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二番”的陷阱（节选）--毛主席逝世三十三周年祭

“翻二番”的陷阱（节选）　　

                     ---毛主席逝世三十三周年祭

          上个世纪的一九六五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代表中国人民向世人宣告了到本世纪末，我国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是我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遏制我国发展而对我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严峻形势下，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发展，完成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亿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意气风发，团结一心，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忘我地进行着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国人长久以来的强国梦就要实现了。

可惜好景不长，当毛主席逝世后，一伙内心阴暗的家伙，就为了个人的恩怨，出于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抓住一部分国人急于改善个人物质生活的心理，利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使整个民族迅速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维护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复兴而实行的强国为先的发展战略使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暂时改善程度不大，而另一部分人，如知识精英、民族资本家和国民党、满洲国时期的汉奸买办洋奴地主等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有所下降的事实。采取编造谎言、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把先强国，后富民的正确发展战略歪曲成是失误，甚至是错误，把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暂时困难夸大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从而骗取了人民群众的信任，进而又在党内斗争中采用非正当的手段，夺取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自己掌握了最高权力后，为了急于在世人面前证明自己正确，并掩盖自己的罪恶，便在大搞“洋跃进”的同时，又把国家的战略发展目标从实现“四个现代化”，改为实现国民生产总值(GNP)“翻二番”，建设小康社会。从表面上看，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二番”与实现四个现代化好像是一样的，只是表述形式上的差异。其实不然，四个现代化与国民生产总值这两个概念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国家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国家发展是总体的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体现在国民经济方面的只有工农业生产总值，而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这个概念的范围远远大于工农业生产总值，它既包括农业、工业这两个第一、第二产业的生产总值，也包括像旅游业、服务业这样的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既可以用实现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的方式来完成，也可以用实现其他产业增长的方式来完成；既可以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来完成，也可以用落后的生产方式来完成，当年大清帝国用落后的手工生产方式完成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大英帝国用先进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完成的国民生产总值也相差无几。

在当今世界，现代化的程度是一个国家真实实力的体现，是国家强大的标志，是保障国家安全，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拓展民族生存空间，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现代化是通过生产力是否发达和生产方式是否先进来体现的，并将最终体现在物质成果上。.如农业现代化的标志主要体现在农业机械、水利化、科学种田、科学养殖、使用优选优育的种子和化肥、农药等，这样既能把广大的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减少农业劳动力使之转化为工业劳动力，又能大幅度提高产品产量及产品质量，从而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工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形成以重工业为基干的，具有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工业能为与人民生活、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国防事业提供足够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及武器装备，轻工业能提供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消费必需品；国防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拥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军事科技、军工生产体系，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及一支掌握、驾驭现代化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的军队；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科研创新体制和拥有一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人员队伍以及培养、教育人才的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其他的方式都无法实现，从世界上发达国家已走过的路来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是买不来的，更不会有人送给你一个现代化，能买来的只能是高消费这个生活的现代化，其他的即使能买来一部分也是靠不住的，而且只能是个比较的现代化。当年大清帝国买来的比较现代化的北洋舰队，因为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作支撑和真正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军队的驾驭，甲午一战，便灰飞烟灭。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多种途径来实现，并最终体现在统计数字上。这个数字靠农业、工业这样的对增强国家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第一、第二产业能创造，用旅游、服务、网络这样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第三产业能创造，甚至不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还会使社会道德沦丧、人民精神颓废的像博彩、走私、色情、贩毒这样的“第五、第六、第七”产业也能创造。在当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就不知道包含有多少这样的成分？体彩、福彩为GDP增长做出的贡献何止是几十亿；缺乏正确引导和有效管理的网络产业在创造了大量GDP的同时，也正在毁掉我们的下一代；在某些地区，歌厅、桑拿创造的收入几乎成了主要的税源；陕西省咸阳县，足疗竟成了支柱产业。如果不去考究国民生产总值的成份，单纯地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依然盛行有效的当今世界里是极其有害的，甚至是极其危险的。伊拉克当年靠出卖石油天然气创造的原本不低的GDP在美英联军的打击下，彻底的“屁”了。当年鸦片战争时，大清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大英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差无几，但大清帝国靠畜力、手工这样落后的生产方式创造出的以“棉、茶，丝、布、瓷”为主要成分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大英帝国用现代化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创造出的以“钢铁、机械、军火，造船”为主要成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作用根本无法相比。整个鸦片战争期间，大清帝国数量庞大的国民生产总值未能为反侵略战争提供一枝钢枪。“棉、茶、丝、布、瓷”的国民生产总值难敌“钢铁、机械、军火、造船”的国民生产总值，因此，割地赔款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英国人节衣缩食创造出的钢铁、机械、军舰、枪炮为他们赢回了可以改善生活的棉、茶、丝、布、瓷，而中国人原本为实现生活富裕所创造的棉、茶、丝、布、瓷，却因无力保住，只得送人，自己还得过紧日子，还得饿肚子。历史的经验和残酷的现实证明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采取的宁可让人民忍受暂时的生活困难，也要强国为先的发展战略是无比正确的。现代化是强国的必然途径，放弃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以单纯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实现国民生产产值“翻二番”，改善人民生活,“少数人先富起来”，实现生活富裕作为国家根本的发展战略，无异于是在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在中华民族通向未来的道路上挖下的一个巨大的陷阱。

