诤言：警惕新疆走向“北爱尔兰化”
地球村过客
7月6日，CCTV《新闻联播》令人大跌眼镜：死伤惨重的新疆骚乱竟然一直不是这个新闻节目的头条！根据几天前一则广为传播的消息，《新闻联播》将从7月1日起作“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增强亲和力。但这一天的《新闻联播》看不出任何改革的迹象。该新闻栏目仍然执着地把领导人的会议活动摆在头条，让新闻主播热情洋溢地颂扬着中欧友好，而新疆骚乱则被塞到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落，被新闻主播用毫无表情的标准普通话，以只言片语轻轻带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宣传部门在“第一时间”邀请外国记者到乌鲁木齐暴乱现场，以示对“国际社会”的开放和负责任形象。这种内外有别的宣传策略，似乎说明宣传部门更加重视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至于国内民众的观感则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但我宁可不相信存在“内外有别”的新闻“绿坝”，而对真实情况作这样的推测：由于一号首长的外出，宣传部门面对几乎是突然发生的7·5事件，一时陷入了手足失措的境地，以至于到了7月6日晚上7点，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向公众解释这桩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
然而，无论宣传部门是出于何种目的，它已经流露出对本土媒体的不信任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宣传部门能够正确地认识到：在“不争论”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官方媒体难以对国内外受众进行有效的说服。但是，如果因此而放弃舆论主导权，则除了赢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新闻透明度”的几声礼节性称赞之外，并不能避免中国成为一场舆论战的最终输家。
宣传部门没有意识到的是，纵然境外媒体被惨景所感化，它们最多也只能将暴乱平息时的情况告诉世界，至于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则处于被大家任意想象的处境。如何引导国内外人士的想象力，已经成为决定新疆舆论战成败的关键。现在，中国的宣传部门必须正视各方面对于事实真相的迫切求知欲，尽快解决关于新疆骚乱的几个关键问题：首先，如何按时间轴真实完整地叙述整个事件？整个故事的说服力将决定舆论主导权会落到谁的手中。其次，如何判定这场骚乱的性质？目前，中国有关部门把它界定为一起被“三股敌对势力”操纵的“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但是否属于“分裂活动”？看来需要作出明确的定性。其三，既然已经断定有“三股势力”的背景，那么如何拿出确凿的证据，令人信服地把一连串事件追溯于某个政治集团的险恶密谋？其四，如何说明死伤和被捕人员在暴力事件中的角色？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警方的行动是否恰当适时，但这需要旷日持久的调查。
对于宣传部门背后的决策层来说，上述问题最终都将指向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是采取强硬措施还是继续贯以和睦政策？这将塑造新疆乃至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基于这些错综复杂的考虑，就决定了中国决策机构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对包括宣传策略在内的整体战略进行审慎的分析和研判。但可以预料的是，随着一号首长提前回国，宣传策略将被迅速敲定，此前一直处于被动和混乱状态的宣传部门将会重新组织力量，发起一场反“疆独”的舆论战，包括《新闻联播》在内的媒体将爆发式地对新疆7·5事件进行报道。
在新疆暴乱事件初步平息时，惊魂未定的地方治安当局趋向于把新疆7·5事件描述为一起带有偶发性质的暴力活动：远隔千里的广东维汉对峙事件诱发了新疆7·5事件；或者说，没有广东维汉冲突，就不会发生新疆7·5事件。如果坚持作如是观，那么新疆7·5事件就很容易被视为瓮安事件之类不具有复杂政治背景的“群体性事件”。倘若能作这样的归类，事情的处理过程将会简单得多。
但是，问题不会这样简单。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有关部门将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三股势力”到底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新疆7·5事件确实是由“三股势力”严密组织的，那么就可以说，“三股势力”已经在新疆形成了相当可观的组织网络，有能力利用某种导火萦，制造相当程度的爆炸性局势。然而，如果承认“三股势力”在新疆的影响力，那么宣传部门就必须准备承认政府正在失去对新疆的控制力。这在宣传上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它否定了中国媒体自吹自擂的“千年盛世”论，暗示三十年来对新疆的治理并不成功。
但无论是否承认这个结论，善于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前行的最高决策层都会抓紧反思新疆7·5事件，从中寻找有益的启示，进行相应的政策改进。有价值的线索至少包括：其一，参与打砸抢烧的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政治经济背景如何，平时有什么不满言论？通过详细的调查，可以判断新疆民族冲突是政治主导的还是经济主导，以便相应制定化解策略。其二，如果存在幕后黑手，那么这只手是通过什么渠道去控制局势的？这项调查将有利于寻找应对“三股势力”的有效对策。其三，政法部门的情报系统是否畅通，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提前瓦解“三股势力”的图谋？这对于下一步健全新疆治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即使在正式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也可以对整个事件作一个简单的判断：
