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管制、宣传、灌输对国家的危害
前几日以志愿者身份去一个信息闭塞的山沟看望学校里的孩子，突然得知拉萨发生了骚乱。从电视记者招待会上看到温总理回答外国记者对这次事件的提问后，我与一位友人交流对此事的看法，这位友人只有三个字，“不相信”，她说此事绝不是那么简单，她不相信政府单方面的报道。很多信息已经被封锁，我也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但我还是说，“我相信温家宝是一个好总理”，我还是愿意相信政府的报道的。
回到北京，第一时间打开电脑和网络，查询关于此次事件的新闻。百度上搜索“拉萨骚乱”，被告知“搜索结果可能涉及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未予显示”；搜索“西藏骚乱”，只有不多的官方报道，而且多是重复，很多网民的帖子已经被删除；搜索“甘肃骚乱”，搜索结果中的第一个帖子的《转贴拉萨、甘肃骚乱最新消息》，打开链接网址，被告知“指定的版面不存在”，已经被删除了，剩下的只是很少几条香港媒体报道和网民转贴政府的信息；搜索“甘南藏民骚乱”、“甘南玛曲藏民骚乱”，结果都差不多，都是表面的不深入的报道，诸如店铺的毁坏，死了几个人，戒严的情况等等。更深入的信息却没有，诸如骚乱藏民的成分，他们是因为偶然的因素混入骚乱还是全部有预谋？为什么会突然爆发骚乱，各级政府为什么没有提早觉察？骚乱暴露了哪些现实问题，我们的党政、民族政策是不是全都凑效？为什么达赖能够聚集起这么大的能量，若是我们的政策得民心、顺民意，达赖他又如何能够鼓动的起来？
看到这样的搜索结果，我心中并没有很多吃惊，因为这样的网络管制我已经见过很多。我只是再一次领略了国家的良苦用心，虽然现实总是嘲笑这样的良苦用心，总是导致相反的效果。国家总是把我们当作三岁的小孩子，没有独立的判断思考能力，因此屏蔽掉所有不良信息，不让我们遭受毒害。可是结果呢，管制的同时也屏蔽掉所有真实的、深入的报道，屏蔽掉人们求真、求实的努力和追求，屏蔽掉真正的隐藏的问题，屏蔽掉了人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如此一来，隐藏的问题越来越大，最后纸包不住火，只能爆发。
回过头来，看看搜索结果中惟一的有分量的帖子《拉萨骚乱纪实》，看看这篇真正的文章所具有的能量。需要指出的是，这张帖子并不是写于2008年，而是热情似火、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是针对1987年10月1日的拉萨骚乱，这张帖子原载于人民日报网络版，刘伟。下面将简单分析一下这篇文章，当然分析并不是将此次骚乱的原因和1987年骚乱等同，而只是分析这篇《纪实》文章本身的特色和能量。
《纪实》详细的记录了现场情形，店铺被砸、被抢，被烧；派出所如何遭打袭击，几位公安首长被困，自治区党委命令不得开枪；武警战士在暴民中如何保卫枪支，武警得到命令不能开枪；消防车来灭火反被砸，消防战士如何被打；抢枪，车子被烧，派出所被烧；记者被打，相机被砸。这篇文章的口径和《新闻联播》之类的国字头媒体一致，细节上更丰富。但是这篇文章的价值并不在描述现场，而是在它的勇气和角度、深入性和真实性。
比如“闹了这么大事，政府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脸总对着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心。”
比如政府处理问题的迟缓，9月27日二十几个喇嘛打着“雪山狮子”旗，高喊“西藏独立”从八角街游行到区党委门前。喊出“西藏独立”口号。围观群众已经不正常的表现，但是政府没有做好应对。
比如一个十九岁的女子为何参与进骚乱，别人一句“打警察”，她就不经思考参与进来。为什么？“有的公安平时对群众态度凶狠，动不动就打人，去饭馆、酒店、茶馆吃喝常常不交钱，有些市民趁乱也用石头打警察。”“一些商贩不满税收太高，不满税收人员态度粗暴，也跟着打石头，一些市民住房条件非常不好，而有职位的干部，有钱人在郊区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楼，心里当然不满意，没钱吗？”
比如一个主任的话，“从自治区领导上至中央，对西藏可以说不是很了解，他们制定西藏政策恐怕还是五十年代的看法，‘翻身农奴热爱党’。中央领导来藏，也都是听上层的汇报，到预先有准备的乡村工厂看看，很少开西藏各阶层人士的座谈会，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你们记者不是知道一些情况吗？可以反映反映。”而记者只能苦笑一声，因为记者也是被管制的对象。
比如“我们在宣传上的失误，使西藏的形象在外界朦朦胧胧。不是一味宣传歌颂‘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善良勤奋的民族’，就是宣传‘在内地兄弟省市帮助下西藏如何有了惊人的变化’。口径几乎一致的正面宣传，久而久之在公众的心理上呈现逆反现象，宣传媒介的信任程度相对也降低。”
比如“西藏总是跟在内地后面，原因是我们的领导水平太低，没有魄力。达赖喇嘛那边广播说，他们在国外培养了四千硕士、博士，我们的报道就谈“民族干部茁壮成长”，说我们有四千县以上民族干部。民族政策，重用民族干部是对的，但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很多提拔的藏族干部文化素质差，更没有管理水平，没有学会技术和领导水平，倒学会了内地干部的官僚作风。废除农奴制，西藏人民是高兴的，等级制没有了，现在又形成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变形的。”
