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继续革命” 改造我们的思想
红的议会
毛泽东同志于1976年4月30日曾亲笔书写指示：“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同志在毛泽东的追悼会上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1976年9月）。这无疑是对毛泽东指示的坚决执行，“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结合革命实际对马列主义的再一次飞跃性发展，因此坚持“继续革命”也是对毛泽东思想不折不扣的继承。
然而，华国锋和修正主义斗争的失败，导致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线归于夭折。
在这个路线夭折三十年后，我们的党和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资产阶级思想以彻底取代为人民服务原则的趋势，在中国共产党内日益猖獗地泛滥起来了，于是产生了层出不穷的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李真、陈良宇等等大大小小的新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经济被资本主义价值规律所支配，于是发生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物价持续上涨，随时遭受通货膨胀的威胁，危及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稳定；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开始统治人们的头脑，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事情随处可见，甚至已经发展到了泯灭人性的地步。象三鹿集团这样的企业经营者们，随时随刻地造出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有毒的食品、有毒的药品、有毒的黑心棉衣被……等等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生活必需品。……总之，资本主义的一切，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全面复辟了。这种复辟正在摧毁着党生命，工农劳动人民被日益的剥夺了原有的，有业可就、饥有所食，寒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以及政治上在国家当家做主的的基本权利。这一切，迫使有责任感的共产党人和他周围的积极分子，以及只有靠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根本摆脱生存危机的工农劳动人民，不能不重新审视毛泽东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因为只有对“继续革命”理论有一个正确一致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实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能齐心协力，步调一致，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同时，也对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作出应有的贡献。
毛泽东说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的确，从我们党诞生至今的革命历史，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这种斗争的结果，直接影响到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成败。
比如1927年，因为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造成了党在叛变了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所实行的白色恐怖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经过党内思想斗争，清算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党领导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而且认清并抓住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于是推动了革命的向前发展，在农村建立了武装割据的苏维埃政权。
五次反“围剿”时期，因为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把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都搞垮了。致使红军被迫长征。经过党内的思想斗争，在遵义会议上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的领导地位以后，党领导红军不仅取得了长征的胜利，而且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是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失败的错误思想。另外在其他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根据革命实际的需要，在不同的范围，党都和对革命事业造成危害的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不断的和坚决的斗争。象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党内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斗争；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期和党内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尤其因为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而滋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坚决斗争。正是因为党坚持长期的这些错误思想的斗争，并在特定历史阶段取得胜利，造就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以及建国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胜利完成。
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和汉奸武装；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消灭了了代表封建大地主阶级、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我们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当权派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下，不堪一击的垮台之后，毛泽东为什么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持“继续革命”呢？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看，苏联共产党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
列宁所说的这个“习惯力量”，指的就是人们头脑中自私自立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对这种“习惯力量”，是不能用军事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的。所以列宁又指出：“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和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建设，用军事的方法，尤其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这里所说的“用军事的方法”是针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沙俄的残余武装而言的。所以，列宁作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缔造者，根据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更加明确的告诉我们，用思想斗争的方式，来和“千百万人的习惯力量”作斗争，是从根本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产生的条件”（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帮助前苏联和中国修正主义集团复辟的教训，再次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
斯大林虽然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但是，他在具体执行上，用政治斗争的方式，即逮捕、判刑和流放甚至枪决，来解决苏共全党和全体人民内部的思想路线斗争问题，是造成赫鲁晓夫集团，能在一夜之间顺利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他们貌似温和的“社会主义”，得到党内外大多数人的支持。
毛泽东总结了斯大林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内部也是如此”（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共产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互相帮助”（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思想斗争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年 日）。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接近尾声的时候，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10页）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论战中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关于“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所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十五点主要内容中，突出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群众”，和坚决依靠群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机构进行直接监督的思想。这正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文化大革命把这种思想体现的淋漓尽致。
