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遍地有监狱--普世价值迷信吹上天的美国是这样的（之四）

美国遍地有监狱

普世价值迷信吹上天的美国是这样的（之四）

2010年10月23日

李甲才

美国遍地有监狱，到处是犯人，你相信吗？

请看自供状：“美国司法部（2005年）10月23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监狱犯人总数为世界之最，达226.78万人，并仍在继续增长。”

“报告说2004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各个监狱中在押犯人总数比上年增长1.9%。由于犯人有增无减，美国的监狱人满为患，其中联邦直属监狱在押犯人数已超过预定限额的40%。”

“从犯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看，去年美国平均每10万人中有486人被判刑关押在监狱中，比10年前增长18%”。“在美国各州中，犯人人口比例最多的5个州均在南部，其中路易斯安那安那州每10万人有816名在押犯人，为各州之最”。

“美国一些司法专家认为，美国监狱犯人居高不下与犯罪率高及量刑政策有很大关系”。“目前美国每年发生的各类暴力犯罪案件在136万件以上”。“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司法部门实行更为严厉的量刑标准，目前美国犯人平均服刑时间同比10年前多了7个月”。（《人民日报》2005年10月25日第三版。《美国监狱犯人总数世界第一；达226.78万人》，记者杨晴川、潘云召）

以后的情况判断这是真实的。美国司法部也未造假，中国记者也未虚说，因为从未有过任何官方和民间的质疑或打假，应当说是可信的。

接近227万犯人，数字确实不小，10万分之486，几乎每200个人中就有一名在押犯人。已释放的还有多少？很大比例的人都有档案上的犯罪记录。如果按每个监狱或劳改场监押看守1000人计算，有2270座监狱或劳改场，按50个州计算，平均每州有45座。按2000人计算，也有23座。拉近比较，美国50个州，一个州相当于中国一个中小省，一个中小省有45或23个监狱或劳改场，那还不是到处有监狱、劳改场、看守所。如过去日本在中国的侵占区一样，到处是墙上布满钢丝网的四堵城，四角的哨楼走动着持枪站岗的哨兵。美国绝不可能把监狱、看守所、劳改场变成无人看守不设防的机关、工厂、农场。

根据美国司法部资料，2004年的狱内人数比2003年“增长1.9%”，2003年为222.6万人。10年内“增加18%”，同期的1993年为188.6万人。按照1993年到2004年的走势，2010年肯定高于去年的226.78万人。美国人口调查局今年9月16日称，去年有4360万贫困人口；在押犯人几百万；历次战争留下的伤残军人，红灯区等，这几类人共有多少？这就是“普迷”（普世价值迷）们仰望的美国。

 “坐在天安门城楼的楼顶上，任你怎么想，也想象不来美国有多发达、多繁荣”！“普迷”们这样吹：美国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社会，自由社会。怎么能有那么多被定性为违法的犯罪人员？据吹捧者讲，美国的法制很完善，审判程序客观严格，没有冤假错案，说明关押的都是名符其实的犯人，证实美国违犯法律的人很多。还把无数不适应美国统治者胃口的人关进精神病院，实际数字要比227万还要多些。这么多人在这种社会下成为罪犯，这个社会是否应该革命？

为什么那么完备的法制执行了几百年，还没有达到以法制抑制大量的违法行为，表明其法制教育、引导、挽救作用的缺乏。美国只有几亿人，试想如果同印度人口一样多，将是一个什么后果？

法律制裁是一种纠正违法行为的“底线”。大量的违法行为在美国并不是都要判刑，有的也只是训诫罚款了事。这能证明了所谓的文明社会不文明，违法犯罪十分普遍。即便这样，他们还嘲笑毛主席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一个社会导致无数人违法入狱，还有种族歧视、妇女解放、黑社会，贫富悬殊、失业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在哪里！