以前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历来是先进遏制后进，强者欺压弱者，这不是什么文化上的差异，而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势的改变，手法有所变换而已。在旧殖民时代，发达国家靠的是武力赤裸裸地从落后国家和地区直接掠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众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纷纷觉醒，民族独立、民族自决，民族解放的要求日益高涨，并以各种方式争得了民族独立。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世界原有的殖民体系被打破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意识了到再像从前那样靠赤裸裸的武力掠取的方式行不通了，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便转而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基础上推行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行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和经济运行体系，因为其有几百年来发展的先行之利和殖民掠夺所带来的雄厚资本以及技术蓄积，必能置身于这个产业链条的高端，然后再凭借其强大国力所带来的话语权力，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运行规则，从而掌控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和走向并从中获取高额的利润。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功地将原来的武力掠夺转化成了资本和技术掠夺。原苏联为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并利于自己的发展，也在其控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搞了个“经互会”。这样，在当时的世界上就出现了两个分别以美苏两家为主的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其他众多的落后国家无论是加入到哪个经济体系中，都会因为缺少技术和资金而只能置身于产业链条中的低端，受产业链条高端的控制、剥削和压榨。西方国家为诱使更多的落后国家加入到它们的经济体系中，为了显示它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优越，有意加以选择地扶持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其成为样板（如亚洲的四小龙），以便引诱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到它们的经济体系中。一些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个动机的驱使下，为获取经济建设的技术和资金，也心甘情愿地加入到了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中。而对于可能威胁或潜在威胁这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国家，西方国家则采用一切可能采用的方法对其进行遏制和打压，如对新中国和前苏联进行的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以及和平演变的做法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这所有的一切，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意识形态之争，其实还是在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这个根本利益。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彻底地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转而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仍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压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不同的国情决定了每个国家在发展途径上的不同选择，单纯地发展经济，尤其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搞资源出口、出口加工这种粗放型经济、依附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相对资源较少的国家来说肯定是行不通的。广袤的国土、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决定了统一的中国作不成一个依附型的国家，就是你主动想去依附人家，人家也不会接纳，只会处心积虑地削弱你，遏制你，甚至肢解你，就是不会真心实意的帮助你，即使你像传说中的那只向狐狸求爱的狮子那样，为了让狐狸打消顾虑、为了向狐狸表示真挚的爱意，自己拔掉牙齿，掰断利爪，人家也不会放心。自我封闭发展的速度肯定不如象能够获得外部援助那样发展的速度快，获得外部援助的最好办法就是根据自身的条件适时加入到国际经济循环中，这个适时就是看自己在加入到国际经济循环中后，能够处在一种什么样的位子上。新中国成立时，工业生产能力在世界上排名仅占第二十六位，连比利时这样的蕞尔小国都不如，科技实力更弱，几乎是等于零。以这样的国力去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其结果可想而知，那就只能是为发达国家做裤子、刷盘子、打零工、卖苦力。这样的结果都是幸运的，弄不好就会落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就像一只被饿狼咬伤的羊，为了存活下去，只能先躲藏在荒漠的深山中，忍饥挨饿，待伤愈恢复了奔跑能力之后，再回到水草丰美的大草原上，如果在伤愈之前，因急于贪食就回到饿狼出没的草原上，那就只能是饿狼的口中餐了。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自己国家的实力，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世界政治、经济向一体化，全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新中国成立时，列强靠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身上的经济规则在中国社会经济上制造的伤口还在流血，为了止住流血，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毅然废除了列强强加于中国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改变了这种规则，退出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在西方国家对我进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妄图逼我就范的情况下，以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意志弥补了物质力量方面的不足，战胜了威胁，捍卫了国家的利益。同时为获得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对外主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内则带领自己国家的人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遵循“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全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后来又在苏联暴露出试图对我国进行控制的野心时，为避免沦为苏联的农业卫星国，主动选择了与苏联分手。在全力进行自身建设的同时，又用深刻的政治影响、先进的革命理论、高超的斗争艺术、强大的精神鼓励、无私的物质援助、广泛的道义支持，指导、帮助一些尚处于西方发达国家殖民统治下的亚非拉国家的人民成功地推翻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建立起独立的国家，从而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为新中国赢得了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并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的封堵，于一九七一年重返联合国，以崭新的姿态重新走入国际社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一九七六年，新中国的工业品产量已占世界排名第七位。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并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就在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时候，一些丧失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骗子，却在发展建设的过程中暗中推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他们的行为理所当然的遭到毛泽东和工农群众的反对，予以批判和压制。这些人因而对毛泽东和工农群众心怀不满，腹藏仇恨，在自己当政后，便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民族报复，肆意诋毁毛泽东，残酷地迫害工农群众，进行反攻倒算。为了向世人表明自己正确，当初遭到毛泽东和工农群众的批评和压制是受了不白之冤，便否定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用“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入租船”的指导方针来指导单纯的经济建设。其急于单纯地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眼前生活的目的，一是想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用“忆苦思甜”的方法，不顾国家整体实力极大提高的事实，只根据自己前后生活状况的对比，来判断哪个发展路线正确，然后以售其奸；二是要把中华民族领向死亡之路，这样，他和他的子孙后代才能安心地去作汉奸。为了否定毛泽东制定的战略发展路线、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本人，这伙骗子采用篡改历史，隐瞒真相，混淆是非的卑鄙手段，把当时由于实行强国为先的发展战略而使人民生活暂时改善程度不大的原因归结为发展路线的错误；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诬之为我国主动的“闭关自守”。这种颠倒黑白的做法实在是人所不齿。难道新中国还要遵守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不成，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做法以及新中国所显现出来的巨大发展潜力，使那些一贯奴役其他国家人民的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对新中国心怀仇恨，并且感到恐惧，所以才对我们进行孤立、封锁和威胁，这其中的责任并不在我们。为防止敌对国家对我国政权进行渗透、颠覆、破坏，严守国门是必然的选择。退一步说，就是我们对西方国家敞开国门，加入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又能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当年，西方列强不就是以不平等条约才强行把大清帝国、中华民国拉入到他们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吗？那个时候我们确实全面开放了，被迫加入到了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殖民经济体系中了，这又给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以当时的经济实力，承认并遵守那些不平等条约，去参加国际经济循环，只能走上一条为发达国家打工、资源出口这样依附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样的经济模式和那些不平等的条约就会向抽血机一样抽干中国社会经济的血。旧中国经济凋弊，人民生活困苦不就是那些不平等条约强迫我们加入国际经济体系才造成的吗？大清帝国闭关自守，人民还能亨用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经济的成果。鸦片战争失败，被迫打开国门，纳入到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殖民经济体系，受惠的只是少数的洋奴、买办和汉奸，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却因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经济被西方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冲击的七零八落而陷入更加痛苦不堪的地步。其实对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骗子们是能看到的，对毛泽东制定的“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正确性，骗子也是知道的，只是不能承认，如果承认了就等于承认毛泽东的正确和承认当初自己暗中推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是错误的，承认了自己当时受到的批判和压制是罪有应得。如此一来，又何能翻案？又如何能把中华民族引向死亡？

