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民主”真是好东西吗？

《强国梦略》国体政治篇之一

如今，但凡不带偏见的中国人，恐怕绝大多数都算看明白了——那种一人一票制的西式“民主”眼下在中国绝不可行——行之国家必乱。然而究竟因何而不可行，却又众说纷纭，似是而非，例如：

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这不是自轻自贱吗？况且国家的治理模式只有适宜不适宜之分，焉有埋怨国民素质低之理？

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有九亿农民——莫非农民就不配享受民主，不怕农民告你“种族歧视”吗？

有人说是因为中国尚未形成强大的中产阶级——你能说得清“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民主”诉求究竟有多大区别吗？

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不知欧美国家在开始确立“民主”制度时的经济水平比我们现在又能“先进”多少？

……

可见如此种种之说，皆漏洞百出，不堪一击。其症结要害就在其言下之意，无不先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既然承认人家是好东西，也就只好埋怨自己“落后”而“无福消受”了。却没有想到正是这些被人家的“普世价值”忽悠晕了的晕头之说，将自己逼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明明看清了搞西式“民主”必然带来社会动乱的严重后果，想说反对却又理虚气短，欲辩还休——为什么不认真想想：“民主”真是好东西吗？

若依我说，别说是现在，就是将来中国高度发达了，国民100%都成了大学生了，人口95%都成了中产阶级城里人了……那一人一票制的西式“民主”在中国照样行不通——其原因与“民主”是好是坏无关，而是它与我中华文化格格不入，水土不服，犹如冰炭不同炉。

确切地说：西式“民主”是典型的强盗文化的产物，不过是强盗团伙中谁的人多枪多谁就说了算的土匪遗风的现代表现形式。所以它在信奉丛林法则的强盗民族中推行或许还可以——如同山野猴子争夺猴王位置一样，争不过就先俯首帖耳当“顺猴”，等到来年发情期再说——或许还能暂时维持住“一帮人干，一帮人看”的不稳定“平衡”局面……

然而这一纯属土匪遗风的“民主”到了文化底蕴深厚的东方，恐怕连一天的“平衡”也维持不下去。盖因我中华文化所推崇的乃是“特立独行”，是“虽千万人吾往矣”，是“楚虽三户能亡秦”，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田横五百士”……但就是没有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传统。

君不见陈水扁上台八年，把台湾经济民生搞得一塌糊涂不说，本人也因疯狂贪污蹲了大狱，但台湾支持民进党的“基本盘”却未见减少多少；就连当年因倒行逆施民心丧尽而终被人民所抛弃的国民党政权，被赶到台湾已经整整60年了，但其留在大陆的孝子贤孙残渣余孽们，至今不仍在利用共产党的宽宏大量（或曰失误），还在为“蒋该死”歌功颂德，甚至还在做希望马英九能回来竞选复辟的“春秋大梦”吗？只不过是空有“愚忠”，少了点“玉碎”的“气节”而已……

这就是“忠”，这就是“节”，这就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道德标准。总之，变节、投降以及屈服于多数等行为从来都为中华文化所不容，你说是“愚忠”也罢，“精忠”也罢，文化使然，无可选择，与中国人的素质高低扯不上干系。

可想而知，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如果搞西方那种票决式“民主”，最终只能形成“一帮人干，一帮人闹”的政治乱象。或如泰国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两派轮流上街闹事，闹得个国无宁日；或如台湾一样，占多数的“蓝”、“绿”全都说了不算，闹出多数服从少数的政治笑话；或如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党派林立，纷争不停，乱象不止……

其实何止西方的票决式“民主”，就连西方多党制的政党政治本身也是强盗文化的产物，也同样与我中华文化格格不入，冰炭不同炉。强盗拉帮结派，各立山头自谋利益，天经地义；而中华文化最重天下一统、天下为公，最恨结党营私，故有“君子不党”之说，甚至连“党”字繁体的间架结构也是由“尚”、“黑”二字构成，足见深恶痛绝。因此西方政党可以公开声明自己代表哪个集团的利益，但到了中国就行不通，无论是谁都得声称自己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否则就无法获得人民的支持。

