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社会就是在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运动发展中存在的矛盾的普遍性，也证明了改革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存在一天，对改革的要求就不会停止。所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改革，也没人要反对改革。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改革，在于改革的和方向和性质，在于改革的目的设置和价值趋向的选择。社会主义的改革的无论怎么进行，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动摇，在社会主义的基本轨道内进行，如果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那么这个改革就是走向了所说的邪路（这可是改革总设计师说过的，不是我的发明）。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社会主义改革的价值取向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坚持占人口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的利益至上的原则，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要确保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为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共同享有。社会主义的改革不能改出资本主义，否则那就是历史的倒退，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了，而是构成对社会主义的最终颠覆了。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方向和性质，对于宪法还规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来说，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首要问题就是姓“社”和姓“资”的问题。
人民大众关心姓“社”还是姓“资”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人民大众利益的核心问题；权贵精英表面上反对姓“社”姓“资”问题的讨论，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他们的核心利益。人民大众关心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是因为他们知道社会主义才能保障他们的利益不被少数人抢劫和掠夺，权贵精英们回避方向性问题，则是因为他们的既得利益如此之大已经抢占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显失公平。实际上权贵精英内心里是最重视改革的方向问题，他们不说，他们回避，不等于他们不重视，就如同权贵精英们嘴巴上回避阶级和阶级斗争，行动上却每招每式都在演绎阶级斗争一样。说一套做另一套，是权贵精英们的混世秘诀。
社会主义的改革一方面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对利益格局的再调整，前者是想把蛋糕做的更大，后者是为了把蛋糕分的更为公平合理。改革姓社和姓资，就直接或间接体现在蛋糕的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姓“社”的改革，分配原则是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大多数人也要切走大多数蛋糕，不允许少数人切走大部分蛋糕；姓“资”的改革会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允许少数人切走大部分蛋糕。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蛋糕就是这么大，代表多数的人民大众和代表少数的权贵精英在改革利益的分配上体现为对立的关系，一方面分多了，另一方面就分少了。只有大众分的少了，精英才能分的多。厉以宁不就说不牺牲几亿工人农民的利益，就无法有少数富人的幸福吗？厉以宁可是迄今为止改革方案的重要参与者。姓社姓资就是关系切割和分配蛋糕的利益平衡问题，是改革的根本问题，要保证人民大众的利益优先，那就必须坚持改革姓“社”，反之，要想少数权贵精英的利益优先，那就必须坚持改革姓“资”。如此利害攸关的问题，权贵精英怎么能不关注呢，他们说的不争论，无非就是说不想争论，不敢争论，害怕争论，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视这个问题。再次强调：说一套作一套，是权贵精英的基本特征，不这样做，就无法面向老百姓卖拐。
关于改革的姓“社”姓“资”问题的争执，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存在。后来一句不争论，结果让改革走到了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轨道上。至少就今天的现状而言，不争论的结果是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摸出了超过美国的贫富悬殊，社会财富的分配严重失衡，造就了一个个既得利益集团，改革一直在牺牲者工农大众的利益，改革的成果却被少数权贵精英所垄断。两极分化一直是私有制社会的基本特征，两极分化又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加剧，衍生了其他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正是因为改革的成果分配出现了严重失衡，正是因为改革调整的利益格局的少数人利益优先原则，让改革三十年之后的中国矛盾重重。先富没有带动后富，先富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永远的“待富者”。官二代富二代乃至几代，会联手垄断社会财富和国家权力，穷二代乃至穷几代，就在幻想彩票中奖的梦中麻醉着自己，用幻想来给自己和后代制造一点点希望。
