共产党所提倡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进行思想改造的政策。
同样，几十年后回头来看，当时的做法错了吗？难道中国没有出现走资派？难道知识分子纷纷脱离群众、有么做精神贵族、要么满脑子精英主义思想，这样的现象还少吗？当然不可否认，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确实存在鱼龙混杂、某些过偏过激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不是主流，不是方向、更不是本质。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而伤痕文学的要害就在于通过极度渲染悲情，故意放大甚至歪曲事实，以偏盖全，以表象代替实质，把特定群体的遭遇偷换为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遭遇。而且它还将上述特定政治环境故意遮蔽，采取“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办法，将事件发生的背景虚无化、碎片化，因而把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歪曲成不可理喻的疯狂内斗。
可见，伤痕文学要表现的所谓伤痕，其控诉的是什么？其要达到的目的又是什么？为什伤痕文学会在改革之初大为流行，且至今盘据文坛要津？正如曹征路老师所说，那些伤痕文学眼中有多少有泪珠儿，至今哭诉没完没了。
美籍华人作家边芹说伤痕文学是由美国人策划的，错在境外敌对势力，刘继明老师专门写文章进行辨析澄清，指出伤痕文学出现主要是内因，既便有外因也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直接地说，伤痕文学之所以占尽风光，至今长盛不衰，就是因为顺应了政治正确。新时期文学一方宣告文学要脱离政治，另一方又如火如茶地大搞去政治化的政治文学——伤痕文学，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正如刘继明老师在《“伤痕文学”这笔应该算在谁头上？》一文指出的：“伤痕文学是文革失败的产物，是毛泽东试图让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用共产主义思想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失败的活生生案例，同时，也是中国由人民民主时代进入精英民主时代的典型症候。”这才是伤痕文学的本来面目。
尽管伤痕文学从外部来看，也确实是通过暴露阴暗面来展示其所谓的伤痕，但这种阴暗面显然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裁剪性，本身就有明确的主观动机，更突出地表现为形式为目的服务，因而具有强烈的理念先行特征。
通过上述分别介绍，我们已经知道，虽说二者在形式是看起来都是暴露阴暗面，但其表达的内容、表现的形式和达到的效果完全不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切不可混为一谈。
以上不一定对，欢迎批评指正。
202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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