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成了一块敲门砖

“解放思想”成了一块敲门砖

    杨春贵写了篇《解放思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蓬勃生机和活力》，载于2007年11月27日《学习时报》，一连讲了五个“从……中解放出来”，就是
    “（一）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现了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历史发展一次的伟大转折，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二）从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题。”
    “三）从超阶段的“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使社会主义真正扎根于中国大地而呈现勃勃生机。”
    “（四）从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使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五）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进而富有时代精神。”
    讲的头头是道，但一细想，是乎同解放思想又有点区别，进了一步，是毛泽东讲的“不破不立”，明白地要破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又只说了一半，把实事求是丢掉了。解放了思想，还要不要思想？怎么思想？
    我们讲“解放思想”是从一般讲的，相应的回答也应当是一般的，就是实事求是。而当我们具体针对某个问题讲解放思想时，就需要具体分析。具体分析也是实事求是，是针对某个问题的具体的实事求是。例如我们讲解放思想，破除“两个凡是”，就要具体的对毛泽东的讲话、指示进行分析，哪些讲话、指示只是针对某个问题，不具有一般性，哪些讲话、指示是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具有一般性。没有分析地反对“两个凡是”，就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举这个例，也是有的放矢的，现在有不少的人就是打着解放思想、反对“两个凡是”的旗号反对毛泽东思想。
    引用邓小平的话做论据，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的思想没有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而需要对他所引用的话作具体的分析。我分析的结果，认为他并不是真正或者没有彻底解放思想，而是迷信或者是在利用邓小平的话。
    请看“我们过去的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来的’”，是乎就有点在利用邓小平的话。邓的原话是“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杨春贵把“政治体制”扩大到“体制”一般，就否定一切了。事实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不仅是体制，就是政治体制，也不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有许多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如民族自治；还有，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统统看作苏联模式，这都不符合实际。杨春贵不加分析地引用邓小平的话做论据，表现了他的迷信。
    再看他只是引用邓小平的“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管邓反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又反映出他在利用邓小平的某些话，反映出他没有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维定势束缚中解放出来。
    他引用邓小平所说的“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候，却不讲邓小平也说过“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讲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和需要一个很从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当地努力奋斗”，就连土地承包制这样的具体政策也讲几十年一百年都不能变。显然，“解放思想”只是用来单方面对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社制度的，不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后者必须毫不动摇。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但是，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现在在许多人在搞实用主义，把“解放思想”作为一块敲门砖，拿它来敲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门，好自由地回到资本主义的天下去。但是，这块敲门砖也可以被一些人用来对付邓小平理论，事实上在十多前，当邓小平不能理事的时候，“解放思想”这块砖就被这些人用来敲碎邓小平理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