原来的矛盾和问题没有解决，倒是增加了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即便按照改革的总设计师的话，改革是否出现两极分化是关系改革成败的标志。现在的精英是越来越不敢提这句话了，高举邓理论，就是不敢高举这句话，就如同回避姓“社”姓“资”的问题一样，只有回避、继续回避。或许只有用GDP这个指标，才能证明改革的伟大成果吧，而GDP作为经济指标，是无法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破坏就能创造GDP，比如一座大楼拆了建建了拆，就可以增加很多GDP。GDP作为经济指标的严重缺陷，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GDP仅仅是一个流量概念而非财富存量概念，并不能体现社会经济活动中真正价值，如豆腐渣工程，重复工程、假冒伪劣产品都被计算进GDP；GDP的指标里没有考虑对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污染环境和透支资源、透支未来生存空间，并没有被计入GDP成本，而治理污染又被计算成GDP；GDP指标没有考虑收入分配问题，贫富悬殊不影响GDP数字膨胀；GDP指标也没有考虑道德因素，铺张浪费、贪污腐化、黄赌毒都在为GDP增长做贡献。发明GDP的美国人叫库兹涅兹，多次告戒美国国会说：“一个国家的幸福与繁荣几乎不可能由GDP表现出来”。我们这三十年，一靠吃毛泽东时代艰苦奋斗完成的工业化积累和农业基础建设的老本，二靠透支子孙后代的资源来变成人民币和外汇 ，三靠对劳动者的廉价使用，四靠把社会福利市场化GDP化。如果考虑经济发展的质量，我们改革后的经济发展速度是要大打折扣的。权贵精英们喜欢GDP，正是因为GDP最大的功能就是可以搞数字游戏，想利用GDP数字的增加可以掩盖其他问题的存在。
其实，从新中国建立开始，改革的步伐从来就没停止，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施，让中国从建国初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性的社会状态变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自那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一直在不断的进行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调整和改革。只是，这段时间内的改革一直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一直坚持人民大众的利益至上，在利益平衡上，从来不以损害工农利益去满足精英利益，这是现在的权贵精英痛恨毛泽东、敌视毛时代的原因，理解这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宁可允许给蒋介石和国民党翻案，就是不允许为毛时代正名。毛泽东时代没有拒绝改革，更没有把改革给神圣化。
我们现在却正好存在着把改革神圣化的倾向。一句不争论，仿佛成了一把尚方宝剑，对于对改革的一些中肯的批评，要不就是置之不理，要不就是以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搪塞的理由。对于改革中出现的尖锐矛盾和突出问题，从来不反思改革的方向和原则问题。一旦有人提出质疑，就有人要扣以反对和破坏改革的帽子。这里就出现了悖论，既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就存在摸对了或者摸错了的可能性，既然是摸石头，那谁也无法保证摸的方向一定正确。既然如此，为什么就不能对不同的声音持宽容和尊重态度呢，为什么就非要把改革提升到神圣不可置疑的唯我独尊的高度呢，但凡有对改革方向的质疑，就有改革精英以“反对和破坏改革”来恐吓质疑者呢。当然权贵精英们是从来不怕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有双重标准和选择性看不见。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还是在于不争论，不敢争论，惧怕争论，为什么会怕争论，心虚什么呢？真理越辩越明，如果坚信自己的是对的，对辩论应该持欢迎坦然而不是回避恐慌心态。既然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为改革寻找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为什么过去了三十年，就不能用实践这个标准来来思考和检验一下改革理论正确与否呢。不敢承认失误，惧怕承认错误，才是真正的违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这个改革派发明的真理标准总不能只适用于为改革寻找依据，就不能用来分析和评价改革吧。精英就是用这样一种双重标准质疑他人保全自己。实践证明，但凡有双重标准嗜好的，都是以一种霸权逻辑来掩盖内心的恐慌。美国如此，其他人也不例外，自信的人是不需要双重标准的。
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怎么改，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特征不发生改变，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是就是在这个基本常识问题上，权贵精英们装起了糊涂。南方报系是中国著名的为权贵精英利益说话的媒体，在关于改革姓“社”姓“资”的问题上，又一次表演大智如愚。最近炒的沸沸扬扬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引发中国新一论关于改革姓“社”姓“资”的大争论，北京的《光明日报》九月四日发表署名文章《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指出政改要分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又一次提出改革姓社姓资的问题，这本属正常。而《南方日报》不高兴了，在配套评论中反击《光明日报》，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解放思想，突破所谓姓‘资’姓‘社’的新束缚，借鉴人类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的有益成果”。正如我们前面分析，从来不存在对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存在对关系改革方向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代表改革既得利益集团的右翼媒体，又开始玩模糊和诡辩手法，竟然用突破姓“社”姓“资”的新束缚，来回避谈改革的方向性问题。什么改革不需要探讨方向？什么叫突破姓“社”姓“资”的束缚，难道你南方报系认为姓社姓资只是扯淡？为什么你南方报系就怕对方向进行讨论？你南方报系的评论员出门溜达，难道就不需要方向和目标？难道南方报系的人就喜欢漫无目的的在大街小巷游荡？是不是在南方报系评论员的心里，出门往左转和往右转都是可以忽略的问题，向东走和向西走都是无足轻重的问题，这么简单的常识性问题，为什么还要表现的大智若愚呢？怕什么？为什么怕？回避什么？为什么回避？为什么要故意忽略？为谁的利益在忽略？上一次姓社姓资的大讨论，你们说方向不重要，结果改革出现了贫富悬殊，这一次你们还是怕讨论姓社姓资，你们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你们高举邓小平理论，那个理论里面，说到改革的方向不重要了吗？经济改制，你们制造了超过美国的两极分化，政治改革，你们又想制造什么呢？吞吞吐吐、故作高深的背后，到底想掩盖什么？
