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叙事中，西史声称，在伊索去世后的三百多年，即元始前三世纪末，希腊雅典出了一位哲学大师，此人名唤法乐瑞厄斯，是他将大约200个伊索寓言汇编成册，并取名《伊索传说集》流传于世。
只是，这个所谓的原本早已失传。
既然早已失传，拿不出原本，那伊索寓言又如何传到现在的呢？
为了弥补这个漏洞，西史只得编造了一个新的故事，又过了四百年，在元始一世纪由罗马作家费德鲁斯用“拉丁文”诗歌体裁写了本寓言集，而该寓言集大部分取材于《伊索寓言》。
可是，这个所谓的费德鲁斯只存在于传说中，依旧没有原本。此时，书面拉丁文尚未产生，怎么可能拿得出原本？
又过了百来年，叙利亚的罗马人勃利乌斯用希腊文写了一本寓言集，其中很多故事收在今天所见的《伊索寓言》中。为此，还亮出了所谓的“证据”。
希腊文、《伊索寓言》……这莫非是《伊索寓言》的最早版本？希腊文版本？
如果不注意，潜意识里可能会这么认为，一不小心就被人忽悠了。
转念细细一想，不对呀，勃利乌斯只是用希腊文写了一本寓言集，这本寓言集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只是其中的许多故事被收录进了今天的《伊索寓言》中，而不是《伊索寓言》的故事被收录进了勃利乌斯的寓言集中。
这是一种偷换概念、颠倒出生由来的话术，勃利乌斯寓言集根本不足以成为证明伊索寓言在那个时代存在过的证据。
而且，希腊语是近代的产物，1834-1976年之间才被希腊官方采用。
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罗素（James R. Russell）特别指出：“希腊语是一种淡化的古代亚美尼亚语。”即希腊语衍生于亚美尼亚语。
这种源自于亚美尼亚的斯拉夫东正教语言，实际比法语、英语诞生的时间都还要晚。在近代依靠印刷术（锁定字母，防止写乱）和规定“发音符号”（字母）后才形成教派文字，然后被基督教使用。不过，这种所谓的文字存在巨大缺陷，不能用于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无法承载高深的知识、表达深邃的思想。
牛津大学教授麦克里奇（Peter Mackridge）发现，有个流亡法国的希腊人名叫科莱斯（Adamantios Korais, 1748-1833），是他发明了所谓的“纯正希腊语”（katharevousa，希腊官方于1834-1976年间采用）。
元始二世纪，对应的是中国汉朝（前202年-220年）末年，敢问西方此时有造纸术？如果硬要坚称勃利乌斯寓言集使用的是“莎草纸”的话，不知敢不敢接受鉴定？
中国的造纸术可是有防蛀虫措施的，西方有没有呢？倘若没有的话，如何能保存至今？从元始二世纪算起，到今时今日，怎么也有1800多年了吧？那可是1800多年呢。
此外，上面的字体一看就像是鹅毛笔、钢笔之类的书写工具写成的，研究一下墨汁成分也能得出结论哟。
何新先生曾经考证，伊索并不是什么希腊人，也没写过任何寓言著作，——撇开那时根本就没有古希腊语、尚未形成书面文字不说，单单是《伊索寓言》最早的版本是拉丁文版就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
元始前600年的古希腊人为什么不用古希腊文，而非要用大约两千多年后才诞生的拉丁文？？？
那么，关于伊索的最早点滴记录又出自何处呢？
据说，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姑且暂时不论“文艺复兴”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就拿关于伊索的早期记述来说，那可是妥妥的非洲人模样呀：
“黝黑，高大，结实，短臂，厚唇，高大。”
雅典娜是黑人，现在伊索也被发现是“黑人”，这下尴尬了。
关于伊索的身份，有记述称，他是小亚细亚的弗里基亚人，也有人说他是来自非洲的奴隶。如果按照西史叙事来看，元始前700-600年，统治小亚细亚一带的是亚述人或巴比伦人，但绝对不是古希腊人。
实际上，伊索只是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一书中杜撰的人物姓名，详见（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二卷第134则）。
经过前期的西史辨伪和考证结果，基本可以确认《希罗多德历史》的真实不是希罗多德，而是教宗秘书、意大利罗马人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
洛伦佐·瓦拉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历史学家、修辞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天主教诗人，最大的成就是在文献学方面。他于1471年出版《拉丁语的优雅》、1440年发表《君士坦丁赠礼辨伪》、1521年出版《斐迪南统治阿拉贡的历史》，此外还有伦理学代表作《论快乐》、《<新约>注》等。
有趣的是，所谓的《伊索寓言》拉丁文版恰恰出自洛伦佐·瓦拉之手。
1453年，洛伦佐·瓦拉将《伊索寓言》以拉丁文本刊印传世。
也就是说，洛伦佐·瓦拉不但杜撰了《希罗多德历史》，还同时编造了《伊索寓言》。洛伦佐·瓦拉在创造了伊索这个小说人物后，为了让这个人物形象变得丰满，又煞有介事地伪造了所谓的《伊索寓言》。
按照西方叙事，1610年，又在梵蒂冈图书馆的羊皮书里发现了包括136则寓言在内的改编版《伊索寓言》，为瑞士学者艾萨克（Isaac Nicholas Nevelet）。
保存几百年不变质、不发霉的羊皮书？又是漏洞百出的羊皮书卷。
这不禁令人想到亚里士多德记录几百万字的小羊皮书，就是杀光古希腊所有的小羊羔恐怕都不够。而这个也是个小说人物，因为“ISAAC”是希伯来文，并非英文，有“笑”的含义，其引申出的真正发音和含义是“三一修士”。
牛顿神父是“三一修士”，与这个三一学院有关；维特根斯坦也与三一学院有关。这个改编《伊索寓言》的瑞士学者艾萨克也与三一学院有关，好巧好巧。
西史叙事中还有这么一个蛊惑人心的说法，声称1484年英国商人、语言学家、出版商威廉·卡克斯顿（ William Caxton ，1422-1491年）将《伊索寓言》从法文翻译成英文，并将其称之为最早的英译本。
可是，这个说法也经不起推敲，因为法语得等到清代福建人黄嘉略去了法国，并为法国根据汉语雅言编撰了《汉法词典》以后，法语才有条件成为书面语言。
1755年，英国才由中途辍学的外来村夫约翰逊组织八九个人手、耗费七八年时间参照《康熙字典》编撰出第一本拥有大约4.5万个英语单词的《约翰逊词典》。
目前，可以考证的《伊索寓言》最早译本是《况义》。
1608年，利玛窦口述、李之藻编撰的《畸人十篇》中也曾译介过数则伊索寓言（如狐入狮窟），但目前仅存重刻版。
作为利玛窦的助手，庞迪我第二个翻译介绍伊索寓言的人。庞迪我于1571出生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巳尔德莫拉城，1599年抵达澳门，奉命为利玛窦准备厚礼，并前往南京协助其传教。
