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最严重的直接后果是，长达二三十年强劲的外贸出口势头突然终止，致使大量外向型企业倒闭，数以千万计工人失业。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内需推动，上层各界人士在这一点上似乎已经有了共识。另一个可能的共识，即这个内需指的是消费内需，而不是投资内需，除了眼光短视的政客和应对危机无策的学者，也应当没人反对。因为利用原有积蓄加大投资力度诚然可以在有限的一定时期内增加就业和消费，但决非长久之计，道理浅显，不必赘述。
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化使人民群众（这里指的是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从根本上弱化了，因为高失业率迫使市场经济社会上的劳动力商品价值走低，人们因而工资低微，囊中羞涩，当然乏力消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消费不足使产能过剩，这一无法调和的矛盾而导致经济危机的科学论断开始在中国发生作用。在外贸出口不再能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投资内需只能救急于一时的情况下，中国即使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果然如某些人期望的那样“率先复苏”，也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从长远观点看，积重将更加难返，决不是什么好事。
应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可以有治本与治标上下两策，两策的难度高低与其效果大小成正比，即难度越高，解决问题将越彻底，反之亦然。从道理上说，执政者应当希望治本，一劳永逸多好？但我对此非常悲观，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打算采用上策。
谁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转变现行的“四高三低”（高投资率、高污染、高消耗资源能源、高外贸依存度和低端品、低效益、低工资）增长模式，能否转变的关键则在于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可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鼓励自主科技创新的口号喊了多少年，结果如何？情况依旧令人沮丧。人们都会以为，可能因为治本的难度很大，非不为也，实不能也，错了，应当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实行自主科技创新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最大阻力，正是那些大搞私有化的权威人物！不要听其言，而应观其行。
自主科技创新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国民经济运行的高效益，从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这还只是提高消费内需能力两个主要条件中的一个，另一个主要条件是，产生的高效益能够比较公平均衡地分配。两个主要条件同等重要，缺一不可，而且后者为因，前者为果。也即没有因，就不会有果。不在改善社会利益分配上哪怕是做一点点实事，却指望突然提高自主科技创新的能力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岂不是缘木求鱼吗？相反，如果改变现行的利益分配严重不公的格局，两者就会逐渐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关系。果真如此，我甚至认为中国民富国强的理想指日可能实现。但是，台上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某些权威人物恐怕不愿改变这种格局，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桩投入产出比于己不利的买卖。
我们不难理解，如果产业结构升级，经济模式转变产生的高效益绝大部分被少数人享受了，而大多数人少有分得，仍然贫困，贫富悬殊当然无助于提高消费内需能力。更重要的是，只分享到小比例利益的大多数人却是自主科技创新以转变产业结构必须依靠的劳动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下同）。他们分享到的利益与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作出的或可能作出的贡献严重不相称。这种现实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可能调动与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积极性吗？劳动者没有这种积极性，你依靠谁去科技自主创新？
概而言之，只有实行马克思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才能调动与发挥千百万劳动者自主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而有效地提高内需消费能力。“按劳分配”是赖以使劳动者“各尽所能”的前提条件，也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上最大地调动与发挥他们劳动创造积极性的唯一动力。反之，在一个各行各业都在鼓励与盛行一切向钱看的市场经济社会，现在却唯独实际上在要求劳动者发扬政治挂帅的无私奉献精神，你认为行得通吗？
可是，在资本主义产业私有化以后，利益分配政策却反马克思社会主义其道而行之，“按劳分配”原则基本上被否定和废弃了，代之以“按资分配”和“按权分配”。在这两种新的利益分配政策运行下，中国社会横空出世崛起了一个由官僚、资本家，以及为他们利益服务而讨取一点残羹的极右派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势力日趋强大，正在主导中国社会上的一切事物，而其中最重要的正是利用权力安排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怎么可能在自觉日子过得滋润的情况下，放弃自己的及其代表的集团的既得利益？何况这个集团的成员早已是一群不再信仰社会主义的权威人物！
我的这一认识开始来源于自己的亲身实践。先讲一个故事。笔者是一个老工人，1990年代初期退休以后，当时，所在工厂由盛转衰，这一现象当时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经济学界许多学者将这一现象完全归咎于制度因素，认为是公有制经济制度先天缺陷造成的，无法扭转其衰亡趋势。但我根据在企业基层实践中长期观察与体会，不同意这一观点。国有企业衰落主要是政策因素，而非制度因素，原来先天缺陷的公有制企业制度，其在发展生产力中的消极因素，经过正确政策的后天调理，完全有可能变为积极因素。国企的盛衰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问题是没有学者愿意下功夫长期深入地下基层寻找原因，违背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分配政策所致。我决定挑战上述的“世界共识”，同海内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打一场笔墨官司，胜败在所不计，只求精神有所寄托，有生之年活得有点意义。我为使自己独特的论点使人们信服，开始回顾长期在基层企业实践中观察与体会到的现象和事物，现身说法。解剖我曾长期工作过的前武汉印染厂这只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麻雀”, 人们可以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我10多年来为打赢这场“官司”，不顾学浅力薄，殚精竭虑，有志者事竟成，终于杀青。即曾连载于《》网站上，40万字左右的《国有企业振兴方略——兼论中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必由之路》一书。
