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鸡可以叫，半夜鸡可以不叫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现在让我们这一代人去描述六十年前的地主形象，也只能去回忆小学课本里高玉宝笔下的《半夜鸡叫》了。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的儿童，已经不能过多渴望劳碌的妈妈会静下心来讲那过去的故事。倒是在许多月圆之夜，跨越更多岁月的农村老年人会给扎堆的小孩子们讲民国旧历和一些地主老财的逸闻秩事。有时候，听的入了神，还真能坚持到半夜的鸡叫，也许就是传说中的“三更天”，相当于现在的半夜十一二点钟吧。真正去感受“周扒皮”的四更天或五更天，不仅仅是小孩子们，就连当时的老年人们恐怕也觉得再没有那种必要和可能了。
许多现代的年轻人富于想像，面对历史上地主的问题时，往往会多问一句，当年给地主作长工的佃户们何不自己开荒种地？我就这样问过。呵呵。似乎有点晋惠帝“何不食糜”的味道。有此一问，不过是知道了生产资料对劳动者重要性以后的必然一想。先前，在一定的区域内，地主的数量应该是很少的，想去揭开他们的生活，个别人所采取到的样本也必定是有限和很少的。所能了解的只会是某一方面的片言支语，并有这些来启发我们的想像。农村的家族史往往口耳相传，关于地主的问题，就是请教近门的大伯。我问他：“旧社会，村上的人们为什么不开些荒，非要去给地主当长工吗？咱们这一带先前不是有些荒地吗？”他说：“地都被几个大地主分完了，咱们是不可能有一点地的。地主们指河或者指岗为界，人家一说，地就是人家的了。荒是不敢开的，地主家有打手，若被发现，轻的被打伤，重的会被打死。”再听他讲讲家族在夹缝里生存的历史，不尽有点唏嘘。也许真像有些网友所说，“周扒皮”还算稍有点“仁慈”的地主，没有用棍棒来驱赶佃户，只是用欺骗的手段来剥削劳动罢了。
历史上的地主到底可不可恶，这已经被尘封在了历史的角落里。地主毅然被打倒，那是因为他们经常龟缩在历史的深宅大院，出没在驱驶他人超量劳动的谋划里，逐渐褪化，最终而难以抗拒新劳动阶层的力量。现在，既使有人给他招魂，他们也只是吓人的缰尸，被别有用心的“跳大仙者”驱逐着作变态的表演。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社会的没落不在于地主的复活，而在于婊子已为自己立起了牌坊。资产者既然明确了合法的剥削，与资产者媾合的大奶、二奶、三奶甚至于婊子们也要随之站在道德的至高点。其实，“解构”和“重构”不能算作“主义”，顶多是特定思想指导下的表现手段。任何作品都有其价值的判断，标准不一样，审美也便不一样，有曲线的艺术，也有艺术的扭曲。《半夜鸡叫》是现实主义的一部艺术作品，他基本上能表现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农村生活，提炼出地主们在可笑可恶中的没落，劳动者在艰难乐观中的顽强。《半夜鸡不叫》同样也可以爆料出现实生活基础上的活话剧，描写半夜时一些人的各类心态，展现着风月场上的丑陋表演。
然而，我们还是要搞清楚半夜鸡到底叫还是没有叫，还言者一个清白，给听者一个明白。高玉宝时代的“周扒皮”能不能通过自己学鸡叫，从而使鸡笼里公母混合的鸡们在四更天前就叫三遍，各位还真是难以考证，既使是他的曾外孙也未必能搞清楚这个事。因为，那时的一笼鸡或作周扒皮口中之物，鸡犬升天了，或生儿育女，逃不了成为今人的牙秽。但是，现在的《半夜鸡不叫》却明显与实事不符。当代，公鸡母鸡大多分养，产业化经营，公鸡吃生长素，母鸡吃避孕药，偶尔见面，随时可搞，有时也懒得搞。发情时乱叫，半夜时不打鸣，这都属正常现象。可是，论坛上非有人求证半夜鸡叫不叫，要以己之“吱吱”唤其“咯咯”。我们不妨做一大胆假设：连鸡发情都受到了干扰，鸡打鸣岂会正常，鸡的“职业道德”都破坏了，你还想让多少人“闻妓起恶”！事情就那么简单，现在的市场化鸡们已不是那时家养的一笼鸡，你就是再怎么求证，也不是什么科学的探索。真正的在那里学鸡叫，岂不是“斯文”扫地。
听一位农村老党员说“我爱看中央7、10套和新闻频道的节目，喜欢看专家们讲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方面的东西。看到农村土地要流转，我咋听咋觉得要搞地主老财的那一套，反正我的地是不敢流转出去的。流转出来，再想要回来，我看难！”社会终究要向前进步，专家们的设计和预期能不能实现，会不会在博弈中有政府行为的强力干预，谁也预料不到。毕竟，在历史和现实当中，半夜鸡可以叫，半夜鸡也可以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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