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带给不同国家的结果是不同的，它同一个工厂一样也是有着不同的内部分工的，在这个经济循环中，发达国家投入的是技术和资金，成了老板和管理者，所以能够剥削他人；落后国家只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可供投入，于是就成了工人，只好受他人剥削。只出劳动力暂时受点剥削还不算什么，而自然资源一旦用尽，后果则不堪设想。太平洋上有个叫“瑙鲁”的国家，人口只有一万多，其国土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鸟粪，这个国家靠出卖鸟粪赚回大量的外汇，搞起社会高福利，人民很富裕，也没有人想到去学知识、学技术。现如今，该国的鸟粪已出售殆尽，断了生活来源，该国准备在澳大利亚买块土地举国搬迁过去，去为澳大利亚打工。瑙鲁在资源用尽时，因其只有一万多人口还有处可去，假如换成是中国，十几亿人口又能到哪里去?所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一定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实力，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在国力衰弱时，应像躲到深山里养伤的羊那样，用坚强的国家意志守住自己的国门，急速地建设自己的现代工业，发展自己的科技事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业化。待工业、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业化完成后再加入到全球化、一体化中来促进消费经济的发展，以消费他人资源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在还没有打造好自己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完成工业化之前，无限制的用出卖无法再生的资源换回生活消费品的方法来改善目前的生活，就是对民族的犯罪、对子孙后代的犯罪，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整个民族是在自杀。改革开放之初，为换取外汇，改善生活，我国就开始大量出口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这样，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暂时有了提高，一部分人也先富了起来，但是，整个民族却从此丧失了发展的后劲。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就说这种行为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客观地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生活确实是不算富裕，但是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这生活的暂时困难还要看对谁来说，如何如何与过去进行对比了。社会草根阶级的生活与一九四九年、一九三九年相比肯定是全面有所提高，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也比日本鬼子“配给”的橡子面、“混合面”强得多；社会精英们的生活水平真的是有所下降，因为在毛泽东时代，它们再也过不上那种靠剥削人、欺骗人才能过上的奢靡生活。对于曾经出现过的人民生活的暂时困难，那也决不是毛泽东制定的发展路线和方针造成的，而是历史问题的遗留和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强加给我们的。新中国成立时，国弱民穷，而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又逼迫我们不得不把国防建设放在首位，以防止挨打。国防建设的基础是重工业，重工业建设的耗资大、周期长，由于新中国无法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用殖民掠夺、战争掠夺的方式来完成支撑工业化建设所需的原始资本积累，我们勒紧裤带急于实现工业化的目的就是防止别人来掠夺，又岂能去掠夺别人。因此新中国实现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只能从国内积累，这就要求全体人民必须紧衣缩食，无私奉献，以一、二代人的艰苦和付出换来子孙万代的平安幸福，前人载树后人乘凉的道理，人人都懂。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人民咬紧牙关，勒紧裤带，艰苦奋斗，全力追赶，仅用短短二十九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和日本用几百年、上百年时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就要破茧成蝶，展翅高飞了。可偏偏在这时，毛泽东去世了，党内和国内的健康力量遭到了清洗和镇压，中国民族的历史走向从此拐了一个弯。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一些损失经济的话，那也是国防建设、实现现代化的紧迫性与一部分人落后的思想意识、贪婪的个人欲望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从这一点上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过程。完成工业革命，必须首先完成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培养现代化的人才。靠那些只会“之、呼、者、也”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中国是不可能完成工业革命的。长期以来，一部分国人在自己自足的小生产的滋养下和儒家“中庸”思想的熏陶下，养成了两个共同的毛病，一是短视，没有战略眼光，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打算，对潜在的危险更是浑然不觉；二是极端利己主义，总以为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砸不到自己。国家是大家的或是皇帝的，国家兴亡与我无关，无论谁来统治，只要让我纳税吃粮就行。因此中国历史上才有了如此多的挨打记录，才产生了大量的汉奸。其实“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亡国的滋味实在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今天中国仍然健在的一部分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对作亡国奴的滋味一定会记忆犹新的。中日甲午战争，大清帝国战败了，虽然只是战区个人民惨遭了杀戮，旅顺口全城的二万多人被杀的只剩三十六人。但战败后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和赎款，当时的中国人有谁没摊到，这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的又是什么？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有许多，但不知日本明治天皇带头节食、皇后捐出了自己仅有的几件金首饰来筹款造军舰、买军舰与大清帝国的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了一个供自己享用的花园的行为，是不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日本人自愿节衣缩食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中国人被迫节衣缩食是为了支付赔款和赎款，这是多么大的反差。为了国家的发展、为了民族的未来、为了子孙后代永远的平安幸福，暂时勒几天肚子，过几天紧日子就喊冤叫屈，这样的民族不挨打还有谁挨打？前几年看过一部片名叫《啊，野麦岭》的日本电影，片中一群面黄肌瘦，衣衫蓝缕的纺织女工在听到厂主说国家用她们纺出的丝换回的军舰、大炮在对马海峡打败了俄国舰队时欢呼雀跃的场景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今天我们在羡慕日本的繁荣富裕时，当我们怪我们的先人不争气时，有没有想过，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又是什么？

二十多年前，改革开放开始了，当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打开国门时，普通人民群众开始能够更多的看到外面的世界，一部分国人在骗子的诱导下，没有看到我们国家在整体实力上已接近发达国家的事实，却只看到个人消费生活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看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普遍贫困的状态，却只看到几个老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的繁荣富裕；只看到他们的繁荣富裕，却不了解他们靠侵略和掠夺才实现了全民族繁荣富裕真正原因。在没有认清个人富裕与国家工业化程度之间关系实质的情况下，在没有看到我国仍面临着严重的潜在危胁的情况下，“记吃不记打”的老毛病就又犯了，只是急于要求改善个人的眼前生活，国家实力的强弱好像与他们无关。骗子便在所谓符民心、顺民意的幌子下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战略，从“四个现代化”的全面发展转为单纯的发展经济，以尽快改善个人生活。由此国家的发展战略便紧紧围绕着以满足个人消费为重点的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以矿产资源尤其是具有战略价值的稀土资源和贵重金属资源以及森林资源的大量出口换回彩电、冰箱、洗衣机、高档服装、高档化妆品、小轿车等高档生活消费品的大量进口，其生产线被大量引进、重复引进、盲目引进，凡是能引进的通通引进，甚至连洋垃圾都被引了进来。于是满足人们生活的消费品日益多了起来，各种限量供应的票证消失了，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改善生活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于是讴歌改革开放，谴责，甚至是咒骂毛泽东的声音越发的多了起来，中国从此就走上了一条背离了现代化的发展之路。可是好景不长，当人们还沉浸在生活水平暂时得到提高的兴奋中时，因大量进口高档生活消费品，大量引进、重复引进、盲目引进高档生活消费品的生产线，毛泽东时代高积累留下来的家底很快被挥霍一空，于是各种限量供应的票证走了，国库券来了。当靠发行国库券的办法也无法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行时，通货膨胀也随之而至。由于人们的私欲已被无限制地释放了出来，再重新走艰苦奋斗的老路已不可能，而且那样一来，也暴露出了骗子的丑恶真面目。于是“发展是个硬道理”变成了“挣钱是个硬道理”。挣钱成了我们整个民族的首选，国家以减少对国防、科研、教育以及包括重工业在内的基础产业投资的办法来筹集消费资金，凡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在建的科研项目、工业项目、国防事业项目纷纷下马，科研单位、教育单位全面推向市场，“自找自吃”，军工企业转产民品，为国民经济的增长作贡献。同时在“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全国大兴经商办企业之风，各级政府机关、科研部门、大专院校、工矿企业纷纷兴办“第三产业”，“官倒”、“私倒”蓬勃而出，甚至连被喻为国之长城的人民军队也喜滋滋的兴办起了养殖业、加工业、运输业，甚至参与起走私等犯罪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举世公认的最能打仗的战斗队变成了世人皆知的最能赚钱的生产队。革命战争时期，为减轻人民的负担，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唤醒更多的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毛泽东要求工农红军、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不但要成为一支战斗队，而且要成为一支宣传队、一支生产队，这也成为我军的光荣传统。骗子只记住我军是生产队了，忘记了我军更是战斗队，主要的职责是打仗，是保卫国家安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骗子在我国新的现代工业体系、科技创新体系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打造好，原有的又被其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为了讨好外国主子，便主动跑到国际上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接鬼”，对外国产品全面开放市场，讨好地制定包括压低劳动力价格、降低税收等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但却对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企业实行“断奶”的政策，使之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任由外国企业，外资企业将自己的民族工业纷纷打倒。天真地希望能“以市场换技术”、“以劳动力换外汇”。众所周知，当初的国营企业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都承担了一部分政府的职责，从而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且在原计划经济体制时，企业的所有剩余都被当作利润上交给了国家，企业本身很少有自己的技术积累和资金积累，在外资、外国产品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企业因国家放任不管，而靠自身又无力完成产业升级，只能破产倒闭。国企改革“四大步”的前三步：“放权让利”、“政企分开的承包经营”、“股份制”，其实就是国家回避自己职责行为的一种托辞，其结果只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贪官污吏横生。现代化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脊梁，这种自己打断自己脊梁的做法不是出色的汉奸都做不到。那时的中国，制造百万富翁的速度比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都快，内里的人都清楚，这并不是中国人突然长了挣钱的本领，而是瓜分国家资产，搜刮民脂民膏的功劳。                    