导致暴力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建立在民族差异之上，并且被经济利益极大强化的族际仇恨。近代以来，新疆屡发民族冲突，但到1970年代中期，族际分歧已经处于可控制的范围，甚至出现了“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的景象。只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趋势再度被改变。这一变局，跟国际“东突”运动输入的分裂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推动力量，则是国内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调查结果将表明：维族暴力犯罪分子多数属于被某老年智囊归类为“待富群体”的人士，其中很多人正是不满于被物权法所保护的现存利益分配格局，而在“三股势力”的煽动之下，冲动地把打砸抢烧杀作为泄愤途径的。
使得暴力冲突成为可能的，是日益精英化的公共安全管理机制。近三十年来，中国基层公共安全系统逐步放弃了“群众路线”的管理模式，转而依靠日益精密昂贵的技术设备，盲目崇拜兰博或者李云龙式的虚拟精英。这跟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紧密依靠先富精英、拼命疏离“待富”群体的情形是相表里的。其后果是社会管理日益飘浮化，导致政治宣传机构的声音被公众所拒斥、公共安全机构与基层实际相脱离。从这次暴力事件的演进过程来看，新疆庞大的公共安全系统显然没有能够掌握有关动态，这足以说明政府情报信息系统已经在基层处于高度稀释的状况，基本丧失了对草根阶层的掌控能力。
这是两项非常可怕的事实。更为可怕的是，中国政府在试图改变上述趋势时遇到了重大障碍。其中最为关键的课题，即重新分配利益，显然是多数学术“精英”和地方官员不愿接受的答案。深圳前市长厉有为所说的“合法的财产要保护，不合法的也要保护”，正能体现毫不动摇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坚定决心。“新政”一度给人以“改弦更张”的希望，但在2005年的反思浪潮以后，厉以宁、高尚全、皇甫平等本该退出政治舞台的老朽改革“精英”显然重新掌握了话语权，使得网络民主丧失了原来的发展势头；而在他们老花浑浊的眼睛里，维护自己的面子显然比国家安危更为重要。他们所形成的巨大阻力，已经使得“新政”寸步难行。
另一方面，重新建立遍布基层的公共安全机制显然也是一个不可行的想法。虽然近年来最高决策层高度关注政法系统的作风问题，政法体系的直接领导人也多次出手强力推动改革政法体制，试图通过强化纪律甚至案例示范，转变僵硬干枯的行政作风，重建已经被摧毁的基层自治机制，但弥漫于整个政法系统的惰怠保守情绪事实上使得改革成为不可能，官僚化、精英化、机械化的趋势仍将顺着惯性，继续发展下去。
在这样的情形下，新疆乃至整个中国的稳定前景都将是悲观的。现在，最令决策者头疼的是，如何才能既打击新疆“三股势力”暴力犯罪势力，又不进一步扩大新疆和全国的族际文化-经济裂痕？在这两个目标之间，很难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过度的镇压必然意味着新的仇恨，过轻的打击则无异于助长犯罪分子气焰。更麻烦的是，由于群众基础的全面缺失，地方政府将发现难以通过亲政府的群众自治机制，达到刚柔并济的治理效果。今后一段时间，新疆地方政府将不得不依靠“以暴制暴”的简单办法，去对付难以捉摸的“三股势力”。
据联合早报报道，在乌鲁木齐发生7·5惨剧后，数万汉人手持棍棒上街示威，要求“镇压恐怖分子”。这是一项非常令人不安的发展。这种高度个性化的民意表达方式足以证明新疆族际冲突正在恶化，而且大家都希望通过暴力来解决民族纠纷。由此，族际隔阂对立进一步扩大和固化，“民族团结”遂成为仅供回首的往事。可以断言，官僚化的精英政治体制无法阻止族际矛盾持续深化的趋势。最令人担心的结果，就是新疆被“北爱尔兰化”。这里，“北爱尔兰化”来指出这样一种政治困境：一个国家政权逐步丧失对于某个地区的有效控制能力，导致该地区在不构成实质性独立的情况下，陷入持久的族群冲突和社会动荡。如果中国同时面临一场与第三方的大规模战争，那么“北爱尔兰化”就会变成“科索沃化”，造成长期甚至永久的国家分裂。
“三股势力”面临的有利条件是：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越来越精英化、机械化、亲富化，日益丧失对“待富”的草根阶层的凝聚力和控制力。这样，“三股势力”就能够充分利用政府力量主动退出而形成的权力真空，扩张它对于草根阶层的影响。在此前的舆论攻防战中，宣传部门把幕后黑手指向热比娅，但我不认为这是明智的。因为这无异于为原本分散、不团结的“三股势力”指定了一个领袖人物，只会有利于“三股势力”形成统一的组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如果中国有关部门不能改变公共治理模式，变“精英政治”为“草根政治”，“三股势力”将在新疆形成地下政治网络甚至地下军事组织，并在新疆甚至全国范围内开展各种有计划的暴力恐怖活动，从而终结六十年来中国对新疆的有效治理。
由于公共治理模式与利益分配格局互为因果，除非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特别是重新分配老朽“精英”们誓死捍卫的不合法所得，使草根阶层大范围受益，并以此作出一个持续增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承诺，否则草根阶层将不会改变对于政府的疏离感。这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不争论”的政治体制，引入民主政治因素，使政策充分体现多数人的意志，这才能为反“疆独”运动注入巨大的活力；但在“不争论”的语境中，誓言捍卫现有利益格局的老朽“精英”集团将运用自己的一切影响力，坚定不移地阻碍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使得最高决策层在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遇到难以逾越的阻碍，于是地方治安机构继续沿着僵硬的精英路线，用暮气沉沉的官僚体制去肉博因草根化而获得巨大活力的“疆独”运动，难免左支右绌、捉襟见肘，最终把胜利让给“三股势力”，使新疆的“北爱兰化”成为冷冰冰的残酷现实。
如何防止新疆陷入“北爱尔兰化”甚至“科索沃化”险境，是中国决策层必须面对的严峻政治课题。我宁愿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甚至不惜使自己的观点看起来颇为悲观。但事实上，对于以胡主席为核心的中国最高决策层，我仍然是充满信心的，相信他们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勇气，能够作出恰当的决策，有效应对“藏独”、“疆独”等危险力量的挑战，使一个统一独立繁荣的中国继续存在于这个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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