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纠缠姓“资”姓“社”
挖了谁家“祖坟”？
春 秋 行 2007。10。01
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非凡，国力随强，国人蒙惠，海外惊殊。可干么总有人老是纠缠于姓“资”姓“社”？这就使一些人甚为厌恶，▲▲▲▲▲▲刊物《学习时报》评论员便发声讨伐，文章名曰：“继续以‘三个有利于’为尺度”（404期·钟国兴），训斥那些“纠缠不休”于“类似”姓“资”姓“社”的家伙，认为“当年姓‘社’姓‘资’的那场争论已经成为了历史”，可惜“在任何时候，类似姓‘社’姓‘资’这种简单而空洞的概念争论都可能会出现”，倘再“纠缠不休”，便是“空洞的概念之间的争论是一个陷阱，往往混淆实际的是非，白白耗费精力，而且无休止地制造矛盾”， “简单地用对立、斗争的观点去区分人群”，“不可能解决好中国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问题，甚至还可能制造问题，让问题复杂化”， “这种思维只要存在，就是我们的事业发展的障碍，就是必须不断破除的”。解决的办法，就是以邓小平在1992年初提出的：“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是实践标准彻底的贯彻，彻底的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 文章颇有些“多谈问题、少讲主义”的遗风，虽然也需不时挂上社会主义的“羊头”，但那满纸色厉内荏的训斥之词，更露出一副唯我独“解”、独“改”的学霸嘴脸。
文章来头极大，又是在“十七大”前夕发表，自然意含非常。
在国庆节期间，录下这种关于制度“姓氏”的随想，似是不合时宜，有煞风景之嫌。大慨，这和人生经历有关吧。
记得在三十六年前，也是国庆节前后，“9。13”一声轰响，“林副统帅”叛逃坠机、亡命境外的消息，在“小道”及半官道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媒体也少了林彪的影声，不由你不信。当时，笔者已过了“而立”之年，还是浑浑愕愕的，大报刊——当时称“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说什么就信什么。但从那之后，便多疑起来，竟成积习，至今难改。此后，大凡是看有来头的文章及讯息，便多了一层心思，决不轻信。所谓“有来头”的标准，笔者也是依时势、凭感觉自定的，大约一是看报刊级别，二是看官位职称或后台之类。虽说有些“势利”，也只好由人说去。
时至今日，正是国势兴盛之时，这种多疑的积习该不该改掉？结论是，千万改不得！2006年三月四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山豪华饭店，召集几十位“主流精英”分子，就中国改革攻坚战问题作秘密座谈。此会已经有了专用词，叫“新西山会议”，以区别于1925年国民党右派精英在北京西山召开的反共专题会议，为蒋介石1927年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推入血海进行理论和舆论准备。会上有人认定：中共“非法”，人代会“非法”，胡锦涛职位“非法”，“军队要国家化”，“这场争论（即反思改革等类似姓“资”姓“社”的争论）其实来源、根子在高层，是高层挑起的利益争论”“矛盾的性质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怎么办？就是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策略呢？叫做“打‘左’灯向‘右’转”。头一个感觉，“好”！一语道破“这场争论”是“利益争论”是“敌我矛盾”；“漂亮”！比起过去常用的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之类土的掉渣的提法，高明多了。随之一惊，“又一个‘5。71工程记要’”？！（“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系林彪之子林立果伙同军内同伙制定的谋杀毛泽东、武装夺权的秘密计划。）继而深思，林彪们是些握枪的武夫，“主流精英们”可多是耍笔卖嘴、操控话语权、捞得钵满盆满的谋臣策士，搞“武装起义”差了点，干“颜色革命”正是本行，更何妨还有急不可待的“场外（境外也）指导”的幺喝声。“研究会”之类原指群众性学术团体，可带上“中国”帽子，就大有来头了，听说是“部级”的。所谓“主流精英”是专指为当权派所依重、能够参予制定、影响国家方向、政策的那些“家”们，有些人本身就是某方某机构的当权派。比如，使出“打左灯向右转”高招的▲▲▲便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至于名誉院长，说出来，赫死你！香港曾奉誉其为“中国经济‘沙皇’”哪！我但愿评论员先生不是新西山会议派一伙的。
这场“类似”姓“资”姓“社”的争论果真是少数人“简单而空洞的概念”之争，以“混淆实际的是非”，在“无休止地制造矛盾”吗？好一个无耻的“实践标准彻底的贯彻，彻底的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弥天大谎言！好一个“打左灯向右转”的霸道式活标本！