以单纯的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中心对于骗子来说是有多种好处的，一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效益、见到效益，改善人民生活，从而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自己的良好形象，二是单纯的发展经济，以GDP的多少来衡量发展速度快慢的做法可以有多种途径去实现。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投资大，见效慢，影响改善人民生活，容易受记吃不记打的那些人的诟病，既然用发展投资小，见效快第三产业或无需投资的其他产业也能实现经济增长，那何必劳心费力的去发展第一，第二产业，只要专心去发展第三产业就足够了。骗子是没有赶超世界工业，科技先进水平的能力和志气的，有的只是赶超世界先进生活水平的贪婪私欲。于是第三产业在中国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而出了，宾馆、酒店、高尔夫球场、歌厅、桑拿遍地开花，伴随着这些高消费服务产业的兴起，“三陪”产业也随之出现了，但因为这类行业的档次太高，一般人消费不起，所以贪官污吏和少数先富裕起来的人成了消费的主体。在这种奢靡生活的影响下，在“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的诱惑下，大部分普通的中国人也都产生了幻觉，都以为自己是能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少数人，于是人们万众一心地开始了向钱看，并理直气壮地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挣钱成了人生的唯一追求。但靠正常渠道挣钱也不是很容易的，而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瓜分国有资产也是需要条件和能力的，普通人并不具备，但每个人又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不甘心自己沦落为先穷下去的多数人，于是拐买妇女儿童、卖淫、贩毒等新中国成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已消灭的社会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了，假货的制造和贩卖也蓬勃兴起，盗窃、抢劫、绑票、强迫妇女卖淫、强买强卖、抢劫银行运钞车等一切围绕着金钱所发生的刑事犯罪案件逐年上升，愈演愈烈，并发展成了有组织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在“无论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种典型而无耻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教唆下，人们对事物已不看重过程和性质，而只看重结果，无论采用什么手段，挣来钱的就是英雄好汉。流氓头子、黑社会首领成了“大哥”，就连古今中外对有修养的姑娘的那充满温馨，寓意文雅、高贵、浪漫的称呼-----“小姐”，如今都成了卖淫妇女的代名词，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尔虞我诈终于导致了人们是非善恶观念的改变并引发了社会道德的全面下滑。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竞争已从经济领域向全社会各领域展开，并日益加剧，多数人在这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不但没有成为先富起来的少数人，而且沦为先穷下去的多数人。由于金钱万能的信仰已被整个社会所接受，这些人的现实生活在金钱万能的社会里处处碰壁，其灵魂也在金钱万能的现实社会里再也找不到寄托，一部分只好求助于宗教这个虚无的世界，于是各种宗教异常的兴盛起来，不但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合法的宗教再次兴盛，就连“法轮功”、“中功”这类狗屁不同的邪教都应运而生并为许多人所接受。在工业生产领域，在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名义下，国家把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政策，放弃了直接经营权，实行承包经营制。所谓的为了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而实行的承包制，其实只调动了承包人的积极性，广大职工由于从原先企业的主人变成了纯粹的被雇佣者，参与管理企业的权力被剥夺，自身权益又得不到保护，生产积极性根本不可能提高，如果说表面上有点提高，那也是在金钱的驱使下和下岗失业的威胁下产生的。由于承包者拿走了利润，只把成本和消耗留给了企业，从而造成了原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大面积亏损，纷纷破产倒闭，这是当年盛极一时的“穷庙富方丈”现象的成因。这些企业的承包者为获取更大的个人所得，不惜采用让一部分工人下岗、加大在岗工人劳动强度办法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所谓的“减员增效”。对经营不善，效益不好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各级政府不去分析经营不善、效益不好的原因，不去追究管理者、承包者侵占、贪污、挥霍国有资产的责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推卸责任地以转制的名义一卖了之。许多的企业承包者受此政策的启发，在经营自己所承包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过程中，故意造成效益不好，然后从国家手中将企业买到自己的手里，变成自己的产业，自己也从原来的国家企业干部变成了资本家，这些人为追求更大的利润，几乎是到了极限程度地加大工人的劳动定额，提高劳动强度，减少工人的数量，从而造成工人大量失业。这样的改革，受惠的只是政府和企业的领导层，受害的却是人数众多的社会草根阶级。为解决就业等基本的民生问题，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国家只有靠制订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企业的进入和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为了能使外资企业长期留住和私营企业长期发展，就在打着软环境建设的幌子下放松了对这些企业的监管，其实也不敢监管。同时更由于一些贪官污吏与黑心资本家、企业承包人互相勾结，权钱交易，充当保护伞，实际上是根本没有监管。而资本家在追求最大利润这个动机的驱使下，必然要采用各种非法手段来榨取工人的血汗，根本顾不上工人的死活，因此在这种企业里打工的工人比旧上海的“包身工”都不如。一九九三年，深圳一家名为“致丽”的港资玩具厂发生火灾，由于工厂实行封闭式的管理，职工宿舍严密的如同监狱，窗户外密布铁栅栏，楼梯内层层安装铁门，火灾发生时，在宿舍休息的女工无路逃生，致使八十余名女工被烧死，一百余名女工被烧伤；二OO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山西吕梁县孟南庄煤矿矿难，造成六十二名矿工死亡，十人失踪；二OO三年四月十六日，湖南省娄底市“七一”煤矿发生矿难，造成十六名矿工死亡；二OO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东风煤矿发生矿难，造成一百四十人死亡、九人下落不明；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云南省富源县昌源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三十二名矿工命丧井底，像这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羊吃人”的现象在当今的中国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仅在各类媒体上暴光过的，就连专业人士都无法统计清楚。今天的中国，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不能说不够完善，执法执纪的队伍不能说不够强大，但血汗工厂，杀人煤窑却依然存在。从媒体公布的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浆水乡浆水村荣福煤矿、云南玉溪等多处煤矿的情况以及被中纪委查处的原湖南省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情况看，这些血汗工厂，杀人煤窑的形成与存在，完全是黑心资本家与腐败官员相互勾结造成的，以至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李毅中说：“由于有政府做后台，矿主他就胆大妄为啊”。这与扫黄越扫越黄，打黑越打越黑，反腐越反越腐是同样的道理，显然已经不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了。