1852年7月4日，美国著名的废奴运动演说家道格拉斯，在罗切斯特的美国独立纪念日集会上说：“不论你们在哪里寻觅”，“收集所有残忍的纪录直至穷尽”，“然后把你们的调查结果与美国每天发生的作个比较，你们会得出与我一样的结论：在令人发指的野蛮和厚颜无耻的伪善方面，美国的确是举世无双”。现在也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对内残酷压迫剥削，罪不可恕；“强抢豪夺，比卖产品赚差价来钱快”，对外，挑起战争不停，其罪恶不胜枚举。

违法犯罪现象各国都有，那么多就不正常了。按“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之说评价，美国是地地道道的罪犯丛生之国。平安无事搞资本主义几百年，诸多受人谴责的社会弊端至今不减反增，就应该问责！是谁、是什么让这么多的美国人饱受牢狱之灾？

中国过去改朝换代，“大赦天下”，美国应当学习。给人一个悔过自改自新的机会。“虱子多了不痒”，美国的平民可能是狱内监外一个样，坐牢免费“吃住穿喝”，监狱里大家都一样，过“共产主义”生活。

美国是富人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穷人的地狱，中国很多违法犯罪者纷纷逃往美国，受到保护“不惩罚”，说明美国的法律有致命的“片面性”。判刑了，被确定有罪蹲监狱，罪犯如此之多，美国是个什么社会？犯罪的社会。而“普迷”们却一再鼓吹中国“照搬毁社”分裂国家，同美国遏制、打压、分裂中国的战略图谋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丧失了正常理性良知，把自己钉在民族败类、汉奸、卖国贼的耻辱柱上。

美国的社会弊端明摆凸显，但他们从不革命，还一再镇压人民的革命，证明了美国统治集团代表人物对资本主义的“忠诚”。为巩固资本主义社会持续不被打倒终止，精心策划，从一切可能的地方入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培植各方面的代理人，输出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瓦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和文化体系。用掌握在手中的物质力量腐蚀、软化“共社”国家的上层领导人，

苏东败亡后，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岁月》的回忆录中，有自白性的专门章节叙述，怎样处心积虑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和平演变”苏联、东欧。表现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贞爱痴情，闻之敬仰。相比之下，除马恩列斯毛等以外，难得持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辈出。美国已解密的反对苏中“共社”的档案资料，体现了反共反社意志是何等顽强，那样专心致志、千方百计！张宏毅的《美国是如何从意识形态上影响赫鲁晓夫的》文章，叙述分析的很具体；专门针对中国的《十条诫命》仅是“系统工程”中的“一篇”。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不敢有任何触动资本家利益的行为，不然就得下台，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性质决定的。从不容忍有可能被“共产”的任何“一闪念”。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缺乏这个制度建设，上层走资派摧毁“共社”难以打倒。社会主义这么好，却很难正常持续下去，值得深思。

干社会主义许多的党睁领导人，受旧观念的惯性思维等多种因素影响，不认为社会主义是自己的“财产”，只要能扩大或保住个人名利、权力，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多大损失，也毫不珍惜顾忌。许多工农群众也有相似的意识。由于这些原因，捍卫、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一时还未形成深厚的、广泛的群众支持基础。

任何人恐怕都经常听见过，也可能自己给别人讲过，“公家（国家）的事，把你积极的干啥呀”！“为集体（国家）的事，得罪人划不来”，“好处是国家的，得罪人是个人的”。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的观念还未深化到人们的日常活动中。一大批从不关注私利以外任何事情的“自在人”，在最能体现真实思想的家庭中，议论关心社会主义安危的微乎其微，从不思考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却祈盼从社会主义制度上得到设想的各方面利益。

中国素有“民以食为天”的警句。社会主义短期内解决了失业，使人人有工作，消灭了“黄赌毒”、黑社会，这是很了不起的功绩。资本主义几百年以来至今也无法消灭，但许多人拼死维护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革命，“破私立公”建立公有制，一时人们还不当成自己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此明显，却缺乏应有的诚心维护者，因为迷误的认为其成败不涉及自己的具体利益。当今世界连续干200年左右的资本主义国家比比皆是，干100年社会主义的国家却无零的突破，说明人类社会还未进入良性轨道。

