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我生活中的小商小贩们
我是1988年12月离开监狱回家生活的，在我家所属的小区及其门口，几乎朝夕相处的是来自农村的小商小贩们。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我家小区门口那条国年路上，几乎是小商小贩的天下，国年路是一条断头路，一头终于邯郸路，另一头终于四平路，是一条比较狭窄的只有两车道的小马路。九十年代那回儿，国年路在政肃路与政熙路之间那段（中间还有一条政修路），其俩侧都是复旦大学的宿舍区，我住的是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对面是第二宿舍，在靠近政肃路那一段是复旦大学的第五宿舍，和第六宿舍，及现在的第三宿舍，过去的第三宿舍叫德莊，是复旦的学生宿舍，后来划归复旦附中，现在成兰生中学了。现在的第三宿舍是新建的多层宿舍区，与第六宿舍前后相连。九十年代时，国年路是允许小商小贩在那儿设摊自由买卖的，我记得那时以政修路为界，靠近政肃路的那一段允许菜贩设摊，那时是一个马路菜场，我们买菜都在这个马路菜场上，有卖菜的、卖鱼的、卖肉的，每天上午买菜时，那儿都是人头挤挤，在政修路到政熙路那一段不过二百米长度的道路都是卖日用百货的摊位，也有卖服装，有摆缝纫机给人制衣的，我日常生活的需要都是在那里购置的，价廉物美。我的衣服也是在摊头上定制的，国年路上小商小贩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复旦几个宿舍区的教职工，周边其他小区的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也到这儿来购物，成为一个天然的马路市场。那时还没有城管，社会秩序也没有什么大问题，街道只是向各个摊位收取一点清洁管理费。那时国年路上来往的机动车不多，所以与机动车争路的矛盾也不突出，后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机动车多起来了。过去我们小区停泊的小轿车不多，现在私家的小轿车几乎停满了，所以盖起了室内菜场，把马路市场都搬到室内去了，现在我到菜场买菜时，还看到那时马路菜场的老摊主，如卖鱼的兄弟俩都还在菜场贩鱼，俩对夫妻都贩鱼，但鱼品上有分工，他们还给附近餐馆送货，俩家人都在附近租屋居住，十多年来他们小孩子也长大了，那个哥哥的大儿子有智障，还生了一个小儿子。另外，卖肉的、摆日用百货的、卖蛋的、卖粮的、卖熟食的、缝衣的、修表的都能在这个室内菜场有自己的摊位，沿马路还有卖水果的、卖早点的，如：两个包子店互相竞争，还排队呢！他们给附近居民提供了方便，最大的消费群体还是复旦的大学生。进了室内菜场，摊位费，管理费高了，菜价也高了，最终负担还是落在消费者身上。
从小商小贩讲，也不是都能负担得起室内菜场的摊位费，于是在国年路上不断出现骑着自行车来的、推着手推车来的流动小贩，他们有时设在小区的门口，设在路边，有卖菜的、卖鱼的、有农村开着车来卖水果的，有卖日用百货和小商品的、有卖香烛锡箔的。与城管发生冲突和矛盾的主要是这些流动的小商小贩。城管来了，他们就躲进小区或者迅速流动起来，两者如猫鼠关系。有时候我也在他们那儿购物，有兄弟两各设有流动菜摊，各自卖的品种不同，他们姓张，来自苏北农村，两人在这条路上营生也有十多年了，那弟弟好斗一些，喜欢打抱不平，也喜欢打架斗殴，有一个姑娘摆摊，被城管把东西没收时，两人拉拉扯扯，那个摆菜摊的弟弟过去抱不平，与城管打起来，被扣了几天，那个姑娘就此嫁给他了。我与他开玩笑说，他可是英雄救美人，那个姑娘我见过，是很漂亮的。在餐馆也做过，现在结婚好几年，也有小孩了。见她丈夫，我总问其老婆，怎么好久不见她了，他说在乡下带孩子。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我买菜从不挑拣，也不还价，他们小本经营不容易，我又何必与他们争利呢？我问过那个流动菜摊的兄弟两，每天的收入有多少，他们说五十元左右，但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还不时提心吊胆城管来抓他们，罚他们款，没收他们的车子和贩卖的商品。我问他们在这儿挣些钱做什么用？他们说养家，在上海开支也很大，房租也很高，还有水、电、煤气费，如果能积一点钱就回家盖房子。城管对流动摊位的管理平时紧一些，周六周日，城管们也休息了，所以国年路上流动摊位也多一些。流动摊位多了，也影响室内菜场的收入。
在政肃路到邯郸路之间的国年路，那一段也有三百米长度，现在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是小商小贩聚集的地方，摆的是地摊、卖的都是女孩子喜欢的小玩意儿，有围巾、玩具、手套、丝袜，有不少书摊，都是大学生下课以后去光顾的，一到晚上，那儿饮食摊又特别红火，食品的香味扑鼻，也有不少新疆维吾尔农民来此卖烧烤，不少大学生在那儿吃零食，摊主都很年轻，给他们第一次照相时，很警惕，生怕城管来抓证，后来给他们看了照片，送了他们相片才放心，再去照时，他们就欢迎了。因为没有人给他们拍过生活照，对数码相机感到新奇。