首先，不是要“彻底”按邓小平理论想问题干事业吗？好！也先奉送上邓小平几段语录：
“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邓小平讲“三个有利于”时的1992年初之前是什么形势？过来人都知道：东欧剧变，苏联崩解在即，美国单极霸权登峰造极，以致于其智库精英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结束”；国内改革开放方兴未艾，贪腐势力趁机而起，“资改”思潮泛滥，1986～1989年两任▲▲▲下台，都因为姓“资”，借助了军队才平息“▲▲”动乱，西方国家对华全面制裁，反华势力笑等中国崩溃。当是时，改革者有些傍惶，“左”的习惯思维干扰难排，增长速度慢了，邓小平才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同时没有忘记加上“社会主义的”这个前提，并且在不同场合反复告诫全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这些，“三个有利于”便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希望并在实践的目标，也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口号的基本内容，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说，邓小平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强调姓“资”姓“社”这个大是大非的人，他自已也是这样认为的，白纸黑字在，岂容居心叵测地解说拔高，为其所用？除非邓小平在1992年初以后又有什么未公开的指示，或者评论员先生认为邓小平同志也是“打左灯向右转”的人？
如果现在有人按照中国是否出现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目前已十分强大，而且，其中共产党员在2004年已占33。9 ％，远超过工、农、智各阶级阶层，与解放军中党员比例相当）两极分化是否存在？（不但存在，而且严重存在，已超过资产阶级政党当权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便遵照邓小平教导，判定改革开放已经“失败”并走到“邪路”上去了。不但你们会歇斯蒂利地跳起来，我相信，多数中国人也不会简单地同意，包括笔者在内。
如果只有邓小平和一些理论界人士，老是“纠缠不休”于“类似”姓“资”姓“社”这个令当今既得利益势力恐惧头痛的问题，就是说，只有少数人在那里用“简单的对立、斗争的观点去区分人群”，影响社会和谐，成了害群之马。这就使我担心起来，因为我虽然不属于理论界，可《邓选》也算用心读过，能不能“完整、准确”把握，自然不敢望鼎于高级刊物的评论员先生们（看那笔名，似非一人）。但凭切身感受，自问也属于“纠缠不休”派的一员。我是不是已经掉入“陷阱”，成了“制造矛盾”之徒，变为“我们事业”的“障碍”，属于“必须不断破除”那一类？笔者头一回就此议题发些议论，会不会成了“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的忘恩派？还是上网看看，做个网调，再自我反省也不迟。
用“类似”姓“资”姓“社”这种“简单而空洞”问题的若干常用关键词或其词组，在《搜狐》网以“搜狗”引擎检索（其号称拥有100亿中文网页，每日以5亿页更新），结果如下：（2007。09。29日下午）
“阶级”——4360万页，其中：
“阶级社会”—646万页；
“阶级利益”—342万页；
“阶级矛盾”—343万页；
“阶级斗争”—577万页；
“阶级立场”—230万页
“所用制”—1432万页；
“公有制”—633万页，其中：
“以公有制为主体”—160万页；
“以私有制为主体”—7。5万页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较明显的贫富差异，原是题中之义。中国执政党在1978年就坚决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中国人民是拥护的，也彻底抛弃了“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幻觉。但他们认准了，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使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后进超大国家在列强环伺、风恶浪险的世界中，实现现代化，谋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圆一个民富国强之梦！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在追究类似姓“资”姓“社”问题呢？利益使然也！这根本用不着理论界来指点。俗话说，“亲兄弟，明算帐”，“三十年改革开放，‘果’落谁家？”，问题就这么明了、简单。就以东邻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吧，一个是侵略战败、被炸的稀巴烂的日本，一个是历经近百年殖民化、又被炸的稀巴烂的韩国，在恢复战伤开始建设时，员工工薪大约都只有美国的5%，国民社会福利更不可与美国人同日而语，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国民工薪福利就逼近美国人的水准。中国三十年来高速增长，举世瞩目，可是中国人均工薪还是维持在美国人的4%左右，巨大的利益到哪里去了？人民就无权问一下吗？左翼学者追究一下，问个类似姓“资”姓“社”问题，就不行了！到底犯了何法、挖了谁家“祖坟”？还想用“不争论”来“闷”杀吗？新西山会议上，就有人要求胡锦涛出来宣布“不争论”，尽管他们自已至今还在到处应邀演说、开坛宣讲、行文布道，他们的“不争论”只是想命令人民闭嘴。