与南方报系在社资的方向性问题上企图继续搞模糊政策相比，其他改革的精英们也在用各自手法来为西式政改做舆论宣传，王长江又一次玩起改革精英的手法，把反对姓“资”的改革混淆为反对改革，就如同民主逗士总是把反对西方制度非要故意混淆为反对民主一样，一样的手法，一样的无赖。鼓吹理性的精英们在对待不同观点的时候，从来就是用混淆概念的不理性手段来抹黑对方挽救自己。王长江还发明了一个“政改麻木症”，估计又想给反对者提供帽子了吧。三十年的争论，精英们就是靠发明帽子来压制不同言论。真不知道这是太自信还是太不自信，我理解的自信是直接面对争论就事论事。扣帽子、双重标准、混淆概念，本身就是在用流氓手段破坏争论、回避争论，鼓吹理性的精英总是要求别人对他们保持理性，他们却总是做不到对别人理性。
精英们为什么回避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根本原因在于心虚。回避争论，其实也是一种答案，也是一种态度的明确表示。提出姓社性资问题，是为了让中国的改革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那么回避姓社姓资问题呢，是为了让中国改革不偏离什么方向呢？答案不言而喻。三十年以来，精英们总是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姿势，总是习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明确的问题模糊化，把方向性的问题虚无化，把实质问题隐蔽化。精英回避姓“社”姓“资”讨论，就是为了回避他们想利用改革实现资本主义的真实图谋。
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面向资本主义的改革那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也是对社会主义宪法的背叛。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面向资本主义的改革无论打着什么旗号，发明什么理论，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抢劫，都是把社会共同的财富转移到少数人的口袋里，都是在制造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都是在让人民大众失去当家做主的地位。方向问题就是根本问题。回避方向问题，就是掩盖方向出了问题。再多的词汇，再多的诡辩，再多的强词夺理，也掩盖不了事实本身。因为我被告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对实践，我只能先相信实践，再相信精英的模糊理论和模糊概念。而且，三十年的个人观察告诉我，相信精英的话，就是人民大众不幸的根源，被精英忽悠还帮精英数钱，就是人民大众最大的不幸与可悲。
茅于轼们等改革精英的自白语录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他们就是为了占人口5%的富人权贵们做利益代言，厉以宁们也坦诚的告白了：不牺牲几亿工人农民的利益，哪有少数富人的幸福。右翼媒体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坚决坚定的站在精英的立场上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和理由来维护权贵精英的利益。在权贵精英眼里，改革出现的问题再大，那也是小问题，毛时代出现的问题再小那也是大问题；在权贵精英眼里，改革损害了权贵精英的利益，那就是天大的事情，改革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那只是改革的阵痛而已；精英们还说，改革出现问题了，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毛时代出现问题了就必须彻底否定甚至对其妖魔化。
好了，人民给了精英们三十年之间，自始至终的看了他们的表演，从最初的相信到怀疑，到现在的不敢相信，这里面也包括我。一个个承诺破灭了，一个个现实摆在眼前，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不得不怀疑，也不得不再次怯怯的问一声：政改，你要姓社还是姓资？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起码要包括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五大福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三大特征，其实都是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公平和民主，公平和民主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追求的最抽象的概括。公平就是指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公平分配，指的是公民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公平享有，民主就是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就应该围绕着实现“公平和民主”来进行。
精英的经济改革基本思路就是私有化，精英的深化改革的真实意思就是继续瓜分剩余的国有资产；精英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是为了通过西方政治化学俄罗斯那样确认既得利益集团非法所得的合法性。社会主义的政改是为了更好的有利于人民大众行使当家做主权力，西式政改的真实目标是必然是为了权贵精英的既得利益合法化，俄罗斯如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进行的西式政改都是如此。鉴于此，我要表明我的态度：支持改革，但是我坚决反对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非法利益合法化而搞的西式政改，我无限拥护支持面向社会主义大民主的政改，我也无限拥护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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