搞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在提高人的思想觉悟上下功夫。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提前下班只要一句，人均照办；提前上班安排的再周到，总有人说不知道；上班总要督促，下班无此麻烦。讽刺、挖苦努力的、上进的非常普遍。消极的、落后的东西太多、太深厚了，成了“常规”被认为正常，积极的向上的反而成了不正常的。

美国的法制，缺乏预防教育在先、判刑在后，教育和惩办相结合的方针。如同不负责的质检员，不是“防患于未然”，把质量不合格的问题消除在萌芽阶段。而是僵硬的事后“照图验尸”，同资本家只顾自己赚钱，不管工人死活一样。其法制也表现了资产阶级个人利益至上的阶级局限性。“你开业我收税，你犯法我逮人”，这就是“改开”中照抄西方的企管方式。

“普迷”公开、私下的舆论宣传已把骗人的普世价值灌输到了全社会的很多领域，对真正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价值体系，如同逐步破坏机器的电器线路一样，在“潜移默化”中使之运转失灵。不制止其无限肆虐，前苏联的下场是中国的以后结局。

“二战”后在“资社”对抗中，西方近乎大获全胜，通过“第五纵队”逐一从内部攻垮苏东“共社”国家。要把社会主义国家消灭干净，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肯定对中朝古等下更大的功夫，中国30年来的所作所为更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普迷” 主要的根据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同理论体系。把美国的真相公诸于世，剥去美国的伪装画皮，还其本来面目，认识“普迷”们认贼作父、吃里扒外的实质，就会有事半功倍之效，把很多人从盲目崇拜的迷误中解脱出来。