庞迪我曾于1614年口述了《七克》一书，也译介了数则伊索寓言，与之关系密切的陈亮采还特意为该书撰序，不过，原本已佚，目前仅存《天学初函》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625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在西安传教时，由其口授、福建举人兼教徒张赓执笔，”翻译”了《伊索寓言》一书，并将其命名为《况义》。“况”，即“比喻”之意。这本《况义》在西安付梓刊行，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收录的寓言仅有22则。如前所述，元始前600年的《伊索寓言》就有大约200则寓言，二者数量相去甚远。
1837年，广州教会出版了英汉对照的《伊索寓言》，取名为《意拾蒙引》，译者署名“蒙昩先生”，寓言增加到了81篇。
1840年，该书在香港被增订重印。
1860年左右，香港英华书院再次翻译此书，命名为《汉译伊苏普谭》（谭，即故事集），将伊索翻译成“伊苏普”。
1876年，《伊索寓言》在日本东京被翻刻出版。
是的，日本的《伊索寓言》源自中国，是从中国翻译过来的。
不过，神奇的是，后来日本又声称在此之前就有两个《伊索寓言》的版本，一个是1593年的天草本《ESOPO NO FABVLAS》，一个是（1610-1623年）之间的国字本《伊曾保物语》。
上述两本的时间看起来都比中国最早的版本还要早。
所谓的天草本，全书用拉丁字母按照当时的口语体写成，与同为拉丁字母书写的《金句集》和《平家物语》装订在一册，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是世界唯一的孤本。但是，这个口语体写成的天草本，根本就没有人看得懂，——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这书里都说了些什么。
《伊曾保物语》译本有古活字版本和整版本两种。其中，1659年的国字本带有插画。
在中国，最早使用“伊索寓言”书名的人是林纾，其版本（以英译本为底本）于1902年出版，由严复长子严璩口译此名。
季羡林在认真阅读了《伊索寓言》后认为，所谓的《伊索寓言》其实很多故事出自佛经。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以所谓的希腊文为底本进行翻译的人知道是谁吗？
是周作人。其译本于1955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关于该译本，有如下评价：
“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希腊文《伊索寓言》为底本的汉译本（在此之前的版本都是以英译本为底本），使汉译伊索寓言更接近原貌，是《伊索寓言》翻译事业的一大进步，在其汉译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周作人是什么人，应该不用多说了吧？
光绪二十七年秋，周作人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科，开始翻译英文小说。光绪三十二年夏，随鲁迅东渡，先后进东京法政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曾与鲁迅创办《新生》杂志，未有成果。合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后，开始创作小说和自学多种外文。
宣统元年六月，周作人在东京与羽太信子结婚。
周作人曾在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是后来沦为路人皆知的“文化汉奸”，为千夫所指。
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未亡，逃过一劫，随后出任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国民政府委员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又以汪伪政府要员身份访问日本和“满洲国”。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刑十年，1949年1月才保释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在北京从事著译工作。1950年后，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多部外国作品。
此后，从事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的著名学者罗念生也以希腊文为底本翻译了《伊索寓言》，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罗念生学习的是希腊文，常常引以为傲。故此，对于古希腊的一切，包括伪史，此人皆不加甄别，全盘接受、全部相信，从来都不会有所怀疑，对自己翻译的版本是否有原本、原本由来、有多少版本、各版本之间有何不同，从来不管，——这一点，与另一位毕业于中央大学的哲学史家、西方哲学史家、著名翻译家苗力田先生（1917-2000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至少，苗力田先生翻译归翻译，但并不完全相信古希腊的历史和所谓的学术成就，常常保持一种“存疑求真”的态度。
此外，1965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学专业、并长期从事古希腊、古罗马文学研究的王焕生也翻译了《伊索寓言》，并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王焕生吃的是这碗饭，自然也是为古希腊、古罗马摇旗呐喊。他甚至信口开河，罔顾事实，称《伊索寓言》最早的中译本《况义》有36则寓言故事，硬是在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本22则寓言故事基础上加上了14则故事。
王焕生还称：
“古希腊文明的发展始于约元始前3000多年，雅典的兴起使古希腊文明进入其最为繁荣的古典时期。《伊索寓言》发挥了启蒙作用。新文化运动后，许多古希腊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荷马史诗、抒情诗、悲剧和喜剧、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作品等相继被翻译介绍，为进一步介绍和研究古希腊文学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人们从中感受到西方古代文明的魅力和意义。”
俨然就是一个“古希腊文明”的伟大护旗手。
瞧，这些就是我们的文化带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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