毛泽东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世界观的问题。”这说明，在公开的党内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被消灭后，毛泽东把继续革命的目标，放到了“解决人们世界观的问题上”了。这个继续革命，就是要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不断的胜利之后，一刻也不停歇的，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和自己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作斗争，克服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实现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自我改造。因为修正主义之所以能兴风作浪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巨大权力，而是千百万人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滋生的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所形成的“最可怕的势力”。所以毛泽东强调要坚持“斗私，批修”，来防止修正主义。
所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把资本主义从我们的头脑中连根拔起的革命运动，并因此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民主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人们和自然的社会的敌人的斗争历史，何尝不是一个进步和保守，革命和反动，正确和错误的思想，彼此反复不断斗争的历史呢？因此，坚持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进行思想斗争，确保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发展方向的“继续革命”理论，不仅是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
在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整风运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无疑是思想斗争。思想斗争的方法，不同于军事斗争，砍下敌人的脑袋就可以取得胜利；也不同于政治斗争，依靠政权强制力，剥夺人身权利和限制言论自由就可以达到目的；而是和党内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主要在党内和全体人民内部，长期的坚持互相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批评，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接受批评及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和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和每时每刻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作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从形式上消灭了资产阶级以后，以政治思想划分资产阶级，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也难以理解的事情，它的尺度难以把握到远没有给一个小偷定罪那么简单。因此斗争更显得艰巨、复杂和困难无比。所以毛泽东一再强调：“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人民日报》1966年9月5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等等诸如此类的的指示，频见报端。
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政治斗争是要服从于思想斗争的。就是说，对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批判的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政治斗争只是手段，目的是要改造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就像毛泽东所说，对他们“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人民日报》1969年1月1日）。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两个政治集团，一个以所谓“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为代表的军人集团，一个以所谓“文革旗手”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集团。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怎样坚持继续革命的呢？
林彪叛逃事件，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假马克思主义者，对抗文化大革命的修正主义真面目。那么江青四人帮集团的表现又怎么样呢？
四人帮成员张春桥，在一九七五年《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述中，只字不提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只字不提解决人们世界观的问题；只字不提斗私批修的问题；只字不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只字不提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问题……而这些都是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理论的明确论述。张春桥公然违背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理论的原则，在他们所坚持的“继续革命”论里面，别有用心的塞满了争夺“领导权”和“占领阵地”的内容。而事实上，在他们横行文革的十年中，每天都是这么干的。推行这种“继续革命”理论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江青却对此毫无悔改之心的表示：“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从没有听主席说过。”
还有，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的革命运动。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强调，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而江青四人帮在文革末期，不顾毛泽东的批评，通过他们控制的各大媒体，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最危险的。这是要继续打到一大批老干部，篡党夺权的信号。
这些足以证明，江青四人帮集团和林彪集团一样，只革别人的命，不革自己的命，所坚持的是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篡改了灵魂的假继续革命理论。丝毫不触及解决自己的世界观和解决“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
江青四人帮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人，象刘少奇、邓小平和林彪等等这些曾经为中国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人，资产阶级世界观尚不能完全改造，江青四人帮，又凭什么在从不坚持进行自我批评的情况下，让人相信他们是共产主义世界观呢？一群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掌权后除了复辟资本主义还能干什么？
四人帮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篡改，不仅掩盖了他们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因此把广大党员干部及人民群众，赶到了邓小平集团，复辟修正主义的同盟军阵营中去了，为否定继续革命理论和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邓集团利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四人帮集团倒行逆施的的愤怒，把继续革命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强行绑在四人帮的耻辱柱上予以否定。在这一点上，江青四人帮集团和邓小平集团，在客观上是一个对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内外夹攻，配合默契的联盟。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对比，在工作作风上的独裁、不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等等，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今天要重新总结继续革命理论，首先要清楚这一点。
在我们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联系实际的讲，有什么理由不认为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就是从我革起的革命。
只有坚持这种继续革命，我们党员干部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原则；
只有坚持这样的继续革命，工人、农民才能实现阶级联合，才能实现工农联盟的革命大联合；
只有坚持这样的继续革命，才有可能跨越地域和民族、职业和年龄的障碍，实现形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
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只有坚持这样的继续革命，才能彻底的埋葬资本主义，“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产生的条件”。
而要实现这伟大的一切，就是从坚持继续革命，改造我们的思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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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议会
2008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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