附文：

美国是如何从意识形态上影响赫鲁晓夫的

张宏毅

  摘 要：美国一直企图改变苏联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承认只要斯大林在世，这种图谋就无法实现。赫鲁晓夫上台执政，被美国视为是从意识形态上对其施加影响的好机会，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把“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身上。从已经开禁的美国档案“美国对外关系”和其它相关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承认，只要斯大林在世，他们就难以撼动苏联。如，1949年 4月美国驻苏大使馆一份关于“苏联意图的报告”认为，“苏联近期不会直接诉诸武力以反对西方，而指望有一个若干年的和平时期。” “在斯大林（领导）下，克里姆林宫策略高明而小心谨慎地对付任何面临的局势并且仔细地对卷入危险作出评估。对于这种情况，必须承认整个苏联政府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教义的构想而毫不动摇地推进其长期战略的”。报告还说明，斯大林的战略并不是放在军事扩张上，而是放在经济上，“斯大林的基本国际观念的表述是机敏的和权威性的。” 1949年7月1日美国国务院一份关于“苏联内部状况”的编号为4998的绝密报告多方面列举了苏联的成绩，正如1950年初美国驻苏大使致电美国国务院时所承认的：“苏联内政外交上成功的实实在在的证据可能愈加强烈和普遍地激起民族的骄傲感。正如许多俄罗斯移民因上次战争中俄罗斯的威力而明显地表现出欢欣鼓舞，任何一个苏联工程师或政府官员，这些人可能仅仅是口头上相信共产主义思想，也都将可能对他们的国家普遍赢得的威望和威力而相当满意……最紧迫的战后工业重建任务显然已经完成；五年计划可能提前完成；在许多被宣布的领域，包括原子能领域进展迅速；苏联无论如何都是当今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而他的领导人的言行都会在全世界引起反响”。这说明，苏联在二战后初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成就是和斯大林的领导分不开的。他在当时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坚定地领导苏联共产党，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在短短几年时间就把苏联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当然，苏联在当时确也存在许多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如经济方针上基本沿用战前经验，缺乏应对新形势的新政策；骄傲与教条化倾向以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一言堂”日益严重；因过度警觉和缺少法制而造成对外相对隔绝和政治清洗运动的再起等，这些都为苏联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但是，如果苏联党和政府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进行必要的改革，苏联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然而，赫鲁晓夫上台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对赫鲁晓夫，人们有多种评论。比如尼克松在与赫鲁晓夫接触后，做出如下判断：“我和赫鲁晓夫在所谓‘厨房辩论’中的相会，使我确信，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者。”“他粗鲁、未经琢磨、喝得酩酊大醉，在国际社交中显然是不相称的。报界曾以描写他闹饮作乐一事而取笑他，认为与斯大林相比，他不过是一个轻量级运动员，在位的日子长不了。”“他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及其胜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礼拜天在理论的祭坛上做做礼拜而已。我很难设想他实际上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三厚卷《资本论》。在这方面，他与斯大林不同，后者广泛阅读并写下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正是建立在这种看法基础上，斯大林逝世后，美国以赫鲁晓夫为重点，进行了一系列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演变工作。
    从现有材料看，这种工作在苏共20大以后更突出了。在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新的理论观点。在会议结束前夕，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实际上是全盘否定斯大林。
    一直关注着苏联事态发展的美国政府在获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表现兴奋。1956年3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参加者有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和他的弟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等。首先讨论的就是“来自莫斯科的激动人心的新闻，”即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艾伦•杜勒斯说，“‘秘密报告’的发表这一事件从隐性的和公开的两个方面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去利用这一形势。斯大林一直是苏联主要的理论家。他一直是伟大战争中的英雄，并且25年来一直扮演苏联的独裁者角色而为人们所熟知。现在苏联将如何处理如此庞大的所有这些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这里还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斯大林的诋毁者都是多年在工作上与他十分接近的人。显然，要创立新传统是十分困难的。任何有关斯大林政策的问题现在都将被加以否定。最后，卫星国领导人现在怎么办？这些人几乎都是斯大林的工具。”艾伦•杜勒斯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对于美国都具有重要的政策上的意义。因此，它们应当得到最周密的思考。”按照他的说法，“赫鲁晓夫及其他领导人已经犯下了最为严重的错误”。
    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意艾伦•杜勒斯的判断。总统和国务卿约翰•杜勒斯都认为“这种事件对于美国而言绝对是有利的。” 1956年3月30日，美国情报研究机构推出《对斯大林的亵读》的报告。指出，“对斯大林的攻击已经产生了不信任、不确定性、混乱、困惑和愤怒。”而苏联领导人显然是“过于低估了”这种危险。根据对形势的估计，美国政府一方面决定在公开宣传上“采取低调，”以免让对方因警觉而团结起来，但又必须坚持“将破坏共产主义的可靠性规定为总的指导方针”。
