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荒芜的“伪文学”
徐汉成
近年来，出现了一类奇特而又无聊的“伪文学”：采用自命题的手法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譬如做数学题解，自出一道伪命题，然后自行求证。如：xxx战役是张三作出的决策、毛主席的xxx文章是李四参与撰写的、或者是xxx写的文章与历史的事实不符，xxx事件与事实不符，毛泽东与xxx事件……等等，不一而足。
伪者，假也，中国自古就有“伪君子”一说，指的是貌似君子，实为小人的人，近代亦有“伪装”与“伪军”之说，所谓“伪装”，穿的是正人君子的外衣，行的是奸佞小人之术，何为“伪军”？就是中国人穿上洋鬼子的衣服，帮助洋人打中国人，因此，这一类的人又被俗称为“假洋鬼子”。
在一贯标榜“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炎黄春秋》中，这一类的“伪文学”可以信手拈来，如该杂志2008年第8期刊登了李锐的《毛泽东与反右》一文，开篇就说：“从早年开始，毛泽东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似乎让人感到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反右，因为知识分子天生就是毛泽东的仇人。
中国古代没有“知识分子”之称，只有“文人”“文官”……之说，武者平定天下，文者安邦定国，大凡“文官”如丞相、宰相，大夫之类，大凡做学问的，如经、史、书、画之类，非文人莫属。然而，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皆有优劣之分，人分左、中、右，物有上、中、下。自古以来，“文人”就分为两类，虽然，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人们的脑海中还没有“阶级”的概念，但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就不乏王安石、范仲淹一类的忧国忧民、为民请命、冒死直谏……的文人，同样也不乏蔡京、秦桧、魏忠贤、严蒿之流的卖国求荣、欺师灭祖、残害忠良的奸臣文人，
社会发展离不开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是生产力，这个妇孺皆知的道理毛泽东难道还不知道？建国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就吸纳、聚集了一大批的知识分子，建国以后，百废待举，正是用人之际，工、农、商、学、兵、科、教、文、卫那一条战线能离得开知识分子，那一条战线上没有知识分子？如果真如李锐说的那样毛泽东天生就仇视知识分子，中国的建设还能有一点的进步吗？钱学森等一大批在国外的大知识分子还会冒着生命危险回国吗？国民党的李宗仁还会归来吗？李锐能不能算是大知识分子呢？比国民党的傅作义如何？为什么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傅作义将军能够被中共起用为水利部长？且一生平安，而自称为大知识分子的李锐却一生不得志？答案只有两条，一是李锐本身就算不得文人，并无治罪安邦之才，再就是李锐可能就属于如魏忠贤、严蒿之类的奸佞文人。
又如该杂志2009年第12期刊登了署名李维民的《新中国的建立是集体奋斗的结果》的文章，文中说：“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进行的。党的正确领导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不是靠哪一个人，而是靠党的集体智慧，靠党的民主决策和集体的努力。”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新中国的建立是集体奋斗的结果”这句话并没有错，问题是故意做出这样一个伪命题，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吸引人们的眼球。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居功自傲，说新中国的建立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他一直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世界的历史上，有人喊出了“人民万岁”的口号吗？没有，只有毛泽东才喊出了“人民万岁”的时代强音！中国十多亿的人民也从来没有任何人说所有的功绩都是毛主席一个人的，中国的革命如同大海中的航船，如果没有舵手把握航向，这条航船随时就可能有触礁的危险，中国革命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战役，没有统帅，就不可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革命又如同一场大戏，没有主导舞台的主角，这一台大戏就不会有声有色，毫无疑问，毛泽东就是这条航船上的舵手，战场上的统帅，舞台上的领袖。
对于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中作出的不朽贡献，不仅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均有过论述，就连“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也早就作出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论。
既有“伪文学”就必有“伪文人”，所谓“伪文人”就是看风使舵的“两面”人，如被称之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于一九九六年发表了题为《牛棚杂忆》的书，他在序言中写道：“十年浩劫正式结束于一九七六年，我的书到了十六年以后到了一九九二年才写，中间隔了这许多年，所为何来？这十六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上述的文字中足可以看出“国学大师”对“文革”的切肤之痛，无独有偶，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1月24日也发表了季羡林写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污蔑》一文，在该文中，也就是这位的“国学大师”对于“文革”的微词痛斥溢于言表，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的忠心可昭日月。（原文附后）毋庸多说，这种“伪君子”“伪文人”的自画像昭然若揭！
这种伪命题的求证貌似在做学术方面的探讨，实际上是在恶意的攻击，明眼人一看便知：不过是一种荒谬而又无聊的伎俩而已，是实在难以骗人的。从这一类的“伪文学”中，的目的与用心十分明了，就是贬损和诋毁毛泽东，意在表明毛泽东没有那么的伟大，毛泽东也有诸多的不足或错误，一句话，建党以来，功绩、成绩、伟大的、正确的部分大家有份，那时候的毛泽东是民主的。而错误、失误与责任是则是毛主席一个人的，一旦发生失误的时候，毛泽东就不民主了。
如同看戏，对于天下技艺最高超的表演艺术，善良的观众则是在欣赏，卑劣的看客往往怀着嫉妒的心理眯缝着眼睛，眼光时而发红时而发绿，时而死盯时而躲闪，只要一有时机就忍不住要去泼上一盆脏水。
