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军人不问政治、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普世”口号，在当今的文化传媒中招摇过市、上下翻飞并日益渗透到部队建设中。这些蒙蔽青年、蛊惑人心、浑水摸鱼口号实有偷天换日、屠我军魂、毁我长城的严峻危害，必须清算和批判。
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价值的上层建筑，没有普世价值的上层建筑。对立阶级各自军队的“天职”是对立的，绝不是同一的。
“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口号，故意规避了服从谁、服从什么、服从的目的、服从的态度等核心问题，杜撰了“服从即天职”这一军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最终目的。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与严格遵守革命军纪是内涵有本质区别、外延有显著差异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口号的要害是混淆军队的阶级性质、架空我军党指挥枪的原则、屏蔽我军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否定我军传统的民主作风、排斥我军指战员的积极主动精神、阉割人民军队的灵魂。
一、剥削阶级的愚军伎俩
“天职”说，隐匿了剥削阶级军队的反动阶级本质。
剥削阶级军队是在国内阶级冲突、国际冲突、紧急事态中维护剥削阶级统治利益的军事工具和机动力量。其国家掌握的军队是为剥削阶级整体或剥削阶级主导集团服务的；其军阀（割据势力）控制的军队是为特定的剥削阶级集团服务的。
反动的统治需要愚昧的军队。剥削阶级军队中士兵的绝大多数来源于社会底层被剥削、压迫的劳动阶级。所以其军队镇压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质就成了剥削阶级的隐私。
剥削阶级害怕绝大多数军人知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客观本来面目，就千方百计的对士兵进行政治欺骗和思想蒙蔽。如用“当兵吃粮、当兵领饷、升官发财、保境安民、精忠报国……等说教充作精神支柱。然而对于剥削阶级来说，唯有“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思想教化，才能以方式最简洁、作用最充分、效能最恒久、成本最低廉的途径达到最大限度愚军、治军、用军的目的。
剥削阶级以“天职”作为军队思想信仰的最高权威，以扼杀军人的正义与理智，移花接木以售其奸。正是通过军人“天职”的思想平台，剥削阶级可以尽情役使军队维护、强化自身的反动统治。正是在军人履行“天职”的思想基础上，德国法西斯军人对犹太人实施了种族灭绝；日本法西斯军人对中国老百姓实施了【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大屠杀。
当今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妄图按他们的治军思想原则使人民解放军脱胎换骨、改变颜色。其中“天职”的舆论准备就是助推剂。问一问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普世”传销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下愚而不移”的说教是否比“天职”说更直白？？？
二、架空我军党指挥枪的原则
“天职”说，回避了党的领导。
军队需要严格的纪律，革命军队更是如此。一切行动听指挥；下级服从上级；坚决执行命令；自觉遵守纪律是我军优良的传统素质。但是，在我军的纪律诸层次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最高、最核心的纪律，其它任何纪律的设定和执行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人民军队（红军）创建之初毛主席就规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根本原则，“党指挥枪”始终是我军最基本也是最高的组织原则。
为了落实党对军队的组织领导、政治领导，军事领导、思想领导，自“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以后，我军连以上建制单位都设有党的组织，都设有政治主官“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及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团以上建制单位都设有政治工作机关。党中央设置了我军的最高指挥、领导机关即中央军委。
党对军队的领导是通过军队中的党组织和各级指挥员实施的。各级指挥员都是党任免的，他们负有对部队的指挥、管理、教育之责，他们直接对上级最终对党负责。部队绝不是各级指挥员的私人武装。绝不允许士兵、下级脱离了党的领导效忠官长、上级个人。
从根本上说，虽然上下级之间职责不同，但全军官兵都在执行党的命令。这就是我军下级服从上级坚决执行命令的政治前提。
若确有证据的发现上级的命令是背叛党、背叛革命的行为，作为下级决不应该履行服从的“军人天职”，而是应该以最迅捷、最有效、最小代价的方式清除反革命分子。在从前严酷、复杂的战争环境中，篡夺我军部队一定指挥权的敌特分子、变节分子命令属下哗变、叛乱、投敌的事件确有发生，而下级官兵忠于革命忠于党坚决抗拒上级长官的反革命命令，或果断平叛、或武装对抗、或脱离其控制回到党的怀抱的事例也确有发生。
张国焘的警卫员在发现张国焘可能要背叛革命时，宁可承担判断有误要受严肃处分的风险，也毅然决然的拒绝张国焘要他陪行武汉的指令，中止了警卫任务独自跑回延安，成为革命佳话。
脱离党的领导讲服从，就会使我军失去内在的本质联系，就容易使军队由忠于党和人民转化为效忠长官，就容易滋生派系、军阀，就容易为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就容易使我军的整体性、统一性遭到肢解，就势必架空党指挥枪的原则。