老夫敢于自诩，这本书是那些不愿深入企业基层实践，专注于理论研究，脱离群众，养尊处优的书呆子们写不出来的，即使他们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因为此书有一大特点，即兼备阶级性和实践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中国经济学界的学者们，右派没有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阶级立场和意识，左派虽有，但缺乏长期在企业基层工作才可能有的实践经验，不了解劳动者的具体心理诉求，你怎样去为他们服务？道不同不相为谋。笔者与右派学者不同道，所以这里无意同其相谋，但与左派学者同道，因而有必要互相商榷一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史无前例，从未有过理论，实践也才开始。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从初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再回过头，周而复始。所以应当先有蛋，后有鸡；先有实践，后有理论。你没有实践经验，又无现成理论可以继承，怎么可能写得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著作？经济学家们写不出来，都不从自身找原因，却以否认这门新学的可能产生而为自己解脱责任。右派学者声称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实际上是说，搞市场经济只能是实行资本主义；左派学者则引用列宁论述，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两派在不承认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观点上倒是殊途同归。
我的观点则不同，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各有其长短，完全否定或赞同任何一种经济学说无疑于作茧自缚的不智之举。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经济学说都不过是倾向于为某一特定阶级达到服务于其利益目的的手段。革命导师的论述，我们应以“离经不叛道” 的原则对待，这个“道”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根据自己阶级利益需要而修正其理论中不适应现实的部分。也就是说，手段为目的服务，目的不能变，也决不允许变；手段则可以变，为了实现我们阶级利益目的的现实需要，也应当变。
首先，我们要明白改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尽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新中国成立30年来取得了连海外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伟大成就，但毋庸讳言，与之同时也暴露了不少弊病，其中主要一点诚如某位权威人士攻击时说的那样：“僵化”。这有各方面很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在此不作详述。最重要的是那些成就，当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毛泽东应用其巨大威信倡导的“政治挂帅”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基础被以“拨乱反正”的名义否定与破坏了。显然，继续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不合时宜，也再难取得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的成就了。
与“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机制相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充满活力。其活力来自于竞争，竞争又源于人们追求财富的本能。但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活力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因为它既有正面积极作用，客观上可能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也有负面消极作用，形形色色损人利己行为大行其道。竞争也是一种少数人胜出，多数人失败的游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彼之痈疽，却必须割弃，决不能当作宝贝“克隆”过来。我们改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言而喻，应当各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两者之长，而弃其短。取长补短之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将更好地为中国亿万劳动者利益服务。
我们没有料到的是，执政者其实并无意于认真实行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喊喊口号而己。根据常理，任何一种经济实践，如果没有专业理论的正确指导，盲目地“摸着石头过河”，必然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显然，当务之急应当是组织经济界学者们攻关，创立指导新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理论。可是，领导经济的官僚们没有在这方面做过一点点工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遇到了困难问题，却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牛头不对马嘴。原本应当服务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蜕变为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曾以为，这种失误源于吃皇粮的经济学者们大多是脱离社会主义实践的书呆子，他们从来就没有自己的主见，看上面的脸色行事，依靠抄袭外来时尚理论混饭吃，创立不了为自己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理论。“公仆”不急“主人”急。我是中国领导阶级中的一分子，理应为国分忧，所以不怕贻笑大方地赶写出了上述那本《国有企业振兴方略》著作。原指望抛砖引玉，大家集思广益，共同努力，谁知又出乎意料，被有关的某些部门和学界人士不屑一顾。
这是什么原因呢？当然，由于笔者学识浅薄，而观点又多是原创性的，著作水平难免非常低下，也很不完善，甚至有许多谬误之处。例如。最不能原谅的一处错误是，也曾因迷惑于资本主义世界繁荣发展的表象，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论断已经“过时”。但水平低下和出现错误不能成为对我那本书稿轻视甚至蔑视的理由，因为比起写不出来总要略胜一筹吧。中国吃社会主义皇粮的经济界学者们应当感到羞愧，让一个工人大老粗越俎代庖，还有什么资格反对我不屑一顾？！老夫自卖自夸，本书是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不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建国几十年来唯一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要求，具体而系统地从实践出发，从“按劳分配”尊重和照顾劳动者的政治权益与经济利益入手，以调动他们充分发挥“各尽所能”的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高效益目的的抛砖引玉之作。也许因笔者孤陋寡闻，这一狂妄认识是错误的，欢迎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官方说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没有姓“社”理论指导，而以姓“资”理论代之，结果摸错方向，走到资本主义私有化邪路上去了。但是后来有人开始推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例如我的那本书稿，可能用以指导实践，为什么却毫无兴趣了呢？这是因为在私有化过程中，权力寻租空间大为扩张，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掌握着各地执政权与话语权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日子与众不同地过得滋润，以歪就歪，乐不思“社”，不但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毫无兴趣，而且利用其各方面的垄断权力，将它压制与扼杀于萌芽之中。