    苏共20大以后，赫鲁晓夫为排斥异己，独揽大权，顺利推行他的改革，于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揭发、批判并清除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最终确立了他在苏共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高层的权力之争。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方面的一些知名人物频繁访问苏联，开始了以麻痹和演化苏联领导人为目的的工作。
    1955年9月初，美国州长史蒂文森访苏并与赫鲁晓夫会谈，同年10月初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通访苏与赫单独会见；1959年 5－6月美国前驻苏大使和前纽约州长哈里曼•艾夫里尔访苏与赫单独会见。他们都受到赫鲁晓夫极为热情的款待。所谈内容涉及美苏关系、苏联问题。东欧问题、华约与北约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广泛的问题。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吹嘘说，“5至7年时间，我们将比你们（美国）更加强大。”“如果我们在未来5——6年内将300亿卢布用于发展弹道导弹，我们就能摧毁美国和欧洲每一个工业中心。300亿卢布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大数。……而摧毁整个欧洲和美国只需花费我们300亿（卢布）。”他还多次说，“共产主义要埋葬资本主义”。如果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到了赫鲁晓夫那里却不止一次地被歪曲成“共产主义要埋葬资本主义”这种非科学的、甚至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妖魔化的表述，正是西方资产阶级求之不得的。他们正可以由此而在全世界持续不断地掀起反共浪潮，从而孤立世界社会主义和民主势力。
    美国来访者一再宣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给了前殖民地很多好处，包括“教给这些地区人民以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并指责“共产主义外部阴谋势力”进行的革命；他们还提出要求苏联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和停止干扰“美国之音”的对苏广播等。赫鲁晓夫留给这些来访者的印象是“虚张声势”，“鲁莽而言不可信，”但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做工作的对象，因为这些美国来访者得出的一个深刻印象是，“赫鲁晓夫和苏联统治集团的整个动因是感到自己处于劣势而想要争取跟美国平起平坐，”只是对于西方并无真正的“了解”。正是出于帮助赫鲁晓夫加深对西方的“理解”的强烈愿望，史蒂文森“尝试着建议邀请赫鲁晓夫访美”。而赫鲁晓夫也两次向约翰斯通表达了他“对访问美国感兴趣”。他告诉约翰斯通说，“我喜欢那个人（指艾森豪威尔总统）。……我愿意坐下来与他交谈……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一名军人而不是资本家。”会谈后约翰斯通立即向美国政府提议，要抓住机会，邀请赫鲁晓夫访美。他表示，只有让赫鲁晓夫在这儿待上足够长的时间去说服他，才能克服他过去形成的各种各样错误的印象。
    1959年8月3日美苏两国同时宣布：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在同年9月访问美国；赫鲁晓夫邀请艾森豪威尔秋后到苏联访问。据赫鲁晓夫回忆，当收到艾森豪威尔的邀请时，“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看来美国已经把苏联当作平等伙伴了，“我们最后迫使美国承认了与我们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必要性。”他甚至说，“邀我到戴维营和艾森豪威尔相处几天是对我极大的尊敬”。
    当时艾森豪威尔想就苏美关系、柏林问题和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权利问题、裁军、核试验和相互接触等问题与赫鲁晓夫进行谈判。但他有言在先，对于柏林问题和美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权利问题，美国“是寸步不让的。”而且艾森豪威尔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向对方施加心理上的影响。正如艾森豪威尔当时对国会领导人所说的，“我要做出一番巨大的个人努力，以便在卸任之前把苏联领导人哪怕软化一点点。”
    1959年9月14日赫鲁晓夫启程访美。同行的除外长葛罗米柯外，还包括赫鲁晓夫的妻子人子谢尔盖、女儿尤莉冈塔尔和拉达•阿朱别伊以及女婿A•I•阿朱别伊（《消息报》主编）等。尽管赫鲁晓夫一路上到处宣传共产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公开表态中，也处处在捍卫苏联形象和国家利益。但看得出来，他越来越惊叹于当时美国的发达和富有，羡慕美国人高水平的生活。在谈到国家问题时，他公开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阶级分析，说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废除国家，“因为国家是压制人民自由意志的工具，”“军队也是在压制人的个人自由的工具，最后，警察以及法庭都将被废除。”这种说法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反而向西方资产阶级提供了可以用来攻击社会主义的方便口实。谈到战争与裁军问题，给美国官员的印象是，“赫鲁晓夫先生比任何人都更害怕战争”。
    有关赫鲁晓夫此次访美，美国方面专门写了《关于赫鲁晓夫访问的报告》。报告指出，访问开始时，赫鲁晓夫或赞扬苏联制度、预言共产主义将在世界范围内和平取胜，或批评美国（贸易歧视，俄国革命后干涉苏联内政等）。但随着访问的进展，“他对美国的成就的承认变得更加慷慨。”他不仅承认美国的成就，而且认为美国人民和他们政府之间没有区别。报告作了这样一个估计：“尽管赫鲁晓夫原先表示他从电影上和大量阅读中已经了解了所有有关美国的情况，但有理由可以推测，我们的生产能力，高生活水平，民众的团结等等已经给他造成了影响。”报告还认为访问满足了赫个人的虚荣心，“他可能完全有理由感到满足了。……他向他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上其他人显示，他被美国承认和尊敬为一个世界伟大强国的无可争辩的领袖。”“赫鲁晓夫通过此次旅行，可能已经使他作为与西方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和平缔造者而成为苏联英雄。”显然，美国有计划地通过邀请赫鲁晓夫访美，不断地向他做“思想灌输”工作，在这个本来就不坚定的共产党领导人身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让赫鲁晓夫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由并不真信到背叛的过程。