现在，在我住的宿舍小区内每月十五日，也有集市式的摊贩来设摊，那是街道组织的。那一天有几十个摊贩在小区设摊，有卖服装的、卖日用百货的、卖粮食的、买内衣的、卖眼镜的、修家用电器的、修煤气灶和卖煤气灶的、修鞋的等等。当天周边小区的居民都来赶集，买东西。这给小区居民中的老人提供了方便，有推轮椅来的，可见老人们出行不方便，这部分摊贩都是本地的下岗和退休工人，最低保障和退休工资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才出来再做一点营生，他们的定期来小区，给小区居民也提供了方便。他们的摊位就设在我家门口，时间一久，我与他们熟悉了，大家相处得也很亲切。各种形式小商小贩的存在，既是他们的生机，也是我们每一个市民生活上的需要。
在与这些摊贩接触过程中，我发现小商小贩是农民跨出个体经济的第一步，他们是通过小商小贩才进入城镇，参加市场交换。学会商业行为，这是他们在城市创业的第一步，我们不能挫伤农民进城创业这第一步，而是应该积极支持并帮助他们逐步在城市安家立业，开创一片新天地。决不能砍杀他们刚入城的第一步，城管的职责应是理解他们，帮助他们，好好为他们服务，既保持市容又让他们从这里起步谋生。昨天我还看到一对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男女在国年路室内菜场门口摆地摊，卖袜子和手套，我买了五双袜子，一付手套。我问他们从那儿来，说是从苏北农村来，男的说他自己在一家设计动漫的公司上班，他爸妈是在室内菜场摆缝纫机摊和日用百货的，他爸妈都认识我，这次让他们在门口摆地摊学习如何经商。他们一面经商，一面四目张望，害怕城管来抢他们的东西。对于这样的九Ｏ后青年的人生起步，能不加爱护吗？服务型政府的职责不是管人，而是为人民服务，城管更应如此，不仅为当地的居民服务，也应为流动的小贩们服务，要懂得这些流动的小商小贩也是国家的主人，要有为他们服务的观念。只有这样城管与流动小贩之间才能有和谐的亲切的相互关系，而不是什么猫鼠关系，惩罚不应该是城管的主要手段。城管应该做的是帮助和扶持他们的成长，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这个社会总是不断会有新人加入小商小贩这个行列，这是社会生生不息的机能在街道上的反映，不要扼杀青年农民的生机，让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河水中学会游泳，学会如何创业，做一个有作为、有益于社会的人。他们的生活和事业欣欣向荣，那么我们的国家走向城市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便会更有希望。在他们身上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到处却是活生生的真实生活，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普普通通，看起来都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而我们整个社会和国家便是坐实在生活于各个城市中，这样千千万万小人物的基础之上的。
我读过一本题为《粮民》的新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在今年8月出版，书的叫爱新觉罗·蔚然，可能还是满清皇室的后人，他化数年时间，踏遍了中国西北和西南贫困地区农村进行采访，他诉说了贫困地区农村和农民正在经历的苦难，过去毛泽东同志曾经号召历史工去工厂、农村编写厂史、村史、家史，蔚然先生实践了这个号召，我想如果有人能去采访一条马路上家家户户小商贩成长的历史，他们经商所经历的苦难和收获，采访一下那里城管们的苦恼和思想，将它们写成一本书，或许它将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反映一个时代某一侧面生活风貌的好书。看看农民是如何从一个小生产者，一步一步艰难地融入城市的市场经济的，如何成为城市中的商人、工人、企业主的；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又是以什么样的眼光和态度来接纳他们。历史不仅仅是英雄们的历史，也有千千万万小人物参与其间，他们的故事一样生动而富有情趣。或许他们会给社会工和历史工开辟一个全新的天地，生动而具体地说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社会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一切繁荣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些生活在底层的民众们的牺牲和努力。喜欢宣传“普世价值”的民主和自由的朋友们，不妨具体地说你们那民主和自由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帮助，让他们也理解你们的说教，脱离实际的空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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