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训到杨元元
武 训(1838~1896)山东冠县柳林镇武庄人。因在兄姐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名训则是清廷嘉奖他行乞兴学时所赐。武训7岁丧父,乞讨为生,求学不得。吃尽文盲苦头,决心行乞兴学。
咸丰九年(1859),21岁的武训开始行乞集资。同治七年(1868),武训将分家所得的3亩地变卖,加上历年行乞积蓄,共210余吊,悉交人代存生息,而后置田收租。光绪十二年(1886),武训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光绪十四年(1888),花钱4000余吊,在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当年招生50余名,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经费从武训置办的学田中支出。
作为清朝末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乞丐,冠县柳林人武训靠着乞讨敛钱,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起了三处义学,购置学田三百余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之多。
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训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并赐名“训”以示旌表,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其名声由此大振。
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到了民国时期,为纪念清末闻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义学正”武训,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拨款重建了武训祠。何思源还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1932年,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纪念在临清倡办义学的武训,建造了 “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
在“特别是”的年代,重新为武训树碑立传,在他的家乡,办起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武训实验小学”、“武训高中”。
历代统治阶级对武训是赞赏有加,从清朝皇帝对其赐名“训”,不难看出统治阶级对武训的驯服以及他以行乞的极端方式兴办学校,进而培养更多的“驯服的”奴隶或奴才的行为是多么的期待。
在“特别是”年代,作为政府面子工程的“希望工程”和一些人的捐资助教其实不过是武训的翻版而已。
在武训死后103年,有一个在历史上注定要与武训齐名的女孩却悲惨的自缢而亡了。这个女孩就是杨元元。杨元元6岁丧父,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漂泊度日。毕业时因拖欠武汉大学3970元学费,所以直至2007年才拿到学士学位证和毕业证。本科毕业偿还债务和贷款后,她考取了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的海商法公费研究生,由于生活困顿,工作漂泊于 2009年11月26日 在宿舍24#506的卫生间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将身体悬挂在卫生间水龙头上,结束了自己的30岁的生命。杨元元“给穷人维护正义”的梦最终没圆。
说武训是杀死杨元元的推手一点都不夸张。早在1950的电影《武训传》上演后,毛主席就对电影《武训传》的进行了愤怒地批判。表面上看,武训办学没有什么错,但是,毛主席对用电影宣传武训,几乎是怒不可遏!他说“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认为,武训的所谓“义学”,由于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所有制,剥夺了下层人民有受教育的经济能力。”武训的钱,一是强要来的,他是以五毒威胁善良人民、逼其出钱的恶丐;二是放高利贷(利息三分);三是倚仗官势募捐。这三种钱的来源都是不正当的。所办之学,并不是所谓为了“穷孩子”,“为穷孩子”只是一句空话。只有那些天真得透顶的人们,才会相信武训的“义学”里, “穷孩子”在那里跳来跳去。进而认为,他是“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武训的奥妙,当时包括现在,许多人实际上并不怎么理解和懂得,正是杨元元的死,使对我们彻底明白了毛主席对武训的批判是多么的正确深刻,超前而又独到。
杨元元的悲剧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自有其个性,但是,作为倡导“知识改变命运”的“特别是”年代又有其共性。杨元元的毛巾不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也给“知识改变命运”打了一个死结。杨元元的悲惨命运告诉我们,“特别是”年代已经封死了青年人通过个人奋斗而爬上金字塔的道路。武训救不了青年,更救不了中国,也许武松的道路能给我们一启迪。当下,我们中华民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青年人更是肩负历史重任,一个青年就像一滴水,只有投身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才不至于干涸。“蚁族”们不要在蛰伏了,不要犹豫,无需彷徨,认真读一读毛主席对武训的批判,只有从根本上触动扼杀杨元元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才能避免杨元元的悲剧,每一个青年才能荡起生命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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