如果把全民族共同富裕作为选择条件的话，那么个人消费与国家现代化程度之间就产生了深刻的关系，现代化程度越高，生产同样产品的劳动力投入的就越少，因此劳动力的价格也就越高。但不同的劳动者之间的素质是不同的，因此也就决定了劳动力价格的不同。劳动者素质的培养一小部分取决于劳动者自身，但更主要的是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教育环境和实践环境。毛泽东时代，为了使我们不再挨打，为了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决定宁可勒紧裤带，也要研制“两弹一星”，当时担纲研制任务的钱学森，邓稼先等人都只是掌握了理论上的知识，“两弹一星”谁都没有参与研制过，就连实物都没有见过，但就是因为国家下定了研制的决心，全力为“两弹一星”的研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钱学森，邓稼先等人不但成功地为国家研制出了“两弹一星”，也使自己也成了国际上顶级的大师。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国家减少了对科研项目的投入（从改革前的年平均百分之一点三降为百分之零点六），致使大批的科研项目纷纷下马，大批的科研人员无所事事 ，造成素质普遍下降，而且这样的做法也逼迫得科研部门不得不“自找自吃”。科研人员在科研领域里是如鱼得水，但与以投机取巧见长的小商小贩相比则相形见绌，于是就出现了在“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年代里“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这样新的“人间喜剧”。对于一般的劳动者国家则只顾引导他们“下海经商”，无人再去关心他们如何提高劳动技能了，结果造成了劳动者素质的普遍下降。如果说骗子一点也没有关心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可能是冤枉它了，改革开放之后，服装裁剪学校、美容美发学校、足疗培训班倒是办了不少，有的地方甚至办起了“小姐培训班”。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我一百个赞成，这个失误中既有对人们思想道德方面教育的失误，更有科学知识、技术知识方面教育的失误，其中，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借口减少对科研领域、教育领域的投入，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幌子将国营企业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从而破坏了科学技术人员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学习的良好环境是最大的失误，是造成了今天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滞后，重新拉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的罪魁祸首。没有自主创新，不掌握核心技术，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今天我们庞大的GDP中有多少利润被外商拿走，真正属于我们的又有多少。而且这庞大的GDP中，其成分又大多是由采矿业、房地产、烟、酒和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行业创造的，基础产业、现代工业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还远没有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年产五百六十多万量的轿车行业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是因为我国的轿车行业几乎完全是与外资合作的产业，轿车行业所产生的利润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的缘故。外商拿走了利润，留给我们的只是空洞而庞大的GDP.。这与甲午战争时，大清帝国数量庞大的由“棉、麻、丝、布、瓷”构成的GDP被小日本数量虽小但却是以“钢铁、机械、军舰、大炮”为主的GDP打得落花流水的情形颇有些相似。二次大战前，斯大林就曾说过：“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的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二OO五年温家宝总理和出席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江苏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听到一个例子，感到非常痛心，我们出口的DVD一台大约四十美圆，但是要交二十一美圆的专利费；我们的药品，人离不开啊，可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国外的专利；我们的数控机床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外国专利，我们的汽车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合资企业或者国外品牌。”总理都感到痛心，可见事态不容乐观。消耗着中国的资源，污染着中国的环境，再加上中国工人付出的大量血汗，而所创造出的利润却大部分被外国人拿走了，这是放弃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以市场换技术、以劳动力换外汇”的改革模式的必然结果。如今国外资金、国外技术对我国社会经济的掌控程度也许只有高层业内人士清楚，一般人不得而知，但从上述数字分析，程度不会太低，一旦产生波动，对我国的经济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就是没有发生波动，一台四十美圆的DVD就要交二十一美圆的专利费，中国社会经济的血每年要有多少流到国外。前段时间，我国商务部长薄熙来访问美国，在回答美国商业界、企业界对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诘问时，薄熙来委屈地说：“中国向美国出口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就一架波音飞机”。是的，二十多年来，大部分中国人只想着如何去“打工换外汇”了，决策者们只想着如何“以市场换技术”了，根本没有想到如何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没有想到如何进行自主创新。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还只会洗盘子，做裤子，就连毛泽东时代所学的那些科学技术知识也因为失去了实践环境、实践对象而基本忘光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八亿件衬衫，要有多少个中国工人在流水线上辛勤工作多少个小时，需要消耗多少中国的自然资源才能完成。或许这家生产衬衣的工厂还就是美国商人的，那么美国商人拿走的是利润，给中国留下的是GDP。美国造一架飞机，在现代化的生产条件下是需要不了几个工人的。八亿件衬衫的利润被众多的生产者分享，每人能得多少，一架同等价值的飞机所产生的利润，被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均摊，每人又是多少，这样简单的问题，任何人都能算明白。八亿件衬衫中包含了多少中国工人的血汗。当美国工人拿着丰厚的报酬兴高采烈地去旅游，去购物，甚至减肥去创造GDP时，中国的工人却数着微薄的薪水盘算着如何去交纳昂贵的房租和孩子的学费，是否能改善一下生活。

今天有的人听到媒体上公布说我们的年GDP有二十几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有一万二千亿美元，高兴得不得了，以为改革开发的发展战略是多么的正确。但你可知道，在这组数字的背后还有一组数字。据世界银行公布：“二OO三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百分之三点九，但石油、煤炭、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都分别占世界消耗量的百分之七点四、百分之三十一、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二十七、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四十。创造同样的GDP，中国的能源消耗量是美国的四点三倍、淡水消耗量的八倍、污水排放量的十五倍。