问一问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普世”传销者：那些果敢的违背了“天职”，对上级投敌叛乱坚决反抗的革命军人；反动军队中痛改前非勇敢起义、投诚回归人民的官兵，是功还是过？？？
三、屏蔽我军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天职”说，偏离了政治方向。
“我们这支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宗旨。这个宗旨，是毛主席深入人心的教诲，是我军八十多年的革命实践，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反复验证的。
“天职”说需要士兵、下级愚昧，憎恶士兵、下级觉悟。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让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其“所以然”是秘密。剥削阶级故意把“天职”说成是军队的普世宗旨，以含糊不清的“天职”观念来“普世”光明磊落的我军宗旨，以方便悄悄的用剥削阶级的政治方向置换人民军队的政治方向，和平演变人民军队。
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革命军队不仅要培养部队坚决服从命令、自觉遵守纪律的军纪素质，更要启发和培养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精神，以贯彻、发扬无产阶级政治，以保证我军这一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政治性质和革命风貌。
因此我军从历史上就坚持开展宗旨（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教育、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优良传统作风教育、形势教育，并针对不同时期出现的问题开展灵活、随机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学作群众工作，培育新型的革命军人和深厚的革命战斗力，已完成我军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的历史使命。使得我军在不同历史时期层出不穷的涌现出英模集体、个人；层出不穷的涌现出适应革命工作需要的各式优秀干部、人才。
为何我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下，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屡屡以弱胜强，铸就了震慑敌胆的军威和阵容呢？
毛泽东思想是我军克敌制胜的强大精神武器。毛泽东军事思想完整、系统、科学、深刻的阐述了我军建军、治军、打仗的政治、思想、组织、军事原则。正是有这样的思想理论的指导，有长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有持之以恒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就为我军装备了取之不尽的精神原子弹。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革命的思想政治工作、指战员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是我军以弱胜强、越战越强的本质因素之一，也是我军与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
不要小看干瘪的“天职”说教，若让其在部队建设中占有合法的席位，就难免有人夹带私货、趁缝下蛆，用普世价值观念屏蔽我军原有的政治方向，取代我军原有的政治本色。
问一问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普世”传销者：按“天职”说教，军人履行天职是天经地义的正当行为。那么那些忠实的履行了“天职”，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士兵；实施【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德国士兵，是有罪还是有功？？？你们为什么要炫耀和推销包容罪恶的“普世天职”？？？
四、否定我军的传统民主作风
“天职”说，否定了我军的民主传统。
“天职”说只是需要军人服从并不需要军人民主。
我军内部实行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和士兵委员会制度，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建设中的具体体现，是我军建设的一项重大原则和优良传统。
政治民主：官兵、上下级之间都是革命同志，政治上一律平等。全体官兵享有同样的基本政治权力、义务。官兵、上下级之间都有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责任。都有相互之间（依照规定程序）进行批评、监督、建议的权力。尊干爱兵，拥政爱民、军民团结、瓦解敌军、优待俘虏。
经济民主：官兵一致、实行同甘共苦的军内经济生活。经济公开，士兵有权委派代表监督并参与管理部队的经济生活。
军事民主：在作战、训练和执行任务中广泛深入的进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评教评学的活动。发动士兵群众、群策群力的开展战评活动，总结战斗、战役、战术、技术上的经验、教训，集中全体官兵智慧解决疑难问题。
我军自1927年【三湾改编】起就陆续在连以上建制单位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后改称革命军人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是党领导下的部队民主组织机构，代表士兵利益。士兵委员会的成员由全体官兵选举产生。