文章最后总结道，“长此下去，拉萨会不会再有骚乱呢？”
我们不禁佩服这个记者的勇气和智慧，他是在兢兢业业的对待自己的新闻工作，他是以满腔的热忱来为国家、民族、人民工作。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政府的新闻工作。在我们政府的媒体中，基本上都是略去或者回避隐藏的问题，都是只提供结论，不提供具体情况，不公开，不透明，不让人民的判断和思考根据原始材料去得出结论，而是让人民被动的接受。这种管制、宣传、灌输的基本态度在新闻业是如此，在其它部门中也是如此，诸如各地官员的发言稿，诸如教育、文化等。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一文中说，“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便是教育”，而我们的教育却恰恰相反，只是灌输知识和技术。我们政府的许多工作都是这种态度。
其实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就像家长和孩子，一个家长若是过多干涉孩子，必然引起青春期的逆反心理，阻碍他的健康成长。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第一种，父子可能决裂，永不相认，五四时期这样的例子很多；第二种，弑父弑母，这样的新闻很多了；第三种，孩子跳楼跳江跳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第四种，孩子平平庸庸，没有一点生机和活力，一声也不违抗父母，但是实际上却阳奉阴违，虚伪，等自己长大了父母老了，再把父母一脚蹬开。
这样来看，过多的管制、宣传、灌输以及不透明、不公开的态度实在是最不智慧的方法。我们再来看看现实中的例子，就能更深的体会到这种态度对国家的危害。
近几年来，反腐败的工作力度很大，但是每一次大案要案公布之后，社会上却总是有这样的声音“反腐败被搞掉的官员都是政治权利斗争的结果”，言下之意便是政治是一团浑水，里头怎么搞和我没有关系。中央和纪检委花费那么大心力反腐败，却常常是这种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政府多年不公开、不透明的工作作风在人民心中形成了思维惯势。
再来对比八十年代的青年和九十年代、新世纪的青年。八十年代的青年被称为最后的理想主义的一代，而九十年代和新世纪的青年却对社会国家问题漠不关心，甚而最近还出现“垮掉的一代”，这是因为什么？当然，这里面原因很多，东西方文化思想观念的碰撞，物质的丰富，欲望诱惑的增多等等，但是这里面却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过多的管制、宣传和灌输，政府限制了青年参加社会事务的途径。既然政府每次都要给出“正确的”“最终的”结论，管制、限制青年人参加社会事务，代替青年思考，青年们的主动思考还有什么用？既然青年们明白自己的思考没有价值、自己的行为也不能改变什么事情，他又如何能够激起对社会国家事务的热情？一个国家的青年和学生对社会国家事务不再关心，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网络游戏、网聊、泡妞、追星上面，那么这个国家前途如何？
再来看我们现代社会思想观念的混乱，疯狂的物欲，一夜情，婚姻观的轻率，道德的败坏，个人主义的疯狂。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和法律只是基本秩序的维持者，国家可以惩治极端分子、犯罪分子，但是国家却不能惩治某些道德问题，诸如一夜情，诸如个人主义，诸如疯狂的物欲、贪婪和奢侈等等。这些问题应该交给文化、思想、哲学、宗教去解决，应该让社会中代表高尚、正直、同情的力量去和代表个人主义的思想对抗，从而使社会保证一个和谐的常态。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因为过多的管制、宣传和灌输，代表高尚、正直、同情的力量和热情被压制，而个人主义、道德观的败坏等等这些国家管不到的力量却稳定繁荣。这样的稳定繁荣是危险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在稳定中转向仅仅追求物质欲望，稳定的腐化和蜕变，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凝聚人心的正义的文化和力量，那么这个国家的前途将是危险的。
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到“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他说一个国家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够保持生机和活力，但是在我们社会现实事务中却很多这样的管制和僵化。其实，解放思想就在我们的眼前，而不是多么高远、玄妙的事物。
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为了社会的稳定和谐，我们实在应该求求那些管制、宣传、灌输的官员，求他们转换思想、真正为国家民族着想，求他们放开手脚，让人们求真、求善、求美的心自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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