高消费的现代化生活必须有属于自己的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现代科技作支撑，否则，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带领全中国人们在消灭剥削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剥削更不是社会主义。我们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了消灭剥削，实现社会的公平合理，但要实现强国富民还必须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从世界上几个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看，实现强国富民首先必须普及教育，以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因为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建国依始，新中国便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以净化人的思想，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人民，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扫盲运动和普及义务教育，通过提高人的思想道德觉悟和科学文化知识来提高建设现代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力。由于党和国家采取的这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经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现代化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到了临界点，只要全体人民再过几天苦日子、再做出一些努力，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就能实现了，可是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事业也就此夭折了。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安徽省风阳县小岗生产队，严俊昌、严立华等十八个社员以能吃饱饭的理由分掉了集体所有的财产，自行包产到户。严俊昌等人的行为为骗子否定毛泽东制定的发展路线提供了所谓的群众支持，为骗子撒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这个弥天大谎提供了所谓的事实依据，为所谓的改革开放找到了借口。一九七九年，小岗生产队的粮食产量有正式记载的是十三点三万斤，比以前翻了四倍。以此为契机，以包产到户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改革在中国农村迅速推开，到一九八四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人民公社消亡了。二OO六年，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小岗村又宣布将土地集中到村里，“重走集体路”，其行为真是耐人寻味。《南方周末》报的记者徐楠到小岗村采访写下了题为《严俊昌 ；分和之间的人生》的报道，在报道中有这样一个结论；真正让粮食产量暴增的，还是“化肥”和杂交稻。小麦的平均亩产从一百多斤上升到八百多斤，水稻的平均亩产更蹿到一千多斤。从这篇报道中不难看出，真正能使粮食产量暴增的还是化肥和杂交稻这些现代化的生产技术。严俊昌等人在包产到户之后，没有添置任何生产设备，就使粮食产量增加了四倍，生产力得不到提高而生产效率却提高四倍，说明严俊昌等人是靠提高生产积极性来提高生产效率的，这个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是靠满足私有意识刺激的。小岗村“分”与“和”的事实说明，私有制和小生产是实现不了真正富裕的，实现真正的富裕只有靠现代化，而在我们这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后起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一九七八年距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已整整二十九年了，集体经济制度也已实行二十年了，二十几年的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道德、集体主义教育对严俊昌等人根本没起作用，集体所有制下，严俊昌等人缺少生产的积极性；私有制下的承包经营，严俊昌等人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这一点证明了毛泽东“人的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判断是多么的正确，也说明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中国人如不彻底抛弃极端利己主义，真正树立起社会公共精神和民族整体意识，中华民族不但实现不了真正的共同富裕，而且挨打还是迟早的事。随着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中国沿着背离现代化方向的邪路越走越远了。由于人们放纵私欲而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越来越高，正常的消费生产已无法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骗子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只好采用大量减少了对科研、教育、国防以及国营企业的资金投入的办法来增加消费资金，从而满足这部分人的消费欲望。这个办法终于导致了科研事业日益萎缩，教育事业越发落后，国防事业日渐衰弱，国营企业大批倒闭。更为可耻的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谎言，骗子竟用停拨经费的阴损手段将凝结着新中国几代航空人心血的，承载着中国人强国梦想，体现了新中国工业、科技和经济实力的，事关我国航空工业及其他相关产业发展的，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大型飞机“运十”饿死在了摇篮里。今天许多人在分析骗子们扼杀“运十”的原因时一致认为：世人都知道，大型飞机制造业处于一个国家的知识经济产业的首位，是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工业实力、经济实力的体现，大型飞机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大于“两弹一星”，研究和制造的难度也不亚于“两弹一星”。就是在如今，世界上也只有美、俄、欧盟三家能够研制。“运十”飞机的研制成功，表明了我国基础工业中的化工、电子、冶金、机械、复合材料等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标志着当时我国的科技实力、工业实力已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实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已是指日可待了。对于大型飞机的寓意，骗子也是知道的。“运十”飞机的研制成功，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但惟独让骗子感到胆战心惊，因为“运十”飞机是一九七O年立项，一九七八年完成全部设计，一九八O年完成制造并首飞成功。“运十”的研制，大部分就是在骗子所说的“动乱”和“徘徊”的年代里完成的，骗子之所以能上台，就是靠撒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和其后两年的“两个凡是”使“国民经济徘徊不前”的这个弥天大谎，才欺骗了大部分国人。如今这个等于展示国家强大实力、展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巨大成果的“大家伙”在全国人民眼前飞来飞去，骗子撒下的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两个凡是”使“国民经济徘徊不前”的这个弥天大谎岂不是很快就要被揭穿，一旦骗子的丑恶嘴脸暴露于世，其下场可想而知。因此宁可置国家发展、人民利益、民族未来于不顾，也要将“运十”扼杀，至于如何扼杀，骗子自有其阴损的招法，既然内心的这个真实理由说不出口，干脆我就不用理由，借改革之名停拨经费，直接将“运十”饿死就算了。不仅“运十”，当年被骗子扼杀的科研项目，工业在建项目，国防在建项目还有许多，如“秦岭”飞机发动机的国产化项目、涡扇6、涡扇8飞机发动机、歼9战斗机、强5强击机、我国首型重型直升机直七、青藏铁路、高速列车、电子计算机项目等，尤其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军事战略项目被扼杀的最多，其中海军项目有十一项，空军项目有三十一项，二炮最多有四十五项。骗子出于一己私利，为圆自己的弥天大谎，竟置民族大义于不顾，采用种种卑鄙手段扼杀了众多的事关我国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发展的项目，同时也扼杀了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可能有人会说，“文革”把国民经济搞得“濒临崩溃边缘”，国家没有钱支撑这些项目的建设。这不纯粹是胡说八道吗？“文革”都把国民经济搞得“濒临崩溃边缘”了，当时的国家还有钱进行这些项目的建设。而“文革”结束了，改革了、开放了，“洋跃进”了，国家已经走上了“正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时候，反倒没有钱了，使这些项目下马了。真的是没有钱吗？在下马这些项目同时的一九八二年，国家又是从那里搞到从法国引进“海豚”、“小羚羊”、“松鼠”直升机等所需的十九亿多美元的巨资呢？今天有一些小骗子们还在为大骗子招魂，为大骗子扼杀“运十”的阴谋遮掩，说：“运十”是仿波音“707”的产品，出生时就已落后，安全没有保障，没有市场销路，所以才停下来。“运十”与同期的波音飞机相比确是落后，但落后是先进的开始，技术只有从低价向高级发展、从落后向先进迈进，先进技术是在落后技术不断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读过小学、中学，到大学里旁听几天就能毕业，那不是做梦吗？以为向洋人叫几声爸爸就可以从人家那里得到先进技术和继承人家百万家产的，只能是骗子和傻子。研制“运十”，培养锻炼了我国航空科研人员队伍，奠定了我国大飞机项目的基础，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创新，中国的航空事业终归是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还有一些小骗子说“运十”是被美国麦道飞机制造公司扼杀的。“运十”研制成功后，美国为占领中国的民用飞市场，由麦道飞机制造公司出面，以极其优惠的条件提出与中国航空工业部门合作，联合组装麦道—82大型喷气式客机。一九八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美国麦道飞机制造公司与中国上海航空公司在合作生产麦道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协议上签字，随后“运十”的生产线被拆除。从那时起中国的民用飞机市场就完全被美国、欧盟两大航空工业巨头所垄断了，截止到现在，中国用于购买美、欧客机的资金已达六百多亿美元。当年能够拍板决定“运十”停产，与麦道公司合作的会是什么人？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没有我们自己内部的决策人决定停产“运十”，美国的麦道公司能扼杀得了“运十”吗？小骗子们的说法正好证明了大骗子真不愧是出色的汉奸。大、小骗子们难道不知道吗？大型飞机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民用客运领域，在货运领域的作用也很大，尤其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军事领域，大型飞机的作用更明显，战略性的运输机、预警机、轰炸机、加油机只能是在大型飞机的基础上研制出来。当年，如果在“运十”的基础上研制出的运输机、预警机、轰炸机在性能上肯定比美国、苏联的落后，但最起码也使我国也有了一定的自卫反击能力，不至于在强敌压境时赤手空拳，无法以对。当年骗子以为只要对美国奴颜婢膝，便能讨得一点残羹剩饭，岂不料一片真心事主的奴才之心却没有被主子接受，残羹剩饭没讨来，反而挨了几个响亮的耳光。直到“歼十”成军前，护卫我国领海领空的，还只有从破落户俄罗斯那里买来的，已经不是很先进的“苏27”、“苏30”飞机，“现代级”军舰和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歼7、歼8及轰6”了，至于保障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体现战略进攻和战略反击能力的大型运输机、预警机、加油机、轰炸机，却因骗子扼杀了“运十”，并放弃了大型飞机的研制，至今也没有研制出来。在扼杀了自己的军事科研、军工建设项目后，为满足国家安全对大飞机的需求，骗子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引进上，可是骗子跑遍全世界，向大多数洋人叫遍了干爸、亲爹之后也未能引进来。放弃了自己的现代化事业，骗子“洋奴”的本来面目就彻底地完全暴露出来了，对外向发达国家摇尾乞怜，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商和外资，甚至给外商以超国民待遇；对内则采取给科研机构和国营企业“断奶”的政策，不进行科研创新，不扶持企业进行产业升级，任由国营企业破产倒闭，然后以转制的名义低价出售给个人或外商，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以至于江泽民总书记在一九九九年惊呼；“不加区分，不加限制地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为吸引外商、外资，骗子极力压低国内劳动力价格、降低税收，希求以“市场换技术”、以“劳力换外汇”，制造虚假繁荣，继续欺骗国人，中国从此走上了为发达国家打工的道路。由于无力开发核心技术，只能吃以前的老本，因此技术含量稍高的产品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拉越大，造成出口困难，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于是，骗子们又只好回头继续在国内普通人民群众身上打主义，提出“拉动内需”。但普通百姓们早已被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早已被骗子为讨好外商、讨好帝国主义而强行制定的低工资制度榨干了血汗，无力再为骗子们制造的“虚火经济”去拉动“内需”。骗子便把贪婪的眼睛盯到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的、普通百姓赖以生存的、最后能体现一点社会公平的医疗、住房、教育这三项基本社会福利事业上。不顾人民的死活、冷暖和民族的未来，强力推行改革，实行住房货币化、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不顾我们这代人的冷暖、死活，我们认可付出，教育可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未来，变了味的义务教育、高额的教育收费将多少贫困家庭的子女挡在了学校的大门之外。骗子的做法真可谓是丧心病狂。中国人用自己的血汗，用祖先留下的、前辈们流血拼命才保护下来的资源供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享乐：用破坏自己生存环境的高昂代价为发达国家打工，辛辛苦苦挣来的几个打工钱却又养肥了大量的贪官污吏，有限的财富增长大多落入它们的手中，许多普通百姓又重新过上了饥寒交迫的生活。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翻二番”的结果怎样？你去看看那些血汗工厂、杀人煤窑；看看被污染的河流、大地和天空；看看那些每天要在流水线上与机器赛跑十几个小时的童工、女工；看看那些失业的工人、失地的农民、失学的学生；看看那些无钱治疗死在医院里的病人；看看那些身陷淫窟的少女；看看那些为养家糊口而贱卖自身的妓女；看看那些无钱为孩子交纳高额学费而自杀的父亲、母亲，你就会明白，中国在背离现代化的邪路上已经走了多远，“翻二番”的陷阱有多深。