众所周知，连毛泽东的对手们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革命家，在于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融会贯通，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党建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中，最主要的精髓就是哲学思想，因为毛泽东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者，才做到了对于中国的国情，作出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乃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对于国内的建设与发展，还是对于国际上的对外方针政策乃至“三个世界”的划分，无一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外有人写出能和毛主席相媲美的《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等一系列光辉灿烂的哲学著作来吗？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外有人写出如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光辉著作来吗？也没有！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人写出了能够令有折服的文章了吗？同样也没有！。
这些“伪文学”中无一不充斥着“一点论”，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与主观武断的唯心论“以偏盖全”，以点盖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民间将之俗称为“钻牛角梢”“鸡蛋里面挑骨头”“吹塘灰找裂麻缝”好比一个人的头上本来长有一头黑发，其中偶尔有几根白发，他们马上就说，这个人的头发是白的，不是黑的，比如说一块稻田，偶尔长有一、两棵的杂草，他们马上就会说：这块田里长的不是水稻而是杂草，分不清局部与全局,看不到总体与个体，分不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看不到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关系。在这一类的“伪文学”中，只见枯枝，不见绿叶，只有荒芜，没有生机。只见枯萎，不见绿洲，看不到一丝哲学的影子，闻不到一丝哲学的气息，没有一分为二，没有量、质关系，没有辩证法。在他们的眼里，太阳虽然为人类带来光明，但会产生紫外线，这样的太阳不要也罢；在他们的笔下，白的变成了黑的，中华民族没有了英雄，人世间没有光明与正义，满是挑剔、中伤与诋毁。
人类总是要走向进步，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儿孙们总是要走向发达，譬如一个子孙，不管他的祖父或老太爷有无过错或失误，但是，孙辈们总不能以口诛笔伐自己的老太爷为荣吧！倘如此，这一类的“文学”岂不成了“汉奸文学”“痞子文学”“背祖文学”了？
奉劝这些喜好“伪文学”的先生们，多为老百姓的疾苦鼓与呼，不要再在这一类的“伪文学”中伤精劳神了，有几个人能信？
因此，“伪文学”是不能称之为“文学”的。
二0一0年元月四日
送一篇人民日报旧文给跪倒在季羡林面前的人
齐婕雯按：
国学特大号大师季羡林以其“牛棚杂记”控诉了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残酷迫害的种种暴行，而且对红卫兵竭尽贬低，甚至不惜辱骂，以表白证明他当年就如何地坚定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革。季大师在杂记中还以流畅的文笔表现了他铮铮铁骨不向无产阶级红卫兵及工人农民低头的伟大品格。所以，不奇怪当今精英的领袖为何去拜他，不拜，就对不起这个特级国宝，就显不出自己的高雅，就证明不了自己的学识。
然而，造化弄人，历史悠悠，这个特大号的大师季羡林，就在1976年写了一篇讴歌文革的文章，文笔流畅，不亚于“牛棚杂记”，今贡献给读者。我相信，如果把这篇文章作为“牛棚杂记”的序言，“牛棚杂记”一定卖得更火。人以类聚，永不翻案的人都凑到一起互相拜师了。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
季羡林 (人民日报 1976.01.24)
（北京大学教授 季羡林）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这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们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说什么，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了。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气愤！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我是搞印度古代语文的，这种语文不能说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当时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这很适合我当时的心情。我尾巴翘得天高，连一点起码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了。至于世界观的改造， 对于我来说，“只如秋风过耳边”了，回想起来，照这样滑下去，真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
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工人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大学。学校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在这时候，我的头脑开始有些清醒，多少有一点“自知之明”了。在这时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对于象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宣传队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 治觉悟，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有时候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而他们总是耐心等待，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思想反复。只要一有点进步，就立即予以表扬。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实则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导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 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 老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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