马克思有句名言：“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不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决定政策方向。但是，中国毕竟曾是社会主义国家，现行宪法也未来得及修改，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也不是轻而易举，是要冒风险的，因为老百姓是否答应以及容忍底线还是个未知数。于是就出现了中国社会特有的“打左灯向右拐” 怪现象，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花样翻新，不一而足。但这些正面口号几乎无一不是必须反面理解才符合实际。挂羊头，卖狗肉，你不怕上了当的老百姓将来找你扯皮算账? 以我为例, 你若在改革开放之初亮出底牌, 宣称将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而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怎会根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正反两方面实践的经验教训, 耗费10多年心血, 去创作一部没有社会需求的废品！甚至连“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这一毫不涉及意识形态，似乎对任何一个阶层的中国人都有好处的口号也是言不由衷。如果你真的是想“转变”，就不会对“比较优势”那么情有独钟，恋恋不舍，至少要组织经济学术界人士(哪怕全部是拥护私有化改革的右派学者, 而把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的左派学者排除在外) 探讨探讨吧? 但这一口号喊了多少年, 好像一次也没有组织探讨过.，也许是我这个非经济学术界的工人大老粗孤陋寡闻，组织过探讨而不知情，但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能使人信服而又具体可行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解决方法，该是事实吧？新闻报道中倒是有个别企业依靠自主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从而转变了该企业增长质量的例子，但为什么推广不开？因为不具备科学规律性，偶然范例，难以“克隆”复制。现在所谓的“转变”，无疑于守株待兔，天晓得何时才会实现。
经济模式转变不了的症结在于现在的中国企业，包括私有企业和官办企业的劳动群众普遍缺乏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这种积极性的缺乏又是缘于他们在社会利益分配上遭到了歧视，成为被压制、被剥削的主要对象。我的这一观点在上述《国有企业振兴方略——兼论中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必由之路》和另一篇文章《论创新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中都有表达。在两文中，我强调只有劳动者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得到真实地尊重与维护，才能解决“转变”问题，也是中国走向民富国强的必由之路，不二法门。若有人不同意，或是另有高见，不妨具体说出来让大家评论评论。
但是，主流权势者自己提不出上得了台面和行之可能有效的解决方法，却把因无前例可供借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暂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的权宜之计，当作偷梁换柱，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欺骗世人。原来，他们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指导其实践毫无兴趣，因为他们要搞的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理论根本就用不着。当初，面对国有企业急剧衰落的严峻形势，茫然不知何因，束手无策应对，执政者搞私有化可能有病急乱投医而不惜饮鸩止渴的因素，后来就逐渐从不得己变为自觉的了，因为在私有化过程中，他们尝到了权力寻租的甜头，而在以前公有制经济制度下这种甜头是少有的。对于他们来说，私有化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选择，像旧社会的收租佬那样，能够最低限度地少操心组织生产经营，也不必同身上没有油水的穷棒子劳动者打交道，自己的利益反而可能最大化，而且旱涝保收，稳妥可靠。
仅举一例。据新闻报道，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百分之十点二。此数据立即引起社会公众广泛质疑，因为同大多数人的感受完全相反。在严重的经济危机阴影下，大批企业倒闭，没有倒闭的也普遍地裁员减薪，收入增长从何谈起？但指责国家统计局撒谎也是冤枉了他们。有人分析，问题可能出在统计对象主要选择的是捧铁饭碗吃皇粮的公务员们。如果能将那些选择对象与时俱进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统计在内的话，我反而认为增长数据过于保守呢。
在这次全球化经济危机之前，因为外贸出口连年大幅度增长化解了产能过剩可能产生的危机，收租佬的日子过得安逸，令人羡慕。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形势骤变，私有化带来的隐患开始不可逆转地显现，那种日子将变得越来越难过了，但欲使收租佬改弦易辙却非易事，因为要改变社会各阶层现行的利益分配格局，必须“大折腾”一番。中国现在的统治者有这么大的政治魄力吗？还是得过且过吧。于是，各种修修补补的救市举措纷纷出台，像是在脓疮上一次次地涂抹清凉油，可能缓解疼痛于一时，但是消除不了病症祸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触底反弹”，“经济回暖”之类预期未来乐观的论调，更犹如夜半过坟地吹口哨。
谁都应当明白这样一种简单的连环因果关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必须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需要依靠千百万劳动者发挥主观能动积极性；发挥劳动者这一积极性就要尊重与维护他们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尊护他们的权利只有在创新民主机制和竞争机制，职工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才能实现。简而言之，振兴后的国企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唯一可能行之有效的载体。
所以，现在的问题很清楚：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因为“蛋糕”就那么大，劳动者的份额多了，既得利益集团就相对少了，更重要的是人民当家作主，他们权力寻租空间将大为缩小，甚至“反腐”也可能危险地失控。该集团代言人“吹口哨”壮胆，其含义是不愿改变现行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也就是说，他们不想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虽然这一口号喊了多少年，其实是愚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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