改革开放已过去二十多年了，“先富论”实现了一半，那就是少数人通过贪污受贿、敲诈盘剥，瓜分毛泽东时代全民族紧衣缩食积累下来的国有资产的手段，确实实现了富裕，但大多数没有贪污受贿条件、没有敲诈盘剥能力、没有瓜分国有资产资格的人却没有富裕起来，更有一部分人陷入了绝对贫困之中，沦为了弱势群体。幸亏后来的领路人发现“翻二番”是个陷阱，领着我们绕了过去。但直至今天，中国仍有一亿二千多万人的生活需要国家扶助，二千多万人还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前几年有一首歌流行过几天，歌词大意是：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电视里在播这首歌的时候还配上了三代领导人的画面，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歌颂三代领导人的歌曲，但这首歌的歌词写的不全对，最起码不全面，毛泽东使我们不挨打了，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所以我们歌颂他；xxx只是让少数人富起来了，这部分人理应歌颂它，但xxx还使一部分工人失了业，一部分农民失了地，差点就没饿死。这肯定是事实，否则现在国家还有制定并实施“低保”政策的必要吗？这些差点就没饿死的失业工人、失地农民怎么唱这首歌，也唱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他们若这样唱，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呀，差点就饿死了，还唱富起来呢。

仅仅这些表面的问题还不能完全反应出“翻二番”这个陷阱的深度和广度，单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翻二番”所带来的危害也远不止上述这些。在“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这个歪理邪说的鼓惑下，在私有观念的驱使下，出现了全民族共同向钱看，金钱万能成了整个民族共同的信仰。人们为了追逐金钱开始了不择手段，权力寻租和瓜分国有资产成了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其结果是导致了腐败的大量产生。在显失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和没有有效制约下的自由竞争所带来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终于导致了社会道德的全面沦丧。如今腐败已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毛孔，每个细胞，是造成社会不公和失去正义的一个主要根源，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实出现一些腐败分子并不可怕，出现一些腐败也不可怕，怕的是今天腐败已经由普遍化转为了普通化，怕的是如今全社会对腐败的默认、参与。从群众对反腐败的冷漠态度上就能看出，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并不大，由此也折射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程度。改革开放不久就开始出现腐败了，当时全社会无不对腐败深恶痛绝，并与之抗争。但抗争失败了，全社会只有默认。随着腐败程度的不断加大和向全社会各个领域的不断扩散，人们逐渐接受了腐败，后来又因腐败确能给人带来一定的方便，从而到现在形成了多数人参与腐败，这些是腐败之所以产生并长期存在的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参与腐败需要一定的成本，那些已彻底沦为弱勢群体的人因没有参与腐败的成本，就只能望腐败兴叹了。但他们中何尝不有人盼望着更加的腐败，从而引起更深刻的社会变革，自己或许能像涅槃的凤凰那样在浴火中获得重生。二OO六年，中纪委公布有九万七千二百六十名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有三千五百三十人。今天的中国，各种法律、法规不能说不健全，党和国家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不能说不大，但是仍有如此众多的党员干部前赴后继地加入到腐败分子的行列，矢志不渝地誓将腐败进行到底。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堕落问题是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感到困扰的一个严重问题。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制定法律，规定凡贪污纹银六十两以上的官员，一律处死，并剥皮实草，制成标本立在原工作单位以警示后任官员。但就是如此严厉的法律规定仍没有遏制住明朝官员的贪污受贿。二OO七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的腐败问题决不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从历史上朱元璋如此严厉的反腐规定到如今党和国家如此大的反腐力度都没有杜绝贪污受贿和腐化堕落问题，看起来贪污腐化还真不是制度问题造成的，那腐败问题的产生就只能从腐败分子的主观世界里去找原因了。人的主观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毛泽东曾说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生产实践中得来的。”根据这个判断，根据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良的社会教育、不良的社会环境、不良的社会实践才是产生腐败分子的根本原因。社会教育的内容、社会环境的形成，社会实践的方向无不取决于我们的文化，所以说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这是单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翻二番”作为国家整个发展方向，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发展，尤其文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思想、道德、科学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狭义的文化。文化氛围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一个人对人生、对世界、对个人价值的认识，决定这个认识的就是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人们在内心世界里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和对某种主张、主义以及个人的极度相信和尊重，是对既定目标的追求。改革开放之初，有些人惊呼“信仰危机”，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使人们的信仰产生危机，而只是使人们的信仰发生了改变，从原来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变成了信仰“金钱万能论”，直至信仰鬼神，从原来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变成了对金钱的追逐。坚定的信仰必将带来对人生目标的坚定追求。改革开放后，在“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个歪理邪说的启发下，人们明白了，财富不是无尽的，中国的财富今后也不再属于全体中国人所共有，如果你成不了先富起来的少数人，那你就必定会沦落为先穷下去的多数人。以前中国人真是穷怕了，在毛泽东时代以前，中国人辛辛苦苦创造、积攒的那点财富不是让外国人抢走了，就是让外国人给毁了。在毛泽东时代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倒是没有再让外国人抢走，也没有再让外国人毁掉，但毛泽东为了让这些财富生息、增殖，为了让全体人民人人得以享用，为了使所有中国人的子孙后代都还有财富可以享用，不但制定各种措施限制那些在共同创造财富过程中贡献大的人过多的获取财富，还以艰苦朴素为号召、以树立艰苦朴素典型榜样为引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人生追求的思想教育，在人民群众心中建立起一个足以对抗世俗权力诱惑、足以对抗金钱财富诱惑的价值体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建立起一个权力与金钱相脱离的社会制度体系。改革开放的政策，取消了对人们追求财富的外部限制；以发家致富、实现个人价值取代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信仰追求，又在心理上诱发了人们贪婪的欲望。中国人在内心世界里曾经建立起来的、足以对抗世俗权力诱惑、对抗金钱财富诱惑的价值体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世俗权力、对金钱、对财富的坚定而执著的追求；中国人曾经建立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权力与金钱相脱离的社会制度改变了，取而代之的是权力与金钱紧密结合的社会制度，权钱交易从此产生了。当年共产党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砍头、枪杀、活埋，毫不畏惧，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如今腐败分子们为了能早日发家致富，为了自己子孙后代的幸福，大肆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瓜分国有资产、权钱交易同样是前仆后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枪毙，就是因为它们心中也有着相信金钱万能的坚定信仰。因此反腐反了十几年，却是越反越腐。其实对于腐败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和仅凭目前的法律与制度等措施能否真正地解决腐败，真正地实现社会的公平，腐败分子们远比其他人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们正是看清了在缺少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中自由竞争的残酷，才担心自己的子孙后代在缺少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中靠自由竞争不能生存下去，腐败分子才利用现有的条件来拼命聚敛钱财以为自己子孙的未来生活创造优裕的条件。