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吴敬琏关于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
：戈铭
改革开放是应该的、必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走什么样的改革开放道路？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改革开放，这一论断表明，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路线。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人成为生产的主人，而不是让人成为生产的奴隶、资本的奴隶，而只提市场化改革，不提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生产重新奴役人，资本奴役人。需要改革的是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管理手段和方法，需要改革的是生产中的官僚制度，而不是改变根本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更不是国退民进、私有化。
吴文也承认，社会主义就是最终要“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但是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呢？不具备相应的手段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呢？吴文给出的答案仅仅是，“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确实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是并没有实现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这二十几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已使劳动群众多年来创造的财富通过“改制”、“破产”等等手段化为私有，同时，不断喧嚣的“国进民退”的呼声也使国有经济逐步萎缩，现在，私有经济产出已占国民经济总产出的六成以上。这样的改革再继续下去，中国只能会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是断断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因此，吴的所谓社会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要求的“社会主义”――经济上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政治上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上极端反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否定、污蔑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成就。
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就在于由私有制引起的不同群体、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而反对这些利益对立的思想，只能是这些利益对立的反映和后果，而不是吴所认为的引起利益对立的原因。
吴文认为，现今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腐败和垄断引起的。因此，反腐败反垄断就能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腐败收入只是在分配时多侵占了一部分收入，这不可能改变分配的主体格局，分配的主要部分还是流向占有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人手中，这部分人还是主要向官员提供腐败资源的人群。垄断部门的高工资，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但如果说垄断部门的高工资是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那就是将收入最高的那部分企业主人群隐藏在视野之外，其目的就是打着反腐败、反垄断的旗帜首先将政府和国有企业作为误导群众攻击的目标。
不去根除引起社会不公平分配的真正根源――私有制，反而将这一分配后果的原因强加于由私有制所决定的腐败和垄断对于利益的抢夺，对分析和解决中国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矛盾不仅没有帮助，反而只会助推腐败和垄断的进一步加深，为私有制的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垄断本身就是市场竞争存在情况下的产物，不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就是私有企业的垄断，要消灭垄断，只能消灭市场，按照吴敬琏的逻辑，要消除收入差距必然就要消灭市场，那样他本人就成了最反市场、反改革的人物了。
吴文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解决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即可以实现民主政治，就在他提供的解决方案之中，一是实现党政分开，按照他的逻辑，党就是党，政就是政，二者必须截然分开，否则就是以党代政，也就是党不能执政，执政党不能执政。古今中外，美英法意日等国家哪一个没有执政党，又何尝听说过执政党不能执政。社会主义政党的使命是为人民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在执政中实现还能在什么中实现？因此，民主政治的关键不是取消政党的执政地位，而是通过人民民主、通过民主监督官员的任免，使党不能自已选任官员，而是将这一权力交还给民众，通过民众选举的官员为人民更好地执政。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通过人民选举自己的官员，再通过这些官员为人民服务。
事实也一再证明，在阶级时代，真正的、纯粹的、绝对的党政分开是在空气里要开辟出一块真空出来，党政分开的最终后果，只能是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由资产阶级政党取而代之，用资产阶级的党政代替无产阶级的党政。要真正消灭党政一体，只能在消灭了阶级和国家，实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实现。
因此，吴文除了干巴巴地攻击公有制、污蔑社会主义建设的功绩，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劳动人民有益的事却什么也没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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