然而“人民”当然会问：既然都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那还争什么，吵什么？为什么还要分党分派？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共同为人民谋利益？所以从文化上说，中国根本就没有多党制的存在基础，也没有政客的存活余地。现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由历史形成的，恐怕也是目前唯一能与中华文化相兼容的政治制度。

在中国这片并不适宜搞政党政治的文化土壤上，中国共产党能取得今日的成功，堪称奇迹，但也只能说是个特例。因为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属于西方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她不是由某一群人集合起来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我们民族的一大批优秀分子主动舍弃个人利益，为了国家复兴人民幸福而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并最终以自己的奉献牺牲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虽然现在情况有了很大不同，随着艰苦战争年代所形成的自然淘汰机制的消失，有不少投机分子和谋私利者混进了党内，但无可否认，仍有大批真正的共产党员还在坚守党的宗旨，以自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行动维系着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尽管如此，一旦我们党失去自己的立党之本，也必然被人民所抛弃，下场恐怕比西方那些下台的政党更惨，这同样是中国的文化使然。

由此可见，在中国这片文化土壤上，只能实行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即执政党（或曰执政集团）必须由先进分子所组成并坚持立党为公、不谋私利、勇于奉献牺牲和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原则；只能推行中国特色的民主，即保证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家作主的实质民主原则。包括“民为贵”，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民主思想理念；“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即“执政为民”的民主执政理念；“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即“让人民说话”的民主监督理念，以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民主决策理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主力量理念等等。

承认国家政体制度的选择摆脱不了文化的局限，并非说所选择的政体制度没有缺陷。例如中华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政体制度都是超稳定结构，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旦出现执政集团成员不那么优秀了，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了，或是执政决策有了重大偏差失误时，往往很难得到及时纠正，以致弊病越积越多，最后不得不采用代价极大的“革命”方式加以解决，使得“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为历史常态，严重损害中国的生产力发展（西方由于国家形成的历史太短，今日还只见其“勃”而未见其“忽”，不等于没有同样的问题）。

“解铃还须系铃人”，上述因中华文化而导致的“中国病”，最终还要到中华文化中去寻“药”医，却不能急功近利，饮鸩止渴，胡乱寻来诸如多党制民主之类的“洋药”治病。药不对症，水土不服，非但治不了病，搞不好还要闹出大乱子。

例如在如何解决执政集团必须由优秀分子组成的问题上，中国古老的科举制就可能比西方当代的选举制更要“对症”，因为国人对“选”出来的人未必肯服，但对“考”出来的人却不能不服，毕竟中国是个唯一把“智”纳入道德范畴的国家。只要科举考试的内容能与时俱进并能预防操作贪腐，就完全可以确保治国人才的质量并真正实现人人机会平等。而西方的普选只能是巧言令色的政客和利益集团的代表当选，何来公平可言？

又如在如何监督和防止执政集团腐化变质的问题上，毛主席根据历史经验总结出的“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就远比西方的多党制衡高明，虽然曾经有过文革期间搞大民主失控的实验失败经历，但毕竟创造了中国政治最清廉的三十年历史。而台湾学多党制衡，既没有挡住国民党的黑金政治，也没有防住陈水扁的贪污敛财；至于西方发达国家，也无非是将贪腐制度化公开化，把多党制衡变成分赃机制而已，有何先进之处？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探索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设想如果我们能在现行公务员考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制度，扩大范围并集权于中央，建立起现代科举制；除国家领导人由人大政协选举产生外，其他各级公务人员（党、政、军、警、法等财政供养人员以及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事业单位的各级管理者）均分级分科经考试获取任职资格，依据电脑派位、异地为官、定期轮换原则统一任命；同时由各级地方人大或单位民意机构（如村委会、居委会、职代会、士兵委员会等）专司监督权，据其给出的任职评价决定该公务人员的升降任免……则我们或许能创造出足以和西方体制相抗衡，真正体现清廉、高效、科学、民主，并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接受、所学习的新型国家体制，成为显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一家之言，也许只是个梦想而已。但只要每个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都能献出自己的梦想，或许就能集梦想之大成，找到一条真正适合国情、富国强兵、并能与我们的文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愿与同道者共同努力！

雪耻强国，人人有责；

个人名利，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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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林居士于北京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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