腐败所造成的后果有很多，而且是极其严重的，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葬送掉了毛泽东带领中国人好不容易才树立起来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好不容易才找回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好不容易才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如今腐败却轻松地就使一些人改变了信仰、改变了人生观、价值观，使一些人又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因此弱化了民族的凝聚力，也使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失去了希望，纷纷向国外移民。于是才有了几百名中国妇女集体向日本人卖春的“珠海事件”、才有了几百名中国工人集体给韩国女老板下跪事件、才有了几十名中国人因偷渡被闷死的“多佛尔惨案”、才有了马来西亚侮华事件、才有了屡禁不止的偷渡事件。当年毛泽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全体中国人，包括海外的游子们都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许多像钱学森那样的海外游子抛弃了自己奋斗多年才获得的优裕的生活条件和偌大的家业毅然回国参加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为我们民族的复兴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今却有这么多的中国人争先恐后地往国外跑，觉得作个寄人篱下的三等公民都比在自己的国家强，这前后的反差是多么的巨大。今天产生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并引发社会道德沦丧，其中既有“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个歪理邪说的诱惑，也有骗子卑鄙的个人道德品质的影响。一个正确的领导，既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更要有对未来事物发展的科学预见能力，这个预见，要建立在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基础之上，再加上超凡的洞察力、深入的调查研究、缜密的分析判断，从而得出合乎客观规律的结论，而不能是主观臆测。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我们必然获胜的结局，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对于领导，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曾形象的比喻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而骗子骗人虽有术，治国却无谋，只有搞阴谋诡计才是它的拿手好戏，而其个人的道德品质更是卑鄙低下。国家的发展战略，事关人民生活，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命运，但骗子却不管这些，不管前景如何，只要能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对于骗子来说就是胜利。在玩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阴谋手段，，以解放思想，实行民主的招牌与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力结成统一战线来清除和镇压了党和国家的健康力量，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当清除和镇压了党和国家的健康力量，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将各路妖魔释放出来之后，在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逼宫”时，骗子却又茫然了，于是只好又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令箭，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当年，在与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的较量中，骗子还真不是对手，其虽怀揣诡计，但却腹无良谋，更没有自己的明确主张，几个回合的交手，骗子便败下阵来，眼见要陷于没顶之灾，不得不又祭起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法宝，不得不委屈的“反了红旗打红旗”，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打退了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的进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是真理，骗子掌握它是为了欺骗人民，打击异己。而一旦人们真正地掌握了它，就会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就会看穿骗子的真面目。为了能长久的欺骗人民群众，最好的办法就是愚民，使人们丧失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放弃对真理、对科学的向往和探求，而一心只想着发家致富，改善生活。于是骗子在抓紧时间埋头搞经济建设的名义下，禁止人们对真理、对科学的探求，开始实行新的愚民政策。为了往邪路上引导人民，骗子在向人民群众强行灌输“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无耻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同时，还用会挣钱，能发家致富的“能人”，取代了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过无私奉献的英雄作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并以关爱生命、提倡人性化这个堂煌的借口，讥讽那些为关爱他人生命、为国家、为民族而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行为，于是赖宁被赶出了教室；狼牙山五壮士被撵出了某地的中小学课本。对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因骗子自己无能力去创造可以充实人们灵魂的精神财富。为了填补人们的精神空白，在任由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对中国人民思想不断侵蚀的情况下，骗子又搬回了早在“五四”时期就被中国有识之士所唾弃的腐朽没落的儒家学说并冠以国学的桂冠来麻痹、欺骗人民群众。中国的历史上有个规律，自西汉以后，凡是靠耍阴谋、搞政变上台的人在篡权成功后，都必然会搞尊孔复古这一套把戏，都搬出儒家学说这一剂最好的精神鸦片来侵蚀中国人的血性，麻痹中国人的神经。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全面复古，大搞复“周礼”、尊孔孟；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篡周自立，在建立“宋”朝后，为使自己的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得来的江山社稷能够永久的传之下去，赵匡胤及其继任者同样大肆尊孔，规定《四书》、《五经》为太学的必修课，并把儒家学说不断发展，终于结出“理学”这个更为腐朽的“硕果”；袁世凯在篡夺清室、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立即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又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在全国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在骗子的影响、诱导、授意和亲自操作下，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开始到处充斥着阴谋与黑暗，阳光下的法律规定早已不及黑暗中潜规则。政治的本身是需要是谋略的，这个谋略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阳谋”。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所制定并实施的谋略是阳谋，而道德品质卑鄙低下的人设计、耍弄的手段必定是阴谋。政治是必须讲道德的，有道德的人从事政治是政治家，没有道德的人从事政治就是政客，就是政治流氓。印度的圣雄甘地说过；“有七样东西可以毁灭我们，第一就是没有道德观的政治”。作为一个掌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其对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出了这样一个没有基本的道德观念，已经丧尽天良的最高领导人，社会道德不沦丧那就怪了。

“翻二番”的这个陷阱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无疑是特别巨大的，好在如今党中央已经看清楚了“翻二番”这个陷阱的危害，改弦更张，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带领我们绕过了陷阱，从单纯的经济建设向全面的、科学的发展迈进，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变得通畅了。今天党中央在不断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时也做出了深刻反思，找出了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制定出了更加完善的、能有效防止腐败产生的强力措施，解决腐败的问题已是指日可待了，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日子不会太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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