    如何认识价赫鲁晓夫彻底思想演变的后果，需要随着历史的推移逐步深化。这里试谈几点不成熟看法以就教于同行。
    第一，“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成为苏联领导人的基本信条。赫鲁晓夫鼓吹苏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决定性作用，企图实现两国的“全面合作”。1961年9月赫鲁晓夫说，苏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赫鲁晓夫力求维护苏美两国的核垄断，阻止其他国家建立自己的核自卫力量。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仍坚持这一路线，并在世界范围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这些做法，既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又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由此也拖垮了苏联经济，最终给苏联的生存带来致命的威胁。
    第二，使苏联社会开始了“和平演变”的进程。赫鲁晓夫访美后，在对美国资本主义本质的看法上，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上，在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解释上，都实际上日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滑向了民主社会主义。这就不能不在苏联社会中造成严重的误导和思想上的混乱。应当说，在列宁、斯大林时期长期教育的基础上，苏联人民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还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据苏联《共青团真理报》20世纪60年代初在全国青年中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青年一代所具有的最明显的特点是，坚定的目的性，生活积极性，乐观主义，而这些都被‘每日为共产主义腹想而工作’所加强。”但是，自赫鲁晓夫起，盘否定斯大林、丑化十月革命、丑化社会主义国家到鼓吹美苏合作、大国沙文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在1961年苏共22大上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等等，这一系列做法和宣传鼓动都在做着同一件工作，那就是从意识形态上瓦解苏联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其在内政上随心所欲的改革，也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实事求是的改革，毫无共同之处。从而不断地招致失败和社会灾难。以至于在苏联社会中“逐渐形成了对于改革的疲劳综合症，向往稳定和秩序。”而这又成了后来苏联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拒绝作认真改革的方便借口。
    第三，培养了戈尔巴乔夫等一批民主社会主义者和苏联的掘墓人。戈尔巴乔夫等人之所以具有一整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并得以顺利上台，与赫鲁晓夫机会主义路线的培养和提拔是分不开的。赫鲁晓夫执政时，戈尔巴乔夫还只是个大学生和初出茅庐的年轻干部。据记载，戈尔巴乔夫正是在听了赫鲁晓夫20大秘密报告后开始形成其“政治个性”，而在“5年之后，在苏共22大上”便把这一个性“固定下来”了。实际上赫鲁晓夫时期培养了一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崇拜者。正是他们把一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把苏联引向了解体。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不妨先引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1945年一次演说中的话。在这次演说中他明确提出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他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为了做到这点，艾伦•杜勒斯主张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苏联社会上一切卑劣的东西“神圣化”，使头脑清醒的、忠于社会主义的人变成少数，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他说，“我们要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这段话被苏联前总理、《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一书的尼•伊•雷日科夫在该书一开头所引用。雷日科夫说，“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不过，我当然绝不会以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这只要回想一下俄罗斯千百年来的历史，包括卫国战争那悲惨的时光和最后的胜利结局，就可以一目了然”。
    苏联解体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突出说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将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就要坚决抵御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图谋，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干部具有特殊意义。恩格斯指出：“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恩格斯这段话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人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它；二，在研究过程中要与旧世界观的传统划清界限；三，努力向广大群众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教育；四，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加强共产党的建设和领导。这些思想对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来说，具有极端重要性。只要培养和造就出千百万马克思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事业就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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