日本人更是靠“终身雇佣制”和“论资排辈制”一路发展至今，原先遗产税率高达75%（现为50%），看我们报刊转载揭露日本高官贪贿事例，其数额情节在我们这里大多只能算是小公务员的作风小节问题。被主流精英骂得狗血淋头的公有企业“大锅饭”、“铁饭碗”成了低效率的罪魁祸首，当权派一个晚上就将几千万产业工人踢出生计之路，还要规定，上告时法院不得受理，请愿时媒体不得报道，谁在专工人阶级的政？“公仆”把主人“买断”了，说是为了主人们的“根本利益”，有精英分子称，中国工人真不错，看来还得牺牲二、三代人的利益。这些利益被谁夺去？随意浏览一下网上讯息，就可找到较为可靠的数据、事例回答这个问题：
※ 基尼系数：国际公认安全警戒线为0。4
中国—1978年为0。21； 1985年为0。24；
1995年为0。434； 2000年为0。458；
2004年为0。469
印度—2004～05年为0。368；
印尼—2002年为0。343
韩国—1998年为0。316；
俄国—2002年为0。399
日本—1993年为0。249；
德国、法国—2000年为0。283；
美国—2000年为0。408
※ “总体上改革三十年来，腐败资金规模不下于60万亿元”，“每年大约向境外转移300亿美元，但由于外汇管制存在，90%还未逃出去，逃出去的又以外资名目回流国内”著名学者杨帆于2006。07。24日在《博客中国》发表的专栏文章如是称。他还说，“我1998年在中国改革报的文章‘权力资本化’，估计1978～1998二十年内以权变钱大约30万亿元，98年后加速了。”可这种呼唤有什么用呢？
※ 2006年，中国超亿元富豪3220人，其中：高干子女2932人，拥有资产20450亿（不包括在境外、国外的），平均约每人七亿元。（参考文章附后）而2004年二、三产业国有企业实收资本仅有8。7万亿元（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大变化》·在北京大学授课讲稿·2007。05。19）。
※ 2006年，中国4200万企业退休职工，领取退休金4199亿元；同年，国民灰色收入4。8万亿元；同年，公务员吃喝、公车、国外出差三项合计达9000亿元；同年，国家取消农业税约220亿元，善良的中原农民甚至个人花钱铸鼎以志记念；同年，政府有近2。8万亿元收入未纳入预算，怎么花、花到哪里？没有提交人大审查、批准、监督。
※ 商业部长薄熙来同志说：“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这只是就外贸而言。
※ 中国建设银行头一个吃“螃蟹”，于2004年走出国门，号称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贱价作股，有学者质疑，某“主流精英”分子恶狠狠道：我倒要看看谁说贱卖了？于是中国金融与国际“接轨”提前全面展开，许多学者和金融工，为国家经济安全及堵塞五十几万亿贪赃资本外逃计，陈言进谏，甚至泣血上书，又奈何之？“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狂赚了7500亿，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一年从中国的银行身上赚取的利润”达1，7万亿。中国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在作《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的调查统计时，为这种巨额财富的流失忍不住流泪。一年就近二万亿元向美国等资本大鳄投怀送抱，为什么？此与割土相赠何异？到底谁在实际管理中国？
《国际歌》唱道：“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要把他们消灭干净，我们要做新社会主人”，虽然理想化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今中国做不到，也不能完全硬做，但将国贼买办、洋奴奸细剔出政权，清除出执政党应当是起码要求。然彼势大矣，风险恶也！人民追究类似姓“资”姓“社”这个根本立场问题的呼声，正是在为那些能真心实意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核心领袖呐喊助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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