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对毛泽东时代使用票证感到“痛心”的人，为什么不对蒋介石时代感到“痛心”？
很奇怪，知识分子们一直对毛泽东时代使用包括粮票在内的各种标证感到“痛心”，充分表现出了它们的“人文关怀”，可是我觉得很奇怪，那些感到“痛心”的人，怎么不对蒋介石时代没有使用各种票证感到“痛心”呢？知识分子们说，怀念计划经济是既欠良知又无良心，那么蒋介石时代的市场经济是不是既有良知又有良心呢？
也许看到当年的人提着装在麻袋里的金元券买米对我们来说很遥远，可是我爷爷奶奶的经历，我爸爸妈妈的经历对我来说，并不遥远。
粮票是共产党的一大仁政，它保证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每月有二三十斤不等的口粮，不至于去吃别人的剩饭。如果也用市场去“优化配置资源”，先进生产力代表和知识分子们大概又可以吃得脑满肠肥，养着胖丫环，听京戏了，也会出现很多“大慈善家”，去办施粥所了！
粮票等票证制度，关键是保证了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当然，这也极大地损害了先进生产力代表及知识分子们的权利。因为它们没有办法把它们的优势转化为资源分配的优先权，和普通人一样吃着三十斤米，领着几十元的工资，没有汽车与二房，的确很痛心！
市场经济有什么神效，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有，菲律宾妇女就不会出国给先进生产力代表当丫环了。
关于这方面，老田有一个很好的表述：
许多人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物资短缺，一些工农业产品需要按票证供应嗤之以鼻，认为那是落后和排除了市场作用的结果，这种说法恐怕禁不起推敲。一些经济学家也十分肯定共产党是犯了常识性错误，如果不要票证限制，在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下，价格会上涨，利润会上升，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产品供应将会增加直到供求平衡。在1949年之前倒是没有布票，但当时笔者的老家某乡第15保（约2000人），能够穿"洋布"的人，我母亲伸出一只手来，可以全部算上。当时从晚清状元张褰在上海附近开办大生纱厂开始，已经50多年了，这个供求也许真的平衡了。更早的事情笔者不记得，但在使用布票的1970年代，村子里（200多人）穿土布的人已经不到一只手的数目了。
看来关键是"增加"问题，而不是平衡问题，是经济学家没有搞清楚问题之所在。而增加供应的方法，根据近百年民族工业的经验，市场自由作用的效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毛泽东把增加产品供应看成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采用的是一种"节约闹革命"的方法，从本质上讲就是"大跃进"，就是以压缩消费的方法积累资金，以超过常规实际的速度来工业化，而且这种政策的执行结果必然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布为例，为增加布的产量，在建纺织工厂之前优先建设纺织机械厂，为建设纺织机械生产能力，优先建设制造机器的机器---机床工业，当然钢铁工业是更加优先的。而且为了发挥机器的效率，工人总是要配齐三班准备24小时生产。今天仅仅湖北省内，就有黄石、武汉、宜昌三家具备一定规模的纺织机械厂，开足马力生产的话，一年就可以装备20-30家中等规模的纺织企业。机床厂在武汉就有近10家，而武汉机床厂一家就要多余90%的工人。 平心而论，节约闹革命的结果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大陆市场从整体上讲都是进入了买方市场，出现了整体供过于求的态势。据说从工业化开始到出现产品过剩，中国所用的时间与其他的先进大国相比是最短的，不过对于这个结论，我相信政府和民众都没有多少自豪感，相反倒是一肚子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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