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方法是以学生自学为主，教育方式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于教材他主张教材要减轻，课程要减少，对于考试他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20个题，学生能答出10题，答得好，有创见，可以打100分；20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50分、60分”。
喊了多年的素质教育，越喊越是应试——为了应付考试而学而教的教育，教的是填鸭式学的是生搬硬套式，教的学的都痛苦疲累不已。为了一个高考，学生已经头悬梁锥刺股都嫌不够了，家长、学校巴不得从孩子一出生就让他们学习、学习，没有童年没有欢乐只有辛苦，越是往上越是痛苦，本来学习应该是快乐的事，现在却变得如此恐怖。学生到了初二开始，课外活动基本就停止了，到了高中，春游、秋游这些接触大自然的活动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学校把所有能拿来学习的时间统统放在讲课上了，高一高二要学完三年的功课，还得在题海里苦苦跋涉，应付各种大考小考模拟考统考，早上七点半到校，中午十二点放学，下午两点半到校，六点放学，晚上七点二十又开始晚自习到十点放学，回家还得背英语单词，做数理化习题，学生哪里还有玩乐的时间。
最苦最累最没有乐趣的时光是学生时代。辛辛苦苦挤进大学的门，大一大二轻松点，大三就开始要辛苦的找工作了，如今的孩子，怎一个累字了得。
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吗？就得一代一代的这样煎熬痛苦下去吗？教育这个顽症就这样长此折腾下去？
办法不是没有，药方也是现成的，只看我们用不用而已。
毛泽东主席早就给我们一套应对教育顽症的治疗之法。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很简单，就三个字：德、智、体，三个简单的字，却涵盖了广阔宽厚的内容。关于德育，他强调：“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50年代他敏锐地觉察到“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眼中，好象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象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为此，他认为“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当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关于“智”，毛泽东主席认为青年时代正是“修学储能”的时期，要认真读书，力求“积文成学”。他说：“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18页。）
关于体，50年代初期，他曾两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他认为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为此，他提议将学生的睡眠时间由8小时增加到9小时。1953年6月30日，他在接见青年团“二大”主席团时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为了不影响学生健康，1965年7月，他给宣传部长陆定一写信，建议学校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以减轻学生的负担，让学生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适合自身特点的活动。毛泽东主席所以如此重视青年学生的健康，是因为健康的身体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基础不牢，一切都无从谈起。
对于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毛泽东主席认为：“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经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式的、强迫性的、空洞的方式”。他多次表示对学校采取的注入式教学方法不满意，要求予以彻底改革。与启发式教学相联系，主张学生主要靠自学。把“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作为主要教学方法。为强调自学的重要性，他在1964年的春节座谈会上，例举了古今中外一批自学成才、卓有成就的发明家、文学家，说明自学对人才成长的巨大作用。他主张学生“要自学，靠自己学”。毛泽东主席强调教学方法的启发式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以自学为主，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主动学习中得到全面发展。
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主席特别重视的教学方法。“闭门读书，其学无用，若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而已”。（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87页。）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习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感情”。（注：转引自腾纯主编《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1965年12月，他在杭州一次会议上尖锐地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不见稻、粟、菽、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注：《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毛泽东主席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他认为高中毕业后，先要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尤其是文科，他主张把整个社会作为工厂。他坚信，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青年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就接受一些社会实践，了解工人、农民是怎样生产和生活的，具有起码的社会生活实际知识，这一点很有必要，也很重要，对于青年的健康成长以及他们一生的工作大有益处。毛泽东主席如此重视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他认为学生天天埋头读书，书读多了，不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另一方面，学生走向社会，可以拉近知识分子与工农的距离，增强与工农的感情，尽快实现他的“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良好愿望，以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是毛泽东主席十分关注的事情。他力主精简课程，缩短学制。1952年，他明确指出：“教材要减轻，课程要减少”。1964年2月，他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减少课程门数和份量的目的“为的是全面发展”。再次，他认为有些教材应该有地方特色，要能为本地的经济建设培养人才。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所以，不受农民欢迎。50年代中期，他明确指出：“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加一些乡土教材。农业课本要由本省编。讲点乡土文学。讲自然科学也一样”。（注：《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毛泽东主席认为考试制度也要改革。考试要着眼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能启发学生的创造力，而不是死记硬背。新中国建立后，他曾多次对考试制度进行严厉批评，认为现行的考试制度不利于培养青年的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用出怪题、偏题整学生，是考八股的办法，应该完全改变。他“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20个题，学生能答出10题，答得好，有创见，可以打100分；20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50分、60分”。晚年，他同意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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