红军时期红四军的军级士兵委员会主任是陈毅。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五项：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检查红军官兵的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作群众工作；五是作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士兵委员会是我军内部实行和发扬民主的重要的组织举措。
三大民主和士兵委员会制度从根本上废除了旧军队长官压迫士兵的不平等关系，塑造了人民军队新型的官兵、上下级之间的同志关系。昭示着我军的官兵、上下级之间，虽然分工和职责不同，都是党领导下、为了同一革命目标、各司其职、团结一致的平等的革命同志、战友。
我军的传统民主作风激励着全体指战员积极主动、团结向上的革命斗志，生成着日益强大的战斗力。与反动军队在政治、思想思上浑浑噩噩、死气沉沉相对照，我军在政治、思想上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我军的传统民主作风与“天职”说教格格不入。依“天职”说，我军的民主传统纯属多此一举。问一问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普世”传销者，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是否最符合“天职”的精神？？？
五、排斥我军指战员的积极主动精神
“天职”说，压抑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服从命令的态度亦有积极服从和消极服从的区别。积极服从是主动、自觉、竭尽全力的执行命令；消极服从是被动、机械、应付差事的执行命令。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服从人是否具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态度。
在军事上，战斗、战役、战略的部署都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部署服务于目的。在战争实践中，既定的军事部署方案不能保障实现作战目的的事例时有发生。其原因一是作战部署方案中有错误；二是出现了突发的难于预见的因素，造成了原定方案的失效。
当命令执行人发现上级的原定战斗、工作方案不能有效的达到战斗、工作目的，特别是情况紧急来不及向上请示时，取何种态度？依了“天职”说，就要眼睁睁的迎接失败乃至毁灭。而违背“天职”随机应变、果断改变乃至悖反上级原定的部署方案，“抗命”又先斩后奏、斩而未奏并因此减小损失、脱离失败、夺取胜利的战例不胜枚举。
解放战争时期，坚持己见、力谏中央“陈赓不愿西渡黄河、粟裕不想南过长江”，而毛主席、党中央作风民主、开诚布公、集思广益、海纳百川，成为人民军队中上、下级革命同志关系的动人写照。
1947年鉴于蒋介石进攻延安，中央撤出延安。晋陕交界的黄河两岸，胡宗南派兵从南往北打、阎锡山从东往西打，合围陕甘宁根据地。陕北虽有彭德怀率领的三万我军部队，但其面临强敌大兵压境，战局形势严峻。
中央军委调陈赓率四纵回师陕北，摆在黄河两岸，东扼阎锡山，西挡胡宗南。陈赓在陕西天赐湾的小河村犯言直谏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力主四纵不应执行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的任务，而南渡黄河配合刘邓、陈粟大军形成“品”字形，展开中原战场，再给敌人的胸口插上一把尖刀。
毛主席等军委首长欣然同意了陈赓的意见。陈粟、刘邓、陈谢三支大军的“品”字形中原战略布局，为尔后中原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奠定了战略基础。
1947年底，中央军委研究决定组建华野一兵团，统率十万大军，外线出击挺进江南，开辟东南各省，实施战略跃进，把战线进一步推向蒋军战略后方。同时可吸引蒋军回师江南，减轻中原解放军的压力。从政治、军事的全局作用上，加速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作为华野军事的实际指挥人粟裕经过深思熟虑于48年4月致电中央军委，要求中央改变渡江跃进的战略方针，提出把1948年的南线作战重点，从“渡江跃进”转为“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设想。提出华野一兵团暂不渡江南下，留在中原协助刘邓再打几个歼灭战。并说明了具体理由。
中央军委、毛主席召陈毅、粟裕到城南庄，听取详尽的陈述并进行深入的讨论。并把这一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经过再三研究，中央同意和采纳了粟裕的意见，并决定由粟裕担任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职务，全权指挥华野部队。
此后，粟裕率华野先后取得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的胜利，分别歼敌9万和10万，并促成了淮海战役的战略格局，与中野一起夺取了淮海战役歼敌55万的重大胜利。
可见在下级执行上级的命令中，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特定的情况下敢于突破“天职”的桎梏，积极主动、机断变通，才能避免损失、反败为胜、变小胜为大胜，最大限度的保障任务目的的实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事业兴旺发达的基础动力。
问一问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普世”传销者，你们知道人与机器人的根本区别吗？？？
“普世”的政治骗子行骗的通常手法是用剥削阶级含糊不清、似是而非、包藏祸心的概念偷换无产阶级光明正大、内涵清晰、政治鲜明的概念，打开缺口以便随后植入龌龊、反动的剥削阶级政治内容。
“天职”口号是一个低能、愚蠢、漏洞百出的蒙骗说教。也是因为它有洋味，一些崇洋媚外的人就对它叩首礼拜、烧香上供。这个说教与我军宝贵、丰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的理论、实践相比